導論 傳媒與政治的交光互影
《新聞自由的幽靈》付梓，與《「國際傳播」國際化》（李金銓，2022）和《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李金銓，2019）允稱國際傳播領域的三部曲。
本書寫作期間分兩段，第一段跨越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幾乎都是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期間；第二段新增四篇文章撰寫於2010年以後，那時我又回到香港任教了。本書主要以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三個華人社會為觀察分析對象，先是針對主題做各自的個案研究，接著三個社會不斷互相參照，最後聯繫到整個全球脈絡（特別是與美國關係）的變化。這些個案研究多少有拓荒的性質，篳路藍縷，開啟山林，能夠借鏡的成熟文獻不多，材料一點一滴得之不易，還要提出一個適當的架構安頓零星材料，對我毋寧是一項艱困的挑戰。但也因為做過這類比較性的個案研究，涵泳沉潛，我才有點底蘊發展國際傳播知識論與方法論的淺見（李金銓，2019），不致無的放矢，更不必窮搬硬套時髦的西方理論。
本書原名《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2004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次增訂以「重抖擻」（定盦詩句）的新面貌問世，改名為《新聞自由的幽靈》，因為整本書最關注的就是新聞自由的脈絡，以及它與政治的內外互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開篇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馬恩以「幽靈」反諷和駁斥舊歐洲的一切反動派勢力。我借用他們的名言來說明一個道理：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嚴正宣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基本人權，但獨裁政權、專制統治者和既得利益者無不把新聞自由看作洪水猛獸的「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本書比較分析新聞自由的常與變、同與異——新聞自由永遠有許多內外的敵人，永遠面臨許多內外的挑戰，永遠不是靜止狀態的成品，它可能失而復得，也可能得而復失，所以這是一個不斷變動、不斷鬥爭、不斷戒慎恐懼，不斷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態互動而追求止於至善的過程。本書從頭到尾的基本精神，亦應作如是觀。
我沒有充分預計到增訂工程的艱難，豈僅是文字的增刪，更要追溯時間和空間脈絡交叉變化，從整體格局不斷斟酌外在環境與媒介生態變化的來龍去脈。修訂工作斷斷續續花了將近兩年，為了納新，只好割愛六章（含〈附錄〉）。本版著力最多的是新增四章（第三，六，七，八章），其他各章也頗費神，其中三章（第四，九，十一章）修幅尤大，全書新增和修訂篇幅約達12萬字，遠遠超出原來的規模，絕非舊文新刊而已。
這篇〈導論〉有四個目的：第一，簡介我在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取向，以便讀者了解我如何處理不同的社會理論（第一，二，四，十三章）。第二，聯繫並燭照一個獨特而富有深刻意義的新單元（第五至八章）——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增生的漣漪，包括中國知識和輿論菁英對「現代化」的想像與論述，「天安門」象徵意義的常與變，以及美英菁英媒介對天安門事件所建構的意義。第三，當今國際格局急劇變化，諸如中國經濟崛起，中國從「韜光養晦」到「戰狼外交」，中臺港新聞自由的起伏遞嬗，臺灣和香港與中國認同愈行愈遠，如何深刻影響華人社會的傳媒政治，形塑它們之間的互動？第四，以往20年，無論中國、臺灣或香港，媒介與政治生態都經歷太多太快的變化，我想提供綱領式的綜合闡述，兼有「點題」的作用（第九至十二章）。許多理論闡述必須在急速變化的世界脈絡中重新審視。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試圖描繪一幅新輪廓，但許多複雜的事物正在發展中，尚未穩定成為動態的平衡，我又學有未逮，所以只能提出階段性的淺釋。
一
我在《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詳述知識論和方法論的淺見，此處盡量從簡，僅以關係本書部分者為限。
一位教哲學的朋友說我屬於脈絡學派（contextualist），我欣然同意。我常覺得，社會理論很少有絕對的是或絕對的非，通常是角度變化，觀點自然不同。一個脈絡之「是」，可能是另外一個脈絡之「非」；在同一個特殊的脈絡裡，可能亦是亦非，相反而相成，端看條件、時間、議題而定。誠如蘇東坡的詩句：「橫看成峰側成嶺，遠近高低各不同。」柳暗花明，轉個彎，就看到又一村的景致。是故，我此生轉益多師，深受很多人的啟發，至今尚未皈依某個固定的理論教派。
有人形容我的取徑是「中道」。「中道」說不清楚，也未必準確。我常舉例說，假如有兩個相悖的理論或概念，必有四種邏輯的可能性：（1）兩者皆錯；（2）一個對，一個錯，兩者必居其一；（3）在不同的脈絡或條件下，兩個都對；（4）兩個都對，但解釋力不同。「中道」縱使勉強概括（3）或（4），也不盡精準。若問，社會理論既然沒有絕對的是與非，豈不與上面的（1）和（2）矛盾？答曰：「是」或「非」是根據脈絡走的，不是絕對固定不變的。必須說明，我說的「脈絡化」不是1加1等於2（再除以2）的和稀泥，不是在兩造解釋之間故作調人，更不是機械式的湊合。要之，我主張問題要「適當」脈絡化：這個立場反對基本教義派，他們無限上綱，以致觀點絕對化、本質化而教條化；也反對漫無邊際地相對化，以為一切觀點無分大小皆等量齊觀，其荒謬的程度，猶如假定廬山的峰和嶺沒有遠近高低之別。
本書第一章〈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綜合比較自由多元和激進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正是表達脈絡化的旨趣。我寧可把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取徑看作一種靈活的、變化的辯證關係，而不是黑白兩元對立。我認為，激進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集中批判市場資本，分析西方民主國家的媒介壟斷誠然一針見血；但在國家機器強力支配一切的社會裡，市場至少提供部分制衡政權的力量，自由多元學派的說法反而富有洞見。中臺港的權力和資本都在急遽重組，這兩個理論又矛盾不安同時交錯存在。當然，這三個華人社會有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中國大陸的市場自由化是否造成權力與金錢奇異的勾結，使媒介陷入雙重異化的境地？臺灣在解嚴以後，政治的壓制力量逐漸從媒介撤退，但市場扭曲的壓力不斷加大，自由派和激進派的解釋各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權回歸如何與市場秩序互動，中央政權蠻橫干預如何扼殺媒介自主？
我試圖擬出粗淺的綱領，如果要問我偏向哪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取徑，我的答案是：（1）先看哪一個說法比較符合歷史經驗；（2）再看哪一個說法在特殊脈絡裡面更能促進民主。追究到最後，自忖帶有西方意義的自由左派或社會民主色彩，一邊反叛專制政權的壓迫，一邊對抗經濟腐蝕勢力的宰制。這是許多權力邊緣的知識人所站的立場。當然，有人會覺得我太右，有人會覺得我太左，怎麼標籤無所謂，因為左左右右本無實相，取決於觀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請先考察我的學術工作是否合格，再計較立場不遲。立場不同的人可以爭鳴，可以聯盟，可以對抗，也可以求同存異。
第二章和第四章述評幾個社會理論（自由主義、黨內馬克思主義改革派，和新左派）如何詮釋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和政治制約的矛盾，以及媒介自由的解放意義。我嘗試讓宏大的社會理論和現實做有意義的對話（dialogue）、協調（accommodation），或對峙（confrontation）。社會理論勾勒「理想社會」的遠景，有解釋和批判社會的作用。自由民主的概念源自西方，現在已經是普世價值，也是人類共同的願望，儘管每個社會和時代可能賦予不同的內涵。我只在綜合分析、解讀重構「西方」社會理論的階段，踏出的步伐很小，但對於交流與對話心所縈繫，對於建立「主體性」也無時或忘。
第四章〈中國媒介的全球性與民族性—話語、市場、科技以及意識形態〉，著眼於全球性與民族性的辯證關係。中國崛起獲益於後冷戰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秩序。全球性不但沒有削弱中國的民族性，反而有助於對內鞏固政權的正當性，對外向西方爭奪霸權地位。西方覬覦中國的科技、金融和媒介市場，不料中國的門扉緊閉。西方原來預測新科技和經濟自由終將鬆綁中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中國當局對此也深具戒心，現在證明國家機器完全有能力駕馭科技和經濟，並選擇性地為己所用。中國經濟愈富，政治控制更緊。現在最受注目的問題是：中國從全球自由秩序獲益的同時，是否意圖聯合威權國家推動另一個全球化的秩序？
第十三章〈超越東方主義話語—亞洲媒介與民主化〉，首先我質疑「亞洲」這個地理名詞能不能跨界泛指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同質性？接著，我試圖解構一組本質化的概念，例如「亞洲價值」、「儒家文化」、「文明衝突」和「歷史終結」，它們大而無當，粗糙模糊，妨礙我們了解亞洲媒介和民主化的因果關係。最後，我提出三個面向——民主本質、市場角色、全球性與民族性——重新思考媒介與民主的命題。
二
首先要問：為何我花這麽多精力在天安門事件的報導上面？其一，不容青史盡成灰。天安門事件是20世紀下半葉人類的大悲劇，也是中國近代史永不磨滅的傷痛。誠如著名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Spence, 1990: 747）所斷言：「儘管中國政府進行思想和政治鎮壓，我們沒有半點理由相信：1989年的抗議會是最後一次！」其二，美英菁英報紙反映菁英共識，蘊涵社會的「恆久價值」（Gans, 1979），從中可以管窺民主國家內部菁英媒介與權力結構微妙的互動，也可以從中探索中美關係變化的一鱗半爪。其三，這組研究環環相扣，可以從側面了解中國如何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轉變為習近平的「爭霸」和「戰狼外交」。其四，我們從一個核心的關懷出發，以傘狀方式輻射到其他問題，理論和經驗層層推進，以「組群」為主的設計有別於單篇孤立的規劃，青年學者或可參詳。
接著陸續介紹這一組四篇文章。第一篇，我當初寫〈建制內的多元主義——美國菁英媒介對華政策的論述〉（第五章），想解決一個理論上的困惑：我們一向相信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和新聞自由的燈塔，但到了美國讀書開始閱讀左派的批評，居然控訴美國是帝國主義霸權，媒介為其向外擴張意識版圖的馬前卒。我想在抽象層次孤立來看，兩邊似乎都言之成理，倘若不置諸比較經驗研究的語境，各說各話，將成為永遠不會有交集點的意識形態。我以天安門事件以後《紐約時報》對華政策共11年的論述，從事建構式話語分析。我的分析管窺到美國媒介的三個性質：（1）迥異於歐洲報紙與黨派密切掛鉤的傳統，《紐時》代表典型美國菁英媒介的「內部多元」（internal pluralism），社內延聘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專欄作家，社論則通常採取他們之間的中間路線，左中右論調時同時異，有時感受到內部陣營微妙而斯文的緊張，合力組成一幅言論多元的張力。（2）菁英媒介對華政策的論述，大方向與美國外交政策以及海外利益關係緊密相連，但他們並不聽命於美國政府，甚至批評起政府政策相當嚴厲。（3）美國菁英媒介言論多元，卻拘泥於官方既定的狹隘視野之內，也就是「統一中見分歧」，宛如唱出一個主題的幾個變奏，我稱之為「建制內的多元主義」（established pluralism）。
天安門事件是國際政治的分水嶺。美國政府為了制裁中國對人民的血腥鎮壓，試圖重新圍堵中國，但成效不彰，改為積極來往（即胡蘿蔔和棒子兼施），最後柯林頓在第二任宣布：「我要把中國帶進來，不是把中國趕出去。」他支持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便向中國「輸出民主最珍貴的價值之一：經濟自由」，他顯然要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文明秩序。911恐怖襲擊以後三個月，中國即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契機，美國和西方繼而慷慨地以資金、市場、科技、知識與教育支持中國。不料後來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兩場戰爭，徒勞無功，勞民傷財，國力大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唯中國一枝獨秀，乘虛崛起。美國扶持中國經濟發展，豈料哪天中國起而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這是近幾年中美關係破裂的主因。
第二篇〈「注定要崛起」——中國媒介菁英論述全球新秩序〉（第六章），分析本世紀初（2000～2005）中國重要國際問題專家的言論。美國宣稱「注定要領導」（bound to lead）後冷戰的全球秩序，中國則強烈表達「注定要崛起」（bound to rise）的意願，各取所需。中國「和平崛起」占整個論述最重要的分量，中國的崛起未必需要挑戰美國霸權，所以「反霸」的情緒並不高昂。其實，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國面臨文革結束以來未有的國際孤立和經濟蕭條，鄧小平立下「韜光養晦，不出頭，不對抗」的三大原則——行事低調，不強出頭成為第三世界領袖，不對抗美國，埋頭努力，發展經濟，累積國力。在「後鄧」的江胡當政時期，中國看不出有挑戰美國的能力或意圖，北大國際關係專家王緝思說，中國崛起乃大勢所趨，「萬事皆備，只欠東風」，但望美國不要阻撓中國崛起的進程。多數專家學者警告，千萬不要貿然與美國為敵，以免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人呼籲以中國文化建構一個國際新秩序，與西方抗衡，但並不是主流的聲音。
第三篇〈以關鍵事件為「新聞圖標」——「天安門」在美國菁英報紙的社論象徵什麼？〉（第七章），分析《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社論在20年間如何闡釋「天安門」一詞，以及話語結構的生命週期。天安門事件是偶發的「關鍵事件」（decisive event），1989年6月4日的屠城變成「界定性的時刻」（defining moment），凝聚成為一個「新聞圖標」（news icon），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濃縮印象，充滿了層層的象徵意義，供給人們一把總括性的鑰匙，以了解中國的內與外。菁英媒介賦予「天安門」的意義，有一部分（而非完全）與美國外交政策同步。第一階段，1989隨後幾年，「天安門」幾乎象徵全世界所有的共產與獨裁暴政；第二階段，1990年代末則具體指涉中國蹂躪人權；第三階段2000年以後，變成儀式性的記憶，但也構成美國外交政策的道德底線，一旦有事（例如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及他的逝世）隨時可能觸發心靈深處的慘痛記憶。
第四篇〈追憶「天安門」和「柏林圍牆」——美國菁英報紙的週年紀念報導（1990～2011）〉（第八章），分析《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22年間對天安門事件和柏林圍牆倒塌的週年紀念報導。天安門事件爆發不到半年，柏林圍牆相繼倒塌，這兩個事件驚天動地，象徵西方民主的勝利與共產世界的失敗。但對美國來說，天安門事件畢竟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輿論對華政策的主張莫衷一是，與外交政策有分有合；而柏林圍牆倒塌不折不扣是西方的勝利，菁英對此毫無疑義，媒介的話語大致契合外交政策。儘管表面話語時有轉變，美國媒介的意識形態結構是高度穩定的；例如媒介先譴責共產主義導致中國經濟滯後，及至中國經濟成長迅速，卻又歸功於中國「走資」，與共產主義「不相干」。
我最後決定忍痛割愛第五篇〈全球媒介事件的「集體記憶」——比較英美菁英報紙對天安門和柏林圍牆的週年報導（1990～2014）〉（Song and Lee, 2017），一因篇幅所限，二因研究技術含量恐超出一般讀者的舒適圈。此文進一步比較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英國《泰晤士報》、《衛報》，並以網路為基礎的電腦文本分析和批評性歷史話語分析為工具。研究證實，兩國菁英媒介不但以反共的框架闡釋這兩個事件，而且話語逐漸匯流於世界公民的人權。美國是世界強權，媒介視野自然是全球性的；英國不再是「日不落國」，媒介眼光局限在歐洲和區域性問題，關注柏林圍牆倒塌遠高於天安門事件，而且僅限於天安門事件對香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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