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遲滯的未來中等待：中間物與眾罔兩的時間性
陳佩甄／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十五年前《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2007）一書出版時我剛離開研究生身分，過了好長一段打卡上下班、靜不下心讀書的日子。彼時自己在碩士論文中處理（不來）的問題暫時被我拋在腦後，對於台灣的酷兒論述、同志運動、性別理論，我感到階段性倦怠。當時本來身處邊緣的同志／酷兒認同與文化生產已經不那麼邊邊了；有了賣座電影、有數個文學獎加持，至少在一眾學術文藝魍魎的狂歡下有了一方天地與能見度。甚至去到同志、性／別研究座談總會遇到年輕的人們暢談自己約砲、吃藥的經驗，並認為那是在抵抗（什麼）。從我的個人視角望出去，《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在彼時的情境下顯得不那麼合時宜、甚至有些「古典」：在以「酷兒」為題的論文集裡，多數文章在討論女同志文化（特別是文學經典），且取了含蓄傳統為對話框架，更別說莊子與眾酷兒們的背離親緣。
十五年後我回到學院讀完博士還幸運找到教職，竟也在此刻迎來了《罔兩問景II：中間物》（下稱《罔兩II》）。作為《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下稱《罔兩I》）的續篇，《罔兩II》最明顯的承繼已非一九九○年代以降、台灣與西方混血的酷兒，而是第一部論文集中的兩個子題「婢妾」與「科幻」。這個看似跳躍的延續，倒是讓系列主題中的「罔兩」更加現形（或說變幻形體）：因為「罔兩」的影外微陰之義，已不在狹義的性少數，而是擴及到更多無以名狀之物——與人為主體的妖、妾同行的，還有物質的罔兩（道路、核廢料、斷指、科幻文體），情感的罔兩（負面性、控白、古老鬼魂）。但是這兩部論文集，倒也不是在點名誰是「罔兩」、或「罔兩」為何？重要的在於「問」，即思考、叩問邊緣的能量形式。
「眾罔兩」作為方法
雖然《罔兩II》已將討論移往「中間物」，但我想還給「罔兩」一個遲到十五年、來自我個人的系譜式閱讀，聚焦在其「不合時宜」與「模糊面目」。我認為這兩個特質造就「罔兩」的時空異質性，回應的是貫穿兩本論文集的多組權力系統，包含：現代化意識形態中介的統一的時間與同質的空間、學術知識生產的單向與不均衡關係、歷史構造中的非物質性內容等。
「罔兩」首先在原本的意涵（影外微陰）中即諭示雙重邊緣位置（邊緣的邊緣），是被層層稀釋的（類）主體。其指涉之難，即造就了互為參照之不可能。就如同《莊子》寓言中提問的是（影子的影子）罔兩，但影子的思考卻是針對其與「形」之間的關係，指出萬物皆有依附，層層相因、難以推究其原理。然而「形」、「影」之間的依附關係依舊中介著我們對於萬物之間的關聯與想像，更經常將罔兩排除在外。我曾在別處解釋自己在研究命題上試圖鬆動二元對立系統，因而將同處「邊邊」位置的「前殖民地」與「社會內部他者們」互為參照，以作為方法。若將兩本論文集的「罔兩」並置，即能得出一份十分貼近我近十五年來的研究命題與問題意識。
在「罔兩作為方法」的參照系中，「形－影」相互指涉的關係，就如同「東－西」二元架構（East-West referencing），西方自為中心、將東方劃作邊緣，且東方總是以西方為參照以指涉自身。而「形」在此問答中的「不在場的在場」，更象徵著帝國權力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 of empire），非帝國者也都需要以之定義自身內涵。最終，「影」與其「所待」之對象間的關係，總是單向指涉（uni-directional reference），而非橫向與其他影子、或甚至轉身與「罔兩」互望。這些存在已久、根深蒂固的「形－影」間「二元」、「單向」、「縱向」關係，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看待、解釋世界的方式。
然而「罔兩作為方法」朝向的絕非是以邊緣的邊緣另立中心，或後殖民批判採取的次級化中心策略。就如同《罔兩II》聚焦在中介、轉移、中間這幾組關鍵字，即是在強調：無論是移動既有的中心位置、或另立的（alternative）中心，都不足以挑戰二元對立的世界秩序。但也正因此，只有如「罔兩」這樣的位置，才能指出這些中介著地緣政治與社會內部階序關係的參照系統，更重要的是，對此提問。
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在十五年前的〈序：「罔兩問景」方法論〉序文中即指出，罔兩的提問有兩個意義：
其一，在一個公私領域都忽略的、人們幾乎看不見（平常誰會注意影子外面猶有微陰，影子還有影子呢？）的位置上，向著常識世界理所當然的主從階序關係提出疑問，並且是對著比較有可能反省這個關係的、被視為從屬性的主體發問；其二，透過一個位於二元性主從階序關係邊緣、難以辨識的位置詰問，文本出現了二元關係之外的聲音，這個聲音之被辨識，也許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於一種貼近發問者的閱讀。（劉人鵬、白瑞梅，2007：iv）
以「二元關係之外」的位置、對「主從階序」發問，是十五年前的罔兩問景方法論。而該書的各篇論文也指認了「常態性－不正常」、「陽剛／ T－陰柔／婆」、「人－非人」、「現代進步－卑賤倒退」、「含蓄－暴力」等二元、主從的參照結構，並試圖為「眾罔兩」賦形，達到橫向參照。然而，此時的「眾罔兩」幾乎等同於「性罔兩」，並著重在意識形態與象徵的分析面向，較少觸及歷史參照系統運作模式的物質基礎。更進一步來說，「眾罔兩」的邊邊位置不只與性／別身分有關，如何與其他生命形態緊密扣連，如何將經濟階級、甚或族群政治連結提問，據此以更趨近於「眾」的模糊面目（同前引頁），而非僅是「罔兩」的邊邊位置，或許是此方法的未竟之功，也是其「不合時宜」之處。
眾罔兩的時間
此處的「不合時宜」，指的同時是在十五年前、社會急於為罔兩賦形的時代下，「眾罔兩」模糊面目的不可得；以及當時與「酷兒」同行時、產生微妙的共謀又互斥的關係。一九九○年代以降在台灣並肩發展的酷兒論述與認同運動，本該背離彼此、卻殊途同歸。酷兒理論主張的「去（認同）分類」（de-categorical）─強調抵抗並轉化羞辱汙名為酷兒共享的認同經驗，而非「gay」、「lesbian」、「bisexual」等殊異類別─的取徑被（政治與性）認同運動收編為包容性排他的政治正確修辭。因此當罔兩問景方法論被提出時，台灣社會的性少數多已占好各自的位置，不知去哪兒的也有個「酷兒」可暫放。「模糊面目」被視為是暫時的，因為「A」到「Z」一定有其所適之處；「罔兩」或被視為「酷兒」的同義詞，或是在地實踐。
然而，若我們不侷限於空間化地理解「模糊面目」，而是賦予其時間化的想像：模糊或如渾沌，是天地未形成、元與氣不分時的狀態。那麼在此時間向度中，「眾罔兩」並非遲滯（belated），而是未到（yet to come）；它們並非後殖民主義式的、拒絕黑格爾－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拒絕將同性戀、女人、黑人視為內在於西方現代化線性史觀中那個播撒的時間性，而是在推遲的未來中等待。我在此想指出的是，僅以空間性（邊緣位置）來想像眾罔兩或許不夠，「未到」、「推遲的未來」的時間悖論，指向的正是眾罔兩干擾線性時間，永遠的不合時宜之態勢。
這十五年來北美酷兒研究與理論家亦從身分認同轉向關注「時間性」，並以創傷情感（Cvetkovich, 2003）、生存模式（Halberstam, 2005）、倒退（Love, 2007）、反進步（Ahmed, 2010）、慢死（Berlant, 2011）、情感支配（Povinelli, 2011）、異步／ asynchrony（Freeman, 2010）等主題朝向酷兒「負面」經驗的重構與復返。這些研究強調時間化的生命形態，而非空間化的認同形構，亦將宰制性／別經驗的權力結構複雜化，納入2000 年以來劇增的「債務、危機、不平等、裸命、生物政治、新自由主義和帝國」等問題一併思考。（Wiegman, 2014: 5）在些研究裡，情感和時間性被突顯來強調資本主義或種族主義運作下的進步與幸福意識形態，同時串連精神疾病、身體障礙、老年、性暴力、貧窮等並行的多組問題。這樣的做法一方面直視性／別框架以外的酷兒經驗，同時也將酷兒與其他社會群體連結。這些議題或主體，在日常經驗領域中是以一種「中間」（in-between）的時間性連繫在一起；這種時間性以個人經驗為尺度，同時產生想像世界的方式，這樣的間隙狀態，經常體現在透徹的自我反省獨白和焦慮中。
上述北美學界關注的命題、也曾透過罔兩研究群陸續引介到台灣：透過出版論文集的方式帶入「憂鬱倒退」、「抱殘守缺」、「妻妾（不）成家」等理論化思考（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2010；劉人鵬、宋玉雯、蔡孟哲、鄭聖勳編，2012；2014），或與麗莎．杜根（Lisa Duggan, 1954-）、安柏．霍利博（Amber Hollibaugh, 1946-）等理論家與運動者對話新自由主義下的階級、（性）勞動與貧窮問題。（註1） 這些發生在兩本「罔兩」專輯之間的學術對話，雖然與上段提及的北美學界的發展幾乎「零時差」的並行發生，但其時間感依然是鑲嵌在台灣社會當下情境裡：對於過往十五年在台灣發生的愛滋治理、同婚論辯與性權抗爭等多組議題，「罔兩」也未缺席。
那麼，這樣一種時間化理解後的「眾罔兩」，要如何作為方法？我認為在《罔兩II》至少拉出了三條路徑與三種時間性，這三種時間性都展現了我在本文提出的時間悖論─遲滯的未來，而非以線性歷史或「邊緣－中心」來理解。「遲滯的未來」更突顯了《罔兩II》跨時空、跨類別的內涵，以及「中間物」非空間性的過程與過渡性。以下我將透過論文集中的「情感」、「非認同化的性相」、「非人物質」為線索，並結合我自身的思考，試著探問以「眾罔兩」作為方法的路徑。
有情時刻：「情感」作為中間物
亞美與冷戰文化研究者王智明在其系譜化探究台灣冷戰知識生成的專書中，以一小節〈情感的表述：罔兩作為方法〉為題，梳理「罔兩問景」作者群（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成員為主）在此研究命題上的累積，指出「罔兩的位置恰恰就是社會符號結構中那個無法被說出、辨識與認知的存在」。（王智明，2021：388）他進而連結我在上段提及的、同一群研究者累積的北美在地思考於台灣文化研究的「情動」理路，強調酷兒批判對罔兩位置的情感認同。（同前引，頁591）王在此節寫下許多段落引述已故學者鄭聖勳（1978-2016）的「憂鬱與障礙訴說」，認為核心「不在於訴說本身，而在於訴說之障礙與不能，以及耽溺其中的絮絮叨叨、斷斷續續」。（同前引，頁392）鄭聖勳的反身性美學留下了不可忽視的罔兩遺產，正是其中的兩種時間：一是叨叨絮絮的瑣碎、破碎時間，二為憂鬱倒退─時間化的情感表述。同時將情感與時間連繫在一起，則能夠具現情感作為中間物的歷史性，進一步補充／修正了「感覺結構」這組概念的未竟之處。
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於一九六○年代提出「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一詞，作為許多日後研究者探討、分析情感政治的濫觴，我則注意到他如何初步將「感覺」與「時間」扣連思考。（Williams, 1977）威廉斯以「感覺」（feeling）一詞強調與「世界觀」或「意識形態」等概念的區別，認為社會對於既有的觀念總有著相同、固定的認知，但事實上在不同的時代或階段下應該會產生屬於當下變動、流動的感受。但在威廉斯的觀察中，感覺結構經常呈現出的是「過去的時態」，一代人要理解或與上一代人產生連結的企圖，總是倚賴既定的（已完成的過去）世界觀。因此他強調「感覺」（feeling）一詞的「現在式時態」，因為這個結構是動態的，有著不同時間並存並作用於經驗，因此「感覺結構」並非僅是當下的經驗，也將觸及其他歷史時期的參照或遺緒。
我欲從上述要點中突顯一個問題，即威廉斯堅持的「時態」經常在相關討論中被忽略，而著重在「感覺」與「結構」的因果表述與體現方式；或將「時態」等同於「歷史時間」，以線性時序理解過去與現在的關係。例如討論「酷兒憂鬱」就會指向當下的集體情緒與相應的壓迫結構，或將過去的感覺直接延續到當下來證成其存在的歷史。當然威廉斯並未具體論述我在此提點的時態問題，因此我需要稍微離開威廉斯的概念，另闢思考路徑。這使我轉向其他與感覺、情感相關的討論資源。
註1 麗莎．杜根與安柏．霍利博分別於2014年5月16至20日、2015年底訪台。
（全文未完，詳見《罔兩問景II：中間物》序〈在遲滯的未來中等待：中間物與眾罔兩的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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