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鄞縣城中一少年
明崇禎十年前後，浙江寧波府首邑──鄞縣城中，有一位絕頂聰明的世家子弟，突然變得墮落起來，使他鰥獨的父親為之痛心疾首，使他家的親戚朋友為之搖頭嘆息，凡是知道他家情形或認識他父親平素為人端方不苟的人們，談到這位少爺，沒有人能同情他的荒唐。
卸任解州知府張圭章這位獨生少爺，長得個子瘦長，面目清秀，皮色雪白，十足是個典型的文弱書生，然而當他說話的時候，聲音非常洪亮，而且目瞳炯炯有光，顧盼非常，如他的朋友明末大儒黃梨洲所說：「自幼跅弛不羈，然風骨清華，局幹敏達，落落不可一世。」
他不修邊幅，不矜細行，故意穿著惹人側目的絳紅色道袍，徜徉街市。
這位年在弱冠的青年，他不滿現實，而豪情萬丈，無處寄託，又管束不住年輕人動盪的心志，因此接二連三地做出荒唐事來。全祖望年譜說：「公少好黃白之學，嘗絕粒運氣，困殆幾斃。已而游於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據說他曾輕財結客，擁有一大堆談兵挾策之徒，做他的朋友。後來忽又縱情賭博，歡喜「呼盧狂聚」，「……時時從博徒遊，擲立盡，輒大噱稱快為笑樂」。
實在說，他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孩子，十二歲上就死了母親趙太夫人，他的父親沒有再娶，一身擔負了嚴父慈母的雙重責任，望子成龍的心理太急切，對他的管教素來嚴厲，居常鞭扑捶楚，不稍顧惜，反而形成一種絕對的反抗心理，如火燎原，終至不堪收拾。
這份世居鄞縣縣城西北廂的張家，雖非累代簪纓的巨室，但也是宋朝張文節公知白的後裔，為鄞城的舊家。清代浙東史家全祖望論甬上族望說：「甬上之張，為四姓之一，其最著者曰文定公之宗；次之曰君子堂，則經略都御史楷之宗，由慈水來者；……處士之宗，名位稍不逮，顧以孝友著里中，稱為雍睦堂張氏。」張圭章也是雍睦堂張氏子弟之一，出生於萬曆六年，少年時代在科場上很不得意，曾以秀才受聘於山陰黃忠端公家做家塾老師，教授黃家子弟，博束脩以自養。他的生平，《鄞縣誌》入〈名賢傳〉，記如：「張圭章，字兩如，領天啟甲子鄉薦，屢上南宮不第，謁選得河東鹽運使判官。」又《寧波府志》人物傳：「……殫心鹺務，著賢能聲，以淡於仕進，致仕歸。為人剛毅正直，嚴於訓子，處鄉族皆有義行。」圭章兄弟四人，他為長子，二弟堯章，早亡。三弟憲章，字性近，號完素，有三個兒子：嘉言、昌言、德言。四弟封章，字季超，號元白，族譜說是一個「燦漫天真，樸實無二，有隱君子風」的人，無嗣，以三房的次子昌言承祧。
圭章夫人姓趙，結婚多年，只有一個女兒，直到圭章四十三歲那一年上，即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一六二○年）的六月初九日，才養了個遲來的兒子，這兒子便是一度「不理於眾口」的張煌言。
煌言字玄箸，號蒼水，趙夫人養他的時候，夢見五彩祥雲入室，所以小字阿雲。他生來非常聰明，只是身體很瘦弱，極為善病，也許是父母中年以後所生的孩子，先天單弱的原故，所以不病則已，「病輒瀕死」。
身體儘管孱弱，頭腦卻是挺好，六歲上學，教他讀書，一上口就能誦讀，到九歲的時候，不論他那嚴格的老父，把怎樣沉重的課業往他頭頂上壓下去，然而他還要偷出空來學作詩。《奇零草》自序說：「余自舞象，輒好為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每以為戒，遂輟筆不談，然猶時時竊為之。」張圭章於天啟四年中了甲子科的舉人，其時煌言五歲。接著他幾次北上會考，都沒有能夠考上進士，眼看年已半百，知已難有「金馬玉堂」的前程，只得轉向「謁選」捷徑，捐了一個刑部員外郎的散差，後來派得一個河東鹽運使司判官的職位。
大概他對河東鹽運確實有過一番努力，不久就又調署河北解州知府，他是帶了一家同到任上去的。
圭章在解州做官做到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年）辛未，他的老妻趙夫人就在解州任上忽然病故，此時煌言還只十二歲，從此就沒了母親。
圭章垂老喪偶，哀悼之餘，就此看破世道，不但不再續娶，鰥獨終身，而且距此不久，他就辭官歸里，從此在老家裡閉門課子，不問外事，一片血心就只注意在這個兒子身上。
果然，少年張煌言不負老父的期望，崇禎八年乙亥，他十六歲就在家鄉──鄞縣縣學中了秀才。
煌言的秀才考試，還有一段逸話：據說當時因為天下多故，崇禎皇帝詔令各省選拔童生，除照考經義辭章之外，還須加試射箭一道，目的在提倡文武合一的教育。不過事屬初倡，應考的童生平日未經這項訓練，無法認真，主試的官吏大抵都只虛應故事，有個名目罷了。但是，張煌言卻曾遵照功令認真練過，所以臨場試射，居然三發三中，贏得滿場的喝彩。
然而，人生的少年時期，竟是那樣多變。
煌言結婚很早，大約十八、九歲，便已娶了夫人董氏，二十歲上，生子萬棋。二十四歲，又生一女。
當他十八九歲時，平凡的讀書生活，已不能滿足他的精神活動，忽然有一種詭異的幻想，攫住了這青年人的好奇心理，他迷起道家所傳說的「黃白術」來，同時還一心一意地鍛鍊絕粒運氣的方法，辟穀求仙，鬧得本來不很結實的身體，奄奄一息，闔家的人環繞在他床前涕泣相勸，他才放棄了那些虛無縹緲的玄想。戊戌年他三十九歲，駐師舟山，作〈述懷〉二首，其一即是回念這段故事。有曰：
弱齡尚遐異，辟穀慕青鸞。骨肉相驚涕，時復勸加餐。因緣誤煙火，塵鞅日以攢。上書獻天子，索米走長安。……蕭然世外味，曾無九還丹？仙靈重名教，忠義固其端。所惡精已搖，何以生羽翰？神理或不滅，毋勞白玉棺？
然而，繼此而後的，他卻是糾合了一班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之餘，繼又縱情聲色，呼盧狂賭起來。煌言只為博取「千金一擲」的痛快，竟負下了一身賭債，逼得走投無路，終於偷出家裡田地產業的契據來，要想變價還債。
這樣子的事情，正如紙難包火，圭章先生立即發覺，激怒得拚命杖責這個敗壞張家門風的逆子，同時通知遠近親友，對他作了一個全面性的經濟封鎖。
煌言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但是賭場的債主並不放鬆他一步，依然追逼得日甚一日。
幸而此時，他遇到了平生第一個知己：鄉人全美樟。
美樟字木千，號穆翁，他早就聽過煌言的故事，但是並未見過這個不齒於鄉黨的少年，恰巧在煌言這個最困難的關頭，他倆一見，穆翁便獨違眾論，慨然說道：「斯異人也！」
全家並不富有，但他為了救拔這個非常的青年，竟把自己所有的負郭良田，變賣了三百兩銀子，代他還清賭債，並且勸他慢慢地折節改行。士為知己者死，煌言終生服膺這位義友，後來他的獨生女兒許配給穆翁的次子，他們兩人也就成了兒女親家。他女兒追述她父翁二人的交誼，有曰：「督師（煌言）於儕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穆翁）稍斂其芒角。」
日後，煌言在海上，全家俱賴穆翁照料，他又在黃岩預備了一個幽僻的住處，一心等待煌言萬一事敗歸來，可以避居，這種生死交情，自非尋常風義所能及。
後來康乾時代的浙東史家全祖望就是穆翁的同族侄孫，也就是煌言女兒的夫家族侄，因此，他對煌言別有一重親切的感情，窮畢生之力，搜輯遺文軼事，而且每年會集同文，舉行私祭，其因緣即在於此。
◇ ◇ ◇
煌言自此重理舊業，折節讀書，至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二十三歲時，以「八十二名寧波府鄞縣學增廣生」的資格，前往省城應考崇禎壬午一科的浙江鄉試。這一科鄉薦的經義題目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用其中於民」。「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君子以容民畜眾」，「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天地之大德曰生」等。
壬午科浙江鄉試的主考官是翰林院編修吳國華，字葵庵，宜興人；吏科給事中范淑泰，字通也，山東滋陽人，而他的房考老師則是青浦人錢世貴，字聖霑，崇禎庚辰科進士，曾任浙江諸暨縣的知縣。
煌言就在這科考中了舉人。
煌言考試的成績很好，本房座師錢世貴不但對於他的文章大加激賞，而且竟從文字氣體上，看出煌言的風格和識見，以褚遂良的大節、宋廣平的堅毅相期許。這篇薦語，非常贍美。如言：「褚河南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性獨豔冶，此先輩於文章家神骨之外，兼登氣體，然必以茂美韶令為入格。此卷勢如驚鱗躍波，情如翔鴻接翼，步驟益閑，符采倍耀，取其章美，足以衣被天下矣。論開創微言，聲出金石，判比度，不失分寸。五策敷陳時事，條達通明，知為才識兼茂之士，佇看大受者也。」房考座師這樣推重，主考官的評騭也不尋常。
編修吳國華的批語是：「雅思雋筆，萬籟俱澄。」
左給事范淑泰的評語是：「不事高深，澹然自足。」
於是這二十三歲的生員，就在這次鄉試中了舉人。
中了舉的士人，除須準備赴京會試之外，為謀生計，有人坐教館，有人選編鄉闈卷子的名篇，交給書坊印成選本出售，收取編輯潤資，謂之「選政」，但選者也須薄有聲譽，選本才銷售得出去，如《儒林外史》中的馬二先生，便是替嘉興文海樓書坊精選三科墨程，居然也稱「選家」的便是。煌言中舉後，也曾搞過這玩藝兒，所編題曰「銘燕」，無非賺些潤筆，作為北上會試的盤纏而已。
照明代的科舉制度，鄉試的次年即為會試之期，各省的新科舉人，都要計偕入都，北上應考。大約煌言也曾於次年──即崇禎十六年遠赴北京應癸未科的大考。不過，這一次他卻並沒有考上。而且在他南返不久，就已爆發甲申國變，整個中國因李闖攻陷京師而全面動盪起來，烽火漫天而起了。十年後煌言追懷昔遊，有曰：
棄繻猶及到燕關，慘澹風雲十載還。狼鬣自從當日舞，龍髯能得幾人攀？漢陵弓劍存亡後，晉室衣冠興廢間。轉眼書生成故老，慚無媧石補江山。
他自幸拋卻儒冠、從戎救國以前，還來得及以一個新科舉人的身分參加禮部會試。此後，他就與飄搖的國脈同命，再無那樣從容的際遇了。
◇ ◇ ◇
煌言出生在萬曆朝的最後一年（一六二○年），天啟一代七年，正是他童年的黃金時代，然而明代的政治，卻就壞在這兩代皇帝──神宗和熹宗的統治之中，君昏政秕，閹宦擅權，把一座三百年的大明江山，直搞得天昏地黑，水盡山窮。等到崇禎皇帝即位，早已內憂外患，交相倚伏，流寇起於西北，女真盤據兩遼，烽火滿野，邊患連年，國家的命運，久在風雨飄搖之中，面臨崩潰的邊緣了。
崇禎帝初即位時，雖然極想奮發有為，頗有一番英明果敢的新氣象，懲除閹黨，任用清流；然而敗亂已入腹心，積重一時難返，加以崇禎求治心切，操持過激，到後來連他自己也把握不住一定的方針，無論軍國大政的決策，內外臣工的選擇，都常常朝令夕改，忽起忽降，在位十七年間，秉政的首輔，就更用到二十餘人之多，朝局焉得不亂？而且，中樞的步調如此不穩定，又如何能望地方政治的修明，加以法令如毛，責望急切，譬如揚湯止沸，自然求治反亂了。而明末士大夫間盛行結黨的風氣，又使得崇禎對於他們個個都覺得可疑起來。既不能信任結黨的士大夫，生長深宮的皇帝，便很自然地重蹈了明室帝王傳統的痼疾，回頭專任太監，付以監軍、典鎮、理財等重任，把國家的命脈──軍隊和財政交到這班宦官手上，還有什麼希望，終於弄得人心離散，禍亂一經爆發，便不可收拾而終於覆亡。《明史．流寇傳》載李自成批評崇禎的話：「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實在是非常客觀的評論，不能以人廢言。這樣一個悲劇性格的皇帝，偏偏遇上這麼一個悲劇氣氛濃重的時代，天下怎得不亂！明室怎得不亡！
朝政如此，而地方政治的黑暗更甚。飢餓線上的農民，實在是流寇叛亂最大的資本。
明朝的土地制度，對農民的壓榨，異常苛刻，在官田的名目之下，皇族有皇莊，勳臣有官莊，這些莊田初還限於畿輔，後來遍及郡縣，竟占當時全國耕地七分之一的面積，這本來已是一種驚人的霸占了；何況管皇莊的太監，管官莊的豪僕，對於農民的敲榨剝削，又是無限的驕橫；地方官又任意派遣徭役，廢時失業，捐租重重，吸血吮髓，沒個休止，再加以崇禎年間的水旱蟲災，又遍地皆是。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農民，便個個抱著鋌而走險的思想，一有機會，無不參加叛亂。一股一股官逼民反的叛亂與暴動，必須用兵鎮壓，而官兵的兇殘甚於盜匪，酷吏的掊剋敲剝，又永無饜足，遂使一部分老實而不敢叛亂的農民，也不得不因逃避官家的逼迫投身「寇黨」，於是，「流寇」的勢焰日益旺盛，力量日益龐大，陝西的李自成終於成了滾雪球的中心，儼然成了農民叛亂集團所擁戴的闖王。
闖王攻入皇城，崇禎皇帝縊死煤山，偏偏吳三桂又為了陳圓圓「衝冠一怒為紅顏」，帶領清兵入關，終使中國臣民，淪於異族。
煌言的青年時代，就是這麼一個內憂外患交乘的痛苦的時期。
甲申國變後，煌言不能沒有「安得此身生羽翰，高摶橫擊待攀鱗」的苦悶。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南都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擁戴福王由崧即位南京，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當此危亡關頭，人人都有赴難之心，何況煌言。他曾於這年秋天，隻身跑到南京去了一次。然而當時的南都，朝中正士正被奸邪排斥，大權幾已全為馬瑤草（士英）、阮鬍（大鋮）所把持，金陵城中正瀰漫著招權納賄、腐惡荒淫的景象，以煌言這麼一個年僅二十五歲的新科舉人，自然一無際遇，「請纓無路」，空手而歸。
翌年，煌言曾因友人朱夏夫（兆殷）的介紹，去訪謁過紹興知府于穎。
穎字穎長，江蘇金壇縣人，崇禎辛未進士。他是守土有責的地方官，很有遠大的眼光，這時候，紹興籍的理學名臣劉宗周，已被馬、阮排擠，致仕回籍，于氏在任，當此動亂，事事請教於這位前輩，竭力作一切禦侮保鄉的準備。
煌言很受于知府的看重，兩人訂交自此。
他們暫時都只能憂心忡忡地靜觀時局的推移衍變。煌言回到鄞縣附近的駝峰山中，閉戶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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