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歷史的歸還」：亞際視野與去冷戰想像
王智明
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民主化的熱潮衝垮了冷戰的鐵幕，原被圍牆隔開的兩個世界開始有了交流的機會。在東歐，鐵幕一一倒下，連曾經代表人類光輝的蘇聯也在1991年土崩瓦解，走入歷史，由此揭開了全球化的序幕。撫今追昔，當年這一幕該是多大的震撼啊！對身處於東亞，曾經相信社會主義革命終將勝利的人們，又是如何的無以適從啊！ 雖然恢復了交往，但是冷戰的印記並未就此消失，仍在混沌當中左右著我們對彼此的認識。在東亞，冷戰雖然已告結束，但兩韓、兩岸，乃至日本和沖繩的內部分斷卻沒有結束；兩岸雖然恢復了往來，兩韓卻仍在禁錮之中，而自二戰後即困擾著沖繩多年的基地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直至今日。同一時間，馬來西亞雖然也邁入了全球化的發展行列，但是馬來西亞華人仍受制於馬來至上主義與固打制，在政治、文化與教育上都沒有辦法獲得該有的發展；1972年即已失去國際舞台的中華民國，反而成為他們文化與情感上的「祖國」。兩岸分斷間接影響了馬華慢船行進的方向，經台灣踽踽前進，隨之顛簸。軍事演習、外交恫嚇、種族與領土紛擾，仍是東亞的日常。
正是在這麼一個紛雜混亂，卻又充滿新鮮和朝氣的時代，一代亞洲學者乘著全球化的趐膀，向內向外展開了探索。向內，他們反省分斷的歷史結構如何限定自身的思考，反共的意識形態又如何形塑他們的主體意識與學術養成，進而回頭索求內在的資源，以撥開西方的現代性迷霧，理解構成自身的歷史；向外，他們轉向鄰處，檢視亞洲的歷史與現在，尋求在思想上交互參照與重新接軌的可能，乃至介入當下的政治與文化形構，從區域，而非單一國家的角度，來認識全球化之於自身的意義。如此的多方探索，在一九九○年代形成一個名為「亞際」（Inter-Asia）的東亞知識圈，以東亞各地的批判刊物為節點互相串連，再而形成「西天中土」（Westheavens）與「亞洲現代思想」（Modern Asian Thought, MAT）等知識運動，最終集結於2012年成立的「亞際書院」（Inter-Asia School）。 以「立足民間的國際機構」自我期許，亞際書院成立的宗旨「是在知識生產的層次上促進亞洲的統合，通過建立亞洲思想界的互動空間，以創造新的知識方式來轉化當前思想困境」。從2012年成立至2018年暫停運作為止，亞際書院在新竹、北京、上海、杭州、首爾、東京、那霸、香港、新馬等地建立了九個辦公室，舉辦亞洲現代思想計畫年度講座、亞際青年學者會議、金澤會議等活動，推動亞洲各地之間的思想對話與學術交流。《文學論戰與記憶政治：亞際視野》正是三十多年亞際交流的多項成果之一。可以說，正是亞際活動撒下的思想種籽以及建立起來的人際網絡，給予了這本書生長的土壤。
《文學論戰與記憶政治：亞際視野》的前身是2019年9月7至8日假新竹清華大學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它本該是亞際青年學者論壇的第三場。2013年第一場在首爾討論韓國的民族文學論爭，2015年第二場在東京討論日本的國民文學論辯，第三場原訂於2017年舉辦，但因各種因素而後延至2019年的秋天舉行；原訂在馬來西亞舉辦的第四場，更因新冠（COVID-19）疫情而擱置。因此，2019年的這一場會議頗有承先啟後的意味，一方面納入了韓國、日本和馬來西亞的討論，另一方面明確以「文學論戰」為切入點，藉著相互參照，來理解現代東亞歷史的複雜構成。會議原本也邀請了中國大陸的朋友前來參與，希冀也加入大陸的問題意識承續亞際青年學者會議的討論，但由於種種因素而未能實現，成為一個不小的遺憾。而這個遺憾使得本書的亞際視野重複了冷戰的分斷視角，即令那正是整場會議試圖挑戰與克服的問題意識。因此，讀者在閱讀此書時，或許該將中國大陸的缺席放在思考的前景之中，一方面回顧1949年以降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重要議題和論辯──如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變化，社會主義寫實與民族形式的要求，乃至改革開放後傷痕、尋根、反思等文學主題的出現──與其他地區的異同與迴聲；另一方面也該追問分斷左側的文藝發展如何影響著右側的文學論戰，分隔的兩側如何在互不相連的條件中彼此影響與互動。易言之，雖然中國大陸在本書的「亞際視野」中缺席，但它的不在場恰恰提醒我們，東亞的分斷狀態仍然有待克服，分斷中的跨境孳連值得重視。
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所要嘗試的就是跨越國家和語言的邊界，突出東亞特有的分斷狀態，如何藉著文學史上的重要論戰，成為我們理解自身與彼此的資源。這包括了借用「民族」、「國民」、「鄉土」、「本土」等詞彙去嫁接東亞內部不同，但相近的問題意識與情感結構，並且將文學放回歷史中來理解，而不是抽空歷史來理解文學。本書嘗試的不是注重流派演變的文學史書寫，而要在歷史中理解文學之於社會、政治、家國和世界的應對、作用和抱負。在此，文學展現的不是天縱英才的情感流溢和文字淬煉，而是關於歷史的敏銳感知和思想痕跡。透過想像的力量，文學予以歷史一種情感的造形，以文字和故事承擔起思想性的工作，也因此，文學史研究也就不僅僅是關於流派變化的推演，而是指向了歷史，以及作用於歷史上的種種力量。文學史研究不只是歷史性的回顧，更是對現在的追問和未來的想像。正因為追問和想像是分歧的，受到了意識形態的左右，所以論戰的形式更有效地聚合了不同的立場和關切，能夠幫助我們掌握社會中的核心矛盾。民族、國民、鄉土和本土，分別對應著韓國，日本、台灣與馬來西亞，在進入與面對現代性時所遭遇的重大衝突。作為論戰的焦點，它們是在地社會表達核心矛盾的方式；雖然無法相互置換或等同，但透過並列和參照，以及追索各地文學思想和社會脈動的交流與交錯，它們可以成為我們進入彼此社會的便道，作為理解他我異同的指標。由此，我們得以追問：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矛盾不以別的方式表達？透過翻譯，我們如何能保留這些詞語在各自語境中的特殊意涵和參照結構，從而撐開一個可以分享心情、相互理解的亞際空間，去打開國家或民族文學的預設？這個「亞際」的想像又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存在，引領我們去發現、理解和改變「現在的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
必須說明的是，在有限的篇幅和知識條件下，在導論中，我們並沒有能力去充分介紹和展開各地文學論戰的細節；除卻鄉土文學和馬華文學之外，我們也沒有辦法針對文學本身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本書和導論所要嘗試的是，毋寧是藉由並列與呈現現代東亞幾個重要的文學論戰來展開思想性的討論，以建立一套可以相互參照的詞彙和系統，突顯構成東亞現代性的共通矛盾。我們關心的是：面對冷戰的分斷體系，東亞國家的歷史任務為何？民族想像的限制何在？作為立足東亞、胸懷世界的知識工作者，我們如何突破外部制限與內部矛盾，走向以民權為核心的未來？同時，若是當代社會對文學論戰的記憶與遺忘反映了權力與政治的操弄，我們應當如何理解與承擔「歷史歸還」的責任與挑戰？
（全文未完，詳見《文學論戰與記憶政治：亞際視野》導讀〈「歷史的歸還」：亞際視野與去冷戰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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