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同性情慾的疾病化：以潘光旦筆下之馮小青為例
二、挪用科學新知：精神分析學與自我戀概念（節錄）
潘光旦進一步提供「科學」知識，佐證並強化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挑戰過往明清文人對於小青之死的解釋。潘光旦透過性科學知識，解釋馮小青患有自我戀，因此才會有種種怪異行為，例如不改嫁、時常顧影自憐、死前為自己繪製畫像等。潘光旦以精神分析學的角度，改變曾被解讀是崇尚愛情的行為，賦予疾病的色彩。但，〈馮小青考〉並未對科學理論有系統性的介紹，重心是放在歷史考證上。
直到1927年，潘光旦將〈馮小青考〉擴寫成《小青之分析》時，才增添完整的理論內容，加強精神分析的完整性，讓新的寓意更真實可靠，亦有「科學」的依據。又，1929年再版時，修正書名為《馮小青：一件影戀之研究》。再版內容雖然不變，但從書名的異動得知，潘光旦越來越將重心放在科學論述上，而不是歷史考據。在《小青之分析》，潘光旦便指示讀者，這本書的趣味便是在透過西方知識看中國，他認為「好西洋鏡必不患拆穿，使拆穿矣，亦愈拆穿而愈有味也。請以此種態度讀小青何如？」《小青之分析》一書改變原先以文學批評的取徑，亦即引用《近代文學與性愛》，而是直接摘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以及精神分析學家巴魯（Trigant Burrow, 1875-1950）“The genesis and meaning of ‘homosexua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roblem of introverted mental states”。此援引資料的變化，展現潘光旦更加重視精神科學。
（一）晚婚與不婚是心理問題
此外，除了新增詳盡的性知識和精神科學外，潘光旦也重新續寫新的結論。換言之，潘光旦擴充精神分析理論內容，不只是為了鞏固原先對小青的新詮釋，還有新的改革現實目的。潘光旦在餘論二中，一是批評異性戀的晚婚現象。認為這些不婚與晚婚的心態是出於「非理想之妻不娶，非理想之夫不嫁」的不成熟心態，並指出他們雖有「循異性戀之方式，而其精神則完全未脫自我戀者」。二則是批評自我戀導致誤判結婚對象者，結婚時情人眼裡出西施，但時間一長，幻覺一削弱，婚後遂引發衝突甚至離婚。這些都是心理狀態不成熟所導致的後果。
《小青之分析》改以著重批評的不婚、晚婚與離婚現象，與潘光旦回國後進行婚姻調查有關聯。1926年，潘光旦擔任《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編輯時，曾以編輯部的名義刊登家庭問題問卷，調查普羅大眾的家庭婚姻觀。最後，回收共317份，男性273份、女性44份，以江浙一帶的青年為主。潘光旦透過問卷分析晚婚主因為：以追求浪漫生活為結婚目的。因此他批評道：「浪漫生活為個人之要求，以彼為前提者必堅信個人主義之哲學。個人主義與家庭之安全相牴牾，其過當之發達即近代家庭制度崩潰之一大原因。」潘光旦繼續批評重視浪漫生活者，擇偶重視性情，若婚後發現性情改變，婚姻也難以長久，容易離異。
潘光旦繼續追根究柢，認為現在「教育之造詣愈深，則其人對於家庭制度應有之觀念與信仰愈薄弱；換言之，今日之教育哲學與制度，實根本不利於家庭之存在。」書寫《小青之分析》也是為了改變中國現有性知識的不足的智識環境。此外，潘光旦寫作《中國之家庭問題》的時間早於《小青之分析》，但出版時間較晚，在《中國之家庭問題》有引用了《小青之分析》的論點。認為人處於自我戀的時期時，此時所擇偶對象是自我理想之影射，容易離婚。潘光旦在此反而肯定父母為子女所包辦的婚姻，尤其父母經驗豐富且冷靜，較能為子女找到良配。
從潘光旦對婚姻調查結果的詮釋，可見他不滿西方個人主義式的自由婚戀、自由離婚，以及對於中國家庭制度存續的焦慮。為了改革社會現狀，他將在婚姻與戀愛中所展現的個人主義的特質視為一種精神疾病，處於病態的狀態下，才會讓人選擇不婚、晚婚與離婚。因此，潘光旦在擴寫《小青之分析》時，將重心放在傳遞自我戀的知識並以自我戀視為是同性戀的成因，進而批評個人主義式的婚姻態度，及造成的不婚、晚婚與離婚現象。總體而言，新版結論側重於批評個體的自由意志、現有教育內容的問題，而不是傳統社會與外在制度。新版中，潘光旦透過馮小青的故事，強調精神鬱結以「智識階級中之女子為尤甚」，回應他認為教育越深越不利家庭，強化智識階級女子和精神疾病之間的關聯，並批評知識女性如同馮小青一樣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讓自己陷入精神病態而不自救。其中，「知其一」指智識女性雖然有能力自覺心理的異樣，正如小青不願改嫁也不削髮為尼，是因為充分認識到自己無法順應異性戀生活與無情感生活，自知自己的自我戀現象；「不知其二」則是指，智識女性不知自己患有心理疾病，耽溺於心理變態中導致了自身毀滅。
從〈馮小青考〉到《小青之分析》的結論，反映1920到1930年代社會對於異性戀規範的認知變化。早期青年呼籲搭建適合男女社交的環境，便可以自由戀愛後步入婚姻。之後，潘光旦便發現即使改變男女社交環境，也不一定能順利步入異性戀婚姻、維繫家庭。因此，只能夠批評女校制度不合理的同性戀概念已不足夠促進新社會改革，潘光旦透過擴大對自我戀的解釋範疇，讓步入異性戀家庭以外的人生選擇，如獨身、晚婚、離婚等等自由意志的展現，皆視為患有自我戀的病徵。潘光旦否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婚姻自主理想。對此，他捨棄原先文學批評的寫作策略，改藉由更具有權威性的性科學知識，作為否定個人主義的武器。
（二）潘光旦的慾性之流說
科學與意識形態如影隨形，面對二十世紀眾多的西方科學知識，潘光旦為何選擇精神分析學作為探究明代才女馮小青的理論基礎？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學派理論為何吸引潘光旦關注？並藉此重組理想的異性戀規範。以下歸納為兩點說明。
第一，佛洛依德理論是具有治療他人、改變他人的意圖，這呼應潘光旦重新詮釋小青之死的論述，進而合理化他試圖改變中國人的個人行為、改變異性戀規範的需求。
19世紀，隨著德、法兩國競爭心態與社會達爾文思潮的崛起，原性行為從個人行為層次被提升至國家層級，同民族健康與國家富強相連結。性議題澈底從宗教與道德範疇撤離，變成醫療科學的研究項目。到了19世紀末，對性的新理解，促使精神科學學者嘗試分類性變態，此知識追尋蔚為風潮。之後，西方主要有兩派性心理學理論解釋性慾，分別是精神分析學理論與遺傳理論，前者的代表是奧地利的佛洛伊德，後者的代表是英國性心理學家靄理士。
佛洛伊德與靄理士的學術地位相當，這兩派學說則有異同之處。共同的是，對於研究個案的態度，二人都將研究個案放在積極行動者的位置，是與研究者共同合作，共創「性」意義的夥伴。相異的是二人的研究目的不同。佛洛伊德欲發展出一套系統性理論和新治療法，幫助受性問題折磨的患者。靄理士的目的是學理探討，透過收集資料歸納出各種性活動的特質進行分類與研究。靄理士後來所發起的改革運動，是基於其研究成果而來，未若佛洛伊德具有高度改變他人的意圖。
潘光旦企圖從生育的角度改變社會，因此佛洛依德強調改變他人的特點，對潘光旦具有親近性。潘光旦在選擇傳遞何種知識時，有非常鮮明的原則與主體性。他尤其重視傳遞性知識者，是否具有「提倡性教育，解決性問題」的良善道德動機。在其心中，性知識不僅是學理問題，更是攸關社會改革的知識。因此，潘光旦強烈否定張競生的《性史》，並批評是「假科學」。因為，張競生在《性史》中，不完全將性與國家富強、優生強種連結起來，反而凸顯個體在性方面的歡愉。潘光旦對張競生這種表達方式十分不以為意，他認為性教育有其學科特殊性，一不小心就容易對社會大眾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傳遞知識時，還需要「兼顧社會的需要，社會消化力的強弱，才不至於殃禍貽患」。又認為最好的表現方式，乃仿效靄理士「以學理之探討為主體，中間穿插著這種史料，以示例証；至於徵求到的個人自敘的歷史，則擇由小字在書尾附印，聊備參考」，凡是違反此表達原則的作者，居心叵測，並非提倡性知識，更可能是「好名與好利」而已。因此，可發現潘光旦偏好的性知識是以維繫家庭為核心，進而挑選需要的知識，並不完全是追求客觀知識。
再者，潘光旦刻意與個體性慾保持距離，連寫作上都避免過於直接描述情慾。潘光旦《小青之分析》的寫作方式是：理論先行，再以史料佐證。這種寫作策略潘光旦是以靄理士為標準，並非佛洛伊德的風格。佛洛伊德的作品《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是一本個案的病史，裡面直接引述了病人自敘，甚至是自慰話題。從這點來看，潘光旦與佛洛伊德同樣將性科學放在「改變他人」的目的下討論，但佛洛依德的重點是治療個體，解決個人困擾；潘光旦則強調改變個體，以達到社會所服務之目的。
同時期，不只有潘光旦強調心理學應該運用於社會改革，行為主義學派的代表郭任遠（1898-1970），大力抨擊精神分析學派，呼籲心理學需要擔負起改革的責任：「若從墨獨孤派佛洛德派走去，那便只有拜倒於本能Libido等神祕的偶像底腳下而自陷絕境了；以言改革人性，改革社會，無異於南轅而北其轍。」
因此可見，潘光旦與同時代的心理學家一樣，追求的不只是知識，而是具有改變力量的知識。於是此時，潘光旦更偏好於強調救治他人的佛洛依德理論。但是並不完全仿效佛洛伊德的寫作模式，而是選擇更隱晦的表達性知識，可見潘光旦對於西方知識的選擇，具有高度覺察。
第二種潘光旦選擇佛洛伊德的理論原由，是其性心理發展的概念。潘光旦開宗明義，說明自己援引精神分析引論的「慾性命定說」作為本篇基調。現今採用的翻譯是性心理階段（psychosexual stage）理論。「性心理階段」理論是佛洛伊德以「性慾」作為基底，建立一套重視個體早期經驗的理論，並以此解讀性變態的成因。詳細地說，佛洛伊德試圖建立人類的心智結構與運作歷程的理論，在此問題下，他將心智視為能量系統，人類的行為是本能驅力的展現，人類成長過程便是學會處理本能驅慾，而處理方式在不同發展時間點，個體追求生理滿足的位置會不同。於是，佛洛伊德根據不同階段在感官與性方面的滿足，建立「性心理階段」理論。佛洛伊德尤其重視三歲到六歲的性蕾期（phallic stage），認為性格在此時便定型。佛洛伊德用「性心理階段」理論解釋，人類的性本能是人類追求滿足的本能，自我本能會整合外在環境條件，讓追求滿足的行為更符合現實規範並發展初自我性格，但若無法整合便會產生精神官能症。
潘光旦採納將「性」作為精神病的成因，但是他並非使用佛洛伊德對性心理發展階段的解釋方式和命名，而是融合其他精神分析學派學者的理論再創了新理論，命名為「慾性之流」說。潘光旦區分為五階段發展：「初元之子母認同」、「母體之客觀化與母戀」、「自我之自覺及自我戀」、「自我戀之擴大與同性戀」、「性生理之成熟與異性戀。」這五階段的編制，潘光旦融合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和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巴魯（Trigant Burrow，1875-1950）的〈同性戀的起源，含義及其與性格內向的狀態的關係〉（The genesis and meaning of ‘homosexua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roblem of introverted mental states）。以下將分析各階段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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