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經數千年專制制度的統治，閉關鎖國，鑄就了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和國民性格，維繫著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令鐵屋子裡的人們警醒，發出了救亡圖存的吶喊。西學東漸、門戶開放，西方文化的進入，對中國社會產生了猛烈地撞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中西古今文化的大辯論，在思想上對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全面批判，以及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二是新興媒體的出現，把思想文化的新成果大規模地傳播開來，進一步喚醒大眾。
在這個時期，中國湧現出一批學貫古今中西的學者和思想家。他們憂國憂民、殫精竭慮，為民族復興和建立現代化國家而求索，為之吶喊奮鬥。他們的著作和思想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對社會變革和文明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持續至今，依然不減。
這個時期由於有了新的文明參照系，一切傳統文化都按照新的尺度接受評判，概莫能外。因此，醫學也成為文化批評的一個公共話題，中西文化衝突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不僅醫家提倡醫學革命，一般學者和上層官員也都批評舊醫學，關注和推動新醫學的發展。吳汝綸說：「近日五洲醫學之盛，視吾中國含混謬誤之舊說，早已一錢不值。」蔡元培說：「新醫學興，而舊醫學不得不衰歇。」丁福保則對這個巨變驚歎不已，他說：「西人東漸，餘波撼蕩，侵及醫林，此又神農以後四千年以來未有之奇變也。而騃稚之醫，以通行陋本、坊間歌括，盈腦塞口，聵聵如豕羊，酣臥於厝火積薪之上，而坐棄他人之長。推之天演公例，數十年後，醫界國粹，亦不復保存矣，寧不悲歟？」同時他又說：「嗟乎！西方鴻寶，來貢神州，我國民應若何歡迎而拜受之也！奈何一孔之醫，斥為未達，墨守舊法，甘為井蛙，坐令病夫盈國，死亡接踵，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編者在考察了胡適對中醫的態度以後 ，檢閱了中國近現代五十餘位文史哲學者和思想家的文集，發現三十九位的著作中有論述中醫或涉及中醫的文字，其中包括曾國藩和李鴻章兩位晚清重臣。《清史稿》評價曾國藩的「事功本於學問」，因此，稱他為學者是實至名歸的。在這些學者中，三十位有對中醫藥批評的文字，儘管各個學者的批評深度和視角有所不同，但對中西醫學優劣之見涇渭分明。他們不是醫界人物，批評無關於職業取向，更非門戶之見或利害之爭。這種批評不是看病開方，只需有常識、理性和邏輯能力，而無需進入醫術的細微末節，何況他們有些人認真研究過中醫，只是不屑於以此為業。這些學者對中醫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批判和否定中醫的，是主流。這類學者包括曾國藩、俞樾、吳汝綸、嚴復、蔡元培、梁啟超、陳獨秀、陳垣、魯迅、呂思勉、周作人、蔣夢麟、丁文江、劉文典、陳寅恪、胡適、郭沫若、汪敬熙、毛子水、馮友蘭、傅斯年、江紹原、陳序經和錢鍾書等人。當時的新醫學還不甚發達，有效藥物極少，因此，很多人包括周作人、胡適、郭沫若、汪敬熙和馮友蘭等人，雖然批評中醫荒誕不經，但認為中藥尚有科學研究的價值，此即所謂「廢醫存藥」的主張。
為中醫辯護的一個理由是，中醫治病有效，頗能迷糊一般人。但是，傅斯年和郭沫若早就對此有最為精當的批評。傅斯年說：糊塗人下「治癒」的判斷極其容易，而醫學上要下「治癒」，即由治療而痊癒的結論則甚難，需要醫院或醫學組織進行一定規模的研究，還要由統計專家作精密的統計分析。他說這話時醫學統計學和臨床實驗還屬初創時期，國內醫界知者也不多，他作為史學家說得如此準確，可見其科學素養之深厚。他又說：在「治癒」中有一個自然事實易為庸醫所竊用（此不分中醫西醫），就是自身治癒之力量。所以，鄉里人把郭沫若的父親當成救世主，郭卻深知一般的病症或外傷都可以不藥而癒，無須仰仗醫藥，這就是「一般醫生雖然平庸到萬分，也能夠糊口的原故」。令人驚訝的是，與先前的那一代學者相比，現在的一些學人孤陋寡聞，竟然對於影響疾病痊癒的因素，以及醫療效果需要一套專門學問和方法進行嚴格評定的常識，反而一無所知，甘於憑著感覺說事。
吳汝綸致同僚信中說：「執事之病，可無藥而癒也。……惟堅守勿藥，以俟復元。以此拒絕中醫，實為卓識。」俞樾所言更妙：「其藥之而癒者，乃其不藥而癒者也。其復不藥不癒者，則藥之亦不癒。」就是說，中醫所治好的病，其實不用藥自己也會好；未用藥沒有好的病，則用藥也治不好。早在《周禮》中，考核醫生的方法中就已充分考慮了疾病的自癒因素：「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鄭康成注說：「五則半矣，或不治自癒。」孫仲容在《周禮正義》中解釋說：「明十失五者，並不得為下醫也。以其術疏，才能得半，即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癒，非所治之功，固不足數也。」
第二類是既讚揚新醫學又批評中醫的，但同時認為中醫的經驗尚有可取之處。這類學者可歸於中西醫會通派。例如，李鴻章雖然篤信西醫，但又企望「學者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以造於至精極微之境」。鄭觀應雖說「中醫多模糊影響之談，貴空言而罕實效」，但又認為「中醫失於虛，西醫泥於實；中醫呈其效，西醫貴其功」。章太炎說：「中醫誠有缺陷，遽以為可廢，則非也。」其他如薛福成、宋恕 和林語堂等人也認為，與西醫相比中醫是落伍的東西，但尚有其可取之處。
第三類是信仰中醫的，如林紓和杜亞泉，他們對傳統文化也都持保守態度。林紓第五子璈生病，請中醫陸仲安診治，據稱得效，因作〈秋室研經圖記〉以致謝。他說陸仲安治好他兒子的病，是因為陸仲安「治《內經》絕熟」，「署案必引《內經》而下藥」；「醫者，意也。既得《經》意，即可恣行。」 這可是十足的傳統中醫觀念。杜亞泉發表了〈中國醫學的研究方法〉，作為對醫學家余雲岫 批評中醫的反批評。同時杜也批評中醫的欺偽，不過他認為這「是庸俗醫生的欺偽，不是中國醫學的欺偽。若是高明的醫生，所談陰陽五行六氣三候之類，決不能說他全無道理。若是……肯把中國醫學的理論細心研究，必定有許多地方，與西洋醫學相合，恐怕還有許多地方比西洋醫學高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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