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贏家心態〉（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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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就緒
聯合國第二三三四號決議的故事可以說明貫串本書的大觀念。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紐約天氣晴朗，但寒風刺骨。平安夜就快到了，許多聯合國大使早已搭機返國與家人共度假期。我的家人正期待著難得的假期。紐約的冬天在我孩子們的眼中荒涼蕭索，與他們習慣的以色列溫暖藍天截然不同。我們迫不及待要離開曼哈頓，到晴朗的波多黎各過光明節（Hanukkah）。我安排家人與當地的哈巴德（Chabad）拉比（rabbi）曼德爾‧札奇（Mendel Zarchi）共進安息日晚餐。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家非常期待。我們搭的飛機在波多黎各降落，我打開手機，看到一個穆斯林國家的駐聯大使要我立刻打電話給他。
我一下飛機就在登機門打給他。他說，美國和其他國家決定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一項不利以色列的決議。決議的最終內容還沒確定，但我猜會強烈譴責我國在猶大－撒馬利亞區和耶路撒冷建設猶太社區。這就是後來的第二三三四號決議，此外，這項決議還宣稱以色列違反了國際法。
先前，聯合國內部就傳言歐巴馬總統希望在卸任前擬定這項決議並進行表決。當時離他卸任不到一個月，我們以為他回心轉意了，於是認定危機已經過去。我多希望他的理智能勝過一時的情緒，但事與願違。他打定主意要以這項為他的中東政策蓋棺論定的聯合國決議為任期劃下句點。
二○一六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已經落幕。事態很清楚，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Trump, 1946-）不支持譴責以色列。時任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 1943-）和歐巴馬總統在幕後勞勞碌碌，希望能在卸任前讓決議通過。這個消息對我宛如晴天霹靂。我掛掉電話，打給高層的外交官瞭解更多資訊，我也詢問參與安理會的大使是否有聽到風聲。
外交和對外政策領域中的友誼很微妙。打電話給我透露歐巴馬計謀的並非與我熟識的大使。只有一個大使告訴我這件事，而且還是個穆斯林。其他大使被下了封口令，但我打電話詢問後，他們無法繼續隱瞞，於是承認自己知道這件事情。在那個當下，我有千百件事情得做，於是我一邊在腦海中整理、一邊行動，我向總理報告，並告訴家人我必須返回紐約，他們可以留下來享受幾天的陽光。我在登機門直接買了回程機票。我走回飛機後，空服員還問我是不是有東西忘了拿，我回答：不是，我必須折返紐約。
若無人出手干預，這項決議隔天（十二月二十三日）就會進行表決。時間緊迫，因為決議的支持者（包括美國、歐盟和巴勒斯坦）希望週五就能表決，趕在聖誕假期正式開始前解決這件事。我豁了出去，打給所有可能有辦法擋下決議的人。我知道這一仗會很辛苦，面對這類提案，通常美國都會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反對，但是這次推動決議的正是美國。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即將在兩週後入主華府的新政府，總統當選人川普公開表示反對這項決議，並警告美國所有友邦慎選立場。
納坦雅胡總理人在以色列，也竭盡所能阻止表決。他試圖聯絡歐巴馬總統，但是徒勞無功，聯絡不上對方。美國官方表示總統已經到夏威夷度聖誕假期，所以沒辦法接電話，但是這顯然不是實話。以色列最強大的盟友竟然在躲總理的電話，讓我意識到自己孤立無援。總理不認為找美國駐聯大使鮑爾（Samantha Power, 1970-）對話會有任何幫助，他深信歐巴馬總統執意讓決議通過，跟她談只是白費力氣。儘管如此我還是試著聯絡鮑爾，只可惜總理是對的，我在表決前都聯絡不上鮑爾。我很沮喪，在此之前鮑爾和我合作良好，我們之間的對話開放而坦誠，現在她卻拒接我的電話，這是十分嚴重的警訊。她這麼做是她經過深思熟慮過的策略。這顯示當下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有多緊張。
我還找歐巴馬總統身邊的一些好友談過。他們也支持以色列，並試圖說服總統和其他政府官員不要支持這項決議，但一樣無功而返。總理認為，歐巴馬總統支持決議只是想對他公報私仇，並非出於政治策略的考量，畢竟這項決議對促進區域和平前景或改善巴勒斯坦人的處境都毫無助益。二○一五年三月，總理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極力反對歐巴馬政府的伊朗協議。我敢說這一定激怒了歐巴馬總統。美國之所以支持這項聯合國決議，就是他卸任前開的最後一槍。最終，美國協助通過決議的舉動並未促進和平發展，只是傷害了歐巴馬總統的歷史評價。
我改變策略，不再試圖改變總統的想法，表決前幾個小時（表決預定在中午進行），我改從安理會的其他國家下手。我必須說服他們反對決議，或至少放棄投票。當時埃及是安理會成員，代表阿拉伯國家聯盟（the Arab League）。本來埃及是該決議的共同提案國之一，但在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施壓下撤回了提案。這很重要，儘管我知道埃及最終還是會投下同意票，但至少埃及的國名不會出現在決議提案國之列。
在埃及撤回提案後，我們覺得有機會將表決拖延到下屆美國政府上任之後。我們的如意算盤是，至少要將表決延到聖誕節後，讓即將卸任的政府來不及讓決議通過。當然了，雙方都在與時間賽跑。支持決議的一方全速前進，希望能在聖誕節前提案並通過。當時所有人都在對僅存的兩個提案國──紐西蘭和塞內加爾──施壓。
我不得不佩服總理。他只要看準了要完成的工作，就會像著了魔一樣。他試圖聯絡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連時差也不放在眼裡。他下令：「把他們叫醒。」這說起來容易，實際上絕非易事。當時紐約是下午一點，紐西蘭是清晨六點。紐西蘭駐聯大使得知自己得在大清早打給總理威廉‧英格利希爵士（Sir William English, 1961-）時很不情願。那天，我和納坦雅胡總理多次通話，他的指示非常明確，要我清楚傳達以下訊息給紐西蘭和塞內加爾：如果堅持要提起決議，我們會關閉位於威靈頓和達卡的大使館，並與他們完全斷絕外交關係。我對兩國的大使都用了強烈的措辭，雖然這造成了短暫的外交危機，但我是要向他們表示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紐西蘭支持決議這件事在表決前後都存在爭議。據報導，紐西蘭外交部長穆雷‧麥卡利（Murray McCully, 1953-）提起決議前未先取得內閣許可。這表示他們有可能會撤回對決議的支持，然而天不從人願。紐西蘭的目的是博取關注和重視，該國大使對於能推動與中東相關的安理會決議感到非常興奮。
我跟他開會時差點就動怒了。我問他，是否真的瞭解耶路撒冷對猶太民族和以色列人民的重要性，他的表情清楚告訴我他完全不懂。我建議他和紐西蘭駐以色列大使館的同事聊聊，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告訴我紐西蘭沒有駐以色列大使館，因為駐土耳其大使館就能「應付」以色列的業務。我在心裡暗忖，紐西蘭到底與我們的國家議題有何干係？不幸的是，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國家想藉由消費以色列博取關注。
我們與塞內加爾的關係很穩固，也知道他們其實是遭到更強大的國家利用。我們得知逼迫塞內加爾提出決議的幕後主使者就是法國，但為時已晚，他們拒絕撤回提案。最終，紐西蘭和塞內加爾成了決議的先鋒，成為美國、法國和巴勒斯坦的棋子。
烏克蘭原本也打算投棄權票，最後卻沒有這麼做。烏克蘭與以色列相當友好，在擔任安理會理事國期間幫了我們很多忙。我與現在派駐華府的葉利琴科（Vladimir Yalchenco, 1959-）大使友誼深厚。當時烏克蘭進退維谷，面臨來自歐巴馬、下任美國總統，還有以色列的三方壓力。最終他們決定支持決議，害怕就算歐巴馬總統還有十一個小時就將卸任，依然會想方設法報復。
英國方面，我個人覺得錯失了良機。當時梅伊（Theresa May, 1956-）剛當選首相。表決結束兩個月後，我才得知她曾認真考慮投棄權票，或甚至否決這項決議。我很訝異，因為英國的立場通常與歐盟一致，也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要是我能早點察覺她的想法，就能多花點心力動員，甚至能影響梅伊的決定。後來我才知道，她確實考慮過否決這項決議來向甫當選總統的川普示好，希望英美兩國能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最終，來自外交部的壓力大於梅伊的預期。我們當時的時間和精力有限，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當初能早點得知此事，並有更多時間籌劃的話，我們或許有辦法扭轉結果。
這樣的發展在美以關係史上前所未見，我們很清楚這項決議對以色列不利。說白了，這是歐巴馬政府在卸任前對以色列發動的惡意外交攻擊。這也將成為美國政府所要承擔的不幸包袱（unfortunate legacies）之一，至少就國際關係方面而言。
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這一連串事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表決前我方與美國政府缺乏溝通。我們無法在事前與我國實力最強大的友邦協調──因為在這次表決中，美國顯然不想與以色列進行任何協調，只希望決議能通過。這是數十年來，美國和以色列首次在聯合國的會場中對立。
我周密地擬定了要在辯論中使用的措辭和表決後的發言。我已經準備好面對各種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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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館遷址
二○一七年十二月六日，川普政府正式宣布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將從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此舉等同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其實美國國會多年前就已經批准此事，法律允許大使館搬遷，卻每年讓總統決定是否簽署豁免書（waiver）來推遲法案執行。歷任總統都簽了，連那些原本聲稱不會簽的也是。但川普總統沒簽，而且他將搬遷計畫付諸實踐。
許多總統競選時都作過類似承諾，但從來沒有人落實。一九九二年，柯林頓（Bill Clinton, 1946-）總統說：「耶路撒冷依然是以色列的首都，必須維持不可分割的地位，並歡迎所有人拜訪。」二○○○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 1946-）總統說：「我一上任就會立刻啟動程序，將美國大使館搬遷以色列選定的首都。」小布希還補充說會在「宣誓就職後就馬上進行」，但這件事從未發生。就連歐巴馬總統也在二○○八年說過：「耶路撒冷將繼續是以色列的首都，它必須維持其完整性。」
此類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承諾中，有些在當下或許是真誠的，有些只是為了政治利益而許下。因此，並非以上的政治人物都在說謊，他人的施壓和威脅讓他們畏縮，不敢貫徹這個確實需要很大膽量的決定。
川普總統許下了承諾，並且確實將其兌現。事實上，川普原想在就職第一天就宣布他不會簽放棄搬遷命令，而且絕對會讓大使館搬家。我在川普交接團隊內部的友人打電話告訴我，他們打算在就職第一天宣布搬遷大使館，並在白宮舉行典禮。執政團隊正在整理典禮賓客名單，這名友人希望我幫忙確保沒有遺漏任何人。這個舉動表明川普政府是認真的；這不是選後便被遺忘的選舉支票，川普真的打算要兌現承諾。
當然了，事情不會這麼順利。儘管川普總統承諾在就職首日宣布搬遷大使館，在某些美國政府機關和位於耶路撒冷的利益關係者的施壓下，他只能延後宣布的時間。但總統依然信守承諾，二○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他宣布美國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並下令規劃將美國大使館從特拉維夫搬遷耶路撒冷。
我事前就知道他會作此宣布。當時海莉大使已經和我合作了一段時間，我們的關係非常穩固。她出訪以色列的行程大獲成功，而且我們也建立起了互信。她親眼見證中東政策與管理實務的複雜性和挑戰。我們知道這次宣布一定引發某些組織的強烈反彈，所以約好在電話中討論可能的影響。當時我做了一件通常不會做的事情──我在執行任務時會全神貫注──我請她在討論細節前先花點時間，跟我一同體會自己參與了歷史性的一刻。我們正在為未來的歷史打下根基，而我們的後代子孫會在歷史課本讀到這一刻。能參與美國大使館搬遷是種獨一無二的榮譽。她興奮地告訴我，她也很榮幸能以這種方式報效國家。
我們都很清楚，這件事會在安理會引發激辯。我們出謀劃策，推演總統宣布後聯合國可能發生的情況，並討論當安理會表決是否譴責這項決定時（這件事不可避免）應該採取的行動。
安理會表決前，海莉和我都發表了鏗鏘有力的演說。海莉的演說精確地描述出聯合國對以色列的敵意近乎執迷的程度。她說：「沒有任何國家能規定美國應將大使館設在何處。」她對總統的決定感到驕傲，很榮幸能成為安理會中唯一支持以色列的聲音，而且很樂意否決譴責這項決定的決議。她舉起手行使否決權，阻止決議通過的剎那，無疑是歷史性的一刻，也是令人動容的一刻。
我在演說中強調猶太人與耶路撒冷長達數世紀的歷史連結。「面對有關耶路撒冷的問題，我們絕不退縮。」我說道：「三千多年前，大衛王（King David）就宣布將耶路撒冷定為猶太民族的首都。我國在對抗敵人時從不放棄。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包括聯合國──決定我們的命運，特別是有關耶路撒冷的事務。當時不會，現在也不會。」
安理會會議在表決後結束，我走向海莉大使，向她發表的演說致上謝意，也告訴她事情還沒結束。我瞭解我們的對手，也很清楚這項決議會進入聯合國大會。大會決議偏向宣言性質，雖然效力沒那麼強，但無法以否決權推翻。
如我所料，巴勒斯坦方面催促聯合國大會譴責美國搬遷大使館的決定。我們只有一天的時間為辯論作準備，我必須讓全世界瞭解耶路撒冷對猶太民族的重要性。上台時間只有十分鐘，我必須做出一些讓聽眾印象深刻的事情。於是我打電話給好友大衛‧巴瑞（David Bari），大衛德拉（Davidala）是他的暱稱。他是耶路撒冷大衛城考古隊（City of David Expeditions）的創辦人。我認識大衛德拉將近三十年，他剛開始挖掘大衛城時，我們就認識了。我告訴他聯合國即將舉行的辯論，請他給我寄來一件重要文物或象徵物，總之是要可以拿在手上的實在東西，讓我有辦法證明猶太民族與耶路撒冷之間的連結。大衛德拉有個朋友會在我的演說當天抵達紐約，於是，他將一枚來自大起義（The Great Revolt）時期的重要硬幣託付給這位朋友。這枚硬幣鑄造於西元六七年的耶路撒冷舊城，當時猶太人群起反抗羅馬帝國的大起義進入第二年，是為世界歷史的重要時刻。硬幣的一面用希伯來文寫著「錫安自由」（Freedom of Zion），另一面寫著「起義第二年」（Year two of the revolt）。
我的盤算是，我會在台上展示原始硬幣，同時讓使團的實習生發放複製品給每一位大使，並附上一張簡短的說明字條。在我上台前，我的總幹事告訴我，聯合國的工作人員說演說期間禁止發放任何物品。我回答：「我們今天要為耶路撒冷奮戰，管他什麼規定。」然後就走上聯合國大會的講台。演說過程中，我緩緩從口袋中拿出那枚小小的硬幣，一邊說話，一邊將它對著鏡頭。我很緊張，深怕弄丟這枚重要的硬幣。計畫順利進行，在我展示古老硬幣的同時，我的工作人員們湧入大會會場，發給每位大使一枚硬幣的複製品。我告訴所有與會者，這枚硬幣證明猶太民族與耶路撒冷之間存在著牢不可破的連結。我說：「任何聯合國大會的決議都無法讓我們離開耶路撒冷。」雖然表決結果沒有因此改變，但是親眼看到、摸到這枚硬幣，能幫助大使們理解我們的感受，以及猶太民族與耶路撒冷間的永恆羈絆。
我原以為硬幣會是整場演說的亮點，但媒體更關注我譴責聯合國大會無條件支持任何反以色列決議時用強硬語氣所說的這句話：「今天支持決議的各位，就像受到巴勒斯坦操縱的傀儡（puppets pulled by your Palestinian masters）。」我批評這次表決「不過是妄想的展現」。我發表演說前，我國使團內的某些外交官建議我刪掉這幾個句子，原因是可能會冒犯大會中某些人，但我拒絕了。否定我國與耶路撒冷連結的人，就是在侮辱我國的核心價值。我的同事們吃驚地不敢置信，但恕我直言，這畢竟是我的演說。當有人為了反對而反對，忽略政策的內容和歷史脈絡，我就必須指出他們的錯誤。大使們在座位上的不安神情，讓我知道留下這些措辭強硬的重話是正確的決定。
聯合國大會的表決結果一如預期，絕大多數成員國都否決美國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決定。我們已經盡力爭取各國在大會中投下棄權票，甚至和我們一起投下反對票，但最終只有美國、以色列和其他七個國家反對這項決議。有幾個國家投下棄權票，有些大使直接離席。雖然各國有權自行決定設立駐外大使館的地點，但總共有一百二十八個國家投票譴責美國搬遷大使館的決定，此舉形同挑戰或質疑我國與耶路撒冷之間的歷史淵源。
海莉大使看到表決結果十分氣憤，她於是立刻採取行動，邀請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國家參加在她住處舉行的冬季宴會。我一收到邀請函就告訴太太，我們必須延後原本的計畫去參加這次宴會。海莉這麼做很高明，我們在表決上落敗，理應感到難堪，但我們卻與同樣反對這次決議的國家一同慶祝。宴會時間選在聖誕節前，所以氣氛跟聖誕節派對一樣歡快。我永遠忘不了，某些歐洲大使得知自己未受邀後，神情有多麼震驚。他們問我，為什麼他們沒收到邀請，而我很樂意跟他們解釋緣由。顯而易見地，他們對於被摒除在社交活動之外非常不悅。
儘管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否決了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美國依然堅持其正式承認，並承諾搬遷大使館―而且這時間點非常巧合，幾乎就在一年前的同一天，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我們自古以來的首都）的移居活動。在二○一八年五月，美國兌現了他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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