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知識返身解殖與去心理學化同行—來自臺灣心理學的經驗
夏林清（1953-），女，祖籍浙江，出生於臺北陽明山山腳，1974年獲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學士學位、1978年獲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諮商教育碩士學位、1984年獲美國哈佛大學諮商與諮詢心理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諮商與諮詢心理學博士學位。曾任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臺灣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教育服務處處長、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80年代末迄今先後於臺灣推動成立臺北市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粉領聯盟、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蘆荻社區大學與臺灣行動研究學會；已退休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任心理系教授。主要專業領域為行動研究、團體動力學與社群發展、家庭關係、社會治療與成人教育。
1993-1997年擔任「亞洲南太平洋成人教育委員會」東亞區域協調員；1996年獲臺灣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諮商輔導貢獻獎」、2000年獲美國East Side Institute「傑出貢獻獎」、2002年獲美國社會治療中心「社會心理治療貢獻獎」、2002年獲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會「傑出學者交流獎助」、2003年獲英國巴斯大學「英國皇家學院研究訪問獎助」、2005年獲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近十年多次到中國講學與進行培訓，其交流領域則跨心理、社工與教育專業。
夏林清在翻譯引介系列團體工作與行動研究專書的同時，曾以解殖的知識路徑說明自己作為一名心理學工作者的發展過程。1990年代初，她針對臺灣解嚴後勞資衝突事件中工人的參與進行了解，著有《由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有關臺灣勞工的生活的調查報告（1987-1992）》一書。2011年針對工業化對臺灣勞動階層之家庭經驗，以故事的寫法完成《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一書，在《斗室星空》一書中夏林清以一種視家為社會田野的視野來引導心理教育的工作者發展出不同於歐美去社會脈絡與去歷史的家族治療套路的工作方法。
王 波：從主流心理學的學科建制分類來看，您長期致力於團體動力與社群發展、生涯發展與成人教育、組織學習與專業實踐、性別與心理治療、乃至家庭關係等領域的探索。但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您又身體力行，以心理教育工作者的身分，而不是心理學家或者治療者的身分，投入到草根教育與運動的計畫中，試圖結合在地經驗生產具有本土性契合，並能賦予行動者力量的手工知識，為形塑臺灣心理學的新面貌做出了卓越貢獻。在這種交錯的學術生態中，您揭示了臺灣心理學知識返身解殖的可能路徑，從而描繪出人文社會科學在衝突碰撞中朝向多元化研究範式發展的總體趨勢。在我看來，您所開發的諸如身心復元、群己關係乃至雅樂舞等種種別開生面的理念和精神與文化研究取向，都反映了您這一路走來苦心孤詣的地方性知識的點滴積累。這種經典範式與另類取徑相容並包的學術景觀為我們打開了在同質性研究之外謀求另外一條進路的想像力與可能性。您是如何將自身的理論和實踐研究與臺灣的地方性歷史人文地景接合在一起的？您認為它們之間有何種可能的相關性？
夏林清：我一直不會稱自己為理論心理學（theoretical psychology）的心理學者而是心理學工作者。在臺灣，我所走的一條心理學的道路，是與臺灣社會處境中真實的社會鬥爭相關聯在一起的。我說的社會鬥爭是指特定群體在其日常社會生活裡，為他／她們所承受的社會壓迫所做出了對抗行動，而這對抗行動促進了整體社會不同利益群體間的衝撞與認識；而個人和群體的主體性就是得在真實發生的社會過程中演變發展的。1987年臺灣解嚴時，我34歲，已在大學教書數年。1986年剛把哈佛大學諮詢心理博士的兩年課程的課修完，回臺灣完成一年的實習課與接續教學工作；1987年就解嚴了。由那時起，我就一路參與了臺灣自主工會的運動、妓權運動與中小學教師專業自主運動。雖然，臺灣解嚴所釋放出來的社會動能實實在在地影響與教育著我和我的學生們，但我的心理學實踐工作的啟蒙卻是1970年代上旬，在工業化都市化都會邊緣的犯罪／非行青少年。為何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當時的臺灣就像今日中國，實用主義與工具理性式解決問題的心理教育及諮詢套路正在興起，作為一名投入具體工作的青年工作者，我被工作的無力與挫折感衝擊，當時國民黨的統治雖十分威權與保守，但已有一些冒出來的左翼思想，《夏潮》雜誌是一個例子；對政治威權壓制的不滿推動我在左翼思想中思索我的無力挫折。我因而沒選擇走上實用主義的工作套路裡。所以，我會說我一直就是名心理學工作者，而我的研究工作大部分都是針對具體臺灣情境中的實踐研究。對實踐經驗進行概念化梳理的工作都發生在2000年後了。
王 波：我對您直面臺灣的社會歷史問題，從現實的社會處境中走出一條反抗壓迫的實踐理路，並找了自己作為心理學工作者的位置這一心路歷程非常敬佩。我非常理解，在當時的臺灣，從事您所做的工作，是一項需要犧牲的，對智慧和勇氣的嚴峻挑戰。就您的回應，我想起詹明信的一句話，「理解理論最簡易的方法是將它理解為對於英美經驗主義的攻擊。無論何種理論都旨在質疑下述觀念：存在著可規定的單純『事實』；觀念（甚至語詞）是『物』，也就是說它們是與真理對應（或不對應）的種種再現。」由此可見，理論並不是平常理解的那種安樂椅上的思辨，或者躲在書齋裡的玄想。實際上，理論的核心蘊涵恰恰是其批判性：它直指那種對「事實」的社會歷史中介性無思的現成把握。所以詹明信又說，「所有形式的理論都預設，在思想方案與其語言形式或恰當觀念形式的表述之間，存在著一個要經歷所有『中介』或『表徵』的過渡環節。因此，理論的任務在於展現這些中介或表徵，並從其本身出發對這些中介或表徵進行考察。」對這種中介性的考察正是您強調的「特定群體在其日常社會生活裡，為他／她們所承受的社會壓迫所做出了對抗行動」的內在要求和真正開始。所以「心理學實踐」和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心理學」不僅不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的。抽乾「理論」的批判性，將「理論」處理成一種工具性的和附屬性的對經驗的梳理和總結，在我看來恰好是「經驗主義」心理學的狡計。而且，這種經驗主義必定導致您所批評的實用主義與工具理性。因為實用主義不僅有自己的經驗主義本體論（或者如威廉．詹姆斯所言，「實用主義代表了哲學中人們很熟悉的一種態度，即經驗主義的態度。」），而且由於「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自於經驗，道德信仰不能由理性推出，該原則保證了終極關懷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是工具理性得以成立之基礎」（此即休謨難題）。所以我認為理論具有一種深刻的思想史基礎和深遠的實踐意義。
夏林清：詹明信的「對英美經驗主義的攻擊」的注解指出了心理學理論工作的一個根本的政治性的選擇，然而，「返回根本」與「政治選擇」卻非憑空可得，亦非書齋式批判可達之處，它其實是一場得發展的出具穿透力道的文化陣地戰。
在亞洲的我們，確實在過去的三五十年間，活生生地經歷了心理學知識的傳輸與流行是如何覆蓋性地替置掉了上一兩代人的文化話語權，而這一事件是和資本經濟與工具理性專業所相結合的政治治理權一起發生的。所以，心理學工作者有意圖地努力耕耘，並立志要將自己發展成「好的實踐者」，這是「機會」是否可能發生的要件！我在臺灣30年也就是做了這件事而已。
值得點明以供中國參考的一個重點，就在於放置到全球化資本與文化知識的全景中，我們是在一不對等的傾斜地勢中，站在泥濘窪地中思索並力搏「如何有機會」。如前述，「機會的發生」是一場持久的陣地戰，在我的案例裡，一方面有一群工作者和工人或性工作者相結合摸索—如何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群策群力，圖謀生活困局的改變之道，而此一道途是一條不迴避對抗權力且同步反身改變自己的行動過程。這正是批判心理學關注的「人的主體性」主題。我是在這一種社會實踐的進程中，尋找到歐陸活動理論與美國社會治療的參照點。但我之得以使用我自己成為一發揮卡榫作用的，你所謂的「中介過渡環節」，心理教育的行動者（研究者），Kurt Lewin的團體動力學和我的老師Donald A. Sch霵的反映實踐與Chris Argyris的行動科學是有意義與價值的；而我由小到大來自老祖宗文化傳遞的，在自然中存在著的身體的放鬆與心神的凝聚則如河床岩磐感知著現代性的沖刷力。
可以這麼想像地表達，年輕時的我，左翼熱情想像與國民黨白色政治恐懼心中相拮抗，由臺灣追到美國再尋覓到英國與歐陸，在團體動力的各式實踐法門中，探究著民主過程的變幻道理。當追本溯源地了解了他山之石後，就像是進過洋人練兵場，故知道兩地戰場迥異，變造武器工具同時擂土造屋，才能在「培養好的社會運動實踐或運動組織工作者」的方向上，將心理學中的行動實踐的知識與方法，和屬於地方性手工業式的，社會運動取徑的心理教育工作者的生命發展結合起來。我就是如此嵌卡進入了技藝協力的開拓如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陣地戰中。不過，是實踐者們先入場，靠實踐行動的社會作用力道，才可能有陣地戰。理論與實踐的關聯性則是既深遠又立即顯現於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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