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代序）．寒山碧．
必須徹底批判王權文化，並清除其影響
王權文化，源流遠長，影響至廣至久，荼毒至深，歷時三四千年，中國仍無法從其泥淖中自拔。何謂王權文化？即「王」至高無上，等同聖人，蹟近天帝。「王」擁有「天下」，擁有一切資源，「王權」無邊，不受任何制約。
王權無邊，自古已然
上古之君王稱「皇」稱「帝」，燧人、伏羲、神農稱為「三皇」，亦有一說「三皇」指天皇、地皇、人皇。稍後之「人王」則稱「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稱為「五帝」。夏禹、商湯兩朝之天子也稱「帝」，但夏后朝和殷商朝皆出了不肖之「帝」，「帝發崩，於帝履癸立，是為桀。…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自此，禪讓制度廢，世襲制度興。殷商末年，「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周武王遂斬紂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殷民大說。於是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後為諸侯，屬周」。古王稱「帝」，其位尊貴如天神，仿若上帝、天帝、玉皇大帝等，周武王自謙一點，稱己為「王」，其屬下諸侯則稱為「侯」或「侯王」。
周朝稱「王」，似乎由「帝」退了一步，接近人間，只是人王而非天帝，可是「天子」之權力並無絲毫減損，「王」仍然擁有天下一切資源和一切權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成為王個人之私產，天下資源無人可分享，只靠王之賞賜；天下臣民皆是王之奴隸，沒有獨立生存權，臣民必須順從王命，否則無立錐之地。伯夷、叔齊不願食周粟，他們逃亡到荒野，可是不食周粟也得食周朝的野菜，野菜也是周王的。中國文化滿天神佛，卻沒有一個西方的創世上帝，西方的上帝高於君王，是有形象有教條（《聖經》）的，因而可以制約君王。中國雖有類似西方上帝的「天」，但中國的「天」不設形象，也可以說中國的天是虛的；中國人雖相信天有「道」，相信有「天命」、「天律」，但中國的天道、天命、天律沒有具體的條文，是虛化的，因此無法對人王作有效的約束。中國帝王既缺乏約束，他們表現出來的結果是比西方君王更加狂妄自大。西方的君王只敢說自己是上帝的僕人，不敢與耶穌爭鋒；中國帝王自稱為天子，說自己代表「天」來管治天下，宣稱君權「天授」，說自己是「攝行天之道」。又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求民之莫……上帝耆之，憎其式廓……」；還說：「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中國帝王之權力確實不受制約，權力無邊，無遠弗屆。周天子退了一步，只自視為人王。周朝是中國歷史上管治最寬鬆最開放的朝代，這也造就了八百年文明最鼎盛的時期，管仲、老子、孔子、孟子、莊子諸子百家皆生於周，而且他們的思想皆可得到發揮。儘管如此，諸子百家卻無人批判王權，尊王頌王的文化亦生於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歌謠（〈小雅〉）固生於周，「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之言也產於周。連老子都認為王與天地同大，然則王愈大百姓就愈渺小，小至如草芥芻狗。
頌聖文化令王權失去制約
王權無限大，無人敢斥其非，中國之頌聖文獻俯拾皆是，賢者如老子、孔子尊崇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稱這些掌握最高統治權力者為「聖人」（周公雖未稱天子，卻也是攝政王）。我不必一一舉例證明，讀者只要稍翻閱老子、孔子的著作就觸目可見。尊稱最高統治者為聖人，不僅推高了君王的地位還拔高其道德，令平民百姓覺得統治者非同凡響，他們不只超乎賢能，而且是天縱英才，尊位近乎天帝。作為百姓豈敢仰望，只可俯伏順從之膜拜之。
老子、孔子雖然尊王頌聖，但深知陰陽剛柔之道的老子，和學《易》而知其變的孔子，自然知道任何事物發展到極至就會失去平衡，失衡就會生變，並走向其本質的反面。因此他們也是想制約王權的無限膨脹，老子提倡「無為」，希望通過哲學思想來影響統治者，王雖擁有天下資源，也應認識到天下資源不能盡為自己一個人所享用；王雖擁有無限權力，但最好是不要去行使這種權力。所以他說：「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按：河上本「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這裡我棄「作而不辭」，取「而不為始」，意思就是任由萬物自然生長，不去倡導，不去干預「處無為之事」；老子又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的核心思想是說：王你很偉大，你的權力也很大，正因你偉大，你最好甚麼事都不要做。這樣萬物就自然而然生長得好，百姓自然而然富裕，世界就會愈來愈好。
孔子也尊王頌聖，尤其是尊崇堯、舜等古帝王，要求「法先王」，言必先王，堯、舜，這就是用「先王」來制約今王。勸告今王，這樣不可以做，那樣也不可以做，因為堯、舜是如此這般的，大家都要學堯、舜。孔子制約今王只一個「仁」字。孔子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孔子又說：「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我認為這裡的「一家」、「一人」，不是對普通人講的，也不是對他的學生講的，而是對掌握絕對權力的君王講的。「君王」仁，才會舉國興仁，「君王」一人貪戾，才會舉國作亂，一般人沒有這樣的能量。所以堯、舜帥仁，而百姓跟從，桀紂暴戾，百姓的行為也變得暴戾。
何謂「仁」？儒家學者或許可以寫一本書來解釋，我沒有那樣的本事。我的理解「仁」就是愛心，就是「博愛」，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人道主義」。可是中國尊孔尊崇了二千多年，儒家理論也教化了二千多年，在中國歷史上可曾出現過「仁」的統治者？據我的觀察，是完全沒有，有的只是短暫的讓步政策。幾千年來中國政治都是在「讓步政策」與暴力施政兩者之間輪換更替，讓步政策總是短暫的，暴戾虐民的暴力政治卻是長久的。
「法後王」之後「仁」已死
老子、孔子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掌握權力的君王沒有一個真正聽得進去。道家思想在戰國之後逐漸邊緣化，變成山林泉石之言；儒家以「仁」和「法先王」來制約君王的努力，也因荀子的「法後王」論產生而破功。荀子曰：「欲觀先王之蹟，則其粲然者矣，後王亦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荀子原本的想法是，不要只單純從道德層面對君王和社會有所約束，而要學習文王周公，建立一套著文字的規章制度，使君王和社會有所遵從。可是他教化出來的學生卻一個個變成法家，法家的理論為帝王統治者排除禮教的約束，並制訂出一套嚴苛的殘民虐民害民的法典。法家的法律把統治者及與統治者有血脈關連的人置於法律之外之上，公然宣傳及推行雙重標準。
商鞅變法行嚴刑峻法之後，如何處置觸犯法規的上等人呢？《史記》曰：「於是太子犯法，衛商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子犯法不受罰而罰其老師，試想想，現在的學生如果犯罪，自己不受處罰，卻打老師的屁股，學生會變乖嗎？我想學生可能恨不得多犯幾次罪，讓老師的屁股被打到開花。
法家明目張膽地推行罪不及君王、刑不上大夫的雙重標準文化，荼毒至深，遺害至久，所以二千幾年後大陸仍有「我爸是李剛」；台灣仍有司法關說。
禪讓制度的衰亡
儒家尊崇先王，仰慕禪讓制度，大位傳賢不傳嫡。這種傳承制度貌似公正，其實也是虛偽的，因為傳來傳去大位都只是傳給自己人，不是傳給外姓。《史記》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也就是說，所謂「禪讓」，只是不硬性規定要把帝王大位交給自己的兒子，而是在家族中挑選一位賢能的後輩繼承。這種禪讓制度能否成功運行，關鍵是居上位者必須是毫無私心的真聖賢，而且還得具有洞識賢能之慧眼，這樣才能傳對人，才能使禪讓制度持續長久，一旦傳錯人就令制度崩潰。「帝禹東巡狩，至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自此，禪讓之禮崩，世襲制興。益禪讓予啟，乃因威望不夠，實力不足，諸侯不朝拜益，而去朝拜啟。益之禪讓，實屬被迫，若堅持不讓，恐怕只會人頭落地。啟之後就形成傳子傳弟的傳統了，「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殷商繼承夏法，大位傳予子或弟。「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為帝太甲。」殷商之後，大位傳承辦法固化，即傳子或傳弟，甚至傳予襁褓中之幼子，這當然是拜儒家崇王忠君教化之賜。
武力打江山，殘暴保特權
江山是武力打出來的，這不是理論，而是真理。軒轅黃帝的江山是打出來的，《史記》曰：「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天下有不顧者，黃帝從而征之。」黃帝靠武力打江山，誰不服則攻打之。唐堯，虞舜，夏禹的江山是同姓繼承，是禪讓。殷因與夏不同姓，所以殷商的江山也是打出來的。「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台，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周朝的江山也是打出來的，武王伐紂，上文已述，不贅。秦用法家，虐民而強，滅六國，廢分封，設郡縣，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皇令可以直達民間，王權比歷朝更膨脹。嬴政不滿足於只當「人王」，他把自己提升為「皇」，稱為「始皇」（要與上古三皇較勁了）。秦之後劉邦沿用秦法，此後中國最高統治者皆稱為皇帝，中央政權之下分封的王或侯，與秦前之王或侯已大不一樣。秦後一切權力集中到中央「皇帝」，分封之王或侯皆無主權，也欠缺治權，只是食邑而已，因王令可以透過官吏直達民間。
西漢之後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逐漸統一了思想，使中國成為政教合一、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漢後獨尊之儒家，「仁」已流於空談，「王權」則無限膨脹，天下萬物全成為「王」的私產，百姓官吏都成是「王」的奴隸。歷史教科書雖然說，周朝之後已沒有奴隸，井田制之後奴隸已變成自耕農，是黎民、庶民而不是奴隸。我認為這只的窄義的奴隸制滅亡，即貴族直接擁有的奴隸制度衰亡，但廣義的奴隸制一直存在，延續到民國建立才真正消滅。因為王權無限大，王擁有天下資源，所以個人擁有的私產無論是祖宗傳下的或自己購置的，都是在「王」即中央政府恩准下才能暫時擁有。「王」一旦翻臉，你成為欽犯，一聲抄家，你所有資產都可以被沒收。不僅你的財產可以被沒收，你的「人權」、「生存權」也可以被沒收，男的坐牢充軍，女的賣為妓為婢。質言之，周後中國雖然沒有分散的奴隸主，但全國臣民卻有一個共同的奴隸主，即帝王。
在「王權」這個層面，中國與西方世界大不相同。在西方世界「王權」從來都不是無限的，從來都不是不受制約的。基督文明未大興之前的羅馬帝國（與中國秦漢同一時期），皇帝的權力受到元老院的節制，甚至出現過二皇制；基督文化大興之後，王權與神權是分開的，國家管治權歸國王掌握，神權卻由教會掌握。國王即位需要得到羅馬教庭的准許和祝福，國王的施政和個人行為受到《聖經》的制約，而《聖經》的解釋權在教會而不是朝庭。西方文明由於一向是二元制，從未出現過王權擁有一切資源及一切權力的狀態，「私有產權」一向受到尊重。像中國那樣，一人犯罪，可以沒收全家財產，妻女發配為奴的情形，文藝復興後的西方應該未出現過（也許我孤陃寡聞）。正因為西方國家王權一向受到制約，有二元分權，有尊重私有產權及尊重個人生存權的優良傳統，所以容易走上民主、自由、憲政的道路。西方在羅馬帝國時期已出現法律專家，負責解釋法律，執法者可向其諮詢。不像中國，從皇帝到知縣都是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權力一把抓，由一個人作決斷。
中國王權觀念由上古、秦漢一以貫之傳至明清，沒有任何減損，只有不斷加強。明清的皇帝不僅擁有資產權、行政權，而且擁有知識的解釋權，皇帝寫錯的字、說錯了的話，錯了也是對的，別人無權糾正，只有遵從。所以我認為，如果中國想走上正路，想與現代國家接軌，必須批判王權文化，必須全面徹底地批判王權文化，讓全民共知之，共同認同之，並逐漸徹底地消除王權文化的影響。可惜中國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做得遠遠不夠。孫中山從西方學來的「三民主義」，民主憲政思想宣傳得既不全面，也不深入，更不持久，遠遠未能達到深入民心的程度。是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後，掌權者之帝王夢未死，袁世凱繼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大總統只兩年餘，就廢棄共和，復辟帝制。雖然袁世凱的洪憲皇帝只當了八十三天就覆滅，但短暫的帝制復辟卻令中國失去走向議會政治，建立民主憲政最好的時機，使中國再次墮入武力打江山，專政治江山，暴力維護統治者特權的泥淖而不可自拔。
打天下者坐天下，現在大家都知道是強盜邏輯，可是幾千年來，國人卻信服之，以為是自然道理，可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論，何等滲入骨髓，深入人心。然而當統治者傳子傳孫，傳到驕奢無度、荒淫無恥的不肖子孫時，百姓活不下去時，總會有怨言，總會有人起而反抗，為了保護江山、維護特權，中國君王對百姓的鎮壓手段也遠比西方世界殘忍毒辣。「偶語棄市」從秦始皇延至明清未有絲毫消減，而法家制訂的惡法尤其臭名昭著。中國古代的死刑除斬首之外，還有凌遲至死，還有腰斬、五馬分屍等等花樣。商鞅自己制訂的酷刑自己受，「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中國在對人的殘忍暴虐程度上，羅馬帝國之後的西方世界真的望塵莫及。
二千年來中國文化皆逆淘汰
然而，中國不是沒有仁者，也不是沒有智者，仁如孟子，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可是這種人道主義思想根本得不到有效的宣傳，明朱洪武乾脆把它刪掉，不讓臣民讀。幸而《孟子》刻印本多，朱洪武也沒有燒書，後世出版物才慢慢補回。
另外，乾坤天地應該屬於誰？「王」打下的天下應該屬於誰？古代也不是沒有睿智者洞悉清楚。《呂氏春秋》和《六韜》都曾經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這段話有人說這句話是姜子牙說的，也有人說是呂不韋說的，姑不論是誰說，總之我認為這是古聖賢中最有遠見、最睿智的見解。他不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乃天下人之天下」，而是說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其意就是說，「天下」，不僅不是屬於「王」一個人的，也不只是屬於人類的，而是屬於天下萬物的，飛禽走獸，花鳥魚蟲，甚至卑微如草芥也有份。「甘露時雨，不私一物」，天下萬物皆有生存權，也應擁有賴生存的空間，這種觀點與現代環保觀念和保護瀕臨絕種物種觀念非常吻合。可惜的是中國先賢這種偉大睿智的論述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大力宏揚，二千幾年來有誰站出來大聲說過：天下不是屬於王的，也不是屬於任何一個政治集團的，而是屬於天下人的，屬於天下萬物的呢？沒有，我讀幾十年中國歷史典籍從未發現過。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後世鮮有人附和，更別說宏揚了。這或許是統治者有意扼殺之，讓時間的洪流將之沖淡，讓文化垃圾渣滓將之掩蓋湮沒。我察覺到自中國實行中央集權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以來，造就了一場長久的持續的逆淘汰過程，劣幣逐良幣的現象長期持續不變。傳統文化中好的東西、優良的東西，逐漸被淘汰、被清除、被革掉命，劣質文化垃圾渣滓不僅保存下來，而且堆積泛濫成主流。最明顯的例子是婦女的裹足陃習，這種惡習竟可以從北宋延續至明清，傳承千年不變。千餘年來竟然沒有一個智者敢起來說，這種文化這種陋習是違反自然的，是違背人性的，是束縛社會生產力的。
中國如果想改變文化上的逆淘汰現象，我認為仍然需要再啟蒙，仍然需要廣泛、深入、持久地徹底批判「王權文化」，使其深入人心，植入下一代的基因中。令王權文化無法復發，令另一次民主憲政革命之後不會再出現第二第三個袁世凱。是為禱也！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最需要的不是物質財富，而是精神財富，新的啟蒙運動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明白自己是頂天立地站立於天地間的自由人，天賦人權不容剝奪，自由之思想，自由之意志不容剝奪。值《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之出路》在台灣再版之際，謹撰此文，作為代序。
二○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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