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感謝本書主編馮崇義先生盛情邀請我作序。

　　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政權是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幾千萬生命毀於一種極端的左傾思潮指導下的殘酷專政，十幾億中國人的思想被這種左傾思潮奴役和擺弄，至今不得解放。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左傾思潮並不源於中國，而是來自民主自由的西方。左傾思潮之所以在民主的西方不能施展屠殺上千萬人的暴行，是因為民主的西方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有憲政法治的制度保障。左傾思潮和「右傾」思潮同時並存，使得左右多少有些平衡，這是西方自由社會的常態。

　　但是，西方社會左右失衡的因素時時存在。而且，即使在這種相對的意識形態均衡的環境下，國際左傾思潮也在一直嚴重影響西方對華政策，使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變相地成為中國共產黨肆虐的幫手。

　　不過，除了少數左傾理論中毒極深而不可救藥的對華政策決策人的行為之外，這種幫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體現於「意識形態貧困」，即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理論和馬列意識形態的漠視和置之不理。其結果之一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不少決策人長期以來對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滲透力認識嚴重不足，對中共一系列國際國內政策的意識形態根源可笑地模糊和無知。

　　美國「意識形態貧困」的另一個結果是讓粗製濫造的劣質左傾理論──如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簡稱 CRT)、中共非真共論、韜光養晦即民主前奏論──暢行肆虐，成為國之大論，貽害無窮。

　　理論的力量是無窮的。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簡單理論就奠定了幾代美國人對蘇聯的戰略和外交政策。十分欣慰的是尚有本書作者們這樣優秀的、有理論素養的、對中共的意識形態和西方思想有深刻見解和分析的學者大聲疾呼，撥亂反正，為維護自由民主和保守價值做出貢獻。

　　在大部分西方的當下學術環境裡，「保守」已是一個貶義詞，但希望大家不要為此擔憂，因為「自由派」與「保守派」早已被左派歪曲成大批判語言，是貼標籤的下流政治對話手段，對真理的追求毫無意義。

　　大凡有中國背景的自由派都應該是反共的，而在西方最反共的恰恰是保守派。「自由派」和「保守派」所指稱的對象，在不同國家和不同語境大不相同，對這些標籤實在不必在意。

　　希望大家再接再厲，從理論深處擊毀左傾思潮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惡劣影響。

余茂春
美國國務院前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日於華盛頓

告別中國的世紀迷亂
馮崇義
　　從人類歷史長河的角度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衰是20世紀最值得反思的大事。「保守我們的價值聯盟」組織撰寫的這份研究報告，是深切關注人類命運的幾位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份研究報告旨在通過對歷史進程的系統梳理和深度反思，釐清一個世紀以來左翼政治力量和左翼思潮禍害中國的來龍去脈。它所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歐美和蘇俄的左派共同將中國推上了共產極權的邪道，並加持中共政權為害至今；為了中國和世界的前途，必須徹底終結左派之禍害。

　　我們堅信，尊重事實和學術真誠，為正直學者所必不可少。這份研究報告也是我們以學者的身份，為左翼思潮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提供證言，而不僅僅是在書齋中坐而論道。

　　社會主義在本報告中指的是馬列主義信徒所推行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俄國共產黨依照馬列主義理論首創的社會制度，具體包括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以公有制(國有制)為基礎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運用國家機器全面控制國民精神生活的文化體制等內核。

　　社會保障、國家福利、公共服務等等由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建立的機制，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普遍存在的扶危濟困，可以歸入社會民主主義而不能算入社會主義。

　　我們都曾經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對社會主義的目標、諾言和現實，有豐富的經驗和切身體會。我們也在自由民主世界生活和工作了相當長的時間，既獲得了比較研究的視野，又有機會深入了解外部世界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知。毋庸諱言，對於自由民主世界一些左派人士至今仍然讚美和嚮往社會主義，我們實在不以為然。

　　社會主義禍害中國以及整個世界的真相，特別是將至少一億無辜平民槍決、餓死和迫害致死的真相，早就大白於天下。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必須以這些鐵一般的事實為基礎。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各地的實踐，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社會主義帶有劇毒、有害無益。中國所受社會主義之蹂躪和毒害，只有北朝鮮可以比肩。

這個研究報告中所論列的左派，聚焦於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支，旁及其它。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創立共產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本意是要用這套理論來指導歐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在《共產黨宣言》的開篇，將共產主義理論描述為正在歐洲徘徊的「一個幽靈」。他們宣稱，他們發現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之類的「歷史規律」，斷言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必然會爆發社會主義革命。

　　但是，他們的歷史唯物主義說教受到了歷史的無情諷刺。除了曇花一現的「巴黎公社」運動，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根本就沒有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反而是在那些資本主義不發達乃至連資本主義經濟都無從談起的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左派信徒們接二連三地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使那些國家飽受紅禍荼毒。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謬誤和禍害在於，它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與資本主義相輔相成的現代自由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及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的政治制度，都是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外化。

　　以約翰.洛克(John Locke)為開山祖的古典自由主義，以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利為出發點和歸宿，認定個人有與生俱來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所有權等「天賦人權」；國家和政府的設立，是基於獲得公民授權以保護和增進這些基本人權的「社會契約」。

　　財產所有權和自發追求財富的自由權，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而外化為經濟制度，便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亞當.斯密(Adam Smith)當年就對這種市場經濟利國利民的自發秩序做了傑出的哲學和經濟學論證。

　　與生俱來的基本人權以及基於「社會契約」理論的主權在民、有限政府、權力制衡諸原則，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而外化為政治制度，便是自由民主或憲政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自由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制度保障，既充分發揮人類的潛能，又有效制約權力作惡，使得現代人類和現代世界的知識和財富呈幾何級數快速增長、突飛猛進。但是，古典自由主義理念及其相應制度，卻受到各種左翼激進思潮的無理挑戰。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降的保守主義，正是因應形形色色的現代「自由主義者」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背叛，因應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攻擊和摧殘而存在的。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保衛和守護古典自由主義有其正當性。伯克本就是英國成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治家，對英國憲政民主制度的實踐有諸多貢獻。伯克對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主共和的美國革命熱烈支持，卻強烈反對同樣爭取民主共和的法國革命。伯克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表面上似乎自相矛盾，其實這兩種態度都是基於反對暴政的立場。

　　在伯克看來，法國革命中雅各賓派的恐怖專政，是打著自由、民主、公民、革命等旗號的暴政，比起路易十六王權名義下的暴政有過之而無不及，恰恰是走到了憲政民主的反面。

　　伯克 1790 年出版《法國大革命反思》4 一書，意在及時剖析革命中出現的暴力恐怖、濫殺無辜現象，並探究其思想根源。伯克特別指出，法國革命中的激進派走火入魔，錯將尚 – 雅克.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所臆想的「公意」、「整體」革命等抽象理念當成指導思想，使民主革命變成肆無忌憚的暴民政治。

　　伯克在該書中申明的政治主張是：在社會變革過程中要充分尊重個人具體的自由和選擇，尊重一些約定俗成、自然演化的傳統和制度，而不是依據抽象理念全部推倒重來。此書被視為現代保守主義的奠基之作。

　　在20世紀上半葉，保守主義思想家對舉世濤濤的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批判。在 1922 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一書中，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已經從人類認知能力和知識積累的角度，論證過社會主義經濟沒有可行性。

　　依照米塞斯的論證，有效需求、有效供應以及供需均衡，需要對瞬息萬變的市場信息做出及時反應。在一個沒有私有產權和競爭性市場過程、從而也沒有貨幣價格的世界，理性的經濟計算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了產權明確的市場主體，生產、交換、消費過程中正常的價格形成機制不復存在，經濟決策者沒有辦法對交換價格所反映的各種不同要素、產品和服務的相對稀缺性進行合理的經濟計算，也就沒有辦法滿足芸芸眾生的選擇。

　　當市場經濟制度中合理有效的資源配置被政府官僚的胡亂計劃和強制行為所取代，必然導致資源配置的混亂和低效，對整個經濟帶來滅頂之災。

　　1944年3月，另一位經濟學家佛烈德利赫.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中完成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問世，將對社會主義的系統批判擴展到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其他領域。海耶克寫作此書是有感而發。

　　當時，蘇聯、納粹德國以及義大利法西斯的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實踐，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奇災異難，但西方民主世界中支持和嚮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政界和學術界人士卻仍大有人在。

　　海耶克同時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論證道，西方世界在 17 世紀以來之所以取得巨大進步，依賴的是市場經濟秩序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他特別強調，私有財產與自由之間有內在聯繫，私有財產制度是個人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礎，妄想通過消滅私有財產來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平等，是緣木求魚。

　　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具有共同性，蘇聯的社會主義和德義兩國的法西斯主義都強調集體主義社會，都將國家凌駕於個人和社會之上，都實行政府對經濟的行政管控，都不約而同地導致極權暴政。

　　海耶克的結論是，自由市場既是人類配置資源的最佳機制，也是可以協調人類活動而同時免受強權奴役的有效機制；政府有維護市場秩序、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職能，卻不該由基於集體主義原則的政府來主導乃至取代市場經濟，否則就會不可避免地導向壓迫、暴政和奴役。

　　幾經周折，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也於 1945 年問世。波普爾的兩卷本鴻篇巨制，與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書是波普爾另一名著《歷史決定論的貧乏》(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的續編，從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高度分析了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思想源流，系統梳理了從古希臘以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較量，充分論證了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謬誤根源於歷史決定論的狂妄、集體主義的陷阱以及烏托邦主義的迷思。

　　按照波普爾的分析，歷史決定論忽視了人類個體能動選擇這一基本變量，機械搬運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虛構種種「歷史規律」(實際上，波普爾始終帶著開放心態，將自然科學知識也視為可能被證偽的假設而非終極真理)，為以科學的名義推行專制暴政提供理論依據。

　　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之所以禍害人類，從方法論上說，正是因為它們運用政治權力將虛構的「歷史規律」強加於社會，將人類行為強行納入某些個人狂妄設定的軌道。

　　集體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則是以抽象的集體利益取代具體的個體利益、以子虛烏有的理想國對人類進行道德綁架，其極端表現形式便是取消個體自主和基本人權的極權主義社會，包括共產主義極權和法西斯主義極權兩種形式。因為反對歷史決定論和虛構的確定性，波普爾沒有對他所心儀的「開放社會」作出系統描述，而只是提出了以下一些關鍵要素。

第一、「開放社會」是充分尊重個體自主和個人自由的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都給人類個體提供自由空間，並且建立法治秩序充分保護這種自由空間。
第二、「開放社會」不是完美社會，而是具有內生的自我糾錯機制，通過自由探索、理性辯論、審慎協商和合理改革不斷完善的開發系統。

　　基於這樣的立場和判斷，波普爾將從柏拉圖到馬克思的集體主義政治哲學、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之類的「完美社會」圖景、與個人自由不兼容的極權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視為「開放社會」的死敵。

　　伯克、米塞斯、海耶克、波普爾等人對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批判極為深刻，從理論上徹底駁倒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深刻的理論分析，也為實際歷史進程所證實。

　　世界範圍內所有共產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的實踐，都沒有實現人人平等、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之類的迷人理想與諾言，治下帶來的都是充滿血雨腥風的大屠殺、大清洗和權力鬥爭，是史無前例的暴政，是令人髮指的政治迫害，是觸目驚心的等級特權，是無孔不入的結構性腐敗，是催人淚下的大饑荒，是對個人自由的徹底剝奪，是對基本人權的系統性侵害，是令人窒息的社會控制。

　　然而，真知灼見和血淚教訓並不能阻止各界左翼人士繼續沈迷於社會主義。就像法國學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說，左翼知識分子沈迷於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就像吸食鴉片一樣欲罷不能。英國當代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的研究顯示，那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往往被他們的過當自負、過分依賴政府權力、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所拖累。

　　這些左翼知識分子所提出的各種錯誤理論，以及他們為這些錯誤理論所做的宣傳鼓動，對人類社會有害無益。而且，他們缺乏自我反思的精神和能力，面對他們所造成的災難仍然一意孤行。

　　年輕時一度沈迷於馬克思主義的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湯瑪斯.索爾(Thomas Sowell)，在決絕地告別了馬克思主義之後也深刻地指出，一些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出於他們自己虛妄的優越感，信口開河、不負責任地用華而不實的烏托邦藍圖誤導政府和公眾，誤盡蒼生。

　　按照卡爾.雅斯佩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說法，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Axial Age)，中土春秋戰國的文明與古希臘的文明旗鼓相當、各有春秋。但是，古希臘之後的西方文明內部，無論是在諸多的政治實體和思想體系之間，還是西方宗教紛爭不斷的政教關係，一直保存著多元競爭的局面。相比之下，中國的戰國時代統一於暴秦之後，皇權至上的大一統在中土延續了兩千餘年，對文明的生機造成了極大戕害。

　　由於具備更有利的社會結構、思維方式、知識積累和宗教傳統等多種因素，西方世界在 17 世紀首先取得了人類歷史的現代突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制度橫空出世。兩個世紀之後，秦漢以降以小農經濟、君主專制和思想禁錮為基本特徵的中國古代文明與首先產生於西方世界的人類現代文明在 19 世紀中葉兵戎相見、全面碰撞。

　　個別先進的中國人見賢思齊，在當時就清醒地感悟到，中國的出路在於「師夷長技以制夷」12。此後，中國開啟了學習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首先是發起「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和機器大生產；繼而掀起「維新」運動、革命運動和文化運動，將向西方學習的深度和廣度拓展到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先進的中國人從器物、制度到文化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歷史進程，被留學西洋的先驅者容閎稱為「西學東漸」。

　　不幸的是，當中國人向西方學習、急起直追的時候，西方文明已經產生裂變，出現了一股社會主義支流。部分中國人將社會主義支流也視為先進的文明，甚至是更先進的文明，積極傳播、急迫引進。特別是在俄國共產黨建立起共產主義黨國的極權暴政後，竟然誤入迷途、以俄為師，使中國走上血雨腥風、劫難重重的邪路。

　　這份研究報告由五篇報告組成，關於中國的敘事，原則上按照20世紀20年代直到當下的時間順序排列。

　　第一篇分報告由馮崇義教授主筆。該篇回溯中國左毒禍華之源。首先簡要敘述了基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價值體系與制度安排，並剖析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缺陷和內在毒性；接著論述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暴力政變、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極權專制政權建立、創立了區別於君主專制的黨國專制制度，並迅速將禍水南引、加害中國；最後回顧現代中國「以俄為師」向左轉的那段慘痛歷史，也藉此澄清現代中國的專制主義，乃是從域外走私入境、強行移植的結果，而根本不是源於「中國文化」。

　　20世紀20年代，小部分中國激進人士擋不住左毒之誘惑和勾引，在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促使中國中途改道、放棄「向西方學習」的正道，而從蘇俄引來黨國專制思想和制度之毒水，沖垮了尚在苦鬥奠基階段而定力不足的中華憲政民主制度，教訓至為深刻。

　　第二篇分報告由吳祚來先生主筆。該篇報告通過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史諾(Edgar ParksSnow)三位美國左翼記者的個案，揭示西方左翼媒體人在 20 世紀 30年代和 40 年代如何與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合作，帶著明確的政治任務來華；又如何與中共密切配合以嚴密篩選的「所見所聞」片面地美化中共的所作所為、妖魔化國民政府及其軍隊。

　　更為不幸的是這些左翼媒體人的選擇性「新聞報導」以及煽情寫作，極大地誤導了世界各國政府和公眾，甚至也包括大部分的中國人。

　　第三篇分報告也是吳祚來先生執筆，係第二篇分報告的延伸。論述被左翼媒體人誤導的美國政府官員和軍方將領如何誤判現實並做出影響整個中國時局的錯誤決策。這篇報告顯示，美國左翼與親共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成為中共的大外宣與政治盟友，決定性地影響了美國社會、軍方政要與政府決策，因而導致中華民國政府被顛覆、中國大陸淪陷於中共統治、「美國失去了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蘇聯結成世界反法西斯聯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但與此同時，美國等民主國家亦因為這種聯盟而放鬆了對共產主義政權的警惕和防範。當時美國對蘇聯的援助遠遠超過對中華民國的援助，甚至對中共的感情也超過對盟友國民政府的感情，這顯然也有錯亂和失策的一面。

　　第四篇分報告由周曉教授完成，原文是英文，史蒂芬.齊拉克(Stephen Zierak)教授對本文做了大量的編輯和補遺工作。該分報告論述 20 世紀 50 年代以降的中國，在共產主義極權黨國統治下的慘禍烈象以及美國各界對中國極權道路的諸多錯誤認知。

　　這篇報告特別關注的是，美國左派媒體和左派學術界嚴重偏離體現於《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的立國精神和核心價值觀，拒絕正視中共政權那些充滿血雨腥風的種種罪行，甚至於默許、支持和鼓勵這些罪行。這篇報告也特別驚醒美國人，因為對共產主義的錯誤認知長期得不到糾正，美國左派的一些作為，有為共產主義極權鳴鑼開道之虞。

　　第五篇分報告由何清漣女士提供。聚焦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美國對華政策及其慘痛教訓。該分報告重點論述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等三任美國總統執政期間，犯下的一系列戰略錯誤和戰術失誤。這些誤判不僅使得美國對華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努力一敗塗地，反而養虎為患，令中共政權坐大，並得以對美國的聯邦政府、州縣政治、文化學術以及社會各個層面實施全面的紅色滲透。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共產主義體系崩潰之後，中共極權政權搖身一變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寄生在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苟延殘喘、戕害人類。這樣一來，民主世界的因應之道就變得特別重要和複雜。

　　西方左派仍然以顛覆資本主義制度及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為目標，一方面鼓吹道德相對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並且不停鼓盪各種身份政治風潮，千方百計從內部消解憲政民主理想信念、削弱西方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引吭高歌「中國模式」、為中共政權搖旗吶喊，不自覺地充當中共在民主世界的代理人，又透過炒作反種族歧視、反對新冷戰等話題協助中共之統戰。

　　當今中共統治者正在中國復辟極權統治、全面摧殘初具雛形的中國公民社會、堵死中國通往憲政民主的和平轉型之路，並且為了政權安全，不惜血本在民主世界展開統戰，不顧國家民族的代價蠱惑民族主義瘋狂對外擴張。

　　中國是當今世界民主與專制全球對決的主戰場，中國的憲政轉型前景及人類的普世價值同時面臨嚴峻的挑戰考驗。風雨飄搖的共產黨政權繼續在末日瘋狂中赤裸裸地為非作歹、塗炭生靈，西方世界中依賴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養尊處優的各色左派，不該繼續抱著早已完全破產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自欺欺人。

　　我們幾位同道聯手完成了這份研究報告，反思不堪回首的百年血淚、百年辛酸和百年荒唐，希望能夠徹底喚醒世人之良知、啟迪世人之心智、激勵世人早日聯手終結左禍。

　　本報告的各篇章分別由上述介紹的作者提供，在編輯過程中，我們對其文字和表述做了個別修改。

　　非常感謝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 Jr.)教授和余茂春教授在百忙之中撥冗為本報告作序增輝；法學博士張傑也對本報告的部分章節做了細緻的編輯工作，在此特致謝意；渠成文化同仁為本報告的及時出版提供臂助，也深表謝忱。令人痛徹心扉的是，我們通力合作的成果尚未問世，有統籌之功的李進進博士已遇刺身亡。我們謹以此書之出版，告慰李博士在天之靈。

作者簡介
關於「保守我們的價值聯盟」
編者序：告別中國的世紀迷亂(馮崇義)
余茂春序
林培瑞序

第一篇：反思共產主義禍華之源　馮崇義
引言：是否應當像清算法西斯主義那樣清算共產主義
一、馬克思主義支流之毒力
1. 人類現代文明基本價值體系及制度安排
2. 馬克思主義陷阱
二、俄國共產黨給現代人類開出邪門岔道
1. 列寧主義是野蠻人暴力奪權、實行專政的思想武器
2. 列寧主義指導下的卑鄙政變
3. 俄國共產黨創立了黨國極權的新型專制制度
三、中國從「向西方學習」的正道失足誤入「以俄為師」的歧途
1. 蘇俄和共產國際將魔爪伸進中國
2. 中華民主聯邦的演進路徑被切斷
3. 中國改道師法蘇俄是歷史大悲劇
結語：共產主義黨國再也沒有繼續存在的正當理由

第二篇：服務於中共的洋喇叭　吳祚來
引言：國際左派送給中共的三只金喇叭
一、中共大外宣戰士：斯特朗
二、從蘇聯間諜到加盟中共隱蔽戰線：史沫特萊
三、毛澤東、中共與紅軍的美容師：史諾
結語：左翼媒體人「三 S」禍害中國

第三篇：美國如何失去中國　吳祚來
概要
一、美國的聯俄容共成功與失敗
1. 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與內在缺陷
2. 羅斯福的認知與美國外交報告
3. 美國對蘇聯的認知有前瞻性，但應對失據
二、美國親共力量的形成與周恩來的統戰
三、延安考察組：中共的統戰成果
1. 迪克西使團在延安配合中共演戲
2. 赫爾利的阻擊與美方兩條路線的鬥爭
四、「鐵幕」已在中國布下，美國視而不見？
五、馬歇爾在中國的「行動」
六、美國在中國親左，在西方親右
1. 美國右轉：拋棄東方，保衛西方
2. 美國先左後右，禍害了中國

第四篇：美國對中國極權統治的錯誤認知　周曉
前言
一、國際形勢導致中共掌權
二、階級仇恨「教育」和以屠殺為手段的土地改革
三、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
四、「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五、「反右運動」
六、與中國極權主義勾結的國際勢力
七、尼克森訪華
八、毛之權力巔峰──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九、後毛澤東時代自下而上的自發經濟改革
十、中國和中共進入世界市場
結論

第五篇：從丟失的中國到丟失的美國　何清漣
引言：美國對華外交是迷失之最
 「蘭德報告」為何有意忽視最重要的對華關係？
 美國對華戰略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一、美國對華戰略錯誤：幫助中國成為經濟巨人
 對中國民主化的期望主導美國對華政策
 加入 WTO，中國經濟插上翅膀
 中國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
 美國自食苦果，只因當初配合演戲
 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二、對華「顏色革命」終成虛幻
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長期警惕和平演變
 美國曾是中國「依法治國」的領路人
 「合作」破裂，緣於北京擔憂顏色革命
 美中均誇大作用的對華「顏色革命」
 三類美國在華 NGO
 在華美國商業性機構
三、美國對華外交的戰術錯誤：
 承認中美制度差異卻自撤藩籬
 戰術錯誤之一：對不履行承諾不予懲罰
 戰術錯誤之二：自廢武功，放棄對等原則
 有意忽視美國記者在中國無採訪自由
 孔子學院在美國長驅直入
 千人計劃：美國科技界、學術界與中國的合謀
結語：美國輸在沒有堅定捍衛美國的立國之本

左禍百年中國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