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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長江，從雪山走來，自北而南，騰躍於羌藏滇群峰間，又東折入川，接納巴蜀眾水，匯巨流沖決川東絕壁，迎來荊楚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江漢朝宗東去也，閱盡吳越繁盛，傾注大海不復返，以180萬平方千米的豐美沃土，天賜中華。
長江，穿行於北緯30度南北。這是人類古文明（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的發生線，而長江流域是其中自然條件最為優勝的地段—其他諸域皆因副熱帶高壓控制，成為乾旱的沙漠帶，文明憑大河灌溉，而長江流域西邊有橫斷山脈、青藏高原崛起，阻斷太平洋濕暖季風，形成地球上少有的亞熱帶降雨豐富的地段，水熱資源俱富。長江流域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文化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天賜中華。
回望古史，黃河流域對中華文明的早期發育居功至偉，而長江流域依憑巨大潛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與北方之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羌文化並耀千秋。龍鳳齊舞、國風—離騷對稱、孔孟—老莊競存，共同構建二元耦合的中華文化。中唐以降，經濟文化重心南移，長江迎來領跑千年的輝煌。近代以來，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長江擔當起中國工業文明的先導、改革開放的先鋒。
長江流域人文興盛，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下正在創造更加壯闊的現代文明。試看今日之環球，長江正輝耀於東方。
2021年3月於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一
水是有機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這一高級有機體創造，因此，水（尤其是人類飲用、農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必備條件。人類有了穩定的淡水供應，方可經營定居農業，進而跨入文明門檻（以城市的出現、文字的發明及金屬工具的使用為標誌）。而能夠為人類生存及文明發展源源不絕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河流，是指陸地表面經常或間歇流動的天然水體。漢字的河流擬名甚多，大者如「江、河、川」，小者如「溝、澗、溪」，被統稱為「水」（《水經注》稱黃河為「河」或「河水」，稱長江為「江」或「江水」）。江河縱橫奔騰的流域，因有充沛的淡水供應和便利的水運條件，成為文明的發祥地。四大文明古國，皆仰賴大河的恩惠，比如，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於古巴比倫文明，尼羅河之於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恆河之於古印度文明，黃河、長江之於中華文明。古希臘「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稱：「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此語適用於諸大河文明，巴比倫、印度、中國等文明古國，也都是江河的贈禮。
二
諸大河文明奠定人類文明的基礎，又多已被取代而消弭在歷史長河之中，如尼羅河文明被希臘化、伊斯蘭化，兩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後雅利安化、伊斯蘭化，而中華文明於起伏跌宕間傳承不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領域廣闊、地理形勢錯綜，存在平行互補且有自然屏障相間的兩個大河文化—雄渾的黃河文化和清奇的長江文化，所謂「北俊南孊。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僿南華」。1當黃河流域因墾殖過度、氣候轉向乾冷、胡馬南征而文明漸趨衰落之際，長江流域後來居上，發揮其優越的自然稟賦，成為糧食、衣被、財賦的主要供應區和人文勝地。黃河流域鄰近遊牧區，一旦長城被突破，就可能被遊牧人佔據。而「長江天塹」成為一道防衛線，擁有巨大經濟、文化潛力的長江流域為華夏文明提供退守、復興的基地。經由長江文化對黃河文化的承接與創造性發揮，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華精義得以保持與光大。得兩條大河的滋養與回護，是中華文明於數千年間延綿伸展、從未中絕的原因之一。正如近人梁啟超（1873—1929）所說：「中國何以能佔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2
三
黃河縱橫於北溫帶80萬平方千米的高原和平原，那裡曾經是林茂草盛、自然生態良好的地域，先民在黃河諸支流（如洛水、渭水、汾水等）流經的臺地採集、狩獵，進而發展農耕業，奠定文明根基。現代意義的考古學在20世紀初展開於中國，首批田野考古用力於黃河中下游。仰韶、龍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遺址的發現，殷墟等商周故城的發掘，與《尚書》《左傳》《史記》等傳世史典對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黃河流域繁衍的記述相映照，學界據此確認「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發祥地」。
長江流域廣及180萬平方千米，恰在北緯30度線這一「人類文明發生線」兩側。20世紀70年代，浙江餘姚發現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馴育稻穀推定距今7 000—8 000年，隨後又發現長江下游的良渚、馬家浜，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上游的大溪等「稻作文化」，湖南道縣更發現距今萬餘年的人工馴育稻穀。故長江流域「稻作文化」歷史之久遠，絕不讓於黃河流域「粟作文化」。「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是中華文化的兩大發祥地」成為學界新共識。
四
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同為中華民族的搖籃。
就古人類棲息和農業發明的時間而言，長江流域似早於黃河流域。然而，黃河流域的黃土層結構均勻、鬆散，具有良好的保水與供水性能，蘊含較高的自然肥力，便利於木石—銅石農具時期的墾殖。雖然年降水量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於粟、稷、菽、麻等旱作物生長，黃河流域率先成為定居農業文化發達地區。古史所載之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以及海岱地區的太昊、少昊所代表之族群，多活動於黃河上、中、下游，夏、商、周，秦、漢、唐的都城及經濟、文化繁盛地帶，皆在黃河流域。以《詩經》代表的商周文學，儒、墨、法等學術流派，主要展開於黃河流域，形成齊魯、三晉、三秦等繁富的文化區。
古時長江流域瘴氣瀰漫，土壤黏結，以木石器及初級金屬器開墾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時期農耕經濟落後於黃河流域。當金屬器（尤其是鐵器）普及為農具後，長江流域優越的水熱條件漸次得以發揮。春秋戰國時的巴蜀、荊楚、吳越等文化區在長江上、中、下游競起，以屈騷代表的楚文學及道家等學術流派，主要在長淮滋衍。
自東周以降，黃河—長江雙峰並峙，「風—騷」競輝，「儒—道」相濟，構造了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體格局。
自漢武帝經營南方，尤其是東晉、中唐、兩宋之際，中原士女南渡，鐵製農具與牛耕普及。在黃河流域繼續發展的同時，長江流域得以開闢和熟化，演進為物產豐富、人文興盛的地區。從隋唐到宋元明清，長江下游及長江中游相繼成為糧米、布帛的主要供應地。唐代有「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3之說，南宋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謠，明清更流行「湖廣熟，天下足」之諺。總之，自秦漢起，在黃河流域以政治經濟重心雄踞中華之際，長江流域的開發也取得長足進展，後來居上。以戶口論，在西漢，北方與南方之比為3：1；到東漢則變為6：5，已大體持平，至北宋則為4：6，
南方呈反超之勢。4
明清之際學者王夫之《讀通鑑論》議及文化南移：「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為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黃宗羲更具體地述評中古至近古文化的南北變遷：「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5然而，經濟重心南移並不意味着軍政重心的隨之南移，因為軍政重心的確立除經濟因素外還有別種緣故，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馭四方、擇都的習慣性標準、抗禦北方胡人的戰略考慮等，這使得經濟重心已經南移的諸王朝大多仍將首都設在北方。位於黃河流域的軍政中心，須依憑東南財賦的支撐。為調適這種「政北—經南」的格局，隋唐至宋元南北運河開掘，以繁庶的長江經濟支撐地處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隨着大運河的開通，由黃河、長江、漢水、大運河構成的中華文化內環線形成。「西北甲兵」與「東南財賦」共同構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賴以立國的兩大支柱，而兩大支柱所依託的正是黃河與長江，尤其是經濟、文化潛力巨大的長江。
五
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近代尤甚。除了與其優越的自然條件有關之外，也與整個中國近代文化發生發展的推進線路相關。中國近代文化的發生發展，大體是由東南向西北漸次推進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通商五口都位於東南沿海。長江入海口的上海成為最大通商口岸。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增開的10個商埠中，長江流域就有4個（漢口、九江、南京、鎮江），開放口岸已從沿海各地深入到長江中下游地區。此後數十年，上海、南通、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武漢、沙市、宜昌、重慶、成都等沿江城市逐漸連為一體，形成長江城市帶。由通商而刺激生發的近代工業不斷吸引人流湧入，各江城規模與日俱增，功能遠勝以往，中國近代中期最重要的兩大工商業基地，即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交匯地帶。與此同時，中國的近代文化也循長江水道，自東南沿海向內陸漸次展開。
1911年10月，武昌首舉義旗，上海、南京等沿江城市奮起響應，協力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當時的長江成為新舊、中外文化競演的舞臺，引領着中國的近代化進程。時至今日，長江仍為中國最廣闊、繁盛之流域經濟區，在保持經濟強勁增長的同時，也紓解着生態的巨壓，維繫着中華文明的持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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