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古老智慧與生命科學的交流
心性有治療身體的能力嗎？腦部、免疫系統和情緒又是如何相互連結呢？哪一種情緒能促進身體健康呢？倫理學是否有生物學的基礎呢？死亡如何能幫助我們瞭解心性的本質呢？在一九九一年的夏季，十位西方各科系的學者，啟程前往印度的達蘭薩拉（Dharamsala）會見達賴喇嘛，他們在達賴的私人會客室中一起埋頭會商第三次「心性與生命會議」的討論主題。本書也概略收錄了他們在此次會議中的演講和對談內容。
這些心理學、生理學、行為醫學和哲學領域的專家分別陳述了他們研究領域中的重大發現，並與達賴喇嘛和一干傑出禪修師匠一起討論這些發現之間有何連結。他們分享彼此的知識成果，不僅是為了增進彼此的瞭解，也是想查清楚情緒體驗和健康之間的關係。
西方的生理學家、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只有在近二十年來，才摸清楚情緒狀態和身心健康的相互影響關係。可是，佛教思想家早在兩千年前就領悟到心性擁有強大的治療能力。這次會議能夠請到西藏佛教的最高領袖出席，等於是促成了東西思想的交流和整合。而達賴喇嘛正好可作為這些西方科學研究成果的試金石。
古老智慧與現代科學的交流
達賴喇嘛在一九五九年帶領他的子民逃離中共的魔掌後，從此就定居在印度。他向來都在倡導人類的衝突要用和平和慈悲的方式來解決，這點普受世人推崇，因此他在一九八九年就獲頒若貝爾和平獎。他有個比較不為人知的興趣就是科學；他曾經說過如果今天不是身披僧袍的話，他實在很想去當一個工程師。所以，他在拉薩那段年少的歲月裡，就常被請去大雄寶殿那兒修理壞掉的機器，不管是車子或鐘錶，他都很在行。
達賴喇嘛從一九八七年十月就開始定期與一批挑選過的科學家，討論心智科學和生命科學（生物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心理學和心靈哲學）可以與宗教建立何種溝通橋樑與介面，這些學門比起物理科學來說，跟佛教傳統有著更緊密的關聯。我們可以從出席科學家的細心挑選、會議的籌辦過程、他們的私人本性、投注在經釋品質上的心力和達賴喇嘛的全程參與，看出東西兩方所秉持的善意和互敬互諒的精神。我們也希望讀者能從收錄這些對話內容的系列書籍中，感受到靈修路途的古老智慧與現代科學的狀態控制藝術（state-of-the-art science，譯按：這個新詞是指西方的生命科學和行為醫學合作，共同研究控制情賭狀態和生理狀態的藝術。）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交流。
心性與生命的記錄足跡
這些對談系列大概是從一九八五年陸續舉辦，籌辦人是由美國律師和企業家亞當．英格（Adam Engle）和巴黎神經生物學家法藍西斯科．瓦瑞拉（Francisco Varela）兩人擔任，而且瓦瑞拉深知科學和佛教進行嚴肅對談的重要性。第一屆「心性與生命會議」是在印度的達蘭薩拉舉行，為期七天，會議主題是神經科學和認知科學，會談內容後來結集為《善意的橋樑：與達賴喇嘛對談心智科學》（波士頓：香巴拉出版社，一九九三）。後來，我們又舉辦了四次類似這樣的會議，每一次都在互敬互諒的氣氛中，請達賴喇嘛與不同組別的科學家共聊生命情事。他們討論的主題除了情緒和健康（內容收錄在本書之中），還有睡眠和作夢，收錄在《睡眠、夢與死亡》（波士頓：智慧出版社，一九九七）；最近一次一九九六年的會議則是討論利他主義、倫理學和慈悲（有關歷屆心性與生命會議的詳細說明，敬請參照本書附錄）。
會議期間，每天一早就是由各專家輪流講述一個科學主題，例如情緒的神經生物學，然後就是由法王跟與會學者一起對談和辯論。達賴喇嘛在會中也展現出他敏銳的科學心智，以及一些可延伸科學邊界之深度和廣度的見解。譬如說，他在這次對談中就提到意識的細微層次不需要依靠腦部功能而存在，意識的粗糙層次才需要跟腦部活動直接相連，可是西方科學還不了解這一點。
所以，達賴喇嘛本身乾脆就帶頭行動，以打開佛教和現代科學的對話管道，這個示範正足以顯示出他的開放心態和大膽研究精神。達賴喇嘛也看出西藏佛教未來要在西方生存的話，關鍵就在於它不會與西方科學家的研究結果大相違背或大肆衝突；他也說過科學方法若能證實某些佛法內容是不正確的話，那麼佛教也要從善如流地更正錯誤的地方。
另一方面，西方科學也在這次對談中獲得很多東方智慧的教益，比如說西藏的心靈探討就產生了一套精細的心智現象學，可以提供給現代科學家很多值得參考的意見。本次心性與生命會議的對話就催生出一項後續的研究計畫：對資瑜珈行者腦部狀態的神性生理學研究，以深入了解注意力訓練（attentional training）的潛能。
佛教和科學對談：情緒和健康
佛教原則上是把目標訂在轉化個人的知覺和經驗形態，以及身心的統合。從佛教的教義來說，調柔身心和轉化個人體驗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條長路是建立在禪修練習和道德行為之上，而道德行為又是建立在你對萬有生命相互緣生的覺察力和慈悲。
藏密思想家因為長期關懷精神生理性的健康（psychophysieal health，譯按：精神生理性一詞是指壓力和負面情緒等心理因素，會造成自律神經失調等身體障礙），所以早在十一世紀時就已經擬定出很多種醫療方案。西藏醫學傳統的建立大概是在九世紀時，有位遍照護喇嘛（Lama Vairochana，譯按：遍照護受到蓮花生大士〔Padmasambhava〕和寂護大師〔Shantarakshita〕的培養，成為西藏第一位大譯師，他把印度醫學原典的譯作，交給西藏醫聖宇安．元丹貢布〔Yuthog Yontan Gonpo〕）把四部梵文的醫典譯為藏文，然後師徒相傳，直到今日。從此傳統來看，疾病是由憤怒或貪婪等情緒衝突在身體中所造成的精神生理性失調。因此，佛教思想家在這幾世紀以來所提出的一些議題，也受到此次與會科學家的注目和考量。
我們的第一場演講是由李義雷主持，他先向大家解說西方的倫理學系統後，才探討倫理學不靠宗教而能成立的基礎何在。達賴喇嘛也認為我們的確有必要建立這套倫理學體系，因為地球上有數以億計的無堅定宗教信念的人。第二場則是由丹尼爾．高曼主持，他主要在講身體的運作過程值得這套倫理學來參考，因為它能說明何種心理狀態有益身體健康，何種心理狀態容易使身體生病。他也向大家評介了一些建議說悲痛情緒傷身、正面心境保身的研究結果。
第二部的生物學基礎則在評介一些跟情緒和健康有關的重要實驗。這一部開始是由法藍西斯科．瓦瑞拉討論免疫系統和其認知意涵。免疫學界透過這些實驗，領悟到免疫系統幾乎就是「第二個腦部（second brain）」之後，就開始全力探索精神神經免疫學這個新領域，以了解專一化細胞（Specialized cells）的神經網絡如何使身體形成彈性的身分感（flexible identity）。而且，身體的身分感與支撐認知生命的神經網路之間，存有一種非常特殊的連結。
在瓦瑞拉的演講和對談後，接下來是克里夫．沙朗討論腦部如何管理情緒。他和里察．戴維森共同闡述了腦電活動與面部表情和其他心境評量單位的關連性。
丹尼爾．布朗關於壓力如何影響身體的一番討論，也等於說明了情緒影響健康的生物學條件。布朗也觸發了後創傷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如何治療的爭議；達賴喇嘛指出在那些慘遭中共嚴刑拷打的西藏人心中，宗教信仰能幫他們找出苦難的意義，因此信仰多少可預防他們得到後創少壓力症候群。
現代人情控身心的藝術
正念是佛教禪修的古典練習方式，它要你去細察每一瞬間的體驗。莎朗．沙茲堡為了把正念應用在身心保健上面，就把它的一些基本事項解釋清楚。喬．卡巴金也指出患者可以運用正念禪來發展出不易被情緒潮流捲走的覺察力，並同時能得到緩解症狀和促進治療的良好成效。這是因為在整個醫療光譜中，也承認好情緒的培養有助於病情的好轉。
行為醫學會使用心理技巧來預防或治療慢性病。布朗指出許多臨床症狀都是精神生理系統受到壓力而失調的後果。行為醫學的技巧可以說是一種調控身心狀態的藝術，故能幫助病人重新控制生物系統的致病因素。這種新的治療取向既有現代的生物回饋法，又有古代的禪修方法。
在西方來說，心理學家早已把自我的病理學（尤其是低自尊）認定為一種在現代人中到處蔓延的病症。然而，低自尊這種概念對達賴喇嘛來說卻很陌生；在東方文化中，「自我」是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概念建構，因此自我問題就帶有自己文化背景的獨特性。於是，我們在對談中就想要探討出自尊的根源何在。
現代科學和佛教之間的膠著點就是腦部與心性的關係。西方科學把心性看成是依存於腦部意識的浮現特質（emergent property），但西藏佛學卻設定了一種不須依恃腦部的微細意識秩序。西方科學敗在認不出來一種無法化約為腦部功能的心理過程，不過這是否也表示獨立於腦部之外的意識並不存在呢？達賴喇嘛就抗議說，西方人對於極為細微的意識層次都不熟悉，東方的資深修行人卻可用來進行清明的作夢（lucid dreaming）和有意識的往生。如果這些修行成果能被科學證實的話，這種了悟就會從根本上改變西方神經科學的典範。
最後，大家在談論世人是否需要慈悲和一套適用於無特定宗教信仰之億萬人口的倫理體系。所以，對話的最後焦點也集中在科學對心性、腦部和健康之間連結關係的新領悟，是否能在將來作為倫理生活的指導方針，以維護世界偉大宗教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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