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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十年前，張泉第一次訪問史語所時，我告訴他，現在的史語所無法定義。
在史學領域，陳寅恪先生那一代人代表着一個大師的時代，但那個時代已經落幕。如今，史語所還能在世界漢學界佔據一席之地，靠的是每一位學人研究成績的累積，大家陸續開拓出新社會史、思想史、宗教文化史、新文化史、環境史等研究方向，走出各自的新路。從前，傅斯年先生認為史語所是一個學派，現在我們卻非常多元。
大師的時代似乎一去不返，但我很高興張泉願意探究那段逝去的時光。
2011年秋，張泉來訪問史語所。當時他是《生活》雜誌副主編，策劃過敦煌、台北故宮、營造學社等專題報道，他的許多文章都讓我印象深刻。他希望採訪史語所的同仁，記錄幾代學人的心路歷程。那時我正擔任所長，自然全力支持。
離開台灣大約四個月後，他發來一篇三萬多字的長文，請史語所的同仁針對歷史細節幫忙勘誤。看得出，他下了很深的功夫，用豐富的史料展現出史語所從創建到遷台以來的變遷。他的視角獨特，從那一代人構築民族想像與重建公共信仰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史語所的使命、探索與貢獻。他尊重歷史，持論公允，又能以動人的文字娓娓道來。我和幾位同仁讀過，無不交口稱讚。這篇報道在《生活》雜誌刊登後，我請同事又彩印了許多份，分發給所內的同仁和來訪的海內外學者，便於大家了解史語所的歷史淵源與嬗變。
2014年秋，雲南派代表團來訪，提出在昆明舉辦關於史語所的大型展覽。抗戰期間，史語所被迫南遷，曾有一年半的時間落腳於昆明。據說，舊日的所址和一些故居仍保存完好。雲南方面希望邀請專家，協力策劃這次展覽。恰巧，一個多星期後，張泉再次來採訪，到史語所與我見面。我頓時眼中一亮。策劃這次展覽，他顯然是最合適的人選。他了解史語所的淵源與現狀，並且嚴謹、細緻；而作為資深媒體人，他也擅長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把遙遠的歷史傳遞給公眾。
聽了我的提議，張泉也很興奮。後來，他多次去昆明，來台灣，勘察遺跡，查閱檔案資料，尋訪專家和歷史親歷者。他每天到傅斯年圖書館，從開門坐到下班，梳理研究一些塵封的檔案資料，或者來史語所與同仁們訪談交流。大約一年後，他完成了策展方案，格局大氣恢宏，形式生動有趣。經過我所各學門多位同仁評審建議，策展方案又幾易其稿，堪稱是對史語所歷史非常全面、深入的總結和展示，自此，雲南方面也獲得了史語所在大陸完整首展的授權，所掌握的第一手檔案資料的深度與廣度，在大陸無出其右者。
這些年我也一直在關注張泉的寫作，他對晚清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命運的追溯，對城市和地域文化變遷的探究，還有他與海內外各領域學者的訪談，都讓我感到很有價值。
如今閱讀他寄來的這部書稿，我發現，關於史語所的篇章既熟悉又陌生。他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檔案資料，廣泛閱讀了各種回憶錄、學術論文和專著，對學人的精神、思想與人生發掘得更深入，呈現得更完整。他還把視野擴大到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和中國營造學社，勾勒學人的群像，探究學界的浮沉。這幾家學術機構都與史語所淵源頗深，學人之間存在着複雜又密切的交集，構成一個學術共同體。無論坐擁書齋，還是走向田野，他們都以科學的精神研習「紙上之材料」，探尋「地下之材料」，在無比艱苦的環境中，有了許多震驚世人的大發現，就像張泉在書中所寫的那樣，「不世出的天才湧進同一個時代，合力造就時勢」。
讀着這部書稿，我感慨萬千，不禁想起幾十年前一個隆冬時節。當時我重返哈佛，路過「哈佛中國同學碑」時突發奇想，冒着風雪爬到馱碑的贔屓背上，一字一句辨認、抄錄起模糊的碑文。那座石碑是1936年中國哈佛同學會為慶祝母校創校三百周年捐贈的，其中有一段話，我一直難以忘懷：
深識遠見之士，知立國之本必亟以興學為先。創始也艱，自是光大而擴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於數百年間而勿替。
當年捐贈石碑的一千多名校友中，就有張泉這本書中講到的趙元任、李濟、吳宓、梁思成、梁思永等先生，碑文則是胡適先生的手筆，並由他千里迢迢帶到波士頓。那一代學人以此碑向哈佛致敬，而他們在中國探求學問、傳播新知的歷程，同樣艱辛曲折，同樣深謀遠慮，同樣堅忍不拔，也終於讓學術發揚光大，讓文化澤被後世，令人敬仰，也引人唏噓。
張泉的這本書，讓我們可以更清晰地回望他們走過的路。舊日的足音或已遠去，他們留在文化史上的足跡不可磨滅。
黃進興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