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強烈的精神上衝突
首先我要申明：有衝突並非就是患了精神官能症。生活中總有我們的興趣、信念與周圍的人發生衝撞的時刻。所以，正像在我們與環境之間經常發生這類衝突一樣，我們內心的衝突也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動物的行為主要取決於本能。牠們的交配、育雛、覓食、防衛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決定了，不以個體的意志為轉移。相反，人類能夠作出選擇，也必須作出選擇。這既是人的特權，也是他的重負。我們也許必須在兩種相反的欲望之間決定取捨。比如，我們想一人獨處，又想有人作伴；我們既要想學醫又想學音樂。或者，在我們的意願與義務之間有衝突。例如，有人陷入困難正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卻渴望與戀人幽會；我們也許左右為難，既想贊同別人，又想反對他們。最後，我們也許動搖於兩個價值觀念之間。比如，戰爭期間我們相信冒險出征是義務，但也認為留下來照看親人是責任。
這類衝突的種類、範圍、強度主要由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文明來決定。如果文明保持穩定，堅守傳統，可能出現的選擇種類則是有限的，個體可能發生的衝突也不會太多。但即使是這樣，衝突也並沒有消失。一種忠誠會與另外一種忠誠相矛盾；個人欲望會與集體義務相矛盾。但是，如果文明正處於迅速變化的過渡階段，此階段中高度矛盾的價值觀念和極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時並存，那麼，個人必須作出的選擇就多種多樣而難以決定了。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依附於某個集體，也可以獨自隱居；可以對成功表示崇拜，也可以對之表示蔑視；可以堅信有必要嚴厲管束兒童，也可以認為應該放任自流。他可以相信男人和女人應該有不同的道德標準，也可以認為男女應該有同一個標準；他可以認為兩性關係是人的情感表現，也可以認為它與情感並無關係；他可以懷有種族偏見，也可以認為人的價值不取決於膚色或鼻形。他還有諸如此類的其他許多選擇。
無疑，生活在我們文明之中的人，必須經常進行這樣的選擇。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們有衝突，那是不足為怪的。但最令人吃驚的事實是，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些衝突，所以也不拿出什麼具體辦法來解決這些衝突。他們一般都是讓自己任隨事件的擺布。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實際狀況，做了妥協還不知道，捲入了矛盾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我這裡指的是正常人，一般的、沒有精神疾病的人。
所以，要意識到矛盾的存在，並在此基礎上做出決策，是有前提條件的。這樣的前提有四重性：我們必須明白自己的願望是什麼，或者更重要的是，明白我們的感情內容是什麼。我們是真的喜歡某人，還是因為我們應該喜歡他於是就自以為喜歡他了？假如我們的父母去世了，我們是真正悲傷，還是只照慣例表示一番感情？我們是真正渴望當律師或醫生，還是因為那種職業在我們眼中顯得體面和有利可圖？我們是真正想要使自己的子女幸福和有獨立能力，還是只是口是心非地表示這種意願？我們大多數人都會發現這類問題看來簡單卻不好回答，就是說，我們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求是什麼。
由於衝突常與信念、道德觀等有牽連，所以，只有在我們已經具備了一套價值觀念，才談得上認識那些衝突。從他人得來的、還沒有成為我們自身一部分的觀念，很少導致衝突，也很少能指導我們做出決策。當我們受到新的影響時，這樣的觀念很快就被放棄，由新的觀念取而代之。如果我們把別人看重的價值觀簡單地拿過來當作自己的，那麼，本來以我們的利益為中心的衝突就不會發生了。例如，假如一個兒子從不對心胸狹窄的父親有所懷疑，那麼，在父親要他從事一項他不喜歡的職業時，他心中就不會發生什麼衝突了。已婚男子如果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他實際上就陷入了衝突之中。在他無力確立自己對婚姻的信念時，他便乾脆選擇阻力最小的途徑，而不去面對衝突做出決定。
即使我們意識到了這樣的衝突，我們必須願意而且能夠摒棄矛盾的兩方面中的一面。但極少有人能做到斷然取捨，因為我們的感情和信念是混淆不清的。也許，說到底因為我們多數人並沒有強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無法有所捨棄。
最後，要做出一項決策，其前提條件是決策人願意並有能力對決策負責。這當然包含做出錯誤決策的危險，但決策者願意承擔後果而不會怪罪他人。決策者會有這種想法：「這是我的選擇，我自己的事。」他必須首先具有內在的力量和獨立性，我們現在多數人都達不到這一要求。
由於我們當中許多人都陷在衝突的桎梏中（儘管我們沒有意識到），所以我們便趨向於以妒忌和羨慕的心情去看待那些似乎悠然自得、毫無這類衝突的人。這種羨慕也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那些人可能是強者，他們確立了自己的一套價值。或者，由於時間的流逝，衝突的威力已消失，做決策已無必要，他們便獲得了一種從容沉靜的風度。但外表也可能只是假象。常常，我們欣慕的人由於他們缺乏熱情、隨波逐流或投機取巧，而沒有能力真正面對衝突或靠自己的信念去設法解決衝突，所以，他們並無主動意志，只是偷懶取巧而占了便宜罷了。
能夠在體驗衝突時又意識到衝突，儘管這可能叫人痛苦，卻可以說是一種寶貴的才能。我們愈是正視自己的衝突並尋求自己的解決方法，我們就愈能獲得更多內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當我們願意承受打擊時，我們才能有希望成為自己的主人。虛假的冷靜根植於內心的愚鈍，絕不是值得羨慕的，它只會使我們變得虛弱而不堪一擊。
當衝突是關於生活的基本問題時，要認識它和解決它就更加困難了。但只要我們有足夠的活力，在原則上就能夠正視和解決衝突。教育工作能夠極大地幫助我們獲得對自身更多的認識，發展我們自己的信念。我們了解到與選擇有關的諸因素的意義之後，就能看到奮鬥的目標，找到我們生活的正確道路。
然而，一般人認識並解決衝突時所固有的困難，對一個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人來說，則更為巨大了。必須說明，精神官能症一直是個程度問題。我所說的「精神官能症患者」，指的是「已經達到病態程度的人」。他對自己的感情和慾望的意識已經衰退。通常，他能有意識地、清楚地體驗到的感情是恐懼和憤怒，這往往是別人擊中他的弱點時他的反應。不過，甚至這種反應也可能被他壓抑下去。
這樣典型的精神官能症患者的確存在，他們受強制性標準的影響太深了，失去了自己決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強迫性傾向的支配下，病人連斷然捨棄的能力都幾乎喪失了，更不用說完全失去對自己負責的能力了。
精神上的衝突所涉及的問題，也可以是困擾正常人的普遍性問題。但那些問題的種類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人質疑，用同一術語意指兩種不同種類的東西是否恰當。我認為是恰當的，當然我們不會忽視兩者的區別。那麼，精神上衝突的特點是什麼？
舉一個較為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一個與別人合作機械設計的工程師常有陣發性疲倦感和煩躁感，某一次發作是由下面這個事件引起的：在一次技術討論中，他的意見被否定而同事們的意見被採納了。這之後不久，在他缺席的時候大家做出了決議，隨後也沒有給他機會以陳述自己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下，他本來滿可以認為這件事不公平而挺身反對，或者也可以不失體面地接受大多數人的決定，這兩種辦法任隨哪一種都會是協調性反應，但他沒有這樣來對待這件事。雖然他痛感被人輕視，卻不做反擊，他僅僅意識到惱怒。他心底深處的憤怒只出現在夢中，這種被壓抑的怒氣是一種混合物，既有對別人的惱怒，也有對自己軟弱的惱怒，由此造成了他的倦怠無力。
這個人沒能夠做出協調反應，這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他早已把自己看得了不起，而這種自大的圖像是需要他人的尊敬才能樹立起來的。不過他是無意識的，他行為的出發點一直是：在他的專業領域內，他的天資和才幹是無人可比的。任何對他的輕視都可能危及這個出發點而挑起他的怒意。不僅如此，他還有無意識的虐待傾向，想貶低別人，鄙視別人。這種行徑當然是他所厭惡的，所以他用過分的友好把它掩飾了起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因素──他的無意識的內驅力，即為了利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人，所以自己必須在他人面前保持體面。另外，別人對他的讚美和好感，是他的強迫性需求，再加上他的遷就態度和忍讓屈從傾向──這一切結合起來更加劇了他對別人的依賴。於是，衝突便產生了：一方面是具有破壞作用的攻擊性，亦即他的憤怒反應與虐待衝動；另一方面是對讚許和友愛的渴求，並力圖在自己眼中顯得舉止高尚、通情達理。結果是，內心不被察覺的矛盾激化，其外化的表現則是倦怠無力，使他整個行為能力都陷入癱瘓。
我們一看這個衝突所包含的各個因素，就首先會注意到它們相互的不一致性。的確，很難找到比這更極端對立的例子了：既高傲地要求別人對自己的尊敬，又要討好、屈從於別人。其次，他對整個衝突是無意識的。在衝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傾向不是被意識到，而是被壓抑下去了，內心的激戰只在外部泛起一點小泡沫。感情的因素被文飾了：只有我的方案才是好的，他們那樣做是不公正的，是在蔑視我。再次，衝突的雙方都是強迫性的。即使他還有一點頭腦，能多少知覺到他的非分要求，並看到自己的依賴行為，他主觀願望上也無力改變那些因素。要想改變它們，就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在兩方面都受到驅使，身不由己。內心的需求太緊迫了，無論怎樣他也無法對它置之不理。但這些需求沒有一種代表了他自己真正想要或追求的，他既不想去利用他人，也不願事事屈服他人。事實上，他是鄙視這類行為的。不過，我所舉的這個例子有很深遠的意義，大大有助於我們對精神衝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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