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政治學》
作者序
將英國工業革命與1789年法國大革命稱之為「雙元革命」，是霍布斯邦（E. Hobsbawm）在其《革命的年代》中提出的西方世界迅速變革的著名論述（Hobsbawm, 1996, p.4）。而這經濟與政治的雙元革命，十八世紀開始從歐洲席捲全世界。然歐洲還有一個、也是最寶貴的思想啟蒙運動，融合牛頓（I. Newton）科學與盧梭（J. Rousseau）民主的德語系康德（I. Kant）哲學大山，卻沒有跟著席捲全世界。
科學的真
「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智，這是啟蒙的格言。」康德如是說。康德希望在實然認識上，勇敢地把光帶進來（en-lighten-ment），讓我們實事求是地思想人世間的萬事萬物。這是康德有感於牛頓在自然領域上的表現，所發出的求真科學心聲。
作者平常習慣聽古典音樂，但最愛的是搖滾樂。曾經還是博士生時回應台大政治系一位陳老師的提問，為什麼搖滾樂總是可以那樣撼動人心？當作者靈光乍現地說出，兩拍子的搖滾正是我們心臟律動的節奏、是原始生命的呼喚，陳老師深覺有理，然後拿出融合古典與搖滾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樂團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的表演CD借我，我們頓時成為音樂上的知己。而當2004年陳維明與馬世芳譯出藍儂（J. Lennon）在1970年接受《滾石雜誌》專訪的書《藍儂回憶》，作者閱讀到書的第172-174頁，當看到藍儂與小野洋子共同說出搖滾樂是原始心跳聲音時，是何等的感動與鼓勵。
是的，我們理應勤於閱讀眾多前輩作品，但也不須妄自菲薄自己的理智。在閱讀與思想的過程中，讀者與作者理應平等對話。對此馬克思（K. Marx）曾轉述施密特（J. Schmidt）的話說：「偉大的人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我們跪著，站起來吧！」如果說2004年讓歐巴馬（Barack Obama）一夕成名的演說是「無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那麼本書前三章對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以及對歐巴馬重建美國公共領域的八年執政說明，就是作者努力求真的「無畏思想」。
民主的善
在康德心中，盧梭是道德世界的牛頓，而盧梭的畫像也是康德客廳中的唯一裝飾品。康德在1764年表示：牛頓完成了外界自然的詮釋，揭示其秩序與規律；而盧梭則是關於人的內在宇宙，他發現了人的內在本性。康德說：「我輕視無知的大眾，是盧梭糾正了我；我意想的優越感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認為自己遠不如尋常勞動者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學能替一切人恢復其為人的共有權利」（李澤厚，1986，頁41）。事實上今天許多被封為聖者的，是昔日邁向他者的反叛者：悉達多太子將婆羅門教種性制度轉化為眾生皆平等的佛教，孔丘將王公貴族的教育特權轉化為有教無類的儒家，以及耶穌從猶太人的猶太教轉化為普世信仰的基督教。
康德拒斥功利主義「人可以成為最大多數人幸福的工具」，他認為每個人都應是目的。《實踐理性批判》最後，康德寫下他畢生認為最重要的話語：「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Kant, 1956, p.166）。本書中間的第四、五與六章分別論述了封建貴族托爾斯泰（Leo Tolstoy）如何從傳統走向大眾的開放貴族；美國新康德學派的羅爾斯（John Rawls）以「權利」為基礎，建構一國之內的公平正義，但在面對更大範圍的全球化他者卻捉襟見肘；最後則是詮釋韋依（Simone Weil）古希臘史詩精神的「義務宣言」理應取代「權利宣言」，才能走出當今新自由主義的困境。
民主不應只是每個人無窮盡的權利要求，同時也應想到自己理應善盡的義務，否則十個地球資源也不夠用。
人性化之美
回顧自己的學思歷程可以譬喻如下：早上八點在錢穆《國史大綱》；上午十點則來到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穆勒（J. S. Mill）《論自由》與柏林（I. Berlin）《自由四論》等眾多自由主義思想；中午則讀起當時還是禁書的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與《資本論》以及威廉斯（R. Williams）《文化與社會》等英國文化研究作品；接著下午二點則轉至盧梭與康德，博士論文即是在羅爾斯《一種正義論》與《政治自由主義》的架構下完成的《政治理性批判》；而當抵達長庚大學教書時，則是帶著薩依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以及國際主義者格瓦拉（Che Guevara）《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與杭士基（N. Chomsky）、哈維（David Harvey）等眾多國際政治著作。
下午三點半後，俄羅斯的杜斯妥也夫斯基（Feodor Dostoevsky）與托爾斯泰思想小說再加韋依思想成為主食，於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書即名為《思想的政治學》。因此本書後三章選擇杜斯妥也夫斯基、韋依與薩依德等各自生命奮鬥的人性之美寫作。作者一邊描繪他們的畫像，同時也是對自己的期許勉勵。
美是歷史的加法。經濟學中的總體經濟學、西洋史裡的基督教各流派以及政治學諸多理論，這些曾經的體制教育作者不會忘記也不想忘記。上述複雜的學思歷程以及曾經多年的藝文記者工作經驗，似乎也都順其自然地轉化為，個人上課時與同學們天南地北的即興教學題材。
隨著當今網際網路帶來的知識普及化，作者發現體制教育所能發揮的空間愈來愈有限。許多記者如克萊恩（Naomi Klein）的《No Logo》、《震撼主義》、《天翻地覆》與《不能光說No》等，甚至如歐巴馬在現實與理想中如何政策取捨的回憶錄《應許之地》，其蘊含實踐的知識承載度，似乎已超越當前體制內學者所設定的框架。而這是否為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法國哲士（philosophe）的再次回歸，作者想望著也期待著，有為者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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