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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江陵之時代
大政治家以於其所處之時代，譬猶機器之大齒輪然。大齒輪者，受發動機之推動，而同時又推動小齒輪者也。其在大政治家，則歷史之趨勢者，其所由推動之發動機也；而天下後世者，則其所推動之小齒輪也。故大政治家之功業，無不由於歷史趨勢之推動，而其功業之成果，則又足以推動天下後世者也。然則江陵所處之時代，果何如乎？請以歷史的眼光，就當時之世界及本國情勢分別觀察而論述之。
就世界歷史之眼光以觀，則江陵所處之時代，為十六世紀之中葉。斯時之歐洲，正當文藝復興之後，宗教改革鼎盛之時；列國間多從事於宗教戰爭，而其國內亦多以政教紛爭而未歸於統一；中世紀之封建社會，雖已開始動搖，而助成國家統一之君主專制制度，則尚未能成立；新大陸雖因航路初通而已被發現，而歐洲與美、亞兩洲間之交通，則仍甚阻隔。蓋彼時之歐洲各國，均尚未成為現代之國家，其政治文化各方面，自亦幼稚無足稱道。至若美洲，則更系洪荒乍辟，初無任何國家之存在。即與中國同居亞洲之日本，亦尚徘徊於分崩離析之封建時代，而未及完成其內部之統一。環顧當時之世界，厥唯中國具有數千年之歷史，擁有亞洲大陸大部之土地；以言學術文化，則燦然而美備；以言君主專制制度，則蒂固而根深。其為當時全世界唯一之大帝國，自可居之而不疑。江陵乃適於此際，身居此大帝國之相位，手握此大帝國之政權者，前後達十餘年之久；而此大帝國且賴其不朽之功業，由中衰而臻於復興；旋乾轉坤，經綸卓絕，周視寰宇，獨具雄姿。則謂為當時全世界唯一之大政治家，又豈有愧色乎哉？
至就本國歷史之觀點言之，則江陵所處之時代，正當明室由盛而衰由衰轉盛之際會；而主持此大轉變之機紐者，又即江陵其人。是其撥亂反正之殊勛，更足使其坐享大政治家之榮銜而無愧矣。明自太祖以一布衣而躋萬乘之尊，其創業垂統之功，殆唯漢高帝足與後先輝映。再繼以成祖、仁宗之安內攘外，有明一代大一統之基礎，遂於焉奠定。自後百餘年間，雖其嗣君未能盡致郅隆之治，顧其國勢則以承平既久，而蒸蒸日上。乃降至武宗，而明之國勢浸衰，再傳至世宗，而明之國勢，竟幾至一蹶而不可復振。按其中衰之跡，則以正德（武宗年號）時代，中部既有宸濠之變，海疆復有倭寇之警，而武宗寵任寺人劉瑾，尤足以紊亂朝綱，摧殘士氣，致使洪武（太祖年號）以來百餘年之深仁厚澤，幾為之摧毀無餘。世宗繼統以後，即有小王子、吉囊等寇邊之患，而尤以俺答犯邊肆擾，為禍最烈。至嘉靖（世宗年號）二十九年，遂有「庚戌之變」，寇薄京師，邊將至莫敢攖其鋒，武功之不振，於斯蓋已達於極點矣。外患之猖獗如此，顧明之君臣則何如？試就史籍之所載，而一觀其究竟：
嘉靖中，又有方技濫官之秕政。邵元節以禱詞有驗，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演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帶，以校尉四十人供灑掃。尋又賜「闡教輔國」玉印，進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蔭其孫啟南為太常丞，進少卿，曾孫時雍為太常博士。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進禮部尚書少保少傅少師。明代一人，兼三孤者，仲文一人而已。尋又封恭誠伯，歲祿二百石，蔭其子世同為太常丞，世恩為尚寶丞，婿吳濬、從孫時雍為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之流，亦皆以符咒煉扶鸞之術，競致顯榮。甚至顧可學官浙江參議，亦以煉秋石得幸，超拜工、禮二部尚書；盛端明官副都御史，亦以通曉藥術，拜工禮二部尚書；朱隆禧官順天府丞，亦以長生祕術，加禮部侍郎。則不唯方士藉以干進，即士大夫亦以之希榮邀寵矣。（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四）
嚴嵩。……自是益務為佞悅帝（世宗）。……諸宗藩請恤乞封，挾取賄賂。……嵩無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嵩父子（謂其子世蕃）獨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稱其美，而以微言中之，或觸帝所恥與諱。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明史》嵩本傳）
夫以當時國勢之阽危有如彼，而明之君庸臣奸又如此，則忠君愛國如江陵者，時雖居於閒曹，然其憂時之心，自不容其坦然坐視，又安能已於言哉？乃以一翰林官，於嘉靖二十八年上疏，痛切陳詞，以冀挽回國勢於萬一，其疏曰：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廁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為陛下陳之，伏維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痺之患生矣。臣乃推今之事勢，血氣壅閼之病一，而臃腫痿痺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為力矣；臣敢昧死以聞。
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為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為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遠喻，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於求治也，早朝宴罷，親信大臣奏事，輒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己納之，雖甚狂悖，不罪也。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旁洽，流於無窮，一時際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來，歷年之久，未有過於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未得其人歟？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雖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陛下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耳。夫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為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為宗社之慮者，而遠隔於尊嚴之下，懸想於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當時之急務以為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測，陛下虛己好諫，未盡暴著於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明而未易進，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壅閼而不通矣；是以臃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為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
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繫。臣伏睹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害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為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
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於人才，素未嘗留意以畜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微玷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為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
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捨，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核，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為急務，承望風旨為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唯監司之為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為？財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汙隆，孰有留意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為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勵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兵法曰：「無恃乎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為預防之圖，在此時候，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以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征索，溪然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
然臣以為此待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唯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有針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佐，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鵲望之而走也。狂瞽儒臣，轍觸忌諱，惶悚無已。雖然，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維聖明少留意於此，天下幸甚！（《全集·論時政疏》）
此疏所謂「血氣壅閼之病」，純係針對世宗本身立論，不啻予以當頭棒喝；而所謂「臃腫痿痺之病」，尤足對當時時勢痛下針砭。斯時之江陵，以一疏遠小臣，而鯁直敢言如此，其大政治家之風度，已於此露其圭角矣。顧其全疏所指陳者，既與當時君庸臣奸之積病大相鑿枘，其未觸君上雷霆之怒，斧鉞之誅，已屬萬幸，更安望世宗之能採納其言乎？固無怪世宗之漠然置之，而國勢且愈趨於衰弱不振，幾成不可收拾之局也。
江陵所處之時代，其情形蓋如此。此種歷史趨勢，既經其身受目擊，則所以刺戟而推動之者，自足使其反應之於不自覺。厥後世宗即世，穆宗繼統，江陵以潛邸舊臣之關係，原已簡在帝心，又重之以徐文貞之汲引，而江陵遂於期年之間，由學士五品之官，一躍而躋於卿貳之位。及其柄執國政，遂一意本其法家嚴正之精神，一洗當時疲玩萎靡之積弊，而當時之國勢，終賴之由中衰而轉成復興之局。雖以繼起無人，功業中絕；然以神宗之昏庸，其於江陵殁後，猶獲坐享承平近二十年，苟易以聰明有為之君，則明祚之鼎盛綿延，殆意中事。吾故曰：大政治家者，猶機器之大齒輪然，其功業無不由於歷史趨勢之推動，而其功業之成果，則又足以推動天下後世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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