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戰的重要意義
日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挑釁侵略，已經引起了我們英勇奮發的抗戰，這抗戰的最重要的意義，是在事實上表現中國的確能夠抵抗侵略。
日帝國主義始終夢想其所謂「大陸政策」，固有他們的一貫的侵略政策，但是不戰而取東北，小戰而取華北，也無疑地增強了他們的氣焰，增加了他們對於滅亡中國的幻想。同時在中國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中國有抵抗侵略的能力，認為中國不戰不是，戰也不是！這一部分人的動機如何，姑置不論，在實際上卻替侵略者和漢奸們張目！現在上海中國陸空軍的頑強抵抗，已在事實上給與這些幻想和謬想以重大的打擊了；在積極方面，更鞏固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力。這和民族解放的光明前途有著很密切的關係，是很顯然的。
可是我們不要忘卻上海的抗戰只是全面抗戰的一個部分，察綏的自衛和平津的反攻，和上海抗戰的最後勝利是息息相關的，我們應注意整個自衛戰的推進。
政治準備的補救
北方南口的捷音和南方上海的勝利，都給與全國人民以莫大的興奮。我們一方面固要認識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雖必然地是屬於我們的，在持久戰的過程中卻須準備艱苦的奮鬥，就是吃了敗仗也還是要奮勇邁進，百折不回；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盡力保障軍事的勝利。關於如何保障軍事勝利的這一點，我們深刻地感覺到政治準備太落後於軍事的行動，實有迅速補救的必要。例如後方民眾的整個的徹底組織和工作計劃，都要有通盤籌劃的打算和切實的執行。雜亂無章地「逃難」，也是沒有組織和計劃的一種表現；否則如在軍事策略上有移動民眾於內地的必要，命令一下，民眾便可作有系統的移動，好像莫斯科堅壁清野來對付拿破崙一樣。
政治準備必須和軍事行動打成一片，才能保障軍事的勝利。這是我們所要急起直追，力求補救的。
誰的責任
文化界救亡協會於八月十六日招待各國駐滬新聞記者，各友邦記者對中國的自衛戰都仗義執言，尤其是英國作家Lock-hart說得更透澈：「前天大世界的不幸事件，中國絕對不須解釋和道歉，因為假使日本不侵略中國，派軍艦和兵到中國，這炸彈絕不會誤落在上海！」
這是第三者很公平的客觀的話。上海的不安全，應由侵略者負責；要使上海安全，必須使日本的軍艦離開黃浦，日本的軍隊離開上海土地。
救濟難民與國防經濟
上海的抗戰爆發以後，突然顯現一個困難的問題，那便是數十萬「難民」的洶湧，弄得大家手忙腳亂！上海現在由熱心團體和同鄉會等等設立了幾十處的救濟所，忙於辦「給餐」，忙於設法「遣送回籍」，為救濟所所容納不下的便在馬路旁過露天的慘苦生活，流為乞丐，最近連馬路旁都不能立足，被人視為「無業遊民」而加以驅逐了。中國既下決心作長期抗戰，在抗戰過程中，如聽任這種現象在各處擴大起來，不但消耗國力，同時還要妨礙軍事，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是需要根本解決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本就該在「政治準備」（見上期本刊社評）裡面早定下有計劃的處置，不應到火燃眉頭的時候才感到「突然」的。
我們認為這巨量的「難民」都是抗戰期中的國防經濟建設的可貴的勞動力；倘只有消極的處置，仍不免消耗物力和人力，於抗戰仍然是很大的損傷。根本的辦法應該和後方各區域的（如雲南，四川，貴州，兩湖，兩廣等）國防經濟建設聯絡起來，在「戰時狀態」的加速度的國防經濟建設的整個計劃之下，把這巨量的勞動力運用起來，分配於重工業，輕工業，以及農業生產等等部門。這樣由消極的救濟而一變為積極的生產，便由消耗物力人力而一變為增長物力人力，便由妨礙長期抗戰而一變為輔助長期抗戰，這許多被人認為「無業遊民」也一變而成為衛護國家的干城了！
這種根本的辦法，不但是救濟難民的迫切需要，而且原來就是長期抗戰計劃中應有的實施。我們知道政府對於國防經濟建設已在積極努力，但是似乎還不免散漫，缺少整個的聯絡，尤其是對於抗戰的緊張狀況相適應。我們希望政府對這件事加以深切的注意，集中各方可資利用的力量，急謀迅速的進行。
上海設停戰區問題
英國正式建議在上海設停戰區，據說要點為：（一）互相同意中日雙方海陸空軍共同退出上海四周的地帶；（二）向日本擔保僑民的安全，並向中國擔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為根據地，而保護日僑之責，則由租界內各國軍隊共同擔任。這在英國為著他們的在華二萬五千萬鎊的投資利益，當然有他們的立場。但是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卻需根據我們的全國抗戰整個局面。有益於我們抗戰的整個局面的，我們當然可加考慮，有害於我們抗戰的整個局面的，我們應該毅然拒絕。我們所注意的不僅是上海一隅的問題，是整箇中國抗戰救亡的問題。
日帝國主義的主力戰，始終在華北，現在它在上海勢窮力蹙，屢吃敗仗，我們已分散了他的兵力；在實際上也就是等於協助我軍在華北的抗戰和反攻。在華北敵軍未驅出以前，我們在南口的抗戰是不應該放鬆的。我們在當前所集中火力摧毀的是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對租界的安全是無意損害的；但是我們不能縱任敵軍增強華北的侵略，我們不能放棄浴血抗戰所占領的區域。只須日軍退出上海，上海的安全是不成問題的。
青年和民眾的工作問題
最近記者和好多朋友所深刻感觸的有一件事，那便是有無數青年，無數民眾，要想在這緊急的時期裡替國家做一些工作，但是卻得不到工作做，不知道怎樣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國家，感到苦悶萬分，無法解決。
就一方面看，這是最可欣慰的一種現象，因為於此可見無數青年無數民眾愛國意識的普遍，為國家努力的心情的熱烈。這是中華民族必然能夠復興的心理上的基礎。
但是就另一方面看，怎樣消除無數青年無數民眾的苦悶，怎樣具體地解決這個問題，卻是一件值得大家努力籌謀的非常嚴重的事情。
這個大間題，當然不是任何個人的力量所能解決。記者因此特為調查民眾團體對於這件事的情形。依調查所得，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及其他二三團體所登記的投效人名，已有一萬人之多！據他們經驗之談，一方面感於工作的不夠分配，一方面也感於適用的人材之不易得。有好些人熱情有餘，而能力不足，缺乏技術上的訓練（這當然是就一般說，其中也有一部分已被動員而尚能適用的，不過比較的少數罷了）。
記者一方面仍對抗敵後援會建議，聯絡黨政機關，及各救亡團體，重新審查前後方的實際需要，在可能範圍內盡量動員自願投效的人們，一方面仍覺得根本的辦法還是要注意國防建設的整個計劃（講到自願投效的一點，在這裡想附帶提及一件事：據龐京周醫師說，現在華北後方傷兵醫院需要醫生八十人，每人生活費每月五十元至一百元，現在上海醫生肯去的只有十八人，倘有醫生願為國犧牲的，請速與紅十字會醫院龐醫生接洽）。
國防建設與總動員
在這抗戰的緊急時期，當然以軍事為中心，國民的總動員當然要以保障軍事勝利為中心目標。但是所謂總動員固然不是人人都赴前線參戰，也不限於顯然和軍事有直接關聯的事情，凡是鞏固後方，增加生產，加速訓練的一切工作，尤需要有通盤籌劃的具體布置，動員大多數人來參加。尤其因為中國對日本的侵略要作持久戰，這種鞏固後方，增加生產，加速訓練的一切工作特別重要。記者最近在南京時，曾和盧作孚、杜重遠兩先生對此事作多次的討論。他們兩位是實業家，對經濟方面特別注重，指出這個部門可動員幾百萬人，那個部門可動員幾千萬人（主要的為重工業，農業生產，及交通建設等），這樣才真是大動員。記者所做的是偏於文化的工作，認為和這個動員大量生產同時並行的，還要注意到動員大量知識分子來推廣組織和訓練的工作。上段所提到的有許多青年所受的訓練不夠，這不是青年本身之咎，因為他們本來是在受訓練的時期。倘有整個的訓練計劃，青年們在這整個的計劃之下受緊張的加速的訓練，以備補充前後方的需要，也就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工作。
我們希望中央黨政當局聯合農工商業專家，迅速決定這樣的計劃，在比較後方的各省迅速實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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