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集了多年來的文章,一部分關於親人朋友,多與童年和青年記憶有關係;一部分關於職業中和各種人打交道的所思所想和所得。因為來自鄉村,和上層流行的意識形態大不相同或者說南轅北轍,更多是從個人層面的經歷針對集體的掌控出發寫作,反應各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當然也包括我這個闖入者。
因為專業是外文編輯,文化背景受西方文化影響,視野和觀念比較寬,深入專業的文字雖然不多,但是一種專業化的總結。更重要的是對公有制的深刻感受和反思,在《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啟示錄》裡反映的是鄉村,而《不願做小》是上層又上層,下層又下層的。
作者簡介:
▎蘇福忠
生於一九五○年,握過鐮刀,舉過鐝頭,掄過鎯頭,鐮刀鎯頭老鐝頭,錘實在二兩重的筆頭,電腦助力到鍵盤敲字,沒有重量因此無需很大的力量,退休了還能有些老驥伏櫪的餘熱,把過去的小文或讀或改,更多的時候是翻檢記憶中的東西,合在一起,竟然有些字數,大感意外,自然希望能和喜歡它們的讀者見面了。
編輯過一些書,如《眾生之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牛津簡明英國文學史》《吳爾夫文集》《福斯特文集》《莎士比亞全集》等;翻譯過一些書,如《莎士比亞詩歌全集》《索恩醫生》《巴塞特的最後紀事》《道連•格雷的畫像》《霍華德莊園》《月亮與六便士》《一九八四》《哈克貝利•芬恩》《馬丁•伊登》《了不起的蓋茨比》《夫婦》《漫漫長路》等;寫過幾本書,如《譯事餘墨》《編譯曲直》《席德這個小人兒》《瞄準莎士比亞》《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啟示錄》(臺灣版)和《朱莎合璧》等。
章節試閱
〈大編輯〉
編輯往往被戲稱為「大編輯」,而要做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編輯卻絕非易事。有的編輯一輩子能改改錯別字就不錯了;有的編輯能改稿子也能做好選題;有的編輯能編能譯能寫能與作者譯者交流。這後一種就是名副其實的大編輯了。
這些話不是鄧蜀生的原話,但是你若有幸和他坐下來談談編輯這一行,你會深信這就是他對編輯這一行的理解和說法。幹一行愛一行的人很多,幹一行精一行的人也不少,但是幹一行能說一行並且能說到點子上的人就有限了,因為「說」的前提是說法,是觀點,是獨立,是自由,是思考……而這些恰恰是我們當今大多數知識人所缺乏的。鄧蜀生不缺乏這些,也可以說他的強項就是這些。當初在版本圖書館認識鄧蜀生的時候,他是「老同志」中間最愛說的。如同稱呼所有的老同志一樣,我們年輕人都叫他「老鄧」。他喜歡對每件事情評說:小到柴米油鹽醬,大到國際時事。老同志中間有個叫陳步的,搞哲學,鄧蜀生愛和他討論辯證法。有時討論不了了之,鄧蜀生就會說:
「陳步呀,陳步,別人的辯證法是越變越多,你怎麼變來變去還是個單身?」
這時候,憨厚的陳步就嘿嘿一笑,把頭搖個不住。陳步的單身完全是因為他很年輕時就被打成了右派,不願意給別人帶來痛苦,就痛苦著自己。打倒四人幫後,陳步很快組成了家庭,過得很幸福。因為單身,陳步邀請我去過他家兩三次,給我燉海帶豬肉吃,順便告訴我如何搞選題。他做事很專業,所以老鄧和他討論哲學方面的事沒有優勢。有一次,老鄧又說陳步的單身身分,被領導馮黎雲聽見了,就替陳步說老鄧:
「鄧蜀生呀鄧蜀生,你這張嘴!」
後來很晚的時候,我才明白「你這張嘴」是指什麼。不過老鄧並沒有因此改變什麼,還是喜歡評說。老鄧最喜歡評說電影,我們很快知道他的老伴兒叫秦文,在《青春之歌》等電影裡扮演過角色,是更有名氣的演員秦怡的妹妹。有一次,老鄧問我以後找個什麼對象,我笑說:
「電影演員。」
「可別找!」
「為什麼?」
「你不知道她什麼時候真哭什麼時候真笑!」
這話現在聽起來輕鬆,但當時正是四人幫猖狂的時候,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矛頭直戳戳朝著鄧小平去的。所以,老鄧的什麼話一旦讓領導馮黎雲聽見了,一準會說:
「咳,這個老鄧,瞧他這張嘴!」
不過,老鄧也有不評論的時候:比如我一旦說起農村農民糠菜半年糧的苦日子;農村各級幹部如何虛報產量;農民們如何在地裡只管混工分不管種莊稼,等等。我們認識的第二年,我因故回家探親,老鄧悄悄走到我的辦公桌前,塞給我五十斤全國糧票。
「別推卻,農村的情況我知道,糧票不多,但有比沒有強。」老鄧說。
何止「有比沒有強」?那時得到五十斤糧票,遠比得到五十塊錢難得多,而且全國糧票裡是含著供應的食油呢。老鄧出手大方一直使我感動,因為老鄧是一個生活非常樸素的人。他的自行車車筐裡總是有他買好的菜,冬天冷了還會裝些煤塊,給人一種十分生活化的景象。哪家副食店有什麼好的供應品,他還會在辦公室裡告訴大家。我那時對投入生活的人有偏見,以為心思操在吃喝上,業務必定放鬆。其實是我這個年齡層的人受煽動教育的蠱惑,不懂生活。老鄧熱愛生活,工作一板一眼。每逢我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掰開揉碎地耐心給我講解。一九七七年我們從版本圖書館重新分配,我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他到了人民出版社,同在一棟樓裡上班。只要碰上,老鄧總是熱烈地迎上來和我說話,而且念念不忘打聽我們老家的情況。當我後來告訴他說,土地下戶後農村的飢餓問題解決了,他很高興地說:
「那就好,那就好!」
只要來我們這邊樓裡辦事,他就會到我的辦公室裡坐坐,問問我在幹什麼,還譯東西不譯。說來不堪回首,我在出版社遇上的每一個頂頭上司都不是學英語的,而外行領導內行總免不了吹毛求實瞎指揮,還有就是到更上一層領導那裡搬弄是非。因此我在很長的時間裡過得很難受:他們說我業務不行,但是我能搞來一個全國青年翻譯比賽的獎狀;說我業務好,那是外行做領導的大忌,還不如死了呢。但是老鄧一有合適的稿子,不是讓我業餘編輯,就是讓我業餘翻譯。每逢我把工作做了,他還總忘不了表揚我幾句。因為在一棟樓,我慢慢地瞭解到了老鄧的一些經歷。下麵只摘取兩項:
四十年代他先後在重慶《新民報》、上海《新民晚報》和《新聞報》做記者,曾到印緬前線實地採訪。他是中國唯一親身深入到作戰前沿的記者。
五十年代到新華社做記者不久,隨志願軍到朝鮮戰場上採訪,曾以鄧超筆名撰寫過多篇有影響的國際時事評論。
如今的記者,哪怕只有其中一項經歷,那也不知會得到多少榮譽,把自己炒作成什麼樣子,從中獲取多大利益。我五六年前應《北京晚報》之約,寫一些文化人物,到他的辦公室和他交談,再三請他說說他的豐富經歷,但是他談到這些極具傳奇色彩的經歷時,口氣十分平淡,好像只是在品評一頓豐富的晚餐。對於受過的苦難,他從不避諱,而且會以一個哲人的態度和我說,壞事的確可以轉變成好事,比如:
我五十年代後期到人民出版社《時事手冊》任職不久,因為「言論自由」(只因這張嘴!)被打成了右派,經歷了人生的逆境。我挺過了十幾年繁重的體力改造和思想磨練之後,于六十年代初回到編輯部,首先把研究美國歷史確定為編有所長的切入點,在當時中美關係處於一種很敵對的環境中,對美國歷史進行了深入地研究。
唯有在談及這一經歷時,他會露出一些得意的神情。他有理由表現出他的得意,因為他在中國是少數幾個最早研究美國並取得很大成就的專家之一。我們從以下他編輯的主要作品可以窺見他研究美國的功底:
他在人民出版社做編輯幾十年,編輯的高品質書幾十種,如《世界便覽》、《美國史論文集》(六卷本)、《美國史話》、泰晤士版《世界歷史地圖集》和《世界七千年大事總覽》等等。《美國史話》原本是美國讀者文摘出版社的一部分知識性讀物,全書共二十七章。對這種書的出版,一般說來翻譯過來就很好了,但是鄧蜀生卻為讀者著想,把它變為一套叢書,分別取名《美國建國史話》、《美國擴張與發展史話》、《美國社會史話》、《美國科學技術史話》、《美國教育史話》和《美國文學藝術史話》,在當時的圖書市場上大受歡迎,充分顯示一個編輯做選題的水準和能力。從研究大國著手,收益也大。泰晤士版《世界歷史地圖集》是眾多世界地圖集中的精品,其中準確性和權威性是無可爭議的。要把這樣一部大書翻譯並編輯成中文版,且不論其工作量的浩大,僅其無以數計的山名、河名和地名就讓人望而卻步。然而,鄧蜀生主持的中文版最終成為所有十四種不同文字的版本中最精良的一種,受到了原出版者的充分肯定和熱烈讚揚。
老鄧不止一次和我說:
「對有我這樣經歷的人來說,一九七八年是一個思想解放年,忽然之間覺得自己有許多能量要往外放。」這是他的心裡話,他也是這樣做的。他在不長的時間裡信後寫出了《伍德羅‧威爾遜》、《羅斯福》、《美國與移民》以及新近出版的《美國歷史與美國人》等幾部很有分量的好書。作為編輯,他的知識積累的爆發力和釋放量更是驚人。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書,去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100系列叢書」又一次體現了他的大能量。這套叢書共分為五冊,每冊30多萬字,分別為《影響世界的100次戰爭》、《影響世界的100次事件》、《影響世界的100個人物》、《影響世界的100種文化》和《影響世界的100種書》。五百個提名是從成千上萬種書裡歸納和篩選出來的,而這種歸納和篩選需要廣博的知識和嚴謹大膽的治學態度。
老鄧是一個閒不住的人。一九八八年他辦了退休手續,但是出版社至今仍給他保留著一間辦公室,因為他總在為出版社出新的主意,貢獻餘熱,成就新的事情。我說憑他的資歷和成果,不論以記者身分還是編輯的身分,他都應該榮獲「韜奮獎」的。他聽了馬上說他哪種身分都不夠資格,還是讓更有貢獻的同事們得去吧。這種虛懷若谷淡泊名利的處世觀無疑應屬一位智慧老人了。我認識老鄧近三十年了,老鄧的頭髮白了許多,但是他一直精神高昂,每天還到他在出版社的辦公室去一趟。有時我碰上他,問起他的身體和生活,他還是那麼精神飽滿地說:
「我好,可老伴兒身體不好,我的任務是把她伺候好。」
〈大編輯〉
編輯往往被戲稱為「大編輯」,而要做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編輯卻絕非易事。有的編輯一輩子能改改錯別字就不錯了;有的編輯能改稿子也能做好選題;有的編輯能編能譯能寫能與作者譯者交流。這後一種就是名副其實的大編輯了。
這些話不是鄧蜀生的原話,但是你若有幸和他坐下來談談編輯這一行,你會深信這就是他對編輯這一行的理解和說法。幹一行愛一行的人很多,幹一行精一行的人也不少,但是幹一行能說一行並且能說到點子上的人就有限了,因為「說」的前提是說法,是觀點,是獨立,是自由,是思考……而這些恰恰是我們當...
作者序
▎前言(節錄)
一九八六年,我在文學出版社外文編輯室做編輯六年多,但還不曾編輯過一本書,主要參與《外國文學季刊》的編輯工作。就我而言,因為頭兒沒有交給你什麼任務,你又沒有組稿的權利,主要還是以學為主,每天早上都要大聲朗讀幾頁英語小說,然後默念,腹譯,檢驗理解原文的程度。趕上有譯本的原著,一個星期用一天動筆翻譯幾百到一千字,然後仔細對照譯文,尋找自己中英文存在的差距,連帶找到了別人譯文的死穴。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一九九○年我去英國留學,回來後就堅持不了了。現在也說不清是編輯工作忙了,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前兩年又堅持了半年朗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但此一時彼一時,這次只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亞詩歌的寫作語境,不是為了和英語較勁。我經常跟朋友說,我一輩子幾乎攻無不克,就是碰上英語這個頑皮蛋,怎麼都攻克不了。因為這個艱難的過程,起先聽見有人說自己能用英語思維,我那個羡慕哦;後來跟英語打交道久了,就只有一句話了:
「你就蒙人吧!」
這一年,全國出版界第一次開始評職稱,頂職是編審,其次是副編審,再後是編輯,最低是助理編輯。這是一件大事,可謂「評職長薪」真忙。不過,「長薪」只是希望,從來沒有實行過,到頭來只是一種絕望。改革開放以來,長薪按照一種大概齊的年份,誰也說不清根據是什麼;不過到了後來,確實與職稱大有關係了,直到實行所謂的聘任制,職稱才淡化了一些。據說,全國因為第一次評職稱跳樓的,還真有那麼幾個蠢人。我在這方面歷來要求不高,所以心態一直寧靜致遠。比如說,這次評職稱,多年的積壓需要解決,我們工農兵學員當時正被別有用心的人「秋後算帳」,要評上什麼正兒八經的職稱,近乎白日做夢,充其量弄個助理編輯。心裡有了底線,看別人怎麼評功擺好,就有看頭了。萬萬沒有想到,我展眼望去個個都比我有一把經歷的「老編輯」們,開口閉口都在說哪本書自己改了多少錯,統一了多少個人名地名,糾正了多少條注釋……一開始聽聽,頗覺好玩,聽了幾天就感覺遠不如我們小村評工分的「自報公議」,如同我在我的小書《編譯曲直》裡所寫:
所以,在一九八六全國開始評職稱時,我作為「小年輕」,聽老編輯評功擺好,說甲部稿子改了多少錯,乙部稿子……丙部稿子……丁部稿子……,我聽了這個聽那個,兩三天下來,終於聽得不耐煩了,心想:他們也太誇張了,這和農民從甲乙丙丁莊稼地裡拔掉了多少雜草,有什麼根本區別嗎?可是,如果哪個種地的非要在農人堆兒裡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他拔掉了多少多少棵野草,十個人有九個人都會恥笑他是傻子。實際上,我的一個本家叔叔就是這樣的人,在苗兒堆裡拔草,拔一棵數一棵,然後告訴別人;不過他一輩子都只是一個傻子。但是在一個堂堂的國家出版社裡,列位編輯顯然不是傻子,只是必須像傻子一樣按操作規程辦事兒。我怕聽多了變傻,便決意不再參加這樣的評職稱的會了,而且膽大包天,幾個老主任輪著叫我,我就是不去。
「幾個老主任」中一個是正主任老J,我決定不參加老編輯們評功擺好的活動,自然是先向老J申請的。老J聽了,十分吃驚地瞪起兩隻眼睛,問道:
「為什麼?」
「淨是些雞毛蒜皮,不聽也罷。」我想說得儘量輕鬆些。
「這是什麼話?年輕人不聽別人的經驗,怎麼提高?」
「改錯字和農民在地裡拔草一個理兒,拔草能有多少經驗?」
「你這叫什麼態度?你這種態度能做好編輯工作嗎?不行,必須參加。」
「老J同志,我真的不想參加,很難熬啊。」
我說過,扭身就回我的辦公室了。屁股還沒有坐穩,一個副主任追來了。這個副主任是我非常佩服的,業務交流非常多,非常投機,這個面子應該給人家。可是,人迷了心竅時就像中了魔怔,一時掙脫不出來。我還是說了不,儘管腦子已經嗡嗡響起來,有些亂方寸。這時,我聽見樓道裡想起了老J的嚷嚷聲:
「你和他費那個口舌幹什麼?人不知好歹,說什麼也沒有用!」
我知道我犯了不知好歹的大忌,而且老J是出版社有名的好人。我等於主動站在了孤立派的位置。我以為不聽別人評功擺好,就能安心念我的英語了,豈知嘴裡念著,腦子卻不知道念了些什麼。我只好走出辦公室,上到樓頂,順著一架鐵梯子爬上了最高處,四面望去。那時候,北京城只數北京飯店高,往北看去,可能只有北海公園的白塔可以一比高低。白塔腳下,就是中南海。彼時彼刻,我要是能空降中南海,我一定要問問裡面居住的人,我長了三十多歲,怎麼遇上什麼事情都感覺顛倒了黑白,是我腦子出了毛病,還是社會出了毛病。
還好,腦子只亂了一個上午,吃過午飯,睡過午覺,一切納入我的上班節奏,評職稱又進行了幾天,我不關心了。一如我估計的,我們幾個工農兵學員大撥轟,我也搭上了助理編輯的末班社。我沒有受到特別對待,算我的運氣。
有人運氣就不如我的好。比如已在全國裝幀設計界大名名鼎鼎的張守義先生。在評定他的正編審時,作為評審組的老J,第一個發言,說張守義的心事不在工作上,淨給外面的出版社設計封面。這一招本是老生常談,卻看什麼場合,什麼時間。據說張守義因為名聲在外,出版署點名要他做政協委員,社領導氣不過,便表揚老J敢說公道話,捍衛出版社利益,大家應該像老J學習。社領導借老J的話表了態,張守義的正編審沒有通過,應該是見怪不怪的。但張守義是名人,這事在出版社內外都反響挺大。我也很吃驚,因為張守義設計的封面風格,已經成了文學出版社的一種標誌,很多讀者認可他的封面,買書就是沖著他的封面來的。老J是好人,譯過幾本俄國人的書,充其量是一個不錯的譯者,可從影響面和經濟效益來說,和張守義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很久以後,有人跟我說,老J知道社領導的心思,是摸准心思才帶頭發言的。乖乖!
管閒事了,還說幾句我的處境吧。後來,我在出版社第一次編輯書,分別是範存忠的《英國文學論》和王佐良的《英國文學論文集》;校對科校對時指出來一些錯誤,主要是文中涉及的書名和作者名不統一。我是以文章為單位統一的,這也是作者的做法。出版社的規矩是以一本書為單位,顯然出版社的規矩有道理。事前說好是我的老師黃雨石的責編,我看稿子他把關,可他過於相信我,我看過書稿就直接發稿了;我又過於沒有經驗,不知道一開始做外文編輯,不應該接這樣的活兒,應該先編輯一部小說或者散文,感受一下編輯的技術含量。老J叫我去訓話,我說不管怎麼吧,我誰都怨不著,錯就是錯,剛性的,是自己本領還不夠,好好修煉是唯一出路;甚至表態,從校對科做起也不在乎。誰知這話又引起了老J的極端不快,背後說我志大才疏,不服人說,栽跟頭是早晚的事兒。
那段時間我很迷茫,覺得在鄉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怎麼到了首都的文化單位就綰成了死疙瘩,大家不想辦法解疙瘩,卻紛紛拿住繩頭使勁勒,生怕哪一頭松了手,死疙瘩成了活疙瘩!領導不安排活兒,我只好更加努力地跟英語較勁:得了個翻譯獎,出版了兩本譯作。不想這下留了大尾巴,後來總讓小爬蟲們拿來說事兒,不過這是後話。且說老J確是好人,覺得當主任玩不轉,只當了一屆主任,就主動告退了,我出於敬佩,把托爾斯泰的名言在一個合適的場合跟譯過其短篇小說的老J笑談道:
爬進政權機構裡去的,經常都是些比別人更沒有良心,更不道德的人。
可有些事情非要讓你看到美中不足:遲至本世紀初,我去給因受排擠而調往社科院外文所做研究的日語老同事送稿費,他招待我坐了一下午,其中一個話題是說老J一輩子做好人,是年輕時奔赴延安,因為家庭成分過高,被延安轟了出來,老J憑著年輕氣盛表示過不滿,給自己留了尾巴,新時期以來就不得不夾著尾巴做人了!
嗚呼哀哉!左不過喬治‧奧威爾《動物農場》裡的一匹勞模老馬,名為博克斯也。
▎前言(節錄)
一九八六年,我在文學出版社外文編輯室做編輯六年多,但還不曾編輯過一本書,主要參與《外國文學季刊》的編輯工作。就我而言,因為頭兒沒有交給你什麼任務,你又沒有組稿的權利,主要還是以學為主,每天早上都要大聲朗讀幾頁英語小說,然後默念,腹譯,檢驗理解原文的程度。趕上有譯本的原著,一個星期用一天動筆翻譯幾百到一千字,然後仔細對照譯文,尋找自己中英文存在的差距,連帶找到了別人譯文的死穴。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一九九○年我去英國留學,回來後就堅持不了了。現在也說不清是編輯工作忙了,還是別的什...
目錄
▎第一卷 觸底反彈
星星並不遙遠
祭母
發高燒的時候
我和我的父親
兩鍋飯
苦杏樹
人鼠之戰
吃的故事
老薗的魅力
我的第一本字典
我的貴人
馬老師
▎第二卷 識字識人
寫在老黃去世一周年
綠原先生點滴
大編輯
寧折不彎
少成即天性
詩人綠原譯詩
我認識蕭乾
韋老太,你慢走
嚴文井的童話
趙樹理印象
《洗澡》的深水區
別有肺腸
文人的輕佻與暴跳
腦殘是幾級傷殘
之不拉與海乙那
翻譯這回事
把 leek 譯作 leek
▎第三卷 說東道西
古瑞夫婦
吉普尼和鞋市
托爾斯泰的文藝觀
喬治‧奧威爾的馬列觀
廚房辯論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霸道
總得有人說出真話
北京人的素質
上海意識
貼皮
蘿蔔絲產在枯敗之地
脊樑骨與西裝
民主與民豬
岳王廟前的買賣
狼不吃人
美麗就在我們手上
肉身的化學反應
書櫃的身世
▎第四卷 文豐物沛
人可貌相
有感《大師的傳統》說
對話蘇華
潘石屹這個人的文化現象(上篇‧中篇‧下篇)
▎第一卷 觸底反彈
星星並不遙遠
祭母
發高燒的時候
我和我的父親
兩鍋飯
苦杏樹
人鼠之戰
吃的故事
老薗的魅力
我的第一本字典
我的貴人
馬老師
▎第二卷 識字識人
寫在老黃去世一周年
綠原先生點滴
大編輯
寧折不彎
少成即天性
詩人綠原譯詩
我認識蕭乾
韋老太,你慢走
嚴文井的童話
趙樹理印象
《洗澡》的深水區
別有肺腸
文人的輕佻與暴跳
腦殘是幾級傷殘
之不拉與海乙那
翻譯這回事
把 leek 譯作 leek
▎第三卷 說東道西
古瑞夫婦
吉普尼和鞋市
托爾斯泰的文藝觀
喬治‧奧威爾的馬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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