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打從人類有歷史開始，就有人主張天底下沒有偶然，主張任何事情都絕不只乍看之下那回事，主張所有發生過的事都是邪惡團體施展祕密計畫在背後操縱一切。只不過，不少人覺得這類陰謀論在二十一世紀似乎出現了日益被廣為散播，並廣被接受的勢頭，其動力來自網路與社群媒體的興起，而報紙編輯與書籍出版商這些傳統上負責篩選觀點之人的影響力愈見衰落，則更給了陰謀論發展的機會。此外，世人對於真假對錯感到的不確定性正在蔓延，濃縮成為「另類事實」這種悖謬概念，對陰謀論的流行有推波助瀾之效。
許多年前，美國自由派知識份子霍夫施塔特在他那篇著名的〈美國政治中的妄想偏執風格〉裡提到陰謀論，該篇文章首刊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號的《哈潑雜誌》。霍夫施塔特明確表示，他不是要說陰謀論者在病理上精神錯亂；相反地，他寫道：「我稱之為『妄想偏執風格』，純粹只因別的字詞都無法恰當陳述我心中所想那種狂熱的誇大、猜疑與陰謀幻想之情。」他說，這東西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它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紀關於共濟會或光明會這些團體的寫作，但它卻在二十世紀，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以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形式捲土重來。在參議員麥卡錫那扭曲的想像中，美國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潛藏著共產主義者；這是「妄想偏執風格」典型例子，他幻想出一個躲在暗處充滿惡意、為了破壞社會與政治秩序而操縱各種事件的敵人。霍夫施塔特又說：
「敵人」跟我們其他人都不同，它沒有陷入歷史運作的羅網，不會受自身過往經歷、欲望與缺陷所害。它以意志促成，甚至直接製造出歷史運作，或是試圖以邪惡手段讓歷史偏離正軌。它造成公共危機、發起銀行擠兌、導致經濟蕭條、引發重大災難，而後從它一手所導演的慘劇中樂呵呵地提取利益。妄想偏執者對於歷史的詮釋特別具有個人性，他們並不將關鍵大事當作是歷史長流的一部分，而是將其視為某人意志的成果。
他說，令人訝異的是，妄想偏執的著作內容呈現頗高水準的學究氣息與假性學術水準。「妄想偏執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他寫道，「就是它一方面給出充滿幻想性的結論，一方面又總是展現幾乎令人動容的事實考據精神，而此二者卻是相互矛盾的。它以英雄奮鬥的氣概尋求證據，來證明最不可信之事才是唯一可信的。」
霍夫施塔特的文章有一個基本假設：公共論述，尤其是政治說詞，乃是建立在一套共享的、體現理性的自由派價值觀之上，摒斥那些「任何重大政治事件都有幕後力量」的說法。然而，這篇文章發表後，特別是在世紀改換之後，很多評論家認為上述基本假設已世易時移而不再成立了。當代該領域的頂尖學者烏辛斯基說，陰謀論：
已經變成二十一世紀早期的一個關鍵字。陰謀論宰制世上許多地區菁英的論述內容，成為重大政治運動的宣傳口號……網際網路過去被當成民主的好幫手加以兜售，如今已被用來操縱大眾，傳播那些主要由無中生有之陰謀論所組成的假新聞，其目的是要生財或奪權……我們的文化已被陰謀論給淹沒。
若論陰謀論與「另類事實」的氾濫，最明顯的莫過於第三帝國歷史的修正主義論調。那些早被破除的陰謀論如今再度起死回生，某些人聲稱有所謂「新發現的證據」與「新的研究角度」為其提供可信性。位居這陰謀論世界中心的人物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任何喜歡講述陰謀論的人絕對聽過一大堆希特勒的事。」近來某位學生記者如是說。的確，網路上任何的討論內容中，幾乎都看得見希特勒的名字。美國作家高德溫早在一九九○年就提出「高德溫法則」，也就是說當網路上對某一問題的討論持續愈久，則希特勒被提到的機率就愈高，而討論通常（不是絕對）也就隨之中止。到了二○一二年，「高德溫法則（Godwin's Law）」一詞甚至被收入語言學聖典《牛津英語辭典》。希特勒隨時隨地都會被拿出來做比較，在政治世界更是如此；從川普以降，任何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總不可避免地要被比作那位納粹大獨裁者。為什麼是希特勒？黎瑞在他的無神論與不可知論歷史研究中這樣寫道：
西方文化最具效力的道德形象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對今人而言，讚美希特勒簡直就跟古人詆毀耶穌一樣大逆不道。他已經變成我們用來界定「邪惡」的定位點……在我們這個相對主義的文化裡，納粹主義幾乎是唯一一個絕對的標準：沒有爭論的餘地，因為它的善惡不容爭辯……納粹主義跨越了「歷史事件」與「永恆真相」之間的鴻溝。
常言道，陰謀論的一個關鍵點就是極度傾向把世界分割成善惡兩方。既然如此，要論邪惡，誰比得過希特勒？
不過，我們需要給上述論點加上一些但書，黎瑞所描述的這種信念，實際上並非普世皆然。面對我們所知關於希特勒的一切，仍有某些人對這位納粹領導人懷有強烈敬仰，而這些人很可能支持包括「大屠殺不存在」的這類陰謀論（也就是相信猶太大屠殺從未發生過，且由於猶太人高層的全球性陰謀活動，全世界的學者與記者從一九四○年代以來，都在有系統地掩蓋真相）。後面我們會看到，就連其他的陰謀論者，像是那些相信外太空外星人從古到今不時會來拜訪地球的人，或是相信人類歷史被超自然邪教力量所主宰的人，他們也都想把希特勒套進自己的理論來吸引外人注意，或是把自己的主張與這位史上最出名魔頭扯在一起以壯大聲勢。某些人認為陰謀論的特點之一，是善惡對立、水火不容，但這其中的複雜性與模糊性通常不是表面看來的那麼簡單。
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各種陰謀論彼此不盡相似。研究這領域的學者將它們分作不同類別，主要有兩大類：第一種是「系統性陰謀論」，聲稱有某個陰謀組織執行各種各樣行動來征服某個國家、某塊地區，甚至是全世界。這類理論通常會設想一個長期陰謀，時間可能長達數百年，其觸手伸及非常廣大的地理區域，甚至某些例子裡可以遍布全球，而背後使其長久延續並增長茁壯的，則是像光明會、共濟會、共產黨這類世界性組織，或是像猶太人這類種族團體。第二種是「事件性陰謀論」，聲稱某一事件其實是某個祕密組織團體暗中活動的結果，比如美國總統甘迺迪遭到暗殺，或是假造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影像等等。這類想像出來的陰謀通常為期很短，是在幾星期或幾個月，最多幾年之內謀畫進行。某些陰謀論者可能認定上述兩種陰謀論彼此相關，也就是將某個「事件性陰謀論」視為「系統性陰謀論」的一種表現，但這並非通例。重點在於，這兩種陰謀論都想像歷史（或許很多是當下的）事件有幕後黑手操縱。這兩者之間也常見另一個現象，就是陰謀論者認為關於某個過程、某個單一或一連串事件的「官方說法」，亦即普遍被接受的說法，其實是假的。光是用上「官方」這個詞，他們就在暗指國家政府或權勢階級威脅利誘或誤導了歷史學家、學者專家、媒體記者與其他人，讓這些人去述說一個用來掩蓋事實的故事，以此維護現狀、維持他們的權力。進一步說，這種想法讓陰謀論者更加確信自己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世上當然存在真正的陰謀，也總有某些陰謀論說法不是空穴來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水門案。尼克森當時身為美國總統，同時也是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而他竟安排人去敵對民主黨陣營位在華盛頓特區水門旅館的競選總部闖空門，在裡面偷偷安裝竊聽裝置。數百年來歷史上發生過無數真實的陰謀，但它們的共通點如下：第一，實際參與者人數極少。陰謀計畫必須祕密執行，不然就會被陰謀針對的對象發現並阻止；既然如此，那麼參與陰謀者愈多，消息洩漏而失敗的危險性也就愈高。第二，這些陰謀或多或少都有時限性，這是因為陰謀者有特定目的，一旦達到該目的，陰謀就會結束，或是（大部分情況下）目的在達到前就被發現而結束。同時，我們也要知道，過去被稱為「陰謀論」的內容並不一定包含某種陰謀計畫。陰謀論不同於「假新聞」當中的實例，不同於扭曲或竄改過的真相，也不同於為了解釋、否認或混過某些情況而提出的「另類事實」。一個真正的陰謀論，必須認定某群人祕密策劃進行一場非法行動，這群人必須意圖從該行動中取得某種成果。上述設想與陰謀論者的核心信念相呼應，那就是他們相信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皆非機緣巧合，也非特立獨行的個人單獨所為。
在納粹德國，戈培爾主導的巨大國營宣傳機器製造出大量「假新聞」亦即謊言，希特勒本人也不斷試圖誤導德國國內外人士對他真實目的的認知，就在他重整武備、發動國際性侵略行為的同時，仍讓英法與其他歐洲國家對他的和平態度深信不疑。但這些宣傳的產出鮮少與陰謀論有關，希特勒與戈培爾掩蓋自身所作所為的行為也稱不上是「陰謀」。希特勒不像史達林，史達林以為自己身邊充滿了陰謀，他想像出許多「密謀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荒誕指控，並以此為根據發動一長串整肅活動與作秀公審，但希特勒本人並不是個陰謀論者。史達林乃是一路鬥爭爬上蘇維埃階層頂點，他所擊敗的敵人幾乎一開始都比他更有名也更受歡迎，因此到最後他覺得自己絕不能給這些人任何反抗他的可能性。至於希特勒，他是一開始就被親信下屬給抬到最高處，而這些人幾乎仍效忠他到最後一刻。一九三四年的「長刀之夜」事件，希特勒確實下令暗殺黨內武裝組織「衝鋒隊」的領導層，以及幾個與希特勒素有舊怨的保守派政治人物，但這些人對希特勒的反對都是在明處而非暗中進行的。希特勒自己的行動是祕密籌備且毫無預警地發動，這的確很有「陰謀」的特質，但他指控衝鋒隊頭子羅姆企圖發動政變、指控他在前一年納粹黨掌權之後大力主張發動「二次革命」，這些內容跟陰謀論就大大不同，因為羅姆說的做的全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當然也確實存在推翻希特勒的陰謀，由一群軍官與他們的親友在戰爭期間祕密策劃，最後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發動，史陶芬堡上校放置炸彈試圖炸死希特勒，卻功虧一簣。希特勒在一系列巧合之下得以生還，密謀者有的自殺、有的被槍殺、有的被捕受審被處決。炸彈密謀失敗之後，希特勒在廣播當中，稱這場謀害他的行動主謀為「一小撮野心勃勃、喪盡天良且愚昧到法理不容的軍官」，後續警方的調查也以此為起點，認定參與者只有極少數人。換句話說，這是一場組織緊密的典型陰謀活動，密謀者全為軍方人士，他們的目標就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然而，儘管納粹官方固守這條路線，在與事件相關的公開發言當中一再重申，並堅持以此為原則選擇讓哪些人上法庭受審，但蓋世太保祕密調查卻顯示出有更多人多多少少都牽涉其中，包括了軍人與平民，以及從左派到中間派與保守右派的各種政治人物。與其說這場密謀是典型的「陰謀」，還不如說這是一組彼此重疊的各種網絡，有的接近核心有的卻非如此，更為合理。
關於暗殺行動與計畫中的軍事政變，史陶芬堡與其同謀軍官是實際籌備並試圖執行的人，他們毫無懸念的站在這些網絡的最中心。但也還有更多人處在離核心或近或遠的不同位置，比如被密謀者推舉在希特勒死後上台組成民政府的那些人。外交官、律師、實業家、地主、工會成員、社會民主黨人、神職人員、高級公務員，他們各自以不同方式涉入密謀。說到底，計劃與實施這場暗殺的都是軍人，而確實也只有他們才有可能實際執行任務，但若把這場密謀看做純粹的軍方行動，那就太低估其廣度與深度了。然而，這些密謀者之所以能夠沆瀣一氣，事實上是因為他們幾乎都沒有受到當權者的懷疑；他們之所以有望成功，是因為他們不像納粹政權的真正的或者是潛在的政敵那樣，受到蓋世太保嚴密監視──就算如此，到了希特勒總部被放置炸彈那時，密謀規模已變得太過龐大，好幾名成員在當時已被逮捕，其他許多人也成為蓋世太保也準備收網的對象。當時也有其他祕密反抗活動存在，例如蘇維埃間諜網絡「紅色管弦樂團」，但它們都沒有一個單一、可定義的活動目標，因此都不算是典型意義上的真正陰謀。一九四四年炸彈密謀始終或多或少是個特殊的存在，是極少數希特勒指控有人發動陰謀反對他的實例之一。
說到底，納粹政權的世界也不是完全沒有實際存在或是想像中的陰謀。歷史學家認為某些陰謀可能影響了希特勒，也有些陰謀是希特勒自己策劃的，還有一些是他主動參與其中。不過這本書要探討的不是真實的陰謀，而是那些以希特勒和納粹為對象的偏執妄想。本書檢驗了世人所提出的五種不同陰謀說法，每一種都曾被嚴肅正經的歷史學者與五花八門的陰謀論者單獨拿出來探討。透過近年對陰謀論的整體研究成果，在這樣一致的基礎認知下，我們能夠從與過去不同的角度來審視它們，並發現它們之間一些可能令人驚異的共通點。本書討論的第一個陰謀論就是惡名昭彰的反閃族偽造作品《錫安長老議定書》，這本小冊子到底出自何處？為何流傳如此之廣？而它真是刺激希特勒決定發動猶太大屠殺的「種族滅絕批准令」嗎？這是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能夠證明若我們放任各種陰謀論在世上如野草蔓生會造成何種危機？它體現的是哪種陰謀論？初看之下，《議定書》很適合被歸為「系統性陰謀論」，而該文件的內容也確實以最最廣義、最最模糊的方式寫成。《議定書》通常被視為反閃族主義最重要的陰謀論文獻，而這又引發另一個問題：「反閃族主義」本身的陰謀論程度有多少？除了這些，《議定書》還指出另一個常被忽視的問題：過去和現在的反閃族主義，與其他種族主義的程度與方式又有什麼樣的差別？而檢視當今陰謀論的爭辯，可以為這些問題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
第二章檢驗的是所謂「背後捅刀」傳說，也就是說德國之所以輸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乃是有人密謀在大後方預備並發動革命來暗中傾覆德國軍隊。和《議定書》不同的是，此說雖在某些關鍵處仍相對的模糊且廣義，但它可被視為是一種「事件性陰謀論」。此說有三個層面，第一個是有種非常普遍的說法認為，德國戰敗是因補給情勢日益嚴峻，前線缺少軍火且後方缺少食物與日用品，導致德國人鬥志消沉，表現出來就是他們愈來愈支持妥協性的和平。後方士氣的崩潰，等於在軍隊背後刺了一刀，讓他們無法繼續與資源豐富的敵軍苦戰。第二個版本則說得比較明確，指稱是社會主義者先在後方，而後又在前線煽動不滿情緒以打擊軍隊士氣，目的是要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發動民主革命推翻德皇，從而終結德國將持續作戰的可能性。至於第三個也就是最後一個版本，政治光譜中的極右派人士眼中，社會主義與革命行動都是猶太顛覆計畫的表現。這又引出另一個問題：希特勒與納粹黨在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奪權之路上，他們以「背後捅刀」傳說作為宣傳武器到什麼樣的程度？更廣泛來講，在威瑪共和的最後幾年裡，這傳說又怎麼促使千百萬德國人投票給納粹黨的？令人不安的是，近年來「背後捅刀」傳說，或至少是它比較溫和的版本，竟有死灰復燃的跡象，而本章就要來討論這套關於德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戰敗的新說法是否經得起更仔細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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