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細心的讀者如果看本書附錄的幾篇序言，就知道這部書原本是我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時，給大學生講“通識課程”時寫的講義。這部講義在1993年出了第一版（香港中華書局），2002年經過修訂，又出了第二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經過再次修訂補充之後，出版了第三版（北京中華書局）。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版，這次收入商務印書館的“葛兆光講義系列”時，我又做了一點兒修訂補充，主要是增加一些新資料和新發現。在每篇之後，增補了“文獻選讀”，而在“參考書目”中，也增加了一些新近出版可資參閱的著作。
一部面對大學生（尤其是非文科的大學生）的，應該說是通俗淺近的講義，居然能在差不多三十年裏始終受讀者歡迎，這讓我很吃驚。前不久還有一位讀者特意給我來信，說這本講義很“有用”，僅僅是“有用”這兩個字，就讓我很欣慰了。它還“有用”，就說明如今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還需要對傳統中國經典的閱讀，也還需要對“甚麼才是中國經典”這個問題的解釋，也還需要對“正確理解傳統經典意義”的引導。
關於這些問題，我想，我在2008年版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這裏就不再重複，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前，看一看那篇序言。
2008版序
近來常有一種風氣。有人說到“經”，便有意無意地把它等同“經典”，而提起“中國經典”，就急急忙忙把它轉換成“儒家經典”。我總覺得這種觀念有些偏狹。其實，中國經典絕不是儒家一家經典可以獨佔的，也應當包括其他經典，就像中國傳統絕不是“單數的”傳統，而應當是“複數的”傳統一樣。我一直建議，今天我們重新回看中國的經典和傳統，似乎應當超越單一的儒家學說，也應當關涉古代中國更多的知識、思想和信仰，這樣，一部介紹中國經典的書，就應當涵蓋和包容古代中國更廣泛的重要著作。
簡單地說有兩點：第一，中國經典應當包括佛教經典，也應當包括道教經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實在是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歐洲，以及東方的日、韓，在文化領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國的皇帝，不僅知道“王霸道雜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如宋孝宗、明太祖、清雍正皇帝），絕不只用一種武器。因此，回顧中國文化傳統的時候，僅僅關注儒家的思想和經典，恐怕是過於狹窄了。即使是僅僅說儒家，也包含了相當複雜的內容，比如有偏重“道德自覺”的孟子和偏重“禮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視社會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視心性理氣的新儒家。應當說，在古代中國，關注政治秩序和社會倫理的儒家，關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贖的佛教，關注生命永恆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別承擔着傳統中國的不同責任，共同構成中國複數的文化。第二，也許還不止是儒、道、佛，傳統中國有很多思想、知識和信仰，可能記載在其他著述裏面，“經典”不必限於聖賢、宗教和學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廣泛些？比如歷史學中的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通鑑》之類，是否可以進入經典？西方人從來就把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算成是必讀經典的。重建文化認同和進行傳統溯源，也從來少不了歷史著作，為甚麼不可以把它們叫做“經典”來重新閱讀？至於古代中國支持經典研讀（那算是“大學”）的基礎知識（也叫“小學”），就是文字之學，其中的那些重要著作，《爾雅》是早就成“經”了的，而《說文》呢，更是可以毫不愧疚地列入“經典”之林的。道理很簡單，古人早說過“通經由識字始”，不識字能讀經典嗎？甚至唐詩、宋詞、元曲裏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讓它們擁有“經典”的資格，莎士比亞那些曾被稱為粗鄙的北方人的劇作，不也列入了西方經典之林了嗎？因此，我在這部《中國經典十種》裏面，既選有傳統儒家的經典，也選了佛教、道教的經典，既有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說到經典，還必須補充說明，經典並非天然就是經典，它們都經歷了從普通著述變成神聖經典的過程，這在學術史上叫“經典化”。沒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經典的尺寸和樣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為它寫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覺得它充滿真理，又被反覆解釋，還有的被“欽定”為必讀書，於是，就在歷史中漸漸成了被尊崇和被仰視的經典。因此，如今我們重新閱讀經典，又需要把它放回歷史裏重新理解。所謂“放回歷史裏面”，就是說，這些經典需要先放在那個產生它的時代裏面，重新去理解。就比如《周易》，最初並不是那麼哲學和抽象的，在那個時代可能就是占筮；《史記》在那個文史不分的時代，不必那麼拘泥於歷史學的謹嚴，就是可以有想象和渲染。經典的價值和意義，也是層層積累的，對那些經典裏傳達的思想、原則甚至知識，未必需要亦步亦趨“照辦不走樣”，倒是要審時度勢“活學活用”，用一句理論的話講，就是要“創造性的轉化”。
這部書原來是我在大學裏講通識課程的講義，在理想中，大學應當是理解文化傳統和提倡精神自由的島嶼，閱讀經典也許正是實踐這一理想的重要途徑。布魯姆（Allan Bloom，1930—1992年）在《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曾說，閱讀經典可以使人們了解，從古至今“人類究竟面臨哪些重大問題”，以便人們在共同問題和豐富知識基礎上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聯繫”。不過，這並不意味着聖賢原則是必須遵循的教條，也不意味着古代經典是不可違逆的聖經，畢竟歷史已經翻過了幾千年。因此，對於古代經典，既不必因為它承負着傳統而視其為累贅包袱，也不必因為它象徵着傳統而視其為金科玉律。我對經典的看法很簡單：第一，經典在中國是和我們的文化傳統緊緊相隨的巨大影子，你以為扔開了它，其實在社會風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傳裏面，它總會“借尸還魂”；第二，歷史上的經典只是一個巨大的資源庫，你不打開它，資源不會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會現實和生活環境，是刺激經典知識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經典中的甚麼資源被重新發掘出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背景”召喚甚麼樣的“歷史記憶”；第三，經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釋”的，不大可能純之又純、原汁原味，以為我們今天可以重新捫摸聖賢之心，可以隔千載而不走樣，那是“原教旨”的想象；第四，只有經過解釋和引申，“舊經典”才能成為在今天我們的生活世界中繼續起作用的，呈現出與其他民族不同風格的“新經典”。
我也希望我所詮釋的“舊經典”，能夠成為今天生活中起作用的“新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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