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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建築與公民參與的理念及理論——
讓公參與改變生活環境
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或曰共同創造（Co-creation）、共同設計（Co-design），是一種試圖讓所有持份者積極參與設計過程的設計方法，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並創造更大的公共價值。
參與式設計起源於一九六○年代，從最初的倡議手段，漸漸發展成可應用於各個學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於建築和城市規劃領域。而在這本書中的參與式設計理念，與讓社區參與建築和城市設計過程的理念相關。
傳統上，建築師、設計師、工程師各專業人士主要被認為是服務提供者，其主要職責是滿足客戶需求和期望。而在參與式設計中，包含的社區成員更廣泛，從直接受項目影響的最終使用者到項目周邊的公眾，都是持份者，應該要讓他們參與設計過程。
這套讓公眾於城巿發展過程中參與的理念，已獲得廣泛認同，有越來越多研究表明，用家直接參與設計和決策過程可產生正面的影響，他們了解自己的需要，民眾會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產生深刻見解和知識。
1.1 何謂參與式設計？
早在二○一五年，聯合國已將「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定義為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在#Envision2030 02的「目標11：可持續城巿和社區」中提到：
到二○三○年，在所有國家加強包容和可持續的城市建設，加強參與、融合和可持續的人類住區規劃和管理的能力。
參與式設計的方法不僅僅是將設計視為單向的專業服務，而是將建築和規劃的力量擴展至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和共融（Inclusion），所得出的結果是專業人士和公眾之間協作的成果。
1.2 參與式設計在建築領域的緣起和發展
「現代建築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下午三時三十三分（大約）已於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巿死亡，當臭名昭著的普魯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計劃，或者說計劃中的幾座標準長形大廈，被炸藥給予致命一擊的時候。」建築評論家Charles Jencks的名言，標誌着建築後現代主義的開始。
在這場批判現代建築的運動中，關於參與的論述漸漸發展起來，與後現代時期並肩而行。這種論述希望尋找一種替代方法，來創建能夠滿足社會各階層需求的建築。
● 從精英主義到行動主義
參照建築和城巿規劃學者Nan Ellin提出的後現代都市主義，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的建築理論，可以被理解為解決建築師所面臨的實踐、藝術和道德困境的一系列努力。一九六○年代的不同市民參與社會運動時期，代表了他們對社會及政府有了不同的期望和變化。
在二戰後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對西方社會的意見不外乎是「失去歸屬感」，以及對於「我們所失去的世界」深深的憧憬。在環境建造領域，這些意見表現為對現代建築和城巿規劃作品的普遍不滿，包括全世界都在破壞現有的城市肌理、在開放空間中建造孤立的建築架構和大量生產的倒模式住宅區。
在著名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中，作者Jane Jacobs攻擊了正統城市規劃和重建。她在分析社區構成後，認為社區應回歸至日常人類互動和公民積極參與的本質。
缺乏完善而大規模的社會房屋項目，特別是一九七二年美國清拆公營住宅系統後，更令人質疑精英主義對於專業所提出的假設。美國社區行動者和政治理論學者Saul David Alinsky認為，該系統的主要問題是政治機構對民眾漠不關心，而民眾亦由於官僚化、集權化和信息操縱而被排斥在外。
Paul Davidoff在論文“Advocacy and Puralism in Planning”（一九六五）中，呼籲規劃者推行參與式和積極的改變。「規劃者應尋求擴大所有人的選擇和機會，認識到為有需要人士及弱勢社群的需求而進行規劃的社會責任，並應敦促改變有礙這些目標的政策、制度和決定」。
倡議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是第一種將設計和規劃專業人士與公眾聯繫起來的公眾參與形式，社區設計中心（Community Design Centers, CDCs）則成為專業人士代表被剝奪權利的社區團體利益的舞台。
倡議式規劃的後續影響十分廣泛。各大機構隨之修訂其專業職責，譬如在一九六七年，美國規劃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修訂了其宗旨，將規劃師的職權範圍從僅僅實體規劃，擴大至包括社會、經濟和環境議題。以至於其他領域和跨學科的發展，如使用後研究、環境心理學、環境保護主義城市設計理論等專業理論中，也出現了反思性的轉變及自我評價。根據這種自我完善的角度，城市規劃及設計項目可以賦予人們更多改善社區和環境的參與機會。
● 從保守到開放
雖然參與的理論和實踐始於美國的倡議行動，但在西歐也有類似的趨勢，建築師試圖通過讓設計更加透明和開放，來找到與用家互動的方法。
新古典主義和新理性主義傾向尋找前工業化的城市景觀作為靈感和正當性來源，歐洲建築師和規劃師採用了另外一種方法，他們試圖通過回應建築生產模式和產品的單一化，來應對現代主義方案所產生的多元化。
開放式建築的方法是在設計過程中納入潛在用家，或者為他們提供可以輕鬆轉化成符合他們需求和品味的結構。
比利時建築師Lucien Kroll是先驅之一，他最著名的參與式作品是一九六九年比利時新魯汶醫學院教學樓（Louvain-la-Neuve）。Kroll在建築設計上給予用家極大參與機會，他開發了一套模組建築系統，預測基本技術設計，並以該系統為基礎，讓用家完成最終設計。
荷蘭建築師Herman Hertzberger提出了類似但沒那麼激進的想法——「多功能空間」的設計，提供允許個人詮釋和挪用的原型。一九七四年，他在其Centraal Beheer保險辦公大樓中實現了這個想法。
鼓勵居民介入的目標，進一步導致了合租運動和另類社會住屋形式。
英國建築師和規劃師Ralph Erskine於一九六八年重建位於泰恩河畔紐卡素（Newcastle upon Tyne）的Byker Wall屋邨的項目，是英國社區建築運動的先驅。為了在重建過程保持與社區的聯繫，用家最初通過與建築師事務所溝通，該事務所實行開放政策，允許居民與建築師對話交流。這個項目建立了正式組織、聯絡委員會和社區發展項目以促進討論，並得到區內居民支持。
另一個賦予用家參與的嘗試，是建築師Walter Segal在倫敦路易咸區（Lewisham，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的社會房屋自建指導計劃。Segal的方法是將建築的設計和施工簡化為說明書，讓沒有經驗的施工人員和居民也可以低成本來建造房屋。
與社區建築運動中的基層行動主義不同，Erskine和Segal都展示了在政府主導的社會房屋和規劃項目中，結合社會工程和居民參與的可能。
二戰後的一段時期社會出現大量關於未來走向的爭論，是設計行業也在反思他們在社會中的角色和目的。在經歷了許多慘痛的錯誤和教訓後，參與式設計為專業人士提供了另一種方式，強調在構建開放社會時聆聽及理解公眾的聲音，了解用家的生活需要，而非以專制的方式來決定甚麼設計最適合他們。
1.3 參與的不同可能性及程度
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概念愈加普及，參與已被規範化，既是我們在城市發展時的責任，也是權利。參與有兩種不同的哲學基礎立場：一種認為參與是受某個過程影響的人的基本權利，另一種認為參與具有工具價值。第一個立場不排除第二個立場，但第二個立場並不包含第一個立場。
在管理或行政上，參與減少了用家的匿名感，讓他們感受到較多的關注。當用家積極參與發展過程，就會把實體環境維護得更好，社區也會有更強的公共精神、更高的用家滿意度，節省下來的開支也更可觀。現時，公共和私人利益團體普遍從項目開始時就尋求社區參與和援助。然而，參與的定義對不同持份者來說可能會有很大差異。
● 參與的形式和程度
第一個參與理論框架是由美國學者Sherry Arnstein提出的參與階梯（Ladder of Participation，一九六九），她以公民權力級別來衡量參與程度。對於Arnstein來說，最佳的參與水平是解放（Emancipation），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可以完全控制他們的社區。
而根據學術界開發的其他框架，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參與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由管理層掌握項目控制權的屬偽參與（Pseudo-Participation），當人們有權控制所採取的行動時，才會出現真正的參與。
但是，由於參與是根據發展脈絡而決定的雙向關係，會視乎行動者的不同情況而產生不同的意義，而參與者也偏好根據情況以不同的方式參與。
參考英國學者Sarah White提出的喜好分類（Typology of Interest，一九九五），可以找到以下參與的形式和動機：
參與形式之間的區別同樣重要，因為在整個過程中需要仔細考慮溝通模式，以實現所有參與者的知識共享和學習。
除了區分各種參與形式，將參與的方式概念化，還意味着要詢問「誰」（Who）、「甚麼」（What）、「在哪裡」（Where）、「如何」（How）和「何時」（When）的問題。建築學者Paul Jenkins在“Concepts of Participation in Architecture”一文中，展示了自己創建的一個三維圖像，來說明更大範圍的建築生產參與框架，其中包括：
O 誰 參與者的性質（客戶、用家和公眾）
W 如何 參與的形式（通知、諮詢和決策）
N 何時 建築過程的各個階段（設計、施工和完工後）
由於每個項目的性質不同，有關「如何」的問題將在下一篇第2.2節「在項目中實施參與式設計的原則」討論。
結合Sarah White之前建立的框架，我們可以得出在建築界實踐參與式設計的不同方式，建築師和客戶（建築項目發起人或發展商）從而可以決定設計過程不同階段的參與形式和程度。而事實上，設計專業人士和外行人之間的互動，是當今城市規劃和設計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組成部份。
1.4 建築師和公眾
建築具有內在的政治特質，因為它是空間生產的一部份，而這種政治特質顯然會影響社會關係。
意大利建築學者Giancarlo De Carlo在“Architecture’s Public”（一九六九年）一文中， 陳述了建築的政治特質和透過參與為用家賦予權力的必要。他批評，在所有時代，無論建築師這個角色如何重要，他們都需要受制於當權者的世界觀。他批評道：「隨着資產階級專業主義的興起，建築被推入了專業化的領域，在那裏只有『如何』的問題是重要的，因為『為甚麼』的問題被認為已一勞永逸地解決了。」
現代建築師與經濟和政治權力結盟，並與公眾保持距離，比起用家，他們更靠近客戶。強調專家的重要，伴隨而來的就是對社會責任的壓制，這也是為甚麼設計通常被認為是從屬審美選擇的領域。幾個世紀以來，建築師一直根據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Vitruvius）的優秀建築原則《建築十書》（De architectura）學習，即強調堅固、實用和美觀。
然而，如果建築師只是識別客戶的需求，而不是用家的真正需求，那麼建築又怎能真正實用呢？
不管怎樣，當建築師與客戶或用家之間無法有效溝通時，實用原則就會遭到破壞，建築師會認為，他們比用家更了解用家自己的需求。
● 建立對等關係 以更好地理解用家知識和專業知識之間的平衡
參考巴西教育家Paulo Freire在其著作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九六八年）中的觀點，Freire將傳統教學法稱為「囤積式教育」（Banking Model of Education），因為它將學生視為一個空的容器，就像一個錢罌般填入知識，但他認為教育應該將學習者視為知識的共同創造者。
參與式設計的本質是認同用家的知識，並賦予他們與研究人員一起建立新知識的權力。因此，根據De Carlo的說法，建築師認同用家的需求並不意味着「為」他們設計，而是「與」他們一起設計。
建築師應識和用家攜手合作，在得出設計結果之前，雙方應該以各自的知識一起討論空間和架構的模樣，而非把公眾視作空的容器，等待專業人士將其填滿。建築師和公眾之間對等的關係是參與式設計的成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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