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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和對其的不滿》
第一章 何謂古典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有數大特點，使其有別於其他學說和政治制度。用約翰．格雷（John Gray）的話說：
各種大同小異的自由主義傳統，針對人和社會，都有一個明確且在本質上明顯屬於現代的概念……自由主義是個人主義的，因為它主張個人在道德上的首要地位，超越任何出於社會集體需要的要求；自由主義賦予所有人同樣的道德地位，認為人與人在道德價值上的差異與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無關，從這點來看，自由主義是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是普世主義的，肯定人類的道德一體性，把特定的歷史關聯和文化形式視為次要的；自由主義是社會改善論的，因其肯定所有社會制度和政治安排都可以修正和改善。就是這個針對人和社會的看法，使自由主義有了不受其內部之巨大多樣性和複雜性所拘的明確身分。
自由主義社會把權利賦予個人，其中最根本的權利是自主權，亦即能在言論、結社、信仰方面，以及最終在政治生活方面，作出選擇的權利。自主權包括擁有財產、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久而久之，自主權也會包括透過投票權分享政治權力的權利。
不消說，早期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某些人有資格享有權利。在美國等「自由主義」體制國家，這類人最初只限於擁有財產的白人，後來擴及其他社會群體。但這些權利上的限制，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之類自由主義理論家的著作裡、美國獨立宣言或法國大革命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裡的人類平等主張相忤。理論與現實間的緊張，促使自由主義制度往更大範圍、更具包容性地承認人類平等的方向演進，而與挑明只讓某些種族、民族、性別、教派、種姓或地位團體享有權利的民族主義學說或以宗教為基礎的學說大相逕庭。
自由主義社會把權利載明於正式法律，於是往往極重視程序。法律只是一套說明衝突如何解決、集體決定如何作出的明確規則，而且這些規則體現在一套法律制度裡，這些制度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不盡然受政治制度的其他部分左右，以免遭追求短期利益的政治人物濫用。在大部分的先進自由主義社會，這些規則隨著時日推移日趨複雜。
自由主義常被歸入「民主主義」一詞底下，但嚴格來講，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建立在不同的原則和制度上。民主主義意指民治，如今透過所有成人都享有選舉權的定期自由、公正多黨選舉來實現。我所謂的自由主義，則指法治，亦即一套限制行政權的正式規則，即使行政部門透過選舉民意加持取得正當性亦然。因此，談到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盛行北美、歐洲、東亞和南亞部分地方、世上其他地方的那種體制時，應稱之為「自由主義民主政體」才貼切。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印度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時都已是公認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但某些國家，例如美國和印度，最近幾年一直在倒退。
晚近幾年受到最猛烈抨擊者，係自由主義，而非民主主義。如今只有少許人主張政府不應反映「人民」的利益，連獨裁體制鮮明的國家，例如中國或北韓，都聲稱為「人民」服務。普丁依舊不得不定期舉行「選舉」，似乎在意人民支持與否，世界各地其他許多實際上走威權統治路線的領導人亦然。另一方面，普丁說自由主義是「過時的學說」，竭力使批評者噤聲，關押、殺害或騷擾反對者，消滅任何獨立自主的公民空間。中國的習近平抨擊共產黨權力應受限制之說，緊縮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掌控。匈牙利的維克托．奧爾班挑明要在歐盟心臟地帶建造一個「反自由主義原則的民主國家」。
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倒退時，自由主義制度扮演如同煤礦場金絲雀的角色，提醒人更大範圍的威權主義攻擊就要到來。自由主義制度藉由限制行政權來保護民主過程；這些制度一旦受損，民主本身就遭攻擊。然後，選舉結果可透過不公正劃分選區、選民資格規定或不實的選舉舞弊指控予以操控。民主的敵人無視民意，就是要繼續掌權。川普對美國制度的諸多攻擊裡，最嚴重者係不願承認二〇二〇年總統大選敗選和不願將權力平和轉移給繼任者。
正常情況下，我認為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都是在道德上站得住腳，而且是實際政治所不可或缺。它們是良治的三大支柱之二，作為對第三個支柱——現代國家——的約束，兩者至為重要（我在《政治秩序》系列裡對這點有頗為詳細的闡述）。目前的自由主義民主危機與民主有關，但與自由主義制度的關係更大。此外，經濟成長、現代世界的繁榮和民主的關係，遠不如其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來得大。誠如第二、三章會提到的，未考慮到平等、正義的經濟成長，有時會帶來很大麻煩，但成長依舊是社會追求其他多數美好事物必要的先決條件。
數百年來，關於自由主義社會為何值得追求，有人提出三個根本理由。第一個理由出於實際考量：自由主義是制約暴力、使各種居民得以和平相處的辦法。第二個理由出於道德考量：自由主義保護人的基本尊嚴，尤其保護人的自主權——每個人自作選擇的能力。第三個理由出於經濟考量：自由主義保護財產權和交易自由，從而促進經濟成長和隨著成長而來的所有美好事物。
《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
第一章 尊嚴的政治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走到一半，世界政治發生劇烈的變化。
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到二○○○年代中期，出現了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歸類為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原本的三十五個增至一百一十多個。在這段期間，自由民主成了世界許多政府的預設形式—至少志在民主，就算沒有落實。
與這種政治制度的變遷並轡而行的是各國的經濟愈益相互依賴，即我們所說的全球化。後者得到諸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及後繼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自由經濟機制之強力支撐，輔以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區域性貿易協議。在這三十幾年間，國際貿易與投資的成長率超過全球GDP的成長率，而被公認為繁榮的最大驅動力。在一九七○年到二○○八年間，全球商品服務的產出增加三倍，成長幾乎擴及世界所有區域，而發展中國家赤貧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也從一九九三年的四二％降至二○一一年的一七％。兒童在過五歲生日前夭折的比率，則從一九六○年的二二％，降至二○一六年的不到五％。
但這種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並未造福每一個人。在世上許多國家，尤其是已發展國家中，不平等急遽惡化，致使許多成長的好處大多流向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既然成長與商品、金錢、人民從一地轉往另一地的數量增加息息相關，社會自然會出現大量顛覆性的轉變。在發展中國家，原本無電可用的村民突然發現自己住在大城市裡，看著電視，或透過隨處可見的手機上網。勞動市場適應新的情況，驅使數千萬人越過國際邊界，為自己和家人尋找更好的機會，或試圖逃離家鄉無法容忍的環境。中國、印度等國家冒出龐大的新中產階級，但他們所做的工作，取代了原本由已發展國家舊中產階級負責的工作。製造業不斷從歐美移往東亞和其他低勞動成本的區域。同一時間，在逐漸由服務主宰的新經濟體，女性正取代男性，而低技術工人正被聰明的機器取代。
世界秩序原本有股趨向愈漸自由開放的動能，這股動能從二○○○年代中期開始減弱，然後情勢逆轉。這時碰巧接連發生兩次金融危機：第一次是在二○○八年始於美國次級貸款市場，導致後續的經濟大衰退；第二次則是希臘無力還債而使歐元和歐盟面臨危機。在這兩個例子，菁英政策都造成巨大的經濟衰退、高失業率，以及全球數百萬普通勞工收入驟降。既然美國和歐盟是領頭羊，這些危機自然傷害了整個自由民主的聲譽。
民主學者賴瑞．戴蒙將金融危機後的那幾年形容為「民主衰退」的幾年，幾乎全球各區域的民主政體總數，都從高峰下墜。幾個以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獨裁國家則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中國開始宣傳「中國模式」，作為一條明顯不民主的發展和致富途徑；俄羅斯也趁機抨擊歐盟和美國自由主義的墮落。一些在一九九○年代看似成功的自由民主國家，都走回較專制的老路，包括匈牙利、土耳其、泰國、波蘭。二○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固然瓦解了獨裁政府，但隨著利比亞、葉門、伊拉克、敘利亞陷入內戰，這個區域對於更民主的希望徹底破滅。引發九一一攻擊的恐怖主義浪潮並未被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擊退。那反倒突變為伊斯蘭國，儼然成為世界各地偏執、殘暴伊斯蘭主義者的指路明燈。跟伊斯蘭國的韌性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有好多年輕的穆斯林放棄在中東其他地方和歐洲相對安全的生活，前往敘利亞替伊斯蘭國出戰。
更令人驚訝，或許也更重要的是二○一六年兩場大出意外的選舉結果：英國投票決定脫離歐盟，以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兩場選舉的選民都擔心經濟議題，尤其是面臨失業與去工業化的勞工階級。但同樣重要的是對移民大規模湧入的反彈：移民被認為會奪走本土勞工的工作，且侵蝕確立已久的文化認同。反移民和反歐盟的黨派也在其他許多已發展國家擴充實力，尤以法國的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荷蘭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和奧地利自由黨（Freedom Party）為最。跨過大陸，則有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畏懼，以及禁止表現穆斯林身分，如禁穿布卡（burqa，全身式罩袍）、尼卡布（niqab，只露出雙眼的面紗）和布基尼（burkini，只露出臉、手掌和腳掌的女性泳衣）所引發的爭議。
二十世紀的政治向來是沿著經濟議題界定的左右光譜來規劃：左翼希望更平等，右翼想要更大的自由。進步主義的政治活動以工人、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派為中心，他們追求更好的社會保障和經濟重分配。相形之下，右翼則主要關注縮減政府規模和發展私人產業。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條光譜似乎在許多方面讓給由身分認同界定的光譜了。左派已經沒那麼著重於全面經濟平等，而更想促進各種被認為遭邊緣化的群體—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人、LGBT社群、難民等—的利益。右派，則將自己重新定義為愛國者，企求保護傳統的民族身分認同—常明顯與種族、族群或宗教有關的身分認同。
一個至少可溯至馬克思的悠久傳統，認為政治鬥爭是在反映經濟衝突：基本上就是爭奪能分得幾杯羹。這的確是二○一○年代故事的部分，即全球化造成眾多人口被世界各地的整體經濟成長拋在後頭。在二○○○年到二○一六年間，半數美國人覺得自己的實質收入沒有增加；一九七四年，國家總產出（national output）進了全美最富有一％口袋的比率只占GDP的九％，到二○○八年，已提高到二四％。
但物質性自利（material selfinterest）固然重要，人類也受其他事物刺激，而那些動機更能解釋目前發生的殊異事件。這或許可稱作怨恨的政治。在形形色色的案例中，政治領導人圍繞這樣的感覺來動員追隨者：這個群體的尊嚴遭到侮蔑、貶低或漠視。這份怨恨會刺激該群體要求公眾承認其尊嚴。受到屈辱、冀求恢復尊嚴的群體所承載的情緒重量，遠大於單單追求經濟利益的民眾。
因此，俄羅斯總統普丁談論了前蘇聯垮台的悲劇，以及一九九○年代歐洲和美國如何趁俄羅斯虛弱之際，率北約組織逼近俄國邊界。他鄙視西方政客的道德優越感，不希望看到俄羅斯被當成軟弱的區域成員（歐巴馬總統曾這麼說）對待，而要被視為強權。匈牙利總理奧班則在二○一七年指出，他在二○一○年重新掌權，就是象徵這個時候到了：「我們匈牙利人也決定想要收復我們的國家、想要取回我們的自尊、想要重獲我們的未來。」中國的習近平政府最後也談到中國受了「百年屈辱」，以及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如何試圖阻止它重回前一千年享有的強國地位。當蓋達組織（alQaeda）創建者奧薩瑪．賓拉登十四歲時，他的母親發現他異常關注巴勒斯坦：「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家裡看電視的時候，淚水從臉頰滑落。」他對穆斯林備受羞辱的憤怒，後來得到許多年輕信徒呼應；他們自願赴敘利亞，為他們深信一直在世界各地遭到攻擊和壓迫的信仰出戰。他們希望在伊斯蘭國重建早期伊斯蘭文明的榮光。
對尊嚴受辱的怨恨，在民主國家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佛格森（密蘇里州）、巴爾的摩、紐約等城市連續發生廣為宣傳的警察槍殺非裔美國人事件，使「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迅速湧現，希望外界注意看似漫不經心的警察暴力會使人民受到多大的傷害。在全美各地的大學校園和職場，性侵害和性騷擾被視為男性未真正平等看待女性的證據。先前未獲世人承認為顯著歧視對象的跨性別人士，也突然獲得關注。而許多把票投給川普的美國人都懷念過去社會地位較穩固的美好年代，希望透過自身行動「讓美國再次偉大」。雖然時空相隔遙遠，普丁支持者對西方菁英不可一世的感受，和美國鄉村選民的感受其實相當類似：後者覺得兩岸都市菁英及其媒體同路人，同樣忽視他們，無視他們的困境。
怨恨政治的實踐者意氣相投。普丁和川普對彼此懷抱的同情不只是個人的，更是根源於雙方共有的民族主義。奧班解釋道：「現今西方世界發生的變化，以及某位美國總統嶄露頭角，有某些理論形容為世界政治競技場上跨國菁英—被稱為『全球』菁英—和愛國國內菁英之間的鬥爭。」而他自己就是愛國國內菁英的早期典型。
在所有案例中，都有一個團體—俄羅斯或中國之類的強權也好，美國或英國的選民也好—相信自己的身分並未得到適當的承認，無論是外面世界的承認（就國家的例子而言），或同一社會其他成員的承認。這樣的身分認同可能也確實千變萬化：基於民族、宗教、族群、性取向、性別等不一而足。它們全都彰顯一種共同現象，表現出身分認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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