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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楔 子
1948 年前後，國共兩黨戰場上勝負日漸分曉。建立一個天下歸心的政權，已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的建國方略。此時的香港，還有大批民主黨派領袖和各界代表人士。天玄地黃之際，對於一度游離於國共兩黨間的這些民主人士來說，面臨着政治上的最終抉擇：或北上解放區，堅定地與共產黨在一起；或割捨對故土刻骨銘心的眷戀，流亡他鄉。這種抉擇不僅關乎個人命運的變遷，也彰顯新政權的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最終，如眾星拱辰，民主人士紛紛從香港、從海外北上解放區，走向人民的懷抱。
北上，不是一段一般意義上的旅程，看似沒有硝煙但同樣佈滿風險，可謂波瀾曲折；北上，象徵着一種精神，一種情懷，記載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初心和使命，譜寫了建立新中國這部宏大交響曲的重要樂章。北上的故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中共黨史、新中國史上值得濃墨重彩、大書特書。這段故事，還要追溯到中國抗戰勝利之後。
1945 年8 月，經過十幾年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從浸滿悲愴和苦難中掙扎出來的中國人民是何等地渴望和平！為順應民意，毛澤東親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召開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等協議。
各民主黨派在抗戰勝利前後，已形成一種政治力量。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更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後更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等民主黨派和政治團體相繼成立，其政綱或有不同，但追求民主、呼籲和平等基本面是一致的。在此期間，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黃炎培、馮玉祥、郭沫若、沈鈞儒、何香凝等一些社會地位高、活動力強的代表人物活躍在政治舞台上。他們人數不多，但對政局起着積極的作用，並影響着所聯繫的一批有影響力的人。
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實現民主聯合政府、和平建國的重要步驟。1946 年1 月10 日至31 日，由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党、社會賢達五個方面參加的政協會議在重慶召開。經過反覆磋商，會議達成五項決議。但政協會議之後的和平太過短暫。協議墨跡未乾就變成一紙空文。國民黨軍隊於6 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發動了全面內戰。同時，國民黨加強對國統區的統治，7 月中旬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李公樸、聞一多血案。周恩來在記者會上指出：這是「和平民主運動中一種反動的逆流，想以這種最卑鄙的手段來嚇退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沒有後退，仍在為和平奔波。當聽聞蔣介石10 月11 日攻佔張家口的訊息後，民盟祕書長梁漱溟不由一聲長歎：「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是年11 月15 日，國民黨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共產黨、民盟斥責國大違背政協決議精神，拒絕參加。各民主黨派也都發表聲明，聲援中共、民盟的正義立場。民主黨派在關鍵時刻，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只有青年党、民主社會黨脫離民盟追隨國民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及通過的一系列決議，儘管遭到了蔣介石集團的破壞，但政協精神深入人心，成為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希望。全面內戰爆發後，解放區軍民被迫自衞，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並於1947 年七、八月間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12 月25 日至28 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對形勢作出一個極其重要的判斷：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經過一年多的內戰，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更加明顯地體現出來。這引起人民的更大不滿和反抗，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不斷高漲，形成與人民解放戰爭互相配合的第二條戰線。
為挽救困局，國民黨決定實行全國總動員和黨政改革，進一步強化白色恐怖，加劇迫害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1947 年11 月6日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隨之，民建、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等其他民主黨派也被迫轉入地下開展活動。大多民主黨派總部及主要領導人祕密前往香港，繼續進行反蔣鬥爭。1948 年1 月1日，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一些進步的文化、教育、產業界人士也紛紛避居香港。一時間，香港成為民主力量聚集之地。
1948 年的春天太不尋常。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正以催枯拉朽之勢，直搗蔣家王朝。形勢的發展太快了。胡喬木形象地說：「不要說我們的敵人對此感到震驚，甚至目瞪口呆，就連我們的朋友，我們黨內的許多幹部，對此也十分驚訝，出乎意外。」中共中央審時度勢頒佈「五一口號」，呼籲「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熱烈響應。
待到楓葉紅了的時候，人民解放軍已穿過山海關，向國民黨統治區縱進。紅旗插遍了中國西北、華北和東北大部分地區。當時在香港文委工作的周而復編輯《北方文叢》時曾這樣說：「三北─西北、華北和東北，實際上是代表解放區的稱謂。平常談論時，有人問北方的形勢怎麼樣，意即解放區的形勢怎麼樣。讀者很容易理解『北方』的含義的。」
戰略決戰將要拉開序幕，革命成功在即。籌建新政協、創立新政權，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新生的中國，如噴薄而出的曙光，從海平面冉冉升起。將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社會各界代表護送到解放區，成為中共中央與指揮前線作戰同等重要的政治任務。但是，此時的香港表面上繁華熱鬧，實則波譎雲詭，暗流湧動。各種政治力量交織混雜，警察、密探、特務、幫會無處不在。內地的戰爭也如火如荼。要排除港英當局的百般阻撓，衝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封鎖，祕密、安全地實現北上，難度之大、風險之高，可以想見。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共香港分局和華潤公司等機構經過精心策劃，選擇跨越台灣海峽的海上路線，組織護送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陳叔通、何香凝、馬敘倫、沈雁冰、馬寅初、陳嘉庚、司徒美堂、蔡廷鍇、彭澤民、章伯鈞、許廣平、譚平山、柳亞子、葉聖陶、章乃器、朱蘊山等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一批又一批北上，航向解放區。他們代表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參與籌建新政協、創立新中國這一前無古人的歷史偉業，見證了莊嚴的開國大典。
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偉大壯舉。這段故事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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