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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導語
盛唐岐山元公輔在《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評價傳主時道：“自西徂東，足蠒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神州大地上曾有一個群體非常喜歡引用這段話訴說自己的歷史：懷揣往訓萬民之理想，歷經篳路藍縷之艱辛，實現披荊斬棘之征服，贏得自西徂東之業績。這個群體就是來華基督教傳教士。他們可以算是歷史學家卡萊爾頌揚的那種“傳教英雄”。當一個偉大的靈魂向生命敞開神聖意義時，就會有人以偉大、成功、持久的方式傳佈和歌誦這種意義，為其殫智竭力，鞠躬盡瘁，這便是傳教英雄。“傳教士亦是先知，他們身上的啟示光環支配著人們之崇拜，是人們與無形神靈結合之黏合劑。他們是人們的精神領袖，藉憑自己的智慧引導芸芸眾生從蒼茫大地走向喜樂天堂。”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牧師是踏上中國大陸的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嘉慶十二年（1807）馬禮遜受倫敦會派遣來華。此時天主教已經可以著手籌辦紀念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二百二十五年彌撒盛典了，“代差”不會使馬禮遜的歷史形象失去絲毫光澤。馬禮遜是基督新教在華傳道事業的先驅者，在基督新教歷史冊頁裏，他無論做什麼無疑都可冠以“第一個”、“開創性”等前置修飾。第一個中文本聖經翻譯者榮譽應該歸於馬禮遜，嘉慶十五年（1810）他翻譯出版《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嘉慶十八年（1813）完成中譯全本新約全書《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道光三年（1823）新舊約中譯本《神天聖書》在馬六甲刊付棗梨。嘉慶二十年（1815）馬禮遜編纂《華英字典》，乃世界第一部英華雙語辭典；嘉慶二十三年（1818）創辦英華書院，開傳教士在華辦學之先河；嘉慶二十五年（1820）在澳門開設醫館，首創醫學傳道模式。自此以後，基督新教差會沿著馬禮遜的腳印紛沓而來，尤其是鴉片戰爭後中國國門洞開，西方幾乎所有國家、所有宗派的傳教士都曾出現在神州大地上，北至蒙古高原，南至瓊海漁船，東至膠州半島，西至帕米爾雪山，無不留下他們的宣教足跡；他們創制的少數民族文字助力福音走進傈僳、布依、彝族、佤族、苗族等族之村村寨寨。
新教作為基督世界新勢力，風起於十六世紀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歷經兩個多世紀的腥風血雨之奮鬥和精神之嬗變，新教在西方部分國家獲得獨立的神學、宗教和政治地位。德國宗教改革運動撕裂了歐洲社會、政治、文化的版圖，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千餘年時空凝固的中世紀神權歷史，迎來之後五百年人類在精神和物質上的巨大進步。
宗教改革運動本質上是哲學革命。筆者讀研究生時，導師葛力先生曾讓我和師兄反反覆覆閱讀下面這段經典論述，以至滾瓜爛熟：“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反抗教權和經院哲學，從古典文化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得到啟發，那是人們的思想對文化迫害的抗議。德國的宗教改革是宗教上的覺醒或復興，那是精神對信仰的機械性抗議。”馬丁·路德、讓·加爾文、約翰·諾克斯、約翰·衛斯理這些改革派領袖固然反對與信仰對立的理性主義，宗教改革運動卻培育了批評、探究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拒絕承認教會是基督教信仰的仲裁者，而是以聖經和良知為準繩，賦予理性批判基督教信仰的權利，事實上鼓勵了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宗教改革運動蘊育的不僅僅是基督新教，其在意大利文藝復興與大陸理性主義和英格蘭經驗主義哲學之間發揮著重要的承前啟後作用。
宗教改革運動毫無疑議更是一場政治革命。“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同樣都代表文明較低的民族對意大利的精神統治的反抗。就宗教改革運動來說，這反抗也是政治上的、神學上的反抗。”在宗教改革運動的舞台上演出的有神學家、司鐸和信眾，更少不了國王、貴族和莊園主，一座座火山爆發，一頂頂王冠落地。宗教改革運動打破了教宗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的地位，宣揚了“因信得義”的自由觀念和“平信徒皆為祭司”的普世價值，對歐洲封建體制的衝擊如同摧枯拉朽。接續宗教改革的社會變革是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南北戰爭，這些政治革命恰恰是對宗教改革之精神內核的最好注解。
如果從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覲見萬曆皇帝朱翊鈞（1563—1620）算起，基督新教比天主教來華晚了整整兩個世紀，卻比後者拓展更快，受普通民眾接受度更高，尤其深得中國士大夫階層的認同。新教傳教士給中國帶來了比保守的天主教更多、更新的西方科學知識和開明的法律體系，讓思想開放的知識分子有了“睜眼看世界”的更便利的機會和更全面的視野。“一個採行宗教改革各種原則的國家，居然提高自己的地位成為一個獨立的歐洲強國。這個強國注定要和耶穌新教一同開始他的新生命，這就是普魯士。”基督新教之“改教”歷史也使身處晚清的中國士大夫階層看到政治變革的希望和強國之路，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的領袖們幾乎都與新教傳教士過從甚密，把他們視為自己圖謀變革和維新的同路人。有如梁啟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裏所言，歐洲文明的進步源於脫離天主教之樊籬而思想自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
意大利歷史學家德禮賢在《孫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的態度》一書裏提醒人們注意，世人只是知道中山先生的“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個政治遺囑，卻極少有人了解他還有一份宗教遺囑：“我本基督教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當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國父中山先生多次指出：“上主遣我到中國為救中國不受囚禁和欺壓，我並沒有違反上主的使命”；“我是基督教徒，上主遣我為我國人民與罪惡鬥爭。耶穌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樣。”中山先生肯定近代以來基督教在中國傳播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想方面的貢獻：“吾人排萬難，冒萬死而革命，今日幸得光復祖國，推其原因，皆由有外國之觀感，漸染歐美文明，輸入世界新理，以至風氣日開民智日闢⋯⋯而此觀感，得力於教會西教士傳教者為多。此則不獨僕一人所當感謝，亦我民國四萬萬同胞，皆所當感謝者也。”
本作承繼姐妹篇《往訓萬民——中國近代羅馬公教明信片研究》的撰寫宗旨，選擇清末民初傳教士留下的明信片著手，串編一部基督新教在華傳佈福音的視覺歷史，用或許沒有聽說、或許沒有見過的畫面，給讀者難以忘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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