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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矣。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慾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慾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我則常眩亂反復，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檝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全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
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蘇軾由於同王安石的政見分歧，從熙寧四年(一○七一)離開朝廷，通判杭州起，直至神宗去世，再未回朝任職。熙寧七年(一○七四)年底，他由杭州通判改知密州(今山東諸城)。第二年增葺廢臺，取名超然，作此記。
此記前半駕空議論，發揮「安往而不樂」之意；後半敘己之事，坐實「無所往而不樂」，末以寥寥數語點題，而通篇都充滿了超然之情。
首段是全篇主旨。「凡」者，所有、一切之謂也；「凡物」，無物不包是也。無物不包，但大要不過正反兩類：「怪奇偉麗」固可觀可樂，「餔糟啜醨」、「果蔬草木」亦可醉可飽。這就是賈誼所說的：「達人大觀兮，無物不可。」(〈鵩鳥賦〉)可見開頭凡物皆可觀可樂數句，已起到統領全篇的作用「下筆便取﹃凡物﹄二字，祇此二字已中題之要害」(《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五)。
首段是從正面闡明凡物皆可樂的道理，第二段是從反面闡明因不懂此理，硬要「求福而辭禍」，結果往往落得「求禍而辭福」的結局。為什麼會事與願違呢？一是因為慾壑難填，人的慾望很難滿足：「人之所慾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慾者有盡。」二是求福辭禍，取美去惡的辨、擇本身就是一種痛苦的、激烈的思想鬥爭：「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這正是老、莊思想的發揮。《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差失)，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莊子．至樂》說：「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保養形體)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為求富貴、辭貧賤而苦身疾作，日夜思慮，這本身就是苦差使，這不正是「求福而辭禍」反而變成了「求禍而辭福」嗎？
蘇軾還進一步分析了這種事與願違並非求福辭禍者的本願(「豈人之情也哉」)，而是他們受外物蒙蔽的結果(「物有以蓋之矣」。蓋，蒙蓋、蒙蔽)：「彼游於物之內」—即被外物所囿；「而不游於物之外」—即不能超然物外。如果不被外物所囿，能夠超然物外，就會看到「物非有大小也」，什麼美與惡，福與禍，怪奇偉麗與果蔬草木，實際上都沒有區別。這正是莊子萬物齊一的觀點。其〈齊物論〉說：「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德充符〉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秋水〉說：「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為物所囿，狹隘地看問題，才會自以為貴而互以為賤；「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如果超然物外，站在道的高度看問題，那就沒有大小貴賤之分了。莊子所說的「以物觀之」，就是蘇軾所說的「自其內而觀之」。「自其內而觀之」就會為外物的「高且大」所「眩亂」，就會「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反之，如果能超然物外，即「以道觀之」，就不會為外物的「高且大」所「眩亂」，就會「無所往而不樂」。朱弁《曲洧舊聞》卷五錄有蘇軾晚年的一段話，正可用來說明這兩種境界。蘇軾說：「予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耶？︙︙念此可以一笑。」前之「淒然傷之」，是「游於物之內」，「自其內而觀之」所造成；後之「一笑」，就是因為「以道觀之」，「游於物之外」了，故能「無所往而不樂」。由此可見，這篇文章前半部分的駕空議論，確實「皆本之莊生。」(唐順之《文編》卷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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