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柯恩（Richard Cohen） 著有《追逐太陽》（Chasing the Sun）、《仗劍而行》（By the Sword）以及《師法托爾斯泰》（How to Write Like Tolstoy）。曾任倫敦兩大出版社的出版總監，編輯的圖書獲得過普立茲獎、布克獎與惠特貝瑞／科斯塔圖書獎（Whitbread/Costa）等獎項，並有二十一本曾經登上暢銷榜冠軍。合作過的作者包括馬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大衛‧波伊（David Boies）、約翰‧基根、理查‧霍姆斯、希拉蕊‧斯珀林（Hilary Spurling）、凡妮莎‧蕾格烈芙（Vanessa Redgrave）、哈羅德‧埃文斯（Harold Evans）、斯塔茲‧特克爾、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安東尼‧伯吉斯、傑佛瑞‧亞契（Jeffrey Archer）、珍‧奧爾（Jean Auel）、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與塞巴斯蒂安‧福克斯。 超過三十五年來在全球各地針對無數主題舉行過講座，最近一次是為「紐約時報旅遊」（New York Times Journeys）舉行的講座，內容涵蓋加拉巴哥群島乃至法國與比利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曾為切爾滕納姆文學節擔任兩年的節目主任，而這項活動也在他主持期間成為全世界最盛大的圖書節。 在倫敦的泰晤士河畔京斯敦大學（University of Kingston-upon-Thames）擔任了七年的創意寫作客座教授，也曾在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擔任過一個學期的訪問學人。皇家文學學會的會士。 曾經五度獲得英國全國軍刀賽冠軍，在一九七二、一九七六、一九八○與一九八四年獲選為英國奧運擊劍隊選手，也曾四度贏得世界長青軍刀賽冠軍。 為英國大多數的質報都供過稿，在一九九九年遷居紐約之後也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書評》撰稿。
「藉著鉅細靡遺的研究與令人著迷的軼事，理查‧柯恩針對記錄過往的人士揭露了他們背後所隱藏的歷史。他精湛地呈現了一群非凡的人物──包括神童乃至騙子、空論家乃至英雄──如何揭發與形塑事實，有時也扭曲或甚至掩蓋事實。在這樣的過程中，柯恩達成了只有最傑出的史學家所能夠做到的事情：他以一絲不苟而又引人入勝的方式創造了歷史。」 ──大衛‧格雷恩（David Grann），暢銷作家，著有《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與《失落之城Z》（The Lost City of Z）
「一部多麼宏偉而且又深富啟發性與樂趣的著作！理查‧柯恩帶領我們踏上一場博學的旅程，探索嘈雜的歷史以及藉由講述故事而形塑了我們的那些人物。要瞭解我們自己是什麼人，我們就必須瞭解自己在過去曾經是什麼人──而且，如同柯恩充分證明的，我們也必須瞭解是誰形塑了那些認知。」 ──強恩‧米查姆（Jon Meacham），著有《美國之獅：安德魯‧傑克森在白宮》（American Lion: Andrew Jackson in the White House）與《傑佛遜：權力的藝術》（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理查‧柯恩寫了一封極度迷人的情書，獻給歷史當中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者。充滿啟發性、趣味盎然但又極度注重公平的評價，《「製造歷史」的人》適時提醒了我們，歷史不是自動寫成的。」 ──艾曼達‧佛曼，著有《浮華一世情：德文郡公爵夫人喬吉安娜的傳奇一生》（Georgiana, Duchess of Devonshire）、《烽煙四起》（A World on Fire）與《女性打造的世界》（The World Made by Women）
首先介紹一些我個人的歷史。一九六○年九月，我進入唐塞德學校（Downside School）就讀，這所學校位於英國鄉間腹地，距離巴斯（Bath）這座古老城市約半個小時的車程。這所羅馬天主教男子學院受到唐塞德修道院直接控制，那間教堂所屬的本篤修士團體在四百年前創立於哈布斯堡尼德蘭（Habsburg Netherlands），後來因為法國大革命而遷移到英國。 我被分入一個有十二名學生的小組當中修習中世紀歷史，小組成員的年齡介於十三至十五歲之間（我當時十三歲）。我們的專題科目是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而這項主題的首要權威是大衛‧諾爾斯（David Knowles），他在當時是劍橋大學的中世紀史教授。他對那些入世的修士所抱持的觀點直截了當：「他們罪有應得。」直至我在唐塞德學校的學業即將完成之前，我才得知諾爾斯自己曾是那裡的修士，並且在二十年前左右於不太愉快的狀況下離開。我當時尚未成形的心智產生了一個念頭，心想他的判斷必定不免受到他身在修會裡的經歷影響。 出社會之後，我開始對其他作家心生好奇。他們同樣形塑了我們對於過往的認知，但他們的人生又如何形塑了他們的書寫？我閱讀約翰‧盧卡奇（John Lukacs），他提到「歷史」帶有雙重意義，因為「歷史」除了是過往之外，也是對於那個過往的描述，所以每一位歷史作者都是一名詮釋者、一面濾鏡，不免為歷史注入他們自己的觀點。 探討歷史的本質與史學家的書籍多不勝數，就算單純只就英文著作而言也是如此。但儘管這樣，這個領域還是有許多空間可讓人開闢自己的道路。和我想寫的這本書最近似的著作，是已故的約翰‧布羅（John Burrow）所寫的《歷史的歷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 2009），他當初帶著精心挑選的三十七部文本閉關於自己的牛津書房裡，而寫出了這本權威性著作。如同他指出的：「除了最乏味的極少數之外，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帶有一些個人特有的缺陷：某種程度的共謀、理想化，以及認同；某種義憤填膺、矯正錯誤或者傳達訊息的衝動。他們最引人入勝的書寫，經常就是源自這些缺陷。」他接著檢視對於過往事件的描寫如何隨著政治、宗教、文化與愛國精神的影響而改變。不過，他聚焦於古代與中世紀歷史，而且主要的興趣是史學史（也就是對於歷史書寫的研究），而不是在於史學家本身：這就是我們兩人著眼點的不同之處。 吉朋記述羅馬帝國衰亡的著作，是最廣為人知的歷史著作，而他也寫了六冊極為不同的自傳，並且深深明白對於過往的陳述必然是形塑該項陳述的智力所造就的產物。在〈米底亞王國回憶錄〉（Mémoire sur la monarchie des Mèdes）這份沒有出版的手稿當中，他省思指出：
幾年前，我在剛開始著手撰寫本書的時候，到麻州的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向一群歷史教授發表演說談論這項寫作計畫。演說結束後，一名拉丁美洲歷史教授走到臺前，先是客套了幾句，然後對我說：「你對你的主題採取橫向做法，我們這裡是採取縱向做法。你在阿默斯特一定沒辦法取得終身職。」我覺得這項幾何學不具說服力，但即便是我所嘗試的這項如此廣泛的探究，也可能會讓大學裡的史學家感到不悅。 我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就讀劍橋大學的時候，歷史系裡的老前輩是出生於德國的都鐸王朝專家傑佛瑞‧艾爾頓（G. R. Elton）。他在一九六七年出版了《歷史學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主張只有「專業人士」撰寫的才是真正的歷史，而「業餘人士的招牌特色是缺乏直覺理解。……業餘人士傾向於認為過往或者部分的過往老舊過時；專業人士則是完全不可能有這樣的表現」。他接著指出：歸根究柢，專業人士運用的工具就是「由學問與才識控制的想像力，而這樣的想像力又為學問與才識賦予意義」。理察‧埃文斯爵士（Richard Evans）是二十世紀德國的傑出詮釋者，一直到不久之前都是劍橋大學的現代史欽定教授，而藉著與他的談話，我得知了艾爾頓的觀點至今仍然具有支配地位。在埃文斯眼中，任何傳記作家、回憶錄作家，或是懷著特定目標探究其主題的人士，都不算是真正的史學家。由於他們兩人都和威爾斯有地緣關係，可見威爾斯的歷史殿堂大概頗為寂寞冷清。
理查‧柯恩（Richard Cohen） 著有《追逐太陽》（Chasing the Sun）、《仗劍而行》（By the Sword）以及《師法托爾斯泰》（How to Write Like Tolstoy）。曾任倫敦兩大出版社的出版總監，編輯的圖書獲得過普立茲獎、布克獎與惠特貝瑞／科斯塔圖書獎（Whitbread/Costa）等獎項，並有二十一本曾經登上暢銷榜冠軍。合作過的作者包括馬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大衛‧波伊（David Boies）、約翰‧基根、理查‧霍姆斯、希拉蕊‧斯珀林（Hilary Spurling）、凡妮莎‧蕾格烈芙（Vanessa Redgrave）、哈羅德‧埃文斯（Harold Evans）、斯塔茲‧特克爾、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安東尼‧伯吉斯、傑佛瑞‧亞契（Jeffrey Archer）、珍‧奧爾（Jean Auel）、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與塞巴斯蒂安‧福克斯。 超過三十五年來在全球各地針對無數主題舉行過講座，最近一次是為「紐約時報旅遊」（New York Times Journeys）舉行的講座，內容涵蓋加拉巴哥群島乃至法國與比利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曾為切爾滕納姆文學節擔任兩年的節目主任，而這項活動也在他主持期間成為全世界最盛大的圖書節。 在倫敦的泰晤士河畔京斯敦大學（University of Kingston-upon-Thames）擔任了七年的創意寫作客座教授，也曾在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擔任過一個學期的訪問學人。皇家文學學會的會士。 曾經五度獲得英國全國軍刀賽冠軍，在一九七二、一九七六、一九八○與一九八四年獲選為英國奧運擊劍隊選手，也曾四度贏得世界長青軍刀賽冠軍。 為英國大多數的質報都供過稿，在一九九九年遷居紐約之後也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書評》撰稿。
「藉著鉅細靡遺的研究與令人著迷的軼事，理查‧柯恩針對記錄過往的人士揭露了他們背後所隱藏的歷史。他精湛地呈現了一群非凡的人物──包括神童乃至騙子、空論家乃至英雄──如何揭發與形塑事實，有時也扭曲或甚至掩蓋事實。在這樣的過程中，柯恩達成了只有最傑出的史學家所能夠做到的事情：他以一絲不苟而又引人入勝的方式創造了歷史。」 ──大衛‧格雷恩（David Grann），暢銷作家，著有《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與《失落之城Z》（The Lost City of Z）
「一部多麼宏偉而且又深富啟發性與樂趣的著作！理查‧柯恩帶領我們踏上一場博學的旅程，探索嘈雜的歷史以及藉由講述故事而形塑了我們的那些人物。要瞭解我們自己是什麼人，我們就必須瞭解自己在過去曾經是什麼人──而且，如同柯恩充分證明的，我們也必須瞭解是誰形塑了那些認知。」 ──強恩‧米查姆（Jon Meacham），著有《美國之獅：安德魯‧傑克森在白宮》（American Lion: Andrew Jackson in the White House）與《傑佛遜：權力的藝術》（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理查‧柯恩寫了一封極度迷人的情書，獻給歷史當中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者。充滿啟發性、趣味盎然但又極度注重公平的評價，《「製造歷史」的人》適時提醒了我們，歷史不是自動寫成的。」 ──艾曼達‧佛曼，著有《浮華一世情：德文郡公爵夫人喬吉安娜的傳奇一生》（Georgiana, Duchess of Devonshire）、《烽煙四起》（A World on Fire）與《女性打造的世界》（The World Made by Women）
首先介紹一些我個人的歷史。一九六○年九月，我進入唐塞德學校（Downside School）就讀，這所學校位於英國鄉間腹地，距離巴斯（Bath）這座古老城市約半個小時的車程。這所羅馬天主教男子學院受到唐塞德修道院直接控制，那間教堂所屬的本篤修士團體在四百年前創立於哈布斯堡尼德蘭（Habsburg Netherlands），後來因為法國大革命而遷移到英國。 我被分入一個有十二名學生的小組當中修習中世紀歷史，小組成員的年齡介於十三至十五歲之間（我當時十三歲）。我們的專題科目是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而這項主題的首要權威是大衛‧諾爾斯（David Knowles），他在當時是劍橋大學的中世紀史教授。他對那些入世的修士所抱持的觀點直截了當：「他們罪有應得。」直至我在唐塞德學校的學業即將完成之前，我才得知諾爾斯自己曾是那裡的修士，並且在二十年前左右於不太愉快的狀況下離開。我當時尚未成形的心智產生了一個念頭，心想他的判斷必定不免受到他身在修會裡的經歷影響。 出社會之後，我開始對其他作家心生好奇。他們同樣形塑了我們對於過往的認知，但他們的人生又如何形塑了他們的書寫？我閱讀約翰‧盧卡奇（John Lukacs），他提到「歷史」帶有雙重意義，因為「歷史」除了是過往之外，也是對於那個過往的描述，所以每一位歷史作者都是一名詮釋者、一面濾鏡，不免為歷史注入他們自己的觀點。 探討歷史的本質與史學家的書籍多不勝數，就算單純只就英文著作而言也是如此。但儘管這樣，這個領域還是有許多空間可讓人開闢自己的道路。和我想寫的這本書最近似的著作，是已故的約翰‧布羅（John Burrow）所寫的《歷史的歷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 2009），他當初帶著精心挑選的三十七部文本閉關於自己的牛津書房裡，而寫出了這本權威性著作。如同他指出的：「除了最乏味的極少數之外，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帶有一些個人特有的缺陷：某種程度的共謀、理想化，以及認同；某種義憤填膺、矯正錯誤或者傳達訊息的衝動。他們最引人入勝的書寫，經常就是源自這些缺陷。」他接著檢視對於過往事件的描寫如何隨著政治、宗教、文化與愛國精神的影響而改變。不過，他聚焦於古代與中世紀歷史，而且主要的興趣是史學史（也就是對於歷史書寫的研究），而不是在於史學家本身：這就是我們兩人著眼點的不同之處。 吉朋記述羅馬帝國衰亡的著作，是最廣為人知的歷史著作，而他也寫了六冊極為不同的自傳，並且深深明白對於過往的陳述必然是形塑該項陳述的智力所造就的產物。在〈米底亞王國回憶錄〉（Mémoire sur la monarchie des Mèdes）這份沒有出版的手稿當中，他省思指出：
幾年前，我在剛開始著手撰寫本書的時候，到麻州的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向一群歷史教授發表演說談論這項寫作計畫。演說結束後，一名拉丁美洲歷史教授走到臺前，先是客套了幾句，然後對我說：「你對你的主題採取橫向做法，我們這裡是採取縱向做法。你在阿默斯特一定沒辦法取得終身職。」我覺得這項幾何學不具說服力，但即便是我所嘗試的這項如此廣泛的探究，也可能會讓大學裡的史學家感到不悅。 我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就讀劍橋大學的時候，歷史系裡的老前輩是出生於德國的都鐸王朝專家傑佛瑞‧艾爾頓（G. R. Elton）。他在一九六七年出版了《歷史學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主張只有「專業人士」撰寫的才是真正的歷史，而「業餘人士的招牌特色是缺乏直覺理解。……業餘人士傾向於認為過往或者部分的過往老舊過時；專業人士則是完全不可能有這樣的表現」。他接著指出：歸根究柢，專業人士運用的工具就是「由學問與才識控制的想像力，而這樣的想像力又為學問與才識賦予意義」。理察‧埃文斯爵士（Richard Evans）是二十世紀德國的傑出詮釋者，一直到不久之前都是劍橋大學的現代史欽定教授，而藉著與他的談話，我得知了艾爾頓的觀點至今仍然具有支配地位。在埃文斯眼中，任何傳記作家、回憶錄作家，或是懷著特定目標探究其主題的人士，都不算是真正的史學家。由於他們兩人都和威爾斯有地緣關係，可見威爾斯的歷史殿堂大概頗為寂寞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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