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戰鬥體重
我應該要覺得興奮才對。我的第一本書《不只是厭女》，原先以為只是本很小眾的學術著作，沒想到後來竟能獲得一間英國大出版社的青睞。那是一本研究厭女情結的專書，主要探討社會中對女性的各種扼殺、性騷擾、性侵害、強暴文化。我本來想要大張旗鼓，讓更多人能一起討論這些對我來說再重要不過的議題，但當編輯提議要全額資助我去倫敦推廣新書，參與書店座談、上電視打書時，我畏縮地拒絕了。我覺得自己太胖，不適合以女性主義者的姿態公開露面。我覺得自己體型魁梧，不適合談論那些要求女性要嬌弱、溫順、安靜的「厭女」之舉。儘管我夠敏感，知道這個想法多諷刺，但當時這股自覺並不足以改變我的想法。
澳洲作家海倫．加納曾說，她也會感覺自己有必要減到自己的「戰鬥體重」，才能開始打書。我很懊惱自己沒減肥，甚至還讓自己胖到人生巔峰──二○一九年初時，我的醫生眉頭深鎖地表示，根據身體質量指數（BMI），我的體重已經來到了「嚴重肥胖」的程度。
《不只是厭女》一書在二○一七年年底正式出版，恰巧遇上塔拉娜．柏克所發起的#Me-Too運動突然引發公眾人物關注的一週。因此，出乎意料，我幾乎每一天都在和媒體、記者討論厭女情結。不過，我從不允許攝影團隊到我家或我辦公室進行拍攝，我只接受用Skype 視訊受訪，這樣我才有辦法控制角度，避免讓自己的身體進入大眾的視野。我有好幾張精心挑選的個人照，都是在我比較瘦的時候拍的，雖然我在成年後幾乎沒瘦下來過，但每次媒體要報導時，我都還是用那幾張照片；除非對方同意使用我的照片，不派自己的攝影師來拍攝，否則我就不會接受採訪（有時幾乎像在作戰）。我在演講時都會要求聽眾不要拍照，如果偶爾有人還是拍了並發到社群上，我還會去拜託他們把照片撤掉。我的理由是，我是許多厭女鄉民會肉搜、騷擾的對象，只要有我的新照片流出，就會引來許多尖酸刻薄的嘲笑。這個理由並非空穴來風，我被罵過賤人、婊子跟許多其他更不堪入目的話，例如，我為《紐約時報》寫的第一篇文發出後，前幾則推文就寫道：「蠢賤人寫蠢話」。我也收到不少反猶太主義的攻擊（在川普當選那天晚上，就有人私訊我：「你們猶太人現在全都要被送進烤箱裡燒死了。」）在我小小的網路世界中，性侵威脅並非罕事。
但讓我真心害怕的事情是：被說是個胖子。我確實是。我是胖沒錯，但一旦聽到別人這樣說，甚至是聽到我自己這麼說────我都只想要消失。
要讓我沉默，說我胖就足矣。
你可能會以為，我本人────這一輩子都是個女性主義者，現在甚至還寫了兩本探討厭女情結的書────應該是世界上最難被誘騙去管控或逼迫自己的身體、服膺父權體制對身形喜好的人了吧？悲哀的是，你錯了。我從二十幾歲就開始嘗試各式各樣的節食方法，我幾乎已經試遍了所有的減肥藥。老實說，我上一次挨餓、節食，也不是太久以前。
我甚至可以說出我十六歲之後的任何一個人生里程碑當天的體重是多少。我可以精準地告訴你，我在結婚、博士論文發表、成為教授、生女兒當天的體重。（對當時的我來說，就是太重、太重、太重、太重。）我甚至可以說出我離開澳洲墨爾本，飛到波士頓，準備展開哲學研究所生涯當天的體重。我帶了兩個過重的行李箱，裡頭塞滿我的所有家當和體重計────我最先打包的就是我的體重計，僅次於我的牙刷。
在這個恐懼肥胖的社會中，隨著我的年齡（跟體型）持續增長，我開始學會如何避開某些關鍵的機會、風險與享受。十六歲之後，我只游過一次泳（我都穿內搭褲和寬鬆T恤）。我在二十歲之後就沒跳過舞；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除了丈夫和我的醫生，沒人看過我膝窩後方的肥胖紋。（我的衣櫃裡有八成都是內搭褲。）
也就是說，肥胖恐懼（fatphobia）讓我錯過了生命中的許多事物，它讓我開始進行各種精密的社會計算，確認自己因為肥胖身體而遭到評判、蔑視、貶低的風險有多大────通常，讓我自己暴露在外都會是弊大於利。因此，我對於外界的眼光總是閃閃躲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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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含糊地以健康原因為由，請求取消到倫敦打書的宣傳活動。我再次對自己說：這是真的，我的心理健康很差，而且我身材這樣，生理健康肯定也好不到哪裡去────雖然我的血壓、基本血檢數值與其他相關指數都出奇完美。我買了一本標題正向的暢銷書《如何不死》，在Audible上聽它的有聲書，一邊在超市裡閒晃，買了奇亞籽、綠茶、綜合益生菌。在我想通之前，我逛過了各式各樣要價上百美金、過度昂貴、沒飽足感、基本上非食物的東西。（中略）
二○二○年三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隨之而來的封城卻成了某種解脫。我現在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為自己的體重保密。我終於可以安全地躲在家裡，讓我的思緒漫遊、探索，而無須擔心甚至得捍衛我的肉身。（隨著「宅在家」成為社會的普遍現實之後，我當然乖乖刪掉了我在推特上的隱居無聊笑話。）許多人也同作此想，特別是體型肥胖的人，都曾經向我承認：疫情真的讓他們鬆了口氣，因為他們不再需要親自到學校教書、暴露身形，不再需要跟愛批評人的同事吃午餐，也不再被迫參加辦公室裡頭各種彷彿設計來羞辱與欺負大體型員工的「健康挑戰」。
接著，就在這段心思自由徜徉之際，我開始思考：會不會我根本就沒必要躲躲藏藏？會不會我根本就不必有這種感覺？會不會肥胖倡議者的說法、「每種體型都健康」行動（HAES）的主張，以及過去幾十年來我一直敬而遠之的直覺飲食法────我總以為是對別人有效，對我可不行────實際上真的可以改變我的生活？如果我能接受我的肥胖體態，並開始仔細剖析肥胖恐懼，會發生什麼事？
真正展開思考後，我才逐漸發現，原來我內心中對肥胖的恐懼，只不過是在社會中橫行、為我的身體讓我成為被貶低、被嘲笑、被輕賤的脆弱者。但我知道，霸凌與欺侮的關鍵並不在被害者，而是在於加害的惡霸────唯有處理禍首，整個體制最終才可能改變。
我開始不再將「胖」這個詞視為或用作一種汙辱，而單純將其理解為對於特定體態的中性描述────我在後文與本書中的使用也將是如此。我開始意識到，只關心人們的體重（一種能被無限劃分等級的特質）是個建構出一套有害社會階級制度的完美手段，而我認為，這正是肥胖恐懼的根基。我開始把肥胖恐懼視為一種嚴重且被低估的結構性壓迫。我開始明白，不斷嘗試縮減自身體型的我，其實已經成為整個體制的共犯。我開始儲備氣力、張羅工具，準備進行一項多年以來難如登天的困難任務：不再節食、不再執著，要和我的身體和平共處。一言以蔽之，我發誓，我不再減肥，不再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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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肥胖恐懼之所以重要，不只因為它帶來了極大傷害，也因為相關數據顯示，它正在持續加劇。二○一九年，哈佛大學的研究團隊指出，他們自二○○七年開始調查了針對種族、膚色、性傾向、年齡、殘障、肥胖的內隱偏見變遷，結果發現在這六種偏見中，只有反肥胖的偏見惡化了。研究最後一次調查（二○一六年）時，絕大多數的人依然抱持著非常顯性的反肥胖偏見。
這個結果破除了一個普遍迷思，也就是若人們與社會邊緣族群的接觸增加，將能降低他們所承受的社會歧視與偏見。實際上，現在大多數的美國人某程度上都算是肥胖一族，有高達四分之三的人其BMI屬於「過重」或「肥胖」────先不論BMI本身的問題有多大，這點我稍後再說明。
（中略）
所以：我很胖。或許你也很胖。又或許，依照前述定義，你根本不胖。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也必須一起面對這個事實────共同困擾我們的，不是肥胖，而是肥胖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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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肥胖恐懼的束身衣
三十八歲的珍．科蘭去看了腎臟科醫生，醫生開了減肥藥，並對她說：「妳要不要開始節食、運動？試著減掉一些體重。」雖然充滿疑慮，珍決定配合：「好吧，好。這我做得到。」珍有個五個月大的寶寶，醫生於是繼續建議：「帶寶寶出去走走，少吃鹽，不要吃零食，多吃點蔬菜。」
珍說，她根本就不需要醫師建議──她早就「非常痛苦但非常精通」於減肥了。她早年曾經一次減掉五十二公斤左右──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為了好看。幾年前，她決定放棄對體重的執著，擁抱自己的身體。儘管在懷孕期間，她的婦產科醫生有點擔心患有高血壓的她尿蛋白含量很高，但她覺得自己很健壯強韌。她在第二孕期時應醫師要求臥床休息，並在第三十七週時引產，順利產下她的小女兒蘿斯。但事情發展並未如婦產科醫生所願，在孕期結束後，珍的尿蛋白並未自行消失。所以醫師才建議她趕緊去找腎臟科醫師。
「如果我減肥，蛋白質就會消失嗎？」珍在門診時詢問腎臟科醫師，他回覆：「對，只要你減肥，蛋白質就會消失。四個月後回診。」
問題根本不在於她的體重：她得了骨髓癌。如果珍沒有懷疑這位醫生的建議，並在一個月後去看另一位醫生，癌症將繼續蹂躪她的身體，尿蛋白水平也只會繼續飆高。第二位腎臟科專家告訴她：「飲食或運動都無法讓尿中蛋白質變這麼高。」
所幸，珍的癌症（多發性骨髓瘤）及時發現，可以進行六個月的化療和類固醇治療。在我書寫本書時，珍的預後都很良好。
其他人可就沒那麼幸運了。蘿拉．費雪的妹妹簡來探望她時，蘿拉告訴五十九歲的妹妹，她看起來很棒。簡瘦了二十七公斤，但她沒有刻意減肥。過去幾個月以來，她一直非常痛苦，沒什麼胃口。她在停經後出血，骨盆疼痛不已，幾乎是哭著向婦產科醫師求助，結果醫師做完例行檢查後，卻只聳了聳肩。簡覺得自己像被看成一名「肥胖、愛抱怨的老女人」。她試著透過飲食控制（不吃乳製品、不吃麩質）、服用非處方藥物來解決自己的疼痛感。幾個月後，一名診所助理認定她可能對鴉片類藥物成癮。所幸，這次醫師要求她先抽血檢查。
隔天一早，簡就接到電話，要她立刻去急診室報到。由於血鈣含量過高，她被送入重症加護病房接受檢查，最後核磁共振結果顯示，她肚中長了一顆巨大腫瘤，她的外科醫師甚至表示，過往從沒看過這麼大的子宮內膜腫瘤。她的骨盆滿是癌細胞，膀胱也未能倖免；就連比較遙遠的肺部也照出斑點。
簡只多活了六個月。接受化療期間，她的身子逐漸消瘦──身邊的人還不斷稱讚她減肥有方。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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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差強人意
（前略）掠奪的樣態也可能更為複雜，當事人可能有所參與，甚至可能邀請對方展開一些根本不該展開的行為。（中略）
我記得一天晚上，我跟著一個叫做尼克的男人回家，他大我十四歲。現在想想，他可能大我更多歲──我當時十九歲，而他看起來大概三十三歲。（中略）回到他家時，尼克又稱讚了一次我的臉。「那你也喜歡我的身體嗎？」我問他，渴望獲肯定。他遲疑了，接著說：「我喜歡妳這麼有自信。」我脆弱的信心瞬間蒸發殆盡。我想過是否要直接離開，但當時我感覺那個時機已經過了，我衣服都脫掉了，而在那一刻，他的年長與滿滿的自信令我恐懼。光是想到要先找藉口、想辦法自己回家，我就覺得不可能、累人，甚至可能無用──我知道他會想盡辦法把我留下來，也許不管怎樣我終究得留下來過夜。最後我做了我感覺必須要做的事情，沒有離開。
上述這種類型的糟糕性愛經驗──道德上糟糕，歡愉面也糟糕──在我們的文化中隨處見。女性不僅會在拒絕或缺乏積極同意的時候不獲重視，就連我們自己真正想要說「不」的時候，都會基於社會與性的義務感而說「好」。而我們在這個極度羞辱、貶低我們身體的世界中，有時卻還是會對於男性的關注感到極度的匱乏與渴望。
重要的是，不要把這點跟以下這個歷久不衰的迷思搞混：肥胖女性不可能被性侵，因為我們對於這種關切陶醉得很。這個謊言會帶來極其龐大且清晰可見的傷害。二○一七年，在一起加拿大的性侵案件中，法官就認定十七歲的被害人可能享受著四十九歲被告男性對她的性愛追求，因為他很英俊，而她「有點過重」（但法官承認，被害人確實「臉很漂亮」，賜予了她肥胖女人會得到的最諷刺稱讚）。本案法官尚－保羅．布勞恩揣想，畢竟這是被害人首次被性誘的經歷，她一定至少也覺得「有點受寵若驚」。近年研究顯示，當遭男性性脅迫的女性被描繪胖子，受試者對加害人的同情程度會較高，負面觀感會較低，而且會為他的犯行設定更多減刑因子。
實際上，肥胖女性不僅會被性侵，有證據甚至顯示，相較於苗條女性，這些事情更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然而，系統性地詆毀與貶損特定身體（肥胖者、跨性別者、非白人、肢體障礙者），只會讓某些族群更容易受到額外傷害。我們可能會因為感覺自己沒有權利拒絕，或以為這樣就已經很好了，因而同意一些我們根本不想要的性愛或浪漫關係。如果你入不敷出，任何到手的支票你可能都會願意兌現──無論它們有多來路不明，也不管其現金價值有多低。
***
（中略）
在異性戀伴侶關係中，高達九成「肥胖」女性，曾因體重、身材遭到男性伴侶的霸凌或貶損；但性別對調過來的情況，至少就傳聞軼事而言，似乎不那麼常聽到。「老爸身材」（dad bods）被視為性感，但「老媽身材」則不是如此。又或者，年輕人之間流行起「負重比賽」（hogging）或「烤豬比賽」（big roast）的惡毒遊戲，比賽誰能和最胖或最重的女人上床──包括過去我教了十年書的康乃爾大學，也沒能倖免於這種文化。
人們普遍認為胖女人會「很好得手」──因為人們再次假設，胖女人會對於任何男性的關注都心存感激；這種「專挑胖妹」的負重比賽文化，實際上源於異性戀男性對胖女人所抱持的矛盾心態。他們可能真的希望和我們上床，同時又認為我們的性價值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根本沒有價值，因此不願意認真對待我們，遑論要公開承認我們作為真正的女友。正如作家漢娜．布蘭克所言：「覺得妳是否值得『上』，跟覺得妳地位是否夠高，配著上他們的自我形象，是兩回事。」我們胖女人是廉價又好吃的零食，但不是正餐，換言之：和我們的性愛，就是垃圾食物。在大快朵頤之後，他們會把包裝丟掉、把碎屑拍掉，心滿意足，卻又莫名隱約感到厭惡──對自己，也對我們。
我至今依然羞恥於自己會被這樣對待，而且還經常是被年長男性如此對待；我在高中之後，一直渴望獲得年長男性的認可。當時的我發現，其實我不需要花錢買春──正好相反。
但我在青春期最後的性關係很危險、很剝削，而且令人不滿。我不覺得自己值得獲得更好的，直到我在二十幾歲時瘦了很多的時期，以及直到我幸運遇見無論如何都對我好的男人──即便在我徹底復胖的時期，還是小小復胖的現在，都是如此。這個男人叫做丹尼爾，現在是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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