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總論篇
小說不只是說故事，小說的核心在於敘事，敘事不只驅動故事中的人物與事件的發展，也是故事布局與因果關係的指涉所在，更是意有所指或寓意言外的意義伏筆之處。小說之精彩與敘事的巧妙高明是直接關係在一起。對於敘事的探究，也是小說評論需認真以對的大事。奇斯洛夫斯基曾說：「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於自己的秘密與夢想。」小說家說故事，敘事靈動之處盡是故事人物的生命痕跡，也含蘊著小說家對於故事意義的揣度與探詢。不管是故事人物的生命痕跡，或小說家對於故事意義的揣度與探詢，彼彼皆有屬於故事自身的秘密與夢想。敘事與探究之間所存著的各種或隱或顯的意義，也總是關係著小說故事所能到達的最幽微、或最高遠的彼岸之處。
現代華文小說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上至家國政治的奮臂疾呼，下至個人情欲的熙熙攘攘，記述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華人的情境故事，優秀名家的跌宕輩出，也造就小說敘事的精采絕倫與敘事探究的眾聲喧嘩。本書以敘事與探究等兩大主題結構，各自收錄張愛玲、蔣渭水、吳濁流與陳千武、鍾肇政、鄭煥、蘇童、阮慶岳、蘇偉貞等名家之作，透過論評，既發現小說敘事形成的旨趣所在，也論析小說敘事之所能探究的多元意義。
敘事篇的第一篇〈走向沒有光的所在〉，探究張愛玲〈金鎖記〉中女性命運佈局與禁錮身體情節在小說敘事時間的弔詭現象。本篇旨在探討〈金鎖記〉以「說書人」所展開的故事時間敘事與結構佈局，作者巧妙地利用說書人介入故事時間與讀者同步接收故事進行的時間差，一步步展演七巧如何走入瘋狂。
張愛玲的巧妙在於：一反同一時間點有不同平行事件發生的現代小說敘事形式，而是利用傳統說書人自由進出故事的全知全能敘事，以及來自紅樓夢「以景喻情」的象徵手法，創造出故事內與故事外的多層次時間位差與空間間隙，書寫七巧禁錮在愛情想像與母親身份的身體欲望、以及不得不以歇斯底里的精神變態為發洩出口，讓身邊的人同在地獄。
故事敘事最大弔詭現象就是：不管七巧有多瘋狂，也不管她用她的金鎖劈死或傷害多少人，張愛玲的敘事始終保持讀者之於故事的內、外時間敘事的美感距離；這個美感距離顯露了說書人張愛玲對這個故事所預設的初衷—明月夜空、琴聲迴盪，人事流轉，終究故事。張愛玲的敘事從來無關道德，而關乎生命在線性時間中、終將抵達終點的蒼涼，所能留下的不過是一個故事、一份美感。
第二篇〈醫療敘事與救國想像〉，探究蔣渭水〈臨床講義〉中的醫療隱喻與主體再現。本篇主要是考察蔣渭水〈臨床講義〉的醫療敘事在殖民語境中，所彰顯的反殖民論述的話語力量如何而可能。
〈臨床講義〉以臨床醫學語言形式與醫病關係的政治性隱喻內涵，展演了臺灣日治時期知識份子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主體欲望與救國想像。醫師的蔣渭水以臺灣病人的遺傳素質為起點，通過洋溢的漢民族情感認同的民族主體性，以及嚴謹的臨床醫學語言的知識主體性，挑戰日本殖民語境的政治主體。
在這個過程中，醫療敘事悄然無聲地展演了醫師、大眾、疾病與死亡在醫療關係中的角力關係，以現代醫療的疾病知識，讓原本無法言說的死亡，具體地被析解，以致病到根除。蔣渭水〈臨床講義〉中的臨床醫療語言形式、醫病關係的隱喻內涵，都再再指涉二○年代臺灣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的知識理性主體與漢民族情感主體的獨特樣貌，以及「合法」指向救國實踐想像的現代性論述空間。
第三篇〈歷史個體啟蒙與臺灣主體意識〉探究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主人翁胡太明的敘事視野與臺灣命運。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長期被視為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國族寓言小說，但是，也忽略胡太明從反殖民、反戰事立場一貫堅持的個體平等與自由價值追求的非國族認同的個體性立場。綜覽全書，太明是以一種客觀的個體性角度，檢視其一生所面臨的客觀歷史現實；臺灣與日本、中國在歷史、政治、社會、文化所形成複雜糾結的多元與矛盾關係，不只是臺灣殖民歷史的時代縮影，也關乎臺灣在未來的抉擇，並非是主觀的國族意志所能決定，而更多被客觀情勢與歷史條件所左右。太明的發瘋，某種程度顯示個體性在臺灣殖民語境中的選擇困難或無從選擇。
雖然，太明的發瘋點出太明從跨語言文化主體追求個體平等與自由價值，在日本宗主國、中國原鄉、新中國的他者脈絡的重重現實困難，但是，太明的個體反殖民敘事，也保留了臺灣人意識在歷史語境中發展個體性平等、優先於國族身份認同或追求的自由意志與普世價值。故事末了，太明未獲證實的失蹤，是一個向著未來開放的臺灣命運敘事，彷彿一則寓言，如同孤兒般的臺灣人意識在未來歷史時間的情感發展與意志選擇。
探究篇的第一篇〈真誠的純真（Authentic Innocence）〉，以敘事論析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中的反殖民思想。本篇主要從被殖民者在人道主義理念中所保有的「真誠的純真」的自覺，討論反殖民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在《活著回來》的故事中，主人翁林逸平兵長是日本軍隊的臺灣志願兵，是日本殖民臺灣的被殖民者，但在日軍攻陷的南洋戰爭地，相對於南洋土著，他又因受過現代教育與兵長軍階，成為日本殖民者執行權力的共犯結構者。林逸平遊走在兩者身份之間的矛盾，始終努力堅持自己對同情弱小民族的人道主義，以及對人性的博愛平等理念。林逸平從臺灣人反殖民、到自內殖民省視、到真誠的純真救贖。正如林逸平所預言：「我這一份生命，會忍得住戰火的悲劇，迎接和平與愛的光明時代」。林逸平在殖民權力中，對殖民心理與被殖民記憶的誠實，既見證了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的罪孽，也顯示一個不再失落歷史悲情後的光明未來。
第二篇〈客家身份之於解嚴後的解殖書寫意義〉，以敘事論析鍾肇政《怒濤》中「客家的臺灣人」的歷史主體意識。
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戰後一直遭到壓抑的「臺灣本土」思維，從國民黨右翼中國政治立場解放出來，臺灣人的自我認同與梳理成為重要課題，其中，戰後臺灣從日本政權轉移到國民黨政府的「後殖民」的歷史書寫詮釋，一直佔有主導位置。鍾肇政《怒濤》作為九○年代重要的「後殖民」文本之一，一改過去以原生血緣情感延續對「祖國」的希望想像，轉而重返首度驚覺「恐怖祖國」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中。具有客觀寫實基礎的祖國形象的負面描述，成為鍾肇政在政治解嚴之後思考臺灣精神主體何去何從的重要線索。本篇認為這個線索並不限於同為戰後第一代作家的時代同路人葉石濤所說：「臺灣人認同為中國人過程中的抵抗、受辱及挫折」、「把這認同感從高昂刻畫到低落，都用當時曾經在社會上發生過的現象的細微末節予以呈現，認同感的毀滅是基於臺灣人對中國統治者冷靜而仔細的評估所產生的批判」，而可以從鍾肇政始終一如的「客家」身份認知，是如何「有尊嚴」地回應「臺灣人」歷經清帝國簽署馬關條約的「棄民」、日本帝國殖民的「支那人─日本皇民」、國民黨（右翼中國）祖國的「中華民族的中國人」等歷史身份。從這個觀點來看，《怒濤》作為《臺灣人三部曲》第四部曲，反映出鍾肇政在解嚴後建構「臺灣人」的歷史主體，已漸次從「漢族的客家人」思維轉向為「客家的臺灣人」。這說明鍾肇政文學活動中的歷史書寫，客家身份才是主體認知的起點，並將客家族群的自我辨識性優先於漢族思維。這個現象顯示「客家身份」在不同歷史情境中相對於他者的建構，本身就是自由的，自由提點出《怒濤》作為九○年「後殖民」文本的真正貢獻不是「抵殖民」，而是預告「解殖民」的可能性。
第三篇〈說故事的人與自然代償正義〉以敘事論析鄭煥短篇小說中的區域土地經驗、城鄉移動與人欲道德敘事。
出身「高山頂」的鄭煥，是戰後第一代作家中最具農民意識與表現的代表作家。日治時代的「高山頂」依現今行政區域劃分，屬於桃園楊梅。本篇援引班雅明「說故事的人」理論，探討鄭煥短篇小說中從「高山頂」所延伸的區域移動經驗、包括城鄉移動後，持續寫實技巧中處理死亡與邁向死亡過程的道德化書寫。班雅明認為在許多天生的故事敘事者身上，都有務實傾向的基本特質，亦不自覺將自己對實際生活中的忠言勸告，轉為故事的敘事，作為一種溝通與智慧回饋；但是，作為一個現代說故事的人的小說家，不再經由口說傳統傳遞經驗，而是封閉在孤立的文字書寫中，其轉異間，小說形成於孤獨個人的內心，而不再知道如何對其所最執著事物做出適合判斷，其自身也已無人給予勸告，更不知如何勸告他人。
鄭煥短篇小說中以素樸寫實技巧所敘述的原客混居的早期山村／農村環境、城鄉移動的「遊歷」經驗，並不訴諸自然時間或線性時間中的自然死亡，反而大量使用自然神秘力量看似「意外」、實際是敘事「意料」的死亡，收束小說人物與其一生，反映小說家特殊的道德敘事立場。
本篇認為鄭煥小說的道德敘事，反映客家鄉土作家中不為人所注意的自然正義的道德教化立場，其以「寫實」立場所處理的蛇、死亡與人性的敘事結構，除了作為小說家尊重／認同農村與農民對自然敬畏的神秘力量的果報心理，極有可能是來自「高山頂」對人心教化的一種「口語傳聞」，進而被小說家中介、轉化為小說家極特殊的自然化道德敘事。
鄭煥作為桃園楊梅文學的前輩代表作家，其特殊的自然化道德敘事，可以透過班雅明「說故事的人」理論對於現代小說書寫的「孤獨」特質的討論，回溯鄭煥小說敘事的道德化特徵，可能源出於楊梅早期赭紅色高地區域所特有的自然環境的人性經驗理解方式及正義代償心理。
第四篇〈歷史的敗德與終結〉以敘事論析蘇童小說中的死亡意涵。
蘇童的擅說故事，使其成為當代中國先鋒小說家中最有魅力的一位。他營造了一個頹廢、腐敗、瑰麗的「想像南方」，透過種種宿命流轉與死亡表演，辯證了一個又一個南方傳奇歷史，跨越歷史傳統，橫越到共和國人民的生活記實；他虛構的楓揚樹村故鄉家族史中，通過男性與女性長輩的原始生理情慾，言訴了一種生殖與死亡的生命發展歷程，注定楓揚樹村人逃亡、回歸、離鄉與還鄉的宿命模式。種的退化的必然性，成為蘇童小說的歷史詮釋原型，而這樣的先驗宿命也造成楓揚樹村人逃亡後落腳在城北地帶香椿樹街時，開始種種有關城市的墮落與罪惡。隨著時代的輪轉，蘇童筆下香椿樹街的男性，在種的退化的必然性法則運作下，演繹各種精緻的死亡暴力與墮落的敗德家史。
蘇童在這些敗德與死亡的想像表演中，從窺探歷史到現身揭露事實真相，一再證明南方宿命的歷史軌跡的同時，蘇童以小說書寫歷史，也以傳奇抽空歷史。但蘇童不滿於此，更進一步從楓揚樹村與香椿樹街的家史、地方史朝向國族史邁進，在《我的帝王生涯》裡，他以「自傳」形式虛構一位廢帝的宮廷生活回憶，諷刺了中國傳統帝王史與政治史，並將他的南方歷史宿命軌跡，貫徹到這位廢帝所象徵的歷史傳統，展露出一種更深層的歷史本質與因果宿命的探索，嘲弄了正統歷史中的詮釋視角，在出入稗官野史之間，將歷代宮闈事件有機組合，作了一場場死亡的即興表演，挑戰正史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同時，也以宿命解構了歷史中史實與史實之間的複雜深度關係。
因此，他更進一步，以《女皇武則天》嘗試顛覆對正史的敘述詮釋，可惜的是，所有女皇的權力欲望對話，都被架空在他宿命歷史軌跡的敘述模式中，失去更積極的意義書寫，在蘇童的小說裡，死亡不是結束，而是一個南方宿命歷史軌跡的重新開始，歷史的力量於焉不再前進，注定了各種敗德與死亡的「華麗」收場，死亡開啟蘇童的想像南方歷史宿命，也成為宿命南方的終極歷史想像。
第五篇〈在神與人之間〉則試以卡爾‧拉納（Karl Rahner）的神學思想作為探詢阮慶岳《林秀子一家》的起點。
本篇嘗試透過文學與神學的跨界對話與參照辯證的論述，分析阮慶岳《林秀子一家》中故事人物隨著情節敘事所發生的自身命運。在這個辯證過程中，小說以虛構形式所承載的敘事語言、思想以理性邏輯所顯明的真理追求，兩相自證人對信仰之需要、對愛之救贖欲望。
小說家透過小說敘事，讓我們在理解林秀子一家的生命境遇中，見證人對信仰之需要、對愛之救贖之難以言喻的欲望——或許這不僅既是作者阮慶岳的敘事欲望，也是引導我們能解出阮慶岳林秀子一家之所未竟之處的關鍵——人究竟該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境遇？並在愛中完成救贖。小說敘事所指向的不只是一個故事的完成，也為我們揭示意義的探尋與未竟的詮釋。
第六篇〈從外在到內在〉則試以郭德曼（Lucien Goldmann）的「世界觀」析論蘇偉貞小說中的「流離」經驗。
郭德曼文學評論所提出的世界觀，不只包括作家在作品中想像世界的敘述樣貌，也包含所指涉現實社會特定群體或階級的對應性結構。從這個理解進路觀察臺灣1980年代崛起的重要女作家蘇偉貞的小說，她的外省第二代、眷村成長、政治作戰學校畢業、入軍旅服務八年的個人史，以至於她寫都會男女愛欲，所自成一格的「以愛欲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肅颯陽剛之氣與書寫弔詭，提點出第二代外省族群在出走父輩的家國歷史之後，女性身份自覺的情欲流動與個體現代性。
小說家在小說敘事所觸及到的兩種流離經驗：一是從眷村集體生活的流離失散記憶到世代交替後的個人歷史必然性；一是以都會為場景，從愛情故事情節脈絡分明到指涉自我、內在記憶對話的曖昧性書寫語言。這兩種交互影響的流離經驗，構築了蘇偉貞小說的世界觀，也形成蘇偉貞小說的世界精神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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