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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第一章 大有斬獲——還是大敗一場？
2018年馬來西亞短短幾個月間的大選，對全國造成衝擊，為這個東南亞國家帶來似乎是劃時代的改變。長期以來此地一直施行專制：自1957年獨立之後，掌權者基本上是同一個執政聯盟，而這群執政者過去頻頻運用具有操縱意圖的選區重新劃分、發放補助收買民眾、控制大多數的廣電媒體和印刷紙媒，以及其他策略來確保繼續掌握政權。
然而，這回總理納吉和簇擁他的那一幫當權派，即使已經使出上述手段壓迫在野黨——據報導他們同時也透過跨越洲際的暗盤交易斂聚競選連任所需的資金——但到了投票之前，卻似乎並無把握。
納吉所恃的選戰優勢並非僅限於巨額資金和種種齷齪手段。2018年5月這場選舉的助跑階段中，他跟國陣似乎還得到另一種幫助，那就是中國政府試圖影響馬來西亞人投票。北京在馬來西亞經濟上和戰略上都存在重大利益，有理由要去支持納吉和國陣。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幾十年來馬來西亞也有好幾位大亨已經在中國投注鉅資。納吉政府與北京關係融洽，而且馬來西亞當時居於主導地位的「國陣」從來不曾在全國性的大選失利，這樣的穩定性對中國深具魅力。在先前的南海爭議當中，納吉採取低姿態，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呼籲也早早發聲表示支持。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提供金援與融資的規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估計一帶一路將會「在2017年之後的十年間，增加一兆（萬億）美元以上的對外投資，挹注於外國的基礎建設。」本身就是多民族國家的馬來西亞，境內華裔人口為數不少，約莫占總人口數的23%。北京企圖運用像這樣散居外國的華裔人口來展現力量，而且這些力量常常是以日漸擴張的全球性媒體和信息傳播來施展。中國著意拉近跟馬來西亞這類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因為這些國家都是東協中居於領導地位的成員國。由於東協運作採共識決，如果北京拉近跟這些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就可以運用這些國家緩和先前中國日漸侵入南中國海等周邊海域以及其他強勢活動所激起的東協國家反制。
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中國領導人一向表明北京不會干涉他國事務，即使事實並非永遠反映出這項主張。然而在2018年這次大選當中，應該展現出來的這股自制完全付之闕如。
當時中國似乎處在一個可以影響到馬來西亞選情的強勢地位。非但是這個國家首要的貿易夥伴——2010年代多次的民意調查也持續顯示，馬來西亞人對中國抱持好感。所以北京就憑藉馬來西亞群眾當中的這一股友好氛圍，透過比較公開展現的軟實力企圖影響選情，同時也運用某些秘而不宣甚至有可能涉及貪腐的手段，也就是一般所知的所謂銳實力。北京尤其是在馬來西亞華人身上下足各式軟功爭取認同。被許多馬華人視為新聞來源的一家當地華文報紙，從本世紀以來日漸轉為親北京的立場。情勢演變至這回大選之前，馬華公會（國民陣線裡面的華人政黨）標榜該黨促進了中國資金注入馬來西亞。該黨的競選文宣聲稱「投給國陣等於支持中國」，而當時馬來西亞的華文媒體也經常加強報導親中的觀點，並且對不贊同北京的觀點予以消音。
不過此類的手腳至少還是公開為之。除了這些比較公開透明的軟實力工具，中國同時可能也運用了更加隱而未見也更具壓迫性質的手段來拉抬納吉聲勢。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大選倒數前一份首度曝光的會議紀錄顯示，有中國官員告訴納吉說，北京會施壓阻止外國調查據說涉及嚴重貪汙的「一馬」主權基金弊案，當時一馬基金面臨嚴重虧損，而只要納吉政府將馬來西亞的管線工程、鐵道工程都讓中國承包，北京就會出資救援一馬基金。除此之外，北京也提出要去監聽正在調查一馬基金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包括對方的住家及辦公室。
北京一不做二不休。中國似乎還有高階外交官員出席了某些競選場合去支持納吉的國民陣線。正如記者黃澤齊所指出的情況，馬華公會宣傳看板上赫然正是黨員跟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同框的肖像。
中國的圖謀徹底失敗。事實上北京所下的這些功夫適得其反。一馬基金以及其他貪汙傳聞引發民怨沸騰，在野各力量合組成聲勢浩大的聯盟，由前首相馬哈地領軍。社會大眾對北京試圖干涉馬來西亞政治的種種行為大感憤怒，也深覺兩國之間簽訂的某些合約並不公道。向來不會手下留情的馬哈地，一路競選過程都不斷鼓動反中情緒，譴責納吉出賣馬來西亞主權。
開票日當天，馬哈地的聯盟旋風掃落葉重挫納吉陣營，贏得執政權。顯然中國並未順利幫納吉爭取到馬華選民。雖然馬來西亞華人確實自豪於其血緣者居多，但是北京往往遽爾假定華人與生俱來就親中，這可能是錯估了馬華族群不希望被視為吃裡扒外的心態。這些華裔的馬來西亞人，就像許多其他馬來西亞群眾一樣，對納吉領導的國民陣線感到憤怒，儘管國民陣線之前迎來了中國的投資還有金援，但是崇尚馬來西亞多數穆斯林權益的同時，卻日漸把馬華族群妖魔化。在這回大選中，馬華一面倒支持馬哈地的政黨聯盟。開票日過後，馬哈地仍不收手，使得中國在馬來西亞的損失更加慘重。馬哈地2018年8月出訪中國，當面警告中國領導高層不要妄圖推行「新型態的殖民主義」，同時督促中國重訂多項先前與馬來西亞締結的雙邊協定。接著他還把北京先前風光獲准在馬來西亞東海岸投資興建的鐵路工程叫停了十一個月之久。
納吉和國民陣線這回2018年敗選，造就馬來西亞獨立以來頭一次政權轉移，開啟了通往真實民主制度的大門——雖然到2021年這個民主運作仍然並不穩定，但已經遠勝於2018年以前。納吉擔任首相那些年間，搭著噴射機往來世界各地，據說是透過一馬公司等機構挪用國家基金，為他夫人羅斯瑪購置奢侈品，其中包括一條22克拉的鑽石項鏈，還有大批高價名牌包。選後幾個月內，納吉就面臨貪汙收賄和洗錢等相關指控。住家遭到搜索，隨後馬來西亞當局從這對夫婦手中扣押總價超過兩億七千萬美元的奢侈品，眼看著納吉和羅斯瑪可能得要入獄服刑。事實上到了2020年7月，納吉已經被判有罪，刑期高達十二年。
中國的動機
北京在四處都積極施展影響力，儘管相對而言成效不彰，但馬來西亞會遭逢這樣的干預並非孤例。中國企圖影響其他國家由來已久。不過近幾十年來，北京在國際上力量增強，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強權，在全球影響力上漸有消退，同時正逢中國在內政上更加威權，導致對外愈加強硬，試圖在全球各地取代美國原先扮演的角色，於是突然間大幅在其他國家裡加強揮灑影響力度。
為了要施展這樣的影響力，中國常常會運用媒體和訊息工具：這其中有他們日益擴張編制的官方新聞媒體（包括新華社），有社群媒體平台，有他們跟世界上許多國家當地媒體所簽訂的合約，提供給外國記者的培訓計畫，以及其他許多可資利用的工具。
北京目前的作風反映出中國領導階層心態已經改變。在國內他們日漸專制，同時也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動作，試圖在區域內，在亞洲裡，在世界上想要取美國而代之。學者杜如松的著作《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提出，在習近平時代，北京的企圖已經不只是建立區域性霸權，而是開始採用「取代戰略，也就是將削弱與建立手段擴張到全世界，要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袖。」北京今日的策略顯示出他們已經放棄了冷戰晚期、後冷戰早期那種較為侷限、屬於防禦性質的外交政策。如今北京當然還是希望可以改變其他國家裡的社會大眾、決策政客和各界社會菁英對他們的觀感，於是有些時候中國就會在氣候變遷、貿易議題和其他領域中表現出懷有善意的形象。
展現出懷有善意不干預其他各國的姿態，是中國長久以來都會運用的策略。如果這樣的表演能夠成功說服別人，北京就會更容易從跟東南亞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區域國家的雙邊關係中得利。此外北京也想運用他們的影響力，使世界其他國家的社會大眾和輿論領袖對中國來領導全球抱持更加正向的看法，以便中國能在聯合國和聯合國下屬機構，以及各類貿易組織甚或許多其他機制中發揮更大的力量——中國得以運用這樣的力量在不同的機構中削弱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厚植自己的勢力。
然而隨著中國意在區域霸權，希冀在全球舞臺上取代美國，如今他們連番攻勢的影響力，已經遠超過先前長期以來塑造良善形象的效果。相形之下，他們現在的影響力，更能夠配合日趨強硬的整體外交——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外交反映了三個概念的結合。首先是中國領導階層，以及日漸傾向於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菁英階層，認為亞洲有許多強權對中國抱持敵意，形成某種威脅環伺四周。第二個概念是，對北京有利的時刻已經來臨——如今中國已經登上世界舞臺，要恢復大國應有的地位，而像他們這樣的大國，是有能力在亞洲以及其他地區削弱美國，此外就像杜如松所寫的那樣，中國可以「在全球領導地位的競爭中趕上並超越美國。」第三個概念則是，中國外交政策應該更強調意識形態的取向，這是毛澤東時代之後不曾採取的路線——具體來說，中國有能力也應該提倡自己的發展模式，推廣所謂「高科技威權主義」，並且運用越來越受北京控制，在中國境內逐漸取代外國科技公司的中國科技公司，讓這套模式更加完善；對世界各大民主國家則予以挑撥離間；強化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這種情勢從俄烏戰爭以來顯而易見；乃至於抹黑民主制度的形象。
中國日漸表現出他們想要按照自己的形象來重塑世界，想要透過心戰攻勢來提倡中國式高科技威權主義，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俄羅斯顯然就在仿效這一套模式。中國企圖把他們在言論上、政治上、社會控制上的威權模式輸出到海外，並且運用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力加強這種輸出——全球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連接起來，世界上許多企業和國家都依賴中國市場與中國的政策。如果最後中國達成了他們的目標，那全球化與經濟交流非但沒有讓北京趨向於自由開放，反而是讓習近平的中國引領著其他國家的企業和政客去適應中國的威權路線。
習近平明白對中國各界的決策者表示，要把中國高舉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典範。2017年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告訴與會代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腳步又想要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按照筆者同事易明的紀錄，十九大之後習近平在多次演講中都提到了中國模式，鼓吹中國要輸出這個模式，而這個模式已經被外界定義為高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支持這個發展模式，認為值得推廣，自從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不曾有任何中國領導人像他表達得這麼明確。
習三不五時就會講起國家資本主義、高成長率、以高科技進行社會控制的這個中國模式，以及應該向外輸出這個模式。《人權觀察》的王松蓮分析中國如何創造這個新模式，指出中國政府「希望運用龐大的監控力道推動更大的國家意識形態計畫，結合威權主義與施政效率，以滿足其巨大人口之所需。」「不對稱超限戰」的專家羅曼紐與柏格斯針對中國輸出監控的研究指出，中國正在「兜售他們的藍圖，這其中包括政權監控所用的軟硬體」，也就是中國模式的套餐和零組件。
中國為外國政府開班培訓官員，運用網路國際研討會，協助他們架設類似的監視系統及網路控管設備，指導如何透過法律培植國家資本主義、壓制異見、控制網際網路，在在顯示出北京越來越致力於輸出中國模式。易明寫道，習近平在十九大講話以來，中國無論在語言上或戰術上都變得更加大膽，要把國家主義的政治經濟模式輸出到全世界。
這其中涉及，北京無所不用其極向外輸出政經模式的各項元素。為各個開發中國家安排提高專制能力的計畫，進行教育訓練交流，利用聯合國之類的組織舉辦多邊論壇，將資訊分享給外國政府，使其熟悉如何控制公民社會，實施國家主義的政經制度，壓制反對運動。
易明寫道，隨著北京加緊輸出政經模式，愈來愈多國家複製中國模式，如此一來，認同北京價值觀的國家愈來愈多，使得北京及其外交政策更加受到支持。本書當中將會舉出許多案例，說明中國企圖向鄰國以及世上其他國家輸出其政經模式。
除此之外，隨著中國國力增強，他們比以往更熱衷於發揮影響力，去塑造外國政策制定者及社會大眾的觀感——不儘是對中國的觀感，而包括他們對於本國政治體系和政治領袖的觀感。
1990年代乃至於2000年代，北京對外的施力重點在於提升中國形象。但習近平時代施展的影響力，增加了一個目標，是要去塑造外國對其國內政治的敘事——塑造出有利於中國外交的狀態。對於澳洲、新加坡、台灣、泰國等地的政治及社會，北京更打算單刀直入，施力的目標包括：要讓哪些人士當選成為政治領袖、要讓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討論哪些議題、國內大學如何教授與中國相關的課程、本土媒體如何營運、如何報導與北京相關的主題。北京想要透過這些方式，讓其他國家選擇出會屈從於中國強硬舉動的領袖，無論面對的是貿易問題或者實質國安問題；也要讓當地媒體袖手旁觀，不去質疑、不去揭露北京的強硬行為。中國政府打算透過施展影響力以及經濟壓迫等傳統的硬實力手段，讓外國企業到最後也附和沿用北京的話術，複述北京對政治、黨政、以及外交的說法，這樣，就能擴大中國聲量——也就是像學者布雷迪所謂「使洋為中用」。北京要迫使外國企業自動審查對中國的批評，以及接受中國的要求（例如讓外國公司按照中國的堅持，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還要在本國捍衛中國的外交及內政。
北京也打算藉由施展影響力在國內更加積極地鞏固自身政權。利用外交來捍衛中共並非新鮮事，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要捍衛的目標改變了、增多了。自從中共在1949年執掌權力，中國外交政策在各個年代都受到一項重要的因素所驅動，那就是要鞏固中共在國內的權力與主導地位。曾經在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任職於中國問題委員會的馬提斯談到，雖然中國在國際上的利害關係加強了，但阻止一切有可能「削弱或動搖黨國」的行動，仍然是北京的首要任務——例如，他們因此而在中國境內封鎖俄烏戰爭的報導，因為這種新聞可能會顯示出俄羅斯專制政府的弱點，削弱中國的黨國力量。
不過，習近平時代的防衛性目標和進攻性目標一樣，範圍比過去更大。目標裡面當然包括要用盡手段捍衛、鞏固中共，保障北京在國內維持控制力所採取的各種壓制方式。但是習近平的目標還包括要在海外包裝好中國的形象，讓外國人民相信，把中國管理得最好的組織就是中共，而且事實上只有中共辦得到，要讓全世界都認為，中國為了保衛政權而在海內外採取的所謂必要行動，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值得效法的。既然在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國家機器已經變得更嚴苛，對人權的侵犯更甚於前幾任領導人的時代，高層領導人對於中共所受到的外部威脅，比以往更加疑神疑鬼，所以，習政權試圖更加強勢地入侵外國的社會、媒體生態、政治體系，好擦亮中國的形象，維護中國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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