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湖南是具有獨特性格的地區，類似孟加拉或蘇格蘭，既為更大國家的建造付出心力，也孕育出自己的身分認同。本書以多不勝數的一手資料為基礎寫成，為發人所未發的一部力作。——芮納．米德（Rana Mitter），牛津大學

湖南在中國歷史舞臺占有特殊地位長達一百多年，先是助政府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平亂之後大量湖南人成為封疆大吏，晚清改革時湖南成為主要的改革中心之一，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湖南貢獻甚大，而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國則有多位湖南人躋身最高領導階層。
——柯文（Paul A. Cohen），《歷史三調》（History in Thr...

湖南共和國
一九二○年九月五日，湖南《大公報》推出定期專欄「湖南建設問題」，以宣揚關於湖南未來應走之政治路線的觀點。毛澤東和彭璜為此專欄的主筆，但也偶爾執筆該報社論。此時所有人都團結在一起，沒有人再提負面的「部落主義」或「割據主義」。《大公報》那年九月所刊文章的主題，乃是湖南是否該成為獨立國，以及如果該往這條路走，該怎麼做。
毛澤東為此專欄打頭陣，九月三日發表〈湖南共和國〉一文，文章一開頭就寫道，「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兩天後，他寫了〈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文中宣告：「湖南人呵！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個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國來！」隔天，他開始發表分兩天刊載的文章〈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文中冷冷評估了湖南在中華帝國裡的地位，說「元明歷清，長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極慘」，「湖南的歷史，只是黑暗的歷史。」同一天，彭璜開始發表一篇分三天刊載的文章，全文談湖南需要自行建立一新式共和國，既非中國式也非美國式的共和國，而是獨一無二的湖南式共和國。接下來幾星期，他們的文章構成此報探索自治問題的核心文章。
在〈對於湖南建「國」的解釋〉一文中，彭璜說明了湖南與中國的關係，文中他批評中文「國」一詞既可以指帝國，也可以指自決國。他解釋道，中華「國」是第一種，但湖南「國」會是第二種。他寫道，「人太專注於這個『國』字。所以一說到建『國』，就發生破壞『大國』的恐懼。卻不知民族自決的建國，根本不同於帝國主義的建構，卻不知『怕建小國破壞大國』的思想，就純粹是偶像的國家思想。」
至於那些反對建立獨立湖南國者，新民學會會員張文亮，在九月二十七日〈天經地義的「湖南國」〉一文中，把他們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反對者包含新文化運動裡較希望廢除所有國家以造全球「大同」之局的一群人，而來自今文經學的「大同」一詞，正好切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想。第二類反對者包含仍堅信中國應為一國之過時觀念的「抱狹義的愛國主義者」。張文亮初步支持廢除所有國家，但對中國民族主義者則十足不屑。他寫道，「對於第二派的愛國志士（愛中國的）可以視同狗屁。嚴格點說來，簡直可以不齒他。」並說，「我更希望把『中國』二字遠拋東海……欲談湖南國，絕不容再所謂『中國』存在！」張文亮覺得，如果民族主義的現象必須繼續下去，它的對象應是湖南。
靠著在《大公報》上撰文成為眾所公認最激昂、最堅定的湖南民族主義提倡者，並與中國民族主義抗衡的，乃是彭璜，他的坦白無隱，使毛澤東的文章相較之下都顯得含糊曖昧。彭璜〈怎麼要立湖南「國」〉一文，從九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分四期刊載。文章一開頭，他清楚區分建國與建省的不同：「一個是附屬的，一個是獨立的。一個是因襲改良的，一個是根本改造的。一個是沒有獨立憲法的，一個是有獨立憲法的。一個是『半』自治的，一個是『全』自治的。所以要立『國』，就是要獨立，要根本改造，要有獨立憲法，要完全自治。」
他所謂的「半」自治，指的是晚清和民國時期以國家為導向的自治制度。這一制度襲取自日、德，把中央政府視為其起點。相對的，「全」自治是利伯的美式自治，是建立在個人自由之上，並被視為固有政治權利的地區自治，這一政治權利為省加入聯邦留有餘地，但不容聯邦的中央政府侵犯省之自治。彭璜在此文中解釋道，鑑於中國中央政府管轄湖南多年，推動湖南自治運動其實就像是將一個國家從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以「剷除專制主義」。
更令人震驚的，乃是彭璜關於民族的論點。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湖南行動主義者一直以「民族」之類詞語來描述湖南人，以「民族主義」一詞來描述他們對省的忠誠。但彭璜在〈怎麼要立湖南「國」〉一文中更進一步聲稱，漢民族的定義只是逼湖南人順服中國的假統一，藉以壓迫湖南人的工具。針對這一主題，彭璜做出歷來最明確之一的描述：
深覺得這個籠統混雜的漢族名目，壓住了我們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們湖南人的進化，牽制了我們湖南人的發展本能！現在硬覺得我們湖南人不叫是漢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漢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風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與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種獨立的「民族性」。這個「民族性」很不與各省同胞相類，所以認定湖南人與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來是個解釋民族的莫大錯誤！　　　　　　　　　　　　　　　　　　　　　　　　　　　　　　　　　　　　　　　　　
最後，彭璜不只宣稱湖南人為不同於其他中國人的一個民族，還預示了將在日後出現以農民為基礎的權力中心，他宣稱鄉下湖南人既不關心「中國」，也不認為中國是他們應效忠的實體。他寫道，「一地方人的要求獨立愈必要，我們湖南人對於湖南人的感情怎樣？我們湖南人對『非湖南人』的感情又怎樣？要是我們隨在留意，時很容易證明的。我是一個鄉下人，我從我的鄉村生活中間，看出了湖南人心中只有一個湖南，不有一個中國。我平日從省城回家去，鄉下人所與我交談的總是：『湖南的大局如何？不是袁世凱要血洗湖南？聽說北方要放個什麼湯薌銘作湖南都督？聽說陳復初有奸黨降了北方？這個畜生……湖南倒霉了，曾官保一輩的人都死完了。再也沒有這等人了。』」彭璜以前人所未發的最強烈湖南民族主義宣告，為此一連載文章的最後一期作結。他寫道，簡單地說，「中國的湖南，簡直是英國的愛爾蘭了？凡是主張正義人道的人，哪個不贊成愛爾蘭獨立……湖南人的精神果猶未滅絕！就應當趁此晨光萬丈的時代……大呼精神獨立！民族獨立！湖南獨立！」
一九二○年九月和十月上旬的湖南《大公報》，充斥著湖南省人對中華民國反感的心態，而此心態在十月十日，中華民國第九個國慶日那天達到最高點。那一天，湖南《大公報》副主筆李景僑暫代龍兼公主筆之職。他以挖苦口吻寫道，龍兼公忙於自治運動，抽不出時間寫「國慶日」社論。於是李景僑發表他的辛辣觀點寫道，「我們不慶祝過去的中華民國，應慶祝將來的湖南『國』，不可嗎？」最後寫道，「中華民國騙了我九年的『慶祝』，不又被湖南『國』連本帶利都騙去了。那麼國慶日的時評我還是不作！」
在同一期，張文亮以嘲笑口吻寫道：「又是照例的九年國慶到了！哈哈！同胞！『國慶』！怎麼叫做國慶？國中一年來有何可慶？說來你們不要痛心嗎……那麼，今日的國慶豈不成了國喪嗎？」毛澤東則向上海《時事新報》投了〈反對統一〉一文，文中一開始就直言不諱寫道，「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他主張中國所有問題都源於過時的「中國」觀念，然後斷言中國該根據既有的省區分為諸多小國。最後他寫道，「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一點反對統一的意見，而希望有一種『省慶』發生。」
同樣在一九二○年十月十日那天，二萬多名湖南人走上窄小的長沙街頭，其中包括二千名士兵和軍官、三千名工人、八千名學生、數千名農民和商人。他們在音樂與鼓聲伴隨下遊行，要求召開人民憲法會議。他們所攜帶的請願書是由毛澤東、彭璜、湖南《大公報》主筆龍兼公聯合起草。請願書裡有這麼一段：
吾湘現處特別地位，應採革命精神，趄斷從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決自主，不仰賴中央，不依傍各省，剷除舊習，創建新邦。至此後制治精神，宜採取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以解決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特別難點，而免日後再有流血革命之慘。又依湖南現在情形，宜採取湖南門羅主義，湘人完全自治，不干涉外省，亦不受外省干涉。
而就在湖南《大公報》頭版迴蕩著要求獨立的呼聲之時，就在新聞從業人員宣告中華民國已死、湖南國復興之時，就在上萬民眾遊行街頭要求為獨立的湖南國建立社會主義人民政府之時，刊在湖南《大公報》國慶日特刊底部，在一運貨代理商的廣告和美國補血藥廣告之間，有則不起眼的小告示，說二天後船山學社要舉行一年一度的王船山紀念儀式。那一天，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農曆的九月一日，是王夫之三百零一歲誕辰。

湖南共和國
一九二○年九月五日，湖南《大公報》推出定期專欄「湖南建設問題」，以宣揚關於湖南未來應走之政治路線的觀點。毛澤東和彭璜為此專欄的主筆，但也偶爾執筆該報社論。此時所有人都團結在一起，沒有人再提負面的「部落主義」或「割據主義」。《大公報》那年九月所刊文章的主題，乃是湖南是否該成為獨立國，以及如果該往這條路走，該怎麼做。
毛澤東為此專欄打頭陣，九月三日發表〈湖南共和國〉一文，文章一開頭就寫道，「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兩天後，他寫了〈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

【導論】
為中國構想另一種未來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國的事蹟從未被當作整體來看待。個別的歷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順帶指出，太平天國之亂（說不定是人類史上死傷最慘重的衝突）的平定，乃是由湘軍領導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師法日本明治維新改造中國，推動了三個月的「百日維新」，但其實在那三年前，湖南就已施行類似的改革。百日維新失敗，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難者譚嗣同，就是湖南維新運動的創始領袖。或者會提到二十世紀第一場反清大叛亂的諸領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者指出領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湖南籍成員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黃興親身領導這場革命的程度，遠比事後得到大部分功勞的孫中山高。更近一點看，中國共產黨第一屆政治局的成員，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包括毛澤東）。但不論是這些說明湖南人對中國近代史進程有著非凡影響力的例子，還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的出現，缺乏連貫性，幾乎只是徒然引人驚訝，而無法給予真正的解釋。對此現象，歷來的解釋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祕「精神」，有人推測那精神源自湖南多山的地理環境或愛吃辣的習慣。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儘管近代中國幾乎每個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團體的領導階層裡，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們仍把湖南視為保守落後的地方。湖南予人的傳統印象，乃是中國最排外的省分，是粗野之地，湖南的農民抗拒任何改革或進步思想，但這樣的省分卻出了這麼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說不通。本書的基本觀點，乃是這樣的矛盾之所以讓人覺得弔詭，完全因為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建立在一普獲認可但其實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國的現代性――和隨之而來的所有政治與社會改革、民族主義、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產物，且從那些口岸往外擴散，啟迪了內陸。在接下來幾章裡，我會證明事實並非如此，湖南其實是不為傳統所拘的文化中心，是今日現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自成一體的節點。我們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暫時轉移一下視線，把湖南擺在中央，全新的中國近代史敘述隨之呈現眼前。
在這一與主流敘述背道而馳的反敘述裡，始於晚清的諸多湖南人行動主義事例，其發生都絕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標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諸多不相干運動之間一脈相承的東西，特別是揭開諸主事者的個人關係――師生間、作者與讀者間、軍中同袍間、同學間、後代子孫間與堂表兄弟姊妹間――他們因此被拉進一自覺的傳統和一有意義之整體。我想弄清楚這些人如何理解他們出身的省分，以及其省分與外面世界（包括中國其他省、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中國近代史上那些家喻戶曉的事件，對他們而言有多麼不同？是什麼激發他們付諸行動？湖南的歷史學家所緬懷的是什麼，哪些人是湖南青年效法的對象？他們對未來有何夢想？總而言之，湖南的行動主義者如何解讀晚清直至清朝覆滅，中國大地上的動亂和走得踉踉蹌蹌的建造新民族國家之路？研究發現，這些疑問的答案與我們預期的是大相逕庭，從而使人不禁想問，今日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之所由來究竟瞭解多少。
我所要講的故事，圍繞著兩個主題鋪陳。第一個是湖南人的民族主義。在此，我所謂的「民族主義」兼具兩種流傳於湖南的想法：第一個想法認為，湖南人是一個自成一格的群體，共同有著與中國他省人迥然有別的特色；第二個想法認為，湖南人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歷史命運。那是種時強時弱的民族主義，弱時主張湖南人負有引領中國其他人步入未來的天命，強時則主張湖南人該擺脫中國的束縛，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而從近代中國主敘述的角度看，這一現象根本不該存在。傳統的中國近代史認識告訴我們，儒家忠君愛國的觀念自然而然轉化為對中國大一統的想望，於是順理成章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不懷抱著中國一統的夢想。這一歷史目的
論（historical teleology），乃是本身想以近代民族國家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國版圖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所構造，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許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省當成首要效忠對象的事實，卻恰好在掏空這個立論。本書檢視的許多例子裡，有個一貫且有力的中心思想，即本省擺第一位，帝國（如果考慮到帝國的話）擺第二位。從中國境內民族主義發展的角度看，這意味著湖南省可同樣輕易的（且如某些人所認為的，更輕易的）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把舊帝國棄之在後。或者如某湖南學生於一九○三年所說的，湖南人應該讓中國步羅馬帝國之後塵消失於歷史舞臺，湖南本身則要成為法國或英國之類的國家，把舊帝國的文明帶進未來。
第二個主題與第一個密不可分，乃是至今方興未艾，對湖南學者王夫之的重新發掘。王夫之是明朝遺老，義不仕清，十七世紀隱居鄉野，其生平和著作於十九、二十世紀成為建構新湖南認同和歷史方向感的核心材料。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歷史事件更有資格做為現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許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們血液裡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讀者或許會注意到，我對王夫之的探究，未走從哲學角度分析他著作的傳統路子，而是研究近代人如何回應他的想法，近代人如何在他思想的基本要素和進步、民主、民族主義之類「西方」思想之間找到不尋常的契合之處。本書是探討思想歷史的專題論著，但具體地說，這是一部以如下信念為基礎的論著：思想不是抽象且不變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處於動態變化的。我認為瞭解思想史的最佳之道，乃是把思想史擺在人的時空環境（human context）裡去瞭解，這個時空環境包含了受自己生命中特別關注之事物驅動的讀者，其塑造文本的意義以滿足自己需求的方式，以及他們接下來將解讀化為行動的方式。在這樣的探究路徑下，引述文本此事所具有的意義，至少就和該文本起初被撰寫的一刻一樣重要。因此，本書不在研究王夫之的思想本身，而在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如何被後人運用：近代學者如何復興他的著作，如何重新解讀他的著作，又如何在數代的歲月裡把他轉變為令人仰慕的現代湖南精神象徵。用此一思想研究路徑來探討上述主題，可以說再適切不過，因為王夫之也非常重視文本意義經時空轉換而改變的類似觀念。
最後得談談我個人的地區史研究方式。這不是第一本出自西方學者之手的有關湖南的書，卻是第一本避免把湖南當成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書。已有人寫出把湖南當作近代中國縮影的出色著作，而要抓到整個中國的趨勢，這是較容易辦到的研究路徑。但就本書的目標來說，湖南不是中國的縮影，就像中國不是亞洲的縮影；湖南就是湖南，在湖南人心中獨一無二的地方，湖南史與近代中國史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類同。這兩種研究路徑的差異在於：把湖南當個案研究，就是在強調當地歷史裡最容易被歸納出來以適用其他諸省的元素，或者對今人所知之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似乎最有助於說明的那些元素。但把湖南視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個主體來看待，則是要為湖南歷史裡該省所獨有且與熟悉的敘述格格不入的諸多元素騰出空間。簡單地說，第一種研究路徑用該地區來小幅調整既有的中國近代史模式，以使其更為完善，第二種則用該地區來質疑該模式。
這是南轅北轍的兩種原則，各以其中之一來做研究的兩個學者，可能在同樣的原始資料裡找到截然不同的意涵，且會選擇循著那些資料所開展出的截然不同的主線走下去。兩人很容易會對另一人眼中最有趣的事物視而不見。但如果把他們的研究項目擺在一塊，兩種視角能創造出大不相同但彼此相當有關連的畫面，且足以發揮類似立體鏡之兩張幻燈片的作用，真正深刻呈現那些活在另一個當下，不可能知道自己未來的歷史人物充滿矛盾的經歷。本書所探討對象的希望、夢想、背道而馳的意念、挫折，始終未呈現於我們所瞭解的中國歷史，主要因為它們反映了一個已湮沒不明的世界，充滿諸多可能性――為中國構想另一種未來――的世界。那是日後篤定認為一切都通向大一統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所無法理解的世界，也正是我以那些歷史人物為對象寫下此書的原因所在。

【導論】
為中國構想另一種未來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國的事蹟從未被當作整體來看待。個別的歷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順帶指出，太平天國之亂（說不定是人類史上死傷最慘重的衝突）的平定，乃是由湘軍領導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師法日本明治維新改造中國，推動了三個月的「百日維新」，但其實在那三年前，湖南就已施行類似的改革。百日維新失敗，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難者譚嗣同，就是湖南維新運動的創始領袖。或者會提到二十世紀第一場反清大叛亂的諸領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者指出領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湖...

目次
地圖
導論：為中國構想另一種未來

第一章　重新發掘王夫之
第二章　湖南復興的基礎
第三章　湖南維新運動
第四章　在日本重整旗鼓
第五章　湖南與清朝的覆滅
第六章　重建
第七章　毛澤東與湖南自治運動

跋：湖南與中國
誌謝

目次
地圖
導論：為中國構想另一種未來

第一章　重新發掘王夫之
第二章　湖南復興的基礎
第三章　湖南維新運動
第四章　在日本重整旗鼓
第五章　湖南與清朝的覆滅
第六章　重建
第七章　毛澤東與湖南自治運動

跋：湖南與中國
誌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