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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隱心不隱跡
本書是南宋一位禪僧的生活史，探討的是南宋傑出文學僧淮海元肇(1189-1265)的寺院生活(monastic life)與世俗生活(secular life)，記錄他出世與入世生活的詳情；也就是從入世與出世的兩種角度觀察他的生平、經歷和事跡。這種同時關注禪僧寺院與世俗生活，或者出世與入世生活之做法，似乎顯得矛盾、弔詭，其實相當在理，因為僧徒必須出世修行，入世行化；不管從政治、社會、宗教、家庭、人際關係等種種層面來觀察，他們既要寄身山林，又須驅馳朝市；既欲出家求道，又期涉世救贖，欲斬斷世緣俗情，是戛戛其難的。更有甚者，他們不獨要言性理，而且要談世道人情，超離寺院裏嚴肅而千篇一律的生活共相，而創造一己在寺院外春花秋月、詩情畫意的個性。 北宋名僧覺範惠洪(1071-1128)曾以「寓世當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之說，勸請大慧宗杲(1089-1163)住開封天寧寺。 惠洪是位「遍游朝市卻山林」的禪僧， 視「山林朝市皆相似」， 而主張「循緣而行」是很自然之事。他勸宗杲來主天寧，雖然在意義上還是住在「山林」，但此「山林」畢竟是在府城，欲「忘機林鳥下」而不與奔逐市朝間的仕宦公卿、紅塵俗客、商賈信士周旋，又談何容易？ 惠洪與宗杲所交往之人物，三教九流，包含社會各種階層之僧俗，應該就是唐僧皎然 (720-805)所謂「隱心不隱跡，卻欲住人寰」的一種表現吧。
淮海元肇不過是南宋許多寄跡方外，游心朝市的僧人之一，但以他為中心，來顯現他的禪僧生活史，可以與筆者介紹過的其他文學僧的生平與事跡合觀，來對南宋禪文化的發展與變遷獲得一個較全面的印象與了解。本書即是要以淮海元肇的禪僧生涯為例，考釋他在寺院內外與僧俗之間的交游、酬酢和各種不同層面的互動。這些互動中，他與官僚、士人之互動是本書的重心之一。因為這種互動亦關係文士生活，足以顯現文士之耽於法喜、與方外交者，實遠多於吾人之想像。唐以前，名稱於蓮社者多人，固不待言；唐宋二朝，爵列三品，位居公卿，而身游方外者更不在少數。而高才俊逸，沈伏下僚，棄官閒居，遊戲叢林者則寖寖多矣。以下稍做一簡單之回顧。
自唐以來，「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如韓愈之儒士固不乏其人，嘲侮或貶抑僧緇黃為「六民」中之不事生產者如范仲淹之文士亦所在多有， 但僧徒之德行高潔、佛理精深，或善於詩文翰墨者，也往往受到文士儒者之敬重，而與之交往，甚至建立深厚之友誼。就唐代文士之尊禮僧徒而言，可以韓愈(768-824)之於潮州大顛(732-824)，裴休(781-846)之於黃檗希運 (?-850)，顏真卿(709-785)之於皎然，劉禹錫 (772-842)之於廣宣，韋丹之於靈澈 (?-816)為例。韓愈於潮州遇大顛，喜其「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來往十餘日。及去袁州，留衣而別，表現了他通達人情，禮敬僧徒之一面。 裴休有〈贈黃檗山僧希運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詩作於江西洪州，詩中表示他追隨黃檗希運為其弟子之願望。後於鍾陵(亦在洪州)及宛陵(安徽宣州)為官，延希運住龍興寺及開元寺，朝夕相隨問道，先後完成《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及《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留下了黃檗禪學重要之典籍。 顏真卿在湖州時，於皎然駐錫之妙喜寺三葵亭召集文士修《韻海》，皎然亦參與其役。顏真卿常偕皎然出遊，屢有唱和，其交情可以想見。 劉禹錫在會昌間與詩名正盛的廣宣上人最善。廣宣奔走於公卿之門，韓愈厭其人，作〈廣宣上人頻見過〉一詩諷之。 而劉禹錫則深慕之，於答廣宣〈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大贊其詩云：「碧雲佳句久傳芳，曾向都城住草堂。振錫常過長者宅，批文猶帶令公香。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天入道場。若許相期同結舍，吾家本自近柴桑。」 竟有欲與廣宣為鄰之意。顏真卿的外孫韋丹與東林僧靈澈為忘形之契，他嘗為思歸絕句寄靈澈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嵓前必共聞。」 詩中表達他有學東漢學者張衡(78-139)歸隱田園、結卯廬山之計，可以預見他在五老峰之巖前與靈澈相見之期。靈澈雖視之為「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卻不能踐其言之例， 僅能揶揄其語，於答詩中埋怨他未踐其言而說：「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多數唐代文士之與僧徒相游，結為至交，除了有意習佛之外，實多因其人擅長詩作之故。也因為彼此詩趣相似，常互相酬唱，引為知音。以晚唐五代為例，羅隱(833-909)之〈和禪月大師見贈〉一詩有云：「高僧惠我七言詩，頓豁塵心展白眉。秀似谷中花媚日，清如潭底月圓時。應觀法界蓮千葉，肯折人間桂一枝。漂蕩秦吳十餘載，因循猶恨識師遲。」表示於貫休(823-912)有「相識恨晚」之憾。 吳融 (889年進士)〈寄貫休上人〉云：「別來如夢亦如雲，八字微言不復聞。世上浮沈應念我，筆端浮動只降君。幾同江步吟秋霽，更憶山房語夜分。見擬沃洲尋舊約，且教丹頂許為鄰。」 表現了時時想念貫休而欲與他唱和之心曲，回憶他與貫休步吟江上，山房夜語之情景；甚至希望身如瘦鶴的貫休能夠答應與他為鄰居。他在為貫休所寫的〈《西岳集》序〉中還說：「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談論未嘗不了於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歸，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感。此外，商榷二雅，酬唱往還，越三日不相往來，恨疏矣！」 三日不見，即有疏離之感，這種親密之關係，真非一般交情可比。又如，荊南孫光憲(900-968)與貫休之法友齊己(863-933)有「周旋十年」之誼， 兩人唱和之作不下十首，惜其詩皆佚，無法知其究竟。孫光憲之友荊南梁震(生卒年不詳)，亦與齊己友善，兩人酬唱甚密，梁震曾貽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甪里煙霞憶共眠。」 竟有同席共眠之經驗。或曰此是齊己〈寄梁先輩〉中詩句，但以該詩之末兩句「愛惜麻衣好顏色，未教朱紫汙天然」看來， 應是梁震致齊己詩之詩句，旨在提醒齊己能夠身著麻衣為僧，存其天真自然，不會像他被官場上之朱紫所汚。唐僖宗朝名詩人鄭谷(894-911) 接見齊己後，讀其〈早梅〉詩，有「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之句，勸齊己改「數枝」為「一枝」，齊己尊之，士林遂以鄭谷為齊己「一字師」。 他在袁州時，亦勸來訪的齊己改其獻詩中之一字，齊己依其言，改其詩之「別下着僧床」為「別掃着僧床」，遂與鄭谷為詩交。 鄭谷又與詩僧文秀常相過從，時有詩唱和。其〈寄題詩僧秀公〉云：「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楚公吟。近來雅道相親少，惟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無暇日，就山歸老有東林。吟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筇數訪尋。」 詩中提到的靈一、清塞、可公(無可)、楚公(懷楚)都是與鄭谷交往的詩僧，而文秀不但屢有贈詩，而且屢次攜筇來訪，可見鄭谷與他交情之深。凡此皆是唐代士人與詩僧交游之例，而這些詩僧也有詩集傳世，為後世所知。鄭谷說他「愛僧不愛紫衣僧」，又說「詩無僧字格還卑」， 或許是因為他與詩僧特別有緣之故，若是用宋太宗朝士人安鴻漸(生卒年不詳) 之語，譏僧侶都是「鄭都官不愛之徒」，就是有意誇大其實，而厚誣古人了。
詩僧雖然代不乏人，但因唐代詩歌鼎盛，僧徒用心於詩者亦較前朝為多。至於晚唐、五代、宋及以後各朝，詩僧人數不斷增加，多酷愛韻律，苦吟不輟，與許多文人騷客一樣，視作詩為人生一件大事。唐代之詩僧皎然、賈島、貫休、齊己等人，雅善詩歌，耽於吟詠，獻身詩業，幾至詩佛交融、詩禪合一了。 以迄宋代，此類詩僧有增無減，他們與文士交游唱和，蔚為風氣，而文士亦樂與結交，常引為直諒多聞之友。
唐代詩僧亦有能文者，如韓愈之僧友令縱，在韓愈眼中，是「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而其歌頌文武豪士之文，多「典而不諛，麗而不淫」，韓愈認為是「有中古之遺風」，對他評價甚高，至於忘其為釋氏之子。 大曆、貞元間詩僧靈一，被認為是齊梁以來，僧徒為文者中之少數入其流者，「能刻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遞和，不其偉歟？」 靈澈「一心好篇章」，自從聲名上揚，如雲得風，遂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 劉禹錫之師皎然，宋人嚴羽(生卒年不詳)以為其詩「在唐諸僧之上」 ，理宗景定朝太学生范晞文(生卒年不詳)以為是與靈澈等二、三詩僧最可取者。 石林居士葉夢得(1077-1148)認為是唐詩僧中之最傑出者。他也能為文，雖四庫館臣以為非其所長，但著有《詩式》一卷，頗受好評。 雖然如此，以上諸僧，除皎然有幾篇雜文流傳之外，都僅有詩集傳世，而其詩集如今尚存者，亦僅皎然、貫休、齊己等人，其他僧人之詩都星散於後人所編之詩僧合集中。
唐代詩僧雖多，能文者畢竟只有少數。宋代詩文之風大熾，宋初九僧之詩，名盛一時。秘演、惠廑、惠思、惠勤、曇穎(989-1060)、元淨(1011-1191)、常總(1025-1091)、佛印(1032-1098)、參寥、維琳、清順、祖心(1025-1100)、晤新(1044-1115)、惟清(?-1117)之輩，亦北宋詩僧一時之選，分別為歐陽修(1007-1072)、梅堯臣(1002-1060)、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 等文士之友。許多僧徒不僅能詩，而且頗知文史，除能寫各體詩文之外，還有餘力撰寫僧傳、僧史、隨筆、書札、掌故等等，既擅古文，又兼長四六，使儒林文士，名公巨卿，亦不得不另眼相看。譬如，歐陽修(1007-1072)雖反佛，但對與他同庚的明教契嵩(1007-1072)卻相當尊禮，認為僧中居然有此善為古文之人物。契嵩除寫詩撰文之外，還著書輔教、作論非韓，力主禪門傳法正宗，留下了不少慎思明辯之文，為後世僧徒所深慕，是其友楊蟠(約1017-1106)所謂：「曽著文章原大道，獨推性命濟羣生」之傑出禪僧， 也是典型的「文學僧」。契嵩之後，又有惠洪，也擅長詩文。他與契嵩一樣，詩文之外，又有僧傳、隨筆、論疏，皆可見其博通內、外之學，游心文字與禪，往來於山林與朝市間，也是個典型的「文學僧」，為後世僧徒所仿效。苕溪漁隱胡仔(1110-1170)說他「其才性嶷爽，見於言語文字間；若於禪門本分，則無之也。」才性嶷爽之說，當為質實之語；禪門本分則無之議，恐是就其曠放形象而言。
宋代文士與詩僧、文學僧交游，於唐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蘇軾與多位僧人游，且交情都很深厚，其中參寥與他相交二十餘年，經常形影相隨，情同莫逆，時相唱和，真是肝膽相照，無話不說。蘇軾曾有〈八聲甘州〉詞一闋寄參寥子，其詞之下片云：「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更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此詞是元祐六年(1091)蘇軾於離杭州赴京為翰林學士時作，也是他少數對僧人毫無掩飾的剖心析膽之作。回顧他與道潛之相知相得，確是前無古人。他似乎在宣誓自己一定會依兩人之約定，實踐謝安(320-385)東山之志，與參寥退隱林下，而參寥也不用如謝安的外甥羊曇(生卒年不詳)一樣，「行不由西州路」，為他難過而回首沾衣涕泣了。
黃庭堅也與數位禪僧相交，屢贈詩予他們，其中與他交情最深厚者，當是死心悟新。死心悟新與他有師兄弟之誼，同出黃龍晦堂祖心之門。山谷雖無與他唱和之記錄，但在黔南道上有〈與死心道人書〉數帖，對悟新亦師亦友的啟迪與解惑深表感激。其一說：「往日常蒙苦口提撕，常如醉夢，依稀在光影裏。今日昭然，明日昧然，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涯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相背，乃是第一慈悲。」 他的另一位法兄靈源惟清大概見了此書，曾寄之以偈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自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靈源偈中之「化女」與「瞳人」都有「仙女」之意，而「金色頭陀」則原指拈花微笑的大迦葉。惟清似在揶揄黔南道上苦行的山谷，說他相隔萬里才知悟新之好處，勸他勿有求仙之意，而應在無處可藏處轉求於悟新禪師。山谷和曰：「石工來斵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狸奴心即佛，龍睛虎眼主中賓。自攜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 大意是說他先前入了寶山，卻空手而去，有如無手之人。因此才知道石工有砍去他鼻端塵之作用，而感到其斧頭之可親。他用大慧宗杲的「自攜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為轉折， 來說他經歷了「沽村酒」之階段後，才悟到「心即佛」與「主中賓」的體中之用的道理，如今雖然與悟新萬里相隔，但卻能深見其精神，已深深認識「死心寮」裏的悟新了。他的第二書說：「承已退翠巖，寄住祐聖，氣力安樂，良慰懷想。今夏居處，亦有水濱林下可逍遙者乎？公脊骨硬如鐵，去住自由，今天下道人中一人而已。」 也充分表達了對悟新的關切之情。
宋代與僧徒結交之文士甚多，元詩評家方回(1227-1305)認為這是因為「士大夫嬰於簮紱，不有高人勝流為方外友，則其所存者亦淺矣。」 這是說士大夫因過著服冠簪和纓帶上朝為官的生活，若未與僧道為方外友，相與薰染，則其涵養必淺。這當然一偏之見；其實士人與僧徒相交，原因甚多，目的不一。有喜佛說而欲交僧徒者；也有習內學以補其所學世典之缺者；有喜浮屠之佛衣儒行者，更有因僧徒之詩文為「士人詩」、「官員詩」而感親切而欲相交者， 因人、時、地之殊而異，不易歸類。方回還說：「楊文公之於廣慧璉、梅聖俞之於達觀穎、無盡之於甘露滅、無垢之於妙喜杲，死生窮通以之；而吾紫陽晦翁，深闢異端，得一志南杏雨柳風之句，尤極口稱道，不啻己出。」 方回所舉之例，雖然只代表宋代士人與方外為友之少數，但若考其論交之原因，不難發現其中之異，但詩文詞章都是論交過程中之重要因素。這是因為僧徒讀儒書者者不少，多非忘情絶愛之輩。其善於詩文者，亦不覺得吟風弄月，甚至「淫詞豔句」，有礙菩提之路，所以樂於以詩文相切磋，並藉以彌縫儒、釋間之差異。因此之故，不少僧人都有詩文集流傳於一時。但方回所舉的這幾位僧徒，除甘露滅(按：即惠洪)外，或不以詩文名於時，或詩文集並未傳世。惠洪與無盡(按：即張商英)之交往，不僅因詩文而已。而無盡之尊惠洪，實因惠洪提醒他真淨克文(1025-1102)老師之「真藥現前」，使他「頓見真淨用處」之故。 他與惠洪過從甚密，除贈詩酬唱外， 還邀閱所注佛經，及贈送禪師畫像。 論者甚至認為，惠洪因為遊於張商英之門，至於論詩之格律也與張商英相似。 楊文公(即楊億，974-1020)三十歲問道於廣慧元璉(951-1036)禪師，尊之為師， 但不見他與元璉有任何詩文之相酬作。梅聖俞(即梅堯臣)與達觀曇穎為厚交，兩人屢有唱和，但一如下文所言，曇穎之詩並未傳世。無垢(即張九成，1092-1159)與大慧宗杲為方外友，兩人關係甚深，命運相繫。大慧雖有詩致張九成，但並不以詩名，故兩人之相交，以禪學為主。朱熹與志南之交游，雖以詩為因緣，但，兩人並無酬唱之關係。不過朱熹嘗讀志南之詩，甚賞識志南，故跋其詩卷時，稱：「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閒暇，無蔬笋氣。如云：『霑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栁風。』余深愛之。」 志南遂因此詩句而知名。文公還與志南互通書信，討論寒山子詩集之善本與刻印，並建議在天台山的志南說：「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為讎校刋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 同時，還贈送偶得之「安樂茶」，「分上廿缾，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送給志南，以酬謝他惠寄的「黄精、笋乾、紫菜多品」。 他們也曾一起遊廬山，祭拜濂溪先生書堂。 兩人交情之佳，可見一斑。但朱熹所跋的志南詩卷，顯然也已失傳。
不論是契嵩、惠洪、志南或許多其他與士人交游之宋僧，其交游之軌跡，多半未見於士人之詩文集內；偶而見之，也是零星數語，難以盡窺其關係之深淺。而宋僧有詩集、文集流傳者並不多；即令曾有流傳，也只是為時不久，即告陸沈。致使知者有限，許多僧人之寺院與交游生活，難以查考。譬如浮屠秘演，歐陽修認為是與其友石曼卿(992-1040)相同的「奇男子」，也是「天下奇士」。他們一隱於酒，一隱於浮屠，但都「喜為歌詩以自娱，當其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 因此，「一時賢士皆願從其㳺」，而歐陽修自己亦時時至其居室。 在歐陽修眼中，石曼卿「詩辭清絶」，但是他「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 尹洙(1001-1047)與他相識二十餘年，說他「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服而儒其心。」 秘演有詩三、四百篇， 也曾裒集成書，歐陽修為之作序於先，尹洙作序於後。但此詩集並未流傳，所以如今也多不能見，只有七首見錄於陳起的《聖宋高僧詩選》中。 又如，石曼卿的另一至友釋惟儼(生卒年不詳)，「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 其為人耿介剛直，擇友甚嚴，非賢士不交，而有不可其意者，無論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因而「一時賢士多從其遊」。 惟儼有文數百篇，曾結集成書，歐陽修亦為之作序，認為可據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 但是這文集，也未流傳，如今恐一篇也不得而見矣。類似不傳的僧詩與僧文甚多，也因為詩文之不傳，而其作者也就都不為世所知了。譬如，太宗朝有某處才上人，自九華山來長洲訪王禹偁 (954-1001)，據時年三十四歲的王禹偁說，上人「叩門遺我瓊瑤編，錚錚五軸餘百篇。」 此五軸百篇的書，即成了兩人定交之媒介，故王禹偁說：「定交仍以書為先。」 而這「五軸餘百篇」應該是詩文集，而所以為衛道闢佛的王禹偁所能接受，實是因為「書中不說經，文中不言佛」， 全不涉及佛教；王禹偁讀後，還認為處才上人是「有心直欲興文物」之同志，可以為友。
又如達觀曇穎與歐陽修及其好友梅堯臣相交往，梅堯臣雖高唱儒道，自詡「平生守仁義」又「力遵仁義塗」，但與多位禪僧交游，常互相唱和。他還賦詩寫惟儼所居之「粹隱堂」，對惟儼相當熟悉。詩中說惟儼「十年不出户，世事皆剗鉏。時無車馬遊，焚香坐讀書。」 他與達觀曇穎(989-1060)有二十年以上之交情， 曾說他「書史無不觀，詞章尤雅麗」，頗重其人。兩人交情之厚，約略可從其唱和之作窺見大概。但為他立傳之惠洪，對兩人之交誼竟然隻字不提，而後來之僧史作者亦未察覺，致使曇穎之詩名及文名皆晦而不彰，而其詩文也就流傳無幾了。《聖宋高僧詩選》僅收錄曇穎詩一首，實在有負其詩名。
契嵩與惠洪之詩文集及佛教著作流傳既廣且久，吾人得以綜觀其處世、行業及思想，從較宏觀的禪文化史脈絡去理解。臨濟中興之代表大慧宗杲，雖無詩文集流傳，但有書札傳世，也有助於吾人對他與士大夫交游的認識。其他北宋僧人如道潛也有詩集流傳，使後人對他也不至陌生，知道他也是位擁護「儒釋殊科道無異」的詩僧。 可惜大多數北宋僧的詩集或文集多因故未能流傳，對北宋佛教史之研究造成了許多不便。
南宋僧人不乏如契嵩、道潛、惠洪和大慧等留下詩文集或書札者，其有詩集傳世者，號稱詩僧，如雲泉永頤、芳庭師植、亞愚紹嵩等人，筆者已在拙作《一味禪與江湖詩》中介紹。 其有詩文集傳世者，筆者稱之為「文學僧」，如橘州寶曇 (1129-1197)、北磵居簡(1164-1246)，淮海元肇(1189-1265)、藏叟善珍(1194-1277)、物初大觀(1201-1268)和無文道璨(1213-1271)等皆是，筆者也在同書介紹過。不管是詩僧或文學僧，內心大概都有「詩文不礙禪」之看法，這種看法在相當程度上已為當時禪僧之共識，所以當元肇的晚輩文迥(1211-?)描寫元肇是「四海今淮海，中年主萬年。虛空曾悟性，文字不離禪」時， ，他應當是視「文字不離禪」為理所當然之事的。本書即是以元肇的詩文集為基礎，對淮海元肇的生平、交游及詩文作個更深層之研究、考釋及析論，希望探賾他的詩禪世界，就他在南宋禪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給予適當的定位。全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討論文學僧淮海元肇與南宋的禪文化，第二部分則是元肇詩集《淮海挐音》與文集《淮海外集》的點校。
第一部分除本緒論之外，含有七章，分別介紹元肇與其著作之流傳；析論元肇所作各類主題之詩；探討元肇與文士間之交游；分析元肇之文士化生活；追蹤元肇與叢林耆舊之關係；彰顯元肇對叢林之深厚感情；總結元肇在出、入世之間所表現的人間情義。此部分並附錄兩篇發表過之相關文章。附錄一題為〈「大夫去作棟梁材」之作者與史彌遠伐松辨〉，考論元肇所作〈大夫去作棟梁材〉一詩被張冠李戴，改頭換面之原委。由於此文論及癡絕道沖出任靈隱寺住持之時間及與靈隱寺松被伐之關係，遂以〈癡絕道沖與南宋的禪文化〉為附錄二，具體說明癡絕道沖的身分與其在禪文化中所扮演之角色。
第二部分的內容及點校詳情，可見於《淮海挐音》與《淮海外集》兩書的點校凡例。由於《淮海挐音》與《淮海外集》一直都為日本少數圖書館分開庋藏，不易獲閱，筆者只能憑所抄錄之兩書，做為討論元肇生活史之根據。論述既畢，爰將兩書輸入電腦，點校合刊，使元肇之詩文合為一體，以便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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