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文帝國

一五七八年，蒙特佩利爾醫學教授儒貝爾獻一本書給納瓦爾女王馬格麗特，標題是《醫學和養生法常見的錯誤》。雖然標題是這麼寫，內容主要卻是探討產科學。這點使它遭到很多醫生強烈譴責。他們責備這位同行把一本含有「所謂下流題材」的書，獻給一位「最貞節、高貴的女王侯」。他們指出「這一切用拉丁文比用法文合適」：其中一個理由是，「這些話用外語聽起來，不像用通俗語言那麼糟，而且會對這些話甚感羞恥的婦女和少女，過去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佛羅倫斯人科泰利尼出版《人體解剖學入門》時（Instituzioni dellanatomia del corpo umano，一六五一年），也遭到同樣指責：有人指控他淫穢，因為他用義大利文論述解剖學，而且沒有用拉丁文描述人體（至少人體的某些部位），因而使女性的端莊陷於危險境地。

在英國，基於社會因素，所謂「大眾化」的醫學作品在清教徒革命期間開始出現，這些作品雖以原著為主，但更多是拉丁文著作的譯本。它們的作者和譯者放棄拉丁文，改用被視為「粗俗的」英文詞彙描述性器官和生殖過程，對此他們不得不為自己提出辯解；他們聲明自己正大光明，沒有散布淫詞穢語的不良企圖。他們也努力向讀者（尤其女性）再三保證，讀這類著作不會對他們的「正經」構成任何威脅。

十八世紀期間，醫學著作中不但有類似的意圖聲明，而且都訴諸古代語言。一七三六年，身兼御醫和皇家中學教師的阿斯特律克，以拉丁文發表一部論及性病的著作。他並非不知道如此一來，這本書對不懂古代語言的外科醫生幾乎沒有助益；但更崇高的理由占了上風：不外乎強調「得體」，對於用法文探討某些疾病、描述身體的某些部位感到「可恥」。為了支持自己的立場，阿斯特律克引述醫學權威塞爾塔斯的話。後者在不得不論述陰部感染的疾病時，曾寫道：「陳述這類主題的適當詞彙，用希臘文較能令人接受，也較普遍得到習俗的認可……用拉丁文描述這種疾病反而顯得下流，而且冒犯了正經人士。」因此，拉丁文（可說是現代人的希臘文）在使用上有了正當性。

拉丁文在醫學界的這種用法持續很久，尤其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探討性病理學的醫生和精神科醫師的著作中。一八五七年，法國醫生塔迪厄（後來成為巴黎醫學院院長）透過專門出版醫學著作的出版商巴耶爾，發表一部作品，標題是：《妨害風化罪的醫學法律研究》。這部作品探討妨害風化罪、強姦、雞姦和男性間的肛交。在序言中，作者為使用法文辯解，並以專業上的職責為由。

這個主題本質上需要一些用來激發所有正經與羞愧感的細節，但我認為不應在這一切面前退縮。任何身體或精神上的痛苦，任何創傷，無論有多腐敗，都不應嚇倒獻身於人類科學的人，而醫生神聖的職務，在要求他必須什麼都看、什麼都知道的同時，也允許他什麼都說。除一點外，我甚至認為不應藉拉丁語來掩飾……

事實上，在提到「雞姦患者的某些類型」時，塔迪厄改用拉丁文陳述，他的解釋是：「如果有人不允許我用簡短而委婉的拉丁文掩蓋這一切，我很可能在這些淫邪的細節面前退縮。」醫生神聖的職務在這裡碰到了極限。幾年後，這段藉助拉丁文的簡短文字（實際上足足占了半頁），原封不動出現在維也納精神科醫師克拉夫特艾兵的著作《性心理變態》中（一八八六年），這是第一部有系統地描述當時所謂的性倒錯或性疾患的作品。克拉夫特艾兵不僅引述塔迪厄的話，也在〈反常的性情感〉那章，將敘述語言由德文改為拉丁文，根據他的自白，這麼做是「基於明顯的理由」。

藉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這些醫生在論述解剖學、產科學或性疾患時，會再三強調自己心存正念。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別人會如何解讀這些著作：拿來當作性教育手冊、甚至刺激性慾的工具。一六三九年，赫爾姆斯特大學醫學教授梅邦以拉丁文出版一部作品，標題是De flagrorum in re venerea usu（《性事中的鞭打行為》）。書中，他以嚴格的醫學用語檢視並解釋性無能的男女，如何在未被鞭打的情況下有性關係。一六七○年，梅邦的兒子反對再版，並公開表示他生怕該書會引起某些人放蕩；但最後他樂觀其成，因為一想到這個版本將以「只有博學者熟悉的語言」發行，他的顧慮就減輕了。一七一八年的英文版（明顯具有淫穢特色），證實梅邦之子的顧忌不是沒有道理。

拿拉丁文來掩蓋某些事實的做法，並不限於醫學等負有責任的傳統領域。事實上，它存在於各種各樣的學科著作和記載中。在十八世紀，英國有人用拉丁文寫私人日誌，以記錄不大能公開承認的醫療和疾病的細節。歷史故事偶爾也會改用拉丁文記述。因此，索利尼亞克在著作《波蘭通史》中，為了「不冒犯讀者的高尚正直」，而改用拉丁文敘述十世紀專給私通者和通姦者的性刑罰。歷史學家吉朋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時，遇到需要描述性方面的事實（如：拜占庭皇后狄奧多拉的「不道德行為」），他改用拉丁文；面對有人抨擊他的作品下流，他不得不為自己辯解，還特別以下述論點反駁對方：「我的英文作品很純潔，所有淫穢的段落都隱蔽在一個學術語言中。」文學也有類似的例子，甚至出現在不被視為一本正經的作家著作中。

法國作家布蘭多默在著作《蕩婦》中，提到義大利作家阿雷蒂諾描繪的性愛姿勢時，放棄使用法文：他先重述以理性和基督教教義為準則的決疑論者的說明，再以拉丁文表達接下來的部分。布勒東是自己主動在著作《尼古拉先生》中，用古代語言記述最初的性衝動：「要描述這個，」他寫道，「我會採用學術語言……」他的做法是，在正文中直接由法文轉換到拉丁文，或將無法在正文中「說明」的部分，移到拉丁文注釋。

以上粗略的研究，不能沒有考慮學校界就下結論。從十六到二十世紀期間，大量使用拉丁文的學校界，同樣賦予這個語言培育人和道德教育的作用。這點導致學校拒絕採用很可能刺激少年，甚至引發他們產生所謂有害思想的著作。儘管如此，仍有一些確實有危險的作品，基於各種因素，叫人無法完全忽略。雖然所謂的「古典」精選版本是主要的解決辦法，偶爾還是有人用拉丁文改寫一些著作。這種改寫舊作的做法，在十九世紀中葉依然盛行；一八八七年泰倫斯作品的英文版（「經審慎刪改以供學校使用的」版本），正是如此。

在一篇標題為《佛密歐》的劇作中，專門拉皮條的多力歐同時被描述成leno（淫媒）和mercator（商人），至於他看管年輕女人的理由則沒有任何交代；因此，某幾行必須改寫，最起碼要換掉leno這個字，結果為了顧及拉丁文韻律學和格律學的規則，造成一連串的修改。同樣在學校界，拉丁文也用來翻譯希臘文學中被視為猥褻、淫穢或有失禮節的段落。例如，阿爾托在一八四一年以法文翻譯《阿哈奈人》（希臘最傑出的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劇作）時，不得不在第一二二○行插入：「至於我，我想要上床睡覺；我受不了了，我需要放鬆一下。」後面的注解是：「這些粗俗的詞語……無法譯成法文。」接著，他用毫無忌諱的拉丁文譯出：Tentigine rumpor, et in tenebris futuere gestio。

在前面引述的許多著作中，作者使用拉丁文是為了「正經」人士著想，講白一點，即不能失去「端莊」的女性。用她們不懂的語言描寫一些事情，或許就能避免冒犯她們。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回想一下，女性接觸拉丁文是直到很後期才有的現象。在十七世紀，懂拉丁文的女性是少之又少；況且，大家舉的例子都大同小異。而懂這個語言的女人，也會把這個事實「當作一種罪過」加以隱瞞，因為她們很清楚這種知識會讓她們在道德上遭受質疑。事實上，拉丁文過去被視為使女人墮落的根源。布蘭多默指出，讓女性學拉丁文，閱讀如奧維德的《變形記》這類作品是有危險的。當然，法國、義大利或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也會有「色情故事」和「淫詞穢語」；但那些都是個人私下的讀物，和研讀拉丁文大相逕庭。後者通常由家庭教師指導，而且一定是男性；當時這必然也是特殊課程，在「密室和小房間裡，閒著沒事的時候」進行。

除了這種一對一教學具有潛在危險外，作品本身也有危險。當出現不拘禮節的段落時，家庭教師不是跳過這一頁（當下反而引起最後總是得勝的好奇心），就是立即提出評注（這種意譯實際上比直譯為害更大）。布蘭多默還提到因此由拉丁文造成的致命影響，和正等著「女大學生」的墮落。一個世紀後，一位始終隱姓埋名的作家也表達同樣的觀點，但他是為女性有得到知識的理由和權利辯護。這位作家一開始就對「知識會帶給女性道德上的危險」這種說法表示反對，他還說：「人家常說學語言是一種惡兆，尤其是學拉丁文。俗話說：『女人講拉丁語，準沒好下場。』」他先以幾位貞風亮節但博學多聞的貴婦為依據，對這種「真理」加以駁斥，接著又質疑支持該論點的理由：「或許有人說，我們在這些學術語言中，發現無人敢用活語言寫出來的淫詞穢語，而這會讓女孩子學到我們想要隱瞞她們的事情。」

然而，拉丁文也出現在被當作「學者的語言」（也就是男性文化菁英的語言）引用的例子中。在這裡，我們的問題是：如果信息都一樣，當領受者是懂拉丁文的男性時，究竟是哪方面沒有冒犯人的特性？當時的教學法提供了答案。雖然拉丁文肯定會讓女性墮落，但對男性而言，學這個語言卻反而對他們有益：拉丁文被視為男性的一種補品，能訓練他們的判斷力，不僅防止他們犯錯，也提防他們落入第一印象。

當拉丁文終於和所有不「得體」之事畫上等號，語言學方面的省思針對這點提供了解釋與證實。波爾羅亞爾社團的邏輯學家因此對詞義下了一些評注，其中包括他們視為基礎的以下這點：「……一個詞除了被視為該詞本義的主要概念外，還會產生好幾個不同的概念（我們可稱之為次要概念），儘管後者已在我們腦海中留下印象，我們卻沒有注意到它們。」其次，他們提出「不得體」的字眼和措辭的問題，以便知道它們是否表達了「不得體」之事；在這點上，一些原本沒有這種含義的字眼和措辭之所以變成那樣，同樣完全取決於人賦予它們的次要概念。一六八五年，當培爾不得不對耶穌會士曼布爾的著作《加爾文教義史》作出回應時，也重申同樣的論據。關於某些作者大膽說出侮辱的話，培爾表示「想要激動，用拉丁文比用通俗語言較不易受責備。」和法文比較起來，用拉丁文說侮辱的話較不會冒犯人。他以對照的方式繼續說道：

我們的語言已變得如此高尚，就連用法文發表解剖學演說的醫生，面對全場的男士聽眾，也會改用拉丁文表達很多事。這些醫生從學者的語言借來的詞彙，與他們不敢使用的法文詞彙意思相同，只是前者冒犯人的程度還是小於後者。

接著，他重申上述波爾羅亞爾的論文「邏輯或思考的藝術」，並從中引出結論：

……我們應有理由相信，用法文和用拉丁文講同一件事的兩人，後者比前者正經，因為他雖喚起自己避免用法文表示的事物概念，卻未喚起這些法文話被賦予的放肆無禮和缺乏尊重的概念。

因此，雖然「民族對高尚正經的重視已用於本世紀」，且阻止我們使用某些法語詞彙，我們還是可以用拉丁文述說同樣的事，而「不會顯示出我們藐視這個新禮節。我們並未賦予這個語言新的概念：社交禮節並未使這些措辭變得比昔日更不堪入耳、更粗俗。」只要使用拉丁文，作者就不會冒犯讀者或使對方產生不良企圖，而讀者也不會把作者想成放肆無恥的傢伙，反而會認為他是完全合乎當代社會標準的人；為此，眾人心照不宣的一個中立規約被拿來使用。

一五七八年，蒙特佩利爾醫學教授儒貝爾獻一本書給納瓦爾女王馬格麗特，標題是《醫學和養生法常見的錯誤》。雖然標題是這麼寫，內容主要卻是探討產科學。這點使它遭到很多醫生強烈譴責。他們責備這位同行把一本含有「所謂下流題材」的書，獻給一位「最貞節、高貴的女王侯」。他們指出「這一切用拉丁文比用法文合適」：其中一個理由是，「這些話用外語聽起來，不像用通俗語言那麼糟，而且會對這些話甚感羞恥的婦女和少女，過去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佛羅倫斯人科泰利尼出版《人體解剖學入門》時（Instituzioni dellanatomia del corpo 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