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自　序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是我的第一本純散文集。我這一生寫過不少抒情散文，其中有長篇，也有小品，但是從《左手的繆思》到《青青邊愁》，每逢出書，抒情散文總是和專題論文、書評、序言、雜文等各色文體並列在同一個封面之下，其結果，當然是體例不純。所以從五年前的《分水嶺上》起，我就把自己的文章一分為二，像山嶺分開水域那樣，感性的歸感性，知性的歸知性，分別出書。

自從《青青邊愁》以來，我的抒情散文一直還不曾結集。《青青邊愁》裡最晚的散文，如〈花鳥〉、〈思臺北，念臺北〉等，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這本《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收集的二十篇散文，以寫作時間而言，始於一九七八年冬天而終於一九八五年夏天，前後歷時七年。其間一九八○年最為多產，共得五篇，而一九七九年卻一篇也沒有。散文產量之多寡，與我當時其他文體的寫作有關：寡產之年說不定我正忙於寫論文，或正耽於寫詩。一九八五年二月至八月，我為聯合副刊的專欄「隔海書」還寫了三十篇左右的雜文小品，其中不無可留之作，但因篇幅較短，筆法不同，當與我回臺後的其他小品合出一書，所以就不收入此集了。

這漫長的七年，除了有一年（一九八○至八一）我回臺北客座之外，其餘都在沙田度過。永難忘記當日在書齋面海的窗下寫這些散文，吐露港的波光，八仙嶺的山色，都嫵媚照人臉頰。集裡的〈沙田七友記〉寫於我香港時期的盛時。那時我在沙田已經住了四年，生活大定，心情安穩，不但俯仰山水，而且涵濡人文，北望故國，東眷故島，生命的棋子落在一個最靜觀的位置。教了半輩子書，那是第一次住進校園，不但風景絕佳，有助文氣，而且談笑多為鴻儒，正可激盪文思。沙田的文苑學府，高明的人物那時當然不止七位，例如當時久已稔熟的黃國彬，和後來交往漸密的梁錫華，在我的香港時期，便一直是筆墨相濡聲氣相應的文友。

〈牛蛙記〉、〈吐露港上〉、〈春來半島〉幾篇所表達的，仍不失這種正盛方酣的沙田心情。同樣是寫香港的天地，〈山緣〉和〈飛鵝山頂〉在九七的陰影和臨別的壓力下，感情的張力就比前三篇要飽滿得多。〈山緣〉是我對香港山水的心香巡禮，〈飛鵝山頂〉則是我對香港山水的告別式了。十年的沙田山居，承蒙山精海靈的眷顧，這幾篇作品就算是我的報答吧。如果說徐霞客是華山夏水的第一知音，我至少願做能賞香港山水的慧眼。

儘管如此，當時隔著茫茫煙水，卻也沒有一天忘記了臺灣。〈沒有人是一個島〉正是我回首東顧所打的一個臺灣結，其線頭也纏進了〈輪轉天下〉和〈記憶像鐵軌一樣長〉。其實即使在香港時期，臺北也一直在我的「雙城記」裡，每年回臺北的次數不斷增加。〈秦瓊賣馬〉、〈我的四個假想敵〉、〈開卷如開芝麻門〉三篇都是回臺北小住所寫；寫最後這一篇時，正當三年前的端午季節，父親重病住院，我放下一切，從香港趕回來侍疾，心情不勝悽惶，卻因答應過聯副，不得不勉力成文。

去年九月我離開香港，天曉得，不是拋棄香港，只是歸位臺灣。其實也沒有歸回原位，因為我來了高雄。當然，就算重回臺北，也不能再歸回原位。逝者如斯，既已抽足，自非前流。

作家常有詩文同胎的現象：蘇軾的〈念奴嬌〉與〈赤壁賦〉便是一例。在本集裡，〈牛蛙記〉便跟〈驚蛙〉一詩同胎異育。〈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的同胞，便包括〈九廣路上〉、〈九廣鐵路〉、〈老火車站鐘樓下〉、〈火車懷古〉等詩。〈北歐行〉也是〈哥本哈根〉同根所生。至於本集中的五篇山水記，若在同時的詩集《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紫荊賦》裡尋找，至少有二十首詩是表親。作家對於自己關心的題材，橫看成嶺，側看成峰，而再三模寫以窮盡其狀，一方面固然是求材盡其用，一方面對自己的彈性與耐力，以及層出不窮的創意，也是很苛的考驗。

雙管在握的作家要表現一種經驗時，怎能決定該用詩還是散文呢？詩的篇幅小，密度大，轉折快，不能太過旁鶩細節，散文則較多迴旋的空間。所以同一經驗，欲詳其事，可以用散文，欲傳其情，則宜寫詩。去年初夏，和沙田諸友爬山，從新娘潭一直攀上八仙嶺，終於登上純陽峰，北望沙田而同聲歡呼者共為六人：梁錫華伉儷、劉述先、朱立、黃國彬和我。當時登高望遠臨風長嘯的得意之情，加上回顧山下的來路，辛苦，曲折，一端已沒入人間，那一份得來不易的成就感，用詩來歌詠最能傳神。用散文也能，若是那作者筆下富於感性，在敘事、抒情之外尚能狀物寫景。可惜純散文家裡有一半不擅此道。另一方面，若要記述事情的始末，例如還有哪些遊伴留在山下，為什麼不曾一起仰攀，有誰半途而回，是誰捷足先登，是誰掌管水壺，是誰在峰頂為眾人的狂態拍下照片，甚至誰說了一句什麼妙語，若要詳記這些旁枝細節，用散文，就方便得多了。詩一上了節奏的虎背，就不能隨便轉彎，隨便下來。詩要敘事，只有一個機會，散文就從容多了。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裡，以文為詩，常受批評，但是反過來以詩為文，似乎無人非議，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大致說來，散文著重清明的知性，詩著重活潑的感性。以詩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強散文想像的活力，但是超過了分寸，量變成為質變，就不像散文了。

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編英國散文選，所選作品多半以詩為文，句法扭曲，詞藻繽紛，語氣則慷慨激昂，結果卡萊爾的呼喝腔調入選頗多，朱艾敦的暢達文體卻遭排拒。克勒登•布洛克（Arthur Clutton-Brock）批評這種觀念說：「他認為英國的散文在最像詩的時候才最了不起；他認為英國的散文被詩的光芒所籠罩，幾乎成了詩的窮親戚。法國人看到他編的這本散文選會說：『這一套真是雄壯極了，但是不能算散文。寫出這種作品來的民族，能高歌也能佈道，但是不會交談。』」

散文可以向詩學一點生動的意象，活潑的節奏，和虛實相濟的藝術，然而散文畢竟非詩。旗可以迎風而舞，卻不可隨風而去，更不能變成風。把散文寫成詩，正如把詩寫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我曾經戲稱詩人寫散文為「詩餘」，更自謂「右手為詩，左手為文」，令人感覺好像散文不過是我的副業，我的偏才，我寫詩之餘的外遇。一般評論家接受這個暗示，都喜歡說我「以詩為文」；言下之意，有些人不以為然，但更多的人卻首肯或者默許。三十幾歲時，我確是相當以詩為文，甚至有點主張為文近詩。現在，我的看法變了，做法也跟著變了。

說一位詩人能寫散文，因為他以詩為文，未必是恭維。這好比是說，他是靠詩護航而進入散文國境的，又好比是靠詩的障眼法來變散文的戲法，算不得當行本色。其實，我寫過的散文裡面，雖有許多篇抒發詩情畫意，放乎感性，但也有不少篇追求清明的知性，原是本位的散文。在這本散文新集裡，諸如〈沙田七友記〉、〈沒有人是一個島〉、〈我的四個假想敵〉、〈開卷如開芝麻門〉、〈愛彈低調的高手〉、〈橫行的洋文〉、〈何以解憂？〉等篇，應該都是本位散文，不是以詩為文就文得起來的。這些作品應該是散文的居民，不是遊客。我的三十篇「隔海書」，也是如此。
散文不是我的詩餘。散文與詩，是我的雙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體。正如佛洛斯特所言：「雙目合，視乃得。」（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
七十五年十二月於西子灣


愛彈低調的高手──遠悼吳魯芹先生
1
上一次見到吳魯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國際筆會在法國召開，他從美國，我從香港，分別前往里昂赴會，都算代表臺北。里昂的街頭秋色未著，高俊的喬木叢葉猶青，不過風來時已有寒意。他上街總戴一頂黑色法國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風衣，在這黑白對照之間，還架了一副很時髦的淺茶褐太陽眼鏡；加以膚色白皙，面容飽滿，神情閒散自得，以一位六十開外的人說來，也是夠瀟灑的了。他健談如故；我們的車駛過薩翁（River Saone）河堤，涼沁沁的綠陰拂人一身，他以懷舊的低調追述夏濟安，陳世驤，徐訏等生前的軼事，透出一點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的感傷。當時明豔的河景映頰，秋風裡，怎麼料得到，不出兩年就有此巨變？

那次去里昂開會的中國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還有代表臺北而來自巴黎的楊允達，和代表香港的徐東濱。法國筆會把中國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館，因此我們好幾次見到巴金。有一次，吳魯芹在電梯裡遇見四十年前武漢大學的老同學，面面相覷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吳鴻藻嗎？」吳魯芹叫道：「你不是葉君健嗎？」笑了一陣子後，對方說：「等下我來看你。」吳魯芹瀟灑地答道：「好啊，正好敘敘武漢往事。只有一點，你可別向我統戰，我也不勸你投奔自由。」這件事，第二天吃早飯時他告訴了我們，說罷大笑。吳魯芹做人嚮往的境界，是瀟灑。他所謂的瀟灑，是自由，自然，以至於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厭煩的就是劍拔弩張，黨同伐異的載道文學。這種態度，他與文壇的二三知己如夏濟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國際筆會的研討會上，輪到自己發表論文時，他也就針對這種奉命文學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評。

里昂四天會後，我們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車去巴黎。之後楊允達又以地主之誼，帶我們和徐東濱遍覽聖母院、鐵塔、凡爾賽宮等地。一路上吳魯芹遊興不淺，語鋒頗健，精神顯得十分充沛。只有兩次有人提議登高探勝，他立刻敬謝不敏，寧願留在原地，保存體力。當時羨慕他老而猶健，老得那麼閒逸瀟灑，而晚作又那麼老而愈醇，不料未及兩年，對海的秣陵郡竟然傳來了噩耗。

這消息來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卻晚了三天：我是在港報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驚覺過來的。吃早飯時我非常難過，嚥下去的是驚愕與惋惜，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為中國的文壇。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創作的這條路上，他是我的前輩。中英文的修養，加上性情才氣，要配合得恰到好處，才產生得出他那樣一位散文家來。這一去，他那一代的作家又弱了一個，他那一代也更加寂寞了。但悲悼之情淡下來後，又覺得他那樣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為他灑脫的人生觀瀟灑作結，亦可謂不幸之幸。今年六月，我倉皇回臺灣侍奉父疾，眼看老人家在病榻上輾轉呻吟之苦，一時悲愴無奈，覺得長壽未必就是人生之福。吳魯芹說走就走，不黏不滯，看來他在翡冷翠夢見徐志摩，也可算是伏筆。

現在他果然去了徐志摩那邊，當然也與夏濟安重逢了。如果人死後有另一度空間，另一種存在，則他們去的地方也頗不寂寞，而左鄰右舍也非等閒之輩。也許陽世眼淺，只看到碑石墓草而已。最巧的是，吳魯芹對於大限將至似乎早有預感，去年四月他發表的一篇散文，已經對身後事熟加思考。那篇文章叫〈泰岱鴻毛只等閒││近些時對『死』的一些聯想〉，當時我在《明報月刊》上讀到，就對朋友說，這是一篇傑作，也是吳魯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在文首作者回憶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約在我們法國之會後兩個月）急病入院，自忖必死，「可是過不了幾天，卻又安然無恙了。」他說當時他被抬進醫院，心情頗為恬靜，並無不甘死去之念。他說：「曾有人說，一個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錯了。花甲之後的『餘年』是外賞，是紅利，是揀來的。」接著他對死亡一事反覆思維，並且推翻司馬遷所謂的「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認為此事只有遲早，卻難分輕重，最後他說：

至於我自己呢，對泰山之重是高攀不上的，但亦不甘於菲薄賤軀輕於鴻毛。所以對泰岱鴻毛之說，完全等閒視之。然人總歸不免一死，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智愚賢不肖，都要速朽的。君不見芸芸眾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寬延速朽的時限的，誰不是枉費心機？誰不是徒勞？

這一段文字真正是大家之風，表現的不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是道家的自然態度，毋寧更近於人性。我尤其喜歡他那句：「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要人潔白無瑕，求全得可怕，令人動輒得咎，呼吸困難。只要不是存心作惡，則「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更是寬己而又恕人，溫厚可親，脫略可愛。

2
初識吳魯芹，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交朋友有點隨緣而化，他，卻是我主動去結識的。那時我初去臺灣，雖然還是文藝青年，對於報上習見的八股陋文卻很不耐煩。好不容易有一天在新生副刊上讀到署名吳魯芹的一篇妙文〈談文人無行〉，筆鋒凌厲，有錢鍾書的勁道。大喜之下，寫了一篇文章響應，並且迫不及待，打聽到作者原名是吳鴻藻，在美新處工作，立刻逕去他的辦公室拜訪。

後來他發現這位臺大學生不但寫詩，還能譯詩，就把我在《學生英語文摘》上發表的幾首英詩中譯寄給林以亮。林以亮正在香港籌編《美國詩選》，苦於難覓合譯的夥伴，吳魯芹適時的推薦，解決了他的難題。這也是我和林以亮交往的開始，我也就在他們亦師亦友的鼓勵和誘導之下，硬著頭皮認真譯起詩來。這段因緣，日後我出版《英美現代詩選》時，曾在譯者序裡永誌不忘。

一般人提到臺大外文系王文興、白先勇、歐陽子那一班作家輩出，常歸因於夏濟安的循循善誘。夏氏中英文造詣俱高，在授英美文學的老師裡，是極少數兼治現代文學的學者之一。王文興那一班的少壯作家能得風氣之先，與夏氏的影響當然大有關係。不過夏濟安的文學修養和他弟弟志清相似，究以小說為主：我常覺得，王、白那一班出的多是小說家，絕少詩人與散文家，恐怕也與師承有關。

據我所知，當時提掖後進的老師輩中，如果夏濟安是台前人物，則吳魯芹該是有力的幕後人物。五十年代吳氏在臺北各大學兼課，但本職是在美國新聞處，地位尊於其他中國籍的職員。最早的《文學雜誌》雖由夏濟安出面主編，實際上是合吳魯芹、林以亮、劉守宜、與夏氏四人之力辦成。純文學的期刊銷路不佳，難以持久，如果不是吳魯芹說服美新處長麥加錫逐期支持《文學雜誌》，該刊恐怕維持不了那麼久。受該刊前驅影響的《現代文學》，也因吳氏賞識，援例得到美新處相當的扶掖。

此外，當時的美新處還出了一套臺灣年輕一代作品的英文譯本，主其事的正是吳氏。被他挑中的年輕作家和負責設計的畫家（例如席德進和蔣健飛），日後的表現大半不凡，也可見他的眼光之準。我英譯的那本青澀而單薄的《中國新詩選》（New Chinese Poetry），也忝在其列。書出之日，有酒會慶祝，出席者除入選的詩人紀弦、鍾鼎文、覃子豪、周夢蝶、夏菁、羅門、蓉子、洛夫、鄭愁予、楊牧等之外（唯弦、方思等幾位不在臺北），尚有胡適、羅家倫等來賓。胡適更以中國新詩元老的身分應邀致詞，講了十分鐘話。當時與會者合攝的照片我珍藏至今。此事其實也由吳魯芹促成，當時他當然也在場照料，但照片上卻沒有他。功成不居，遠避鏡頭，隱身幕後，這正是吳魯芹的瀟灑。暗中把朋友推到亮處，正是他與林以亮共有的美德。

這已經是二十多年的往事了。一九六二年他去了美國之後，我們見面遂稀：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在回國前夕從丹佛飛去華盛頓，向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辭行，乘便訪他和高克毅於美國之音，一同吃了午餐。另一次，也就是上一次和最後的一次，便是前年在里昂之會。回想起來，在法國的五日盤桓，至今笑談之貌猶在左右，也真是有緣幸會了。

3
和吳魯芹緣慳一面的千萬讀者，仍可向他的作品裡去認識這位認真而又瀟灑的高士。他在文章裡說：「智愚賢不肖，都要速朽的。」這話只對了一半，因為一流作家的文字正如一塊巨碑立在他自己身後，比真正的碑石更為耐久。這一點倒是重如泰山，和他在文中瀟灑言之者不盡相同。

吳魯芹一生譯著頗富，但以散文創作的成就最高。早年作品可以《雞尾酒會及其他》為里程碑，尤以〈雞尾酒會〉一篇最生動有趣。據我所知，〈小襟人物〉雖然是他僅有的小說創作，卻寄寓深婉，低調之中有一股悲愴不平之氣，不折不扣是一篇傑作。吳氏遷美之後，一擱筆就是十年以上，甚至音訊亦杳。正當臺灣文壇準備把他歸檔為過客，他卻蹄聲得得，成了榮歸的浪子，捲土重來之勢大有可觀。《英美十六家》游刃於新聞採訪與文學批評之間，使他成為臺灣空前的「超級記者」。《瞎三話四集》、《師友•文章》、《餘年集》相繼出版，更使晚年的吳魯芹重受文壇矚目。

一位高明的作家在晚年復出，老懷益壯的氣概，很像丁尼生詩裡的希臘英雄猶力西斯。「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我想伏櫪的老驥，一旦振蹄上路，這種廉頗意結總是難克服的。目前的文壇，我們見到有些詩人復出，能超越少作的不多。有些散文家迄未擱筆，卻慢慢退步了。吳魯芹復出後非但不見龍鍾之態，反而筆力醇而愈肆，文風莊而愈諧，收放更見自如，轉折更見多姿，令人刮目。而正當晚霞麗天之際，夕陽忽然沉落。如此驟去，引人多少悵望，也可謂善於收筆了。

吳氏前期的散文淵源雖廣，有些地方卻可見錢鍾書的影響，不但書袋較重，諷寓略濃，而且警句妙語雖云工巧，卻不掩蛛絲馬跡，令人稍有轉彎抹角、刻意以求之感。後期作品顯已擺脫錢氏之困，一切趨於自然與平淡，功力勻於字裡行間，情思也入於化境。在他最好的幾篇散文如〈泰岱鴻毛只等閒〉裡，他的成就可與當代任何大家相提並論。

梁實秋在〈讀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一文中，說吳魯芹的散文有諧趣。我覺得吳魯芹的諧趣裡寓有對社會甚至當道的諷喻，雖然也不失溫柔之旨，但讀書人的風骨卻隨處可見。他的散文長處不在詩情畫意的感性，而在人情世故、事態物理的意趣之間。本質上，他是一位知性的散文家。

六年前吳魯芹在《中外文學》五週年紀念的散文專輯裡，發表〈散文何以式微的問題〉一文，認為在我們這大眾傳播的「打岔時代」，即使蒙田和周作人轉世，也難以盡展文才。他說：「儘管報紙廣告上說當代散文名家輩出，而成果實在相當可憐，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幾乎成為『魯殿靈光』。」這句話，我實在不能接受。吳魯芹寫文章慣彈低調，但這句話的調子卻未免太低，近乎澆冷水了。不說年輕的一代有的是楊牧，張曉風等等高手，再下一代更有林清玄等人，就單看吳氏那一代，從琦君到王鼎鈞，近作都有不凡的表現。更不提香港也另有能人。而最能推翻這低調的有力例證，就是吳魯芹自己復出後的庾信文章。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

自　序《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是我的第一本純散文集。我這一生寫過不少抒情散文，其中有長篇，也有小品，但是從《左手的繆思》到《青青邊愁》，每逢出書，抒情散文總是和專題論文、書評、序言、雜文等各色文體並列在同一個封面之下，其結果，當然是體例不純。所以從五年前的《分水嶺上》起，我就把自己的文章一分為二，像山嶺分開水域那樣，感性的歸感性，知性的歸知性，分別出書。自從《青青邊愁》以來，我的抒情散文一直還不曾結集。《青青邊愁》裡最晚的散文，如〈花鳥〉、〈思臺北，念臺北〉等，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這本《記憶像鐵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