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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開端
第一章
童年時期
「來比看誰快！」
我的老家在布里斯托（Bristol）。某一個晴朗溫暖的夏日，母親帶我和我哥――約翰――去維索公園（Vassals Park）郊遊踏青。維索公園又叫做「歐伯里園區」（Oldbury Court Estate），是市內最棒的綠地之一。公園歷史悠久，早在1806年的《地籍清冊》（Domesday Book）就已經列入，但我當時年紀小，才不管那麼多，我只想盡情奔跑玩樂。
一到公園，我跟約翰就往遊戲區衝。遊戲區裡面有盪鞦韆、沙坑、以及早期克難式的跑步機：木製的轉軸搭配一組金屬管。
「你一定沒我快，」約翰臭屁說道。我們倆輪流跑跑步機，母親則坐在長椅上邊看著我們邊打毛線。約翰跟我在跑步機上沒停過（可能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們後來都愛上跑步），最後母親大人決定該回家了。
「有人想吃冰淇淋嗎？」她問我們，知道要讓我們願意走，這是最好的辦法。
後來這個下午變成一段美好的兒時回憶。我們跟固定的攤販買了冰淇淋，回家的路有段距離，我們一路狼吞虎嚥吃回家。我們很少從公園沿著原路回去――到現在我還是有這個習慣。我們母子三人會穿過整個歐伯里園區，有時候會在弗朗姆河（River Frome）停下來玩。這天我們來到史諾福磨坊（Snuff Mills）觀看古老的轉輪。磨坊那裡有一家咖啡館，我們有時候會去買冰淇淋，老闆認識我們，有時候會幫我們加料。散步回家的路上有河流相伴，瀑布總是透沁涼，而水流呈現的力量則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繼續往回家的方向前進，爬上黑莓山丘（Blackberry Hill），它對腿短的小孩而言有如一座高山。此時我爬到全身發熱，口渴得不得了。
「我們可以去店裡買個東西喝嗎？」我問道。
媽媽搖頭。「不行，保羅，家裡已經有飲料了。」
想到家裡有飲料可以喝，約翰和我感到興奮不已。可惜並不持久。
「健康飲料，」媽媽改口補充。
我失望地嘆了口氣。「健康飲料」指的當然是白開水。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在布里斯托出生長大。布里斯托是一個好地方，永遠朝氣蓬勃、充滿刺激，而且自詡濃厚的音樂及藝文氣息。過了塞汶橋（Severn Bridge）就是威爾斯（Wales），北邊是第恩林地（Forest of Dean），開個車往南一下子就到渡假勝地得文（Devon）和康瓦耳（Cornwall），就這樣布里斯托坐享全英國最美的鄉間景色。英國有許多大城市在1970和1980年代時都陷入困境，包括布里斯托，但它的獨特之處仍然不減。
我家住在布里斯托的魚塘區（Fishponds），是一棟屬於維多利亞風格的連棟透天厝，房子不算小，但對我們這樣的六口家庭而言也不算大。我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約翰，下面有雙胞胎弟妹東尼和珍。我們家的生活條件可能以今日的標準來說並不優渥，但至少我們都有得到基本的溫飽。
我們算貧窮人家嗎？那就要看你的評量標準了。我們有東西吃、有水喝、有衣服穿，從現實面來看，還要再要求什麼呢？我們很少穿新衣服，除非是為了買學校制服。我們家有電視的時候，是跟「無線電出租」（Radio Rentals）租來的。
爸爸到處打零工，都是靠勞力工作勉強維持收入。媽媽則在家做一些編織的工作，接受客人訂製毛衣和手套。積沙成塔，能多賺一分錢都好。
媽媽來自南威爾斯（South Wales）的一處礦區：艾柏提勒瑞（Abertillery）。說來也真奇，茱兒的爸爸就住在後面幾條街上，而她的祖父跟我外公在同一個礦坑工作。我們都喜歡去看外公外婆，我們暱稱外公「查公」、外婆「碧婆」（她名叫碧翠絲）。查公有時候像個老頑童：有一次他給我哥一英鎊要他除草――當時對一個小男孩而言，那可是一大筆錢。約翰說好，結果查公拿一把生鏽到不像樣的園藝剪給他用。約翰從小就懂得隨機應變，真不錯。
我們在布里斯托散步時常常會看到通往南威爾斯M4高速公路的指標，每次都迫不急待想去找外公外婆。倒不是因為他們會給好康的東西，而是因為他們――特別是查公――非常溺愛孫子。他有一次沒跟碧婆說，就自己一個人跑到布里斯托看我們，路程其實挺辛苦的，要換好幾趟車。他後來惹惱了碧婆（竟然沒告訴她就離家），但他也無所謂，他覺得他就是想看他的孫兒們。
外公外婆的相處模式有著一個平衡點，我們家也是，只是扮黑臉的換成男方。媽媽向來都是溫柔婉約、任勞任怨、隨遇而安，爸爸恰恰相反，他是用高壓的方式管教。我們大致上都算乖，但有時不聽話就會聽到永垂不朽的聖旨：「等你爸回來你就曉得！」這簡單的一句話通常都能奏效。
如同司空見慣的情況，我們兄弟姊妹四個都相當不一樣。我哥大我一歲；東尼和珍是雙胞胎，小我兩歲。手足之間的差異隨著我們成長而變得更為明顯。約翰很有辦法，似乎總知道該說什麼、該做什麼。在學校裡，他知道如何應付強勢的同學。而我，則是連一點頭緒都沒有。
我不是一個壞孩子，但好像經常惹上麻煩，尤其是有艾力克斯在的時候，他是我早期的一個朋友。艾力克斯跟我年齡相仿，頭髮是紅色的，臉上清楚的雀斑在夏天時更加明顯。他恐怕稱不上是一個好朋友，我們一起閒晃時會慫恿彼此使壞，看看能不能僥倖逃過處罰。我們的下場通常不好。
有一天放學後，我們在街上玩。我家那條路的底端有一家加油站，在打鬧嬉戲時，我看到院子後方有一個安全栓。
「你去，」我說道。「看你敢不敢打開開關。」
「為什麼？」艾力克斯答道。「是你自己不敢吧？」
我們直視對方，看誰敢去打開安全開關。我停了片刻後決定行動。因為我並不高，所以必須費力爬到牆上才碰得到。就算碰到了還是比看起來難，但我咬緊牙關用雙手將開關往上打開了。
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沒人看到我們。艾力克斯跟我跑到前面看，只見一張張狐疑的臉孔，要加油的駕駛不懂為什麼油槍沒動靜。眼見加油站的一場混亂愈演愈烈，我們膽怯退縮，趁大家發現之前拔腿逃了。真是好險：媽媽有在加油站兼差打掃，萬一我被逮，後果可不得了。
還有一次，艾力克斯建議騎腳踏車去聖保羅（St. Paul's），他父親工作的地區。聖保羅在1980年代初期時被視為布里斯托的禁區，連白天都危險。兩年後，當地因為爆發暴動而上了全國新聞的頭條。因此，騎腳踏車去聖保羅可以說是一趟冒險之旅。
艾力克斯擁有一輛雷力巡弋號（Raleigh Chopper），那是當時每個男孩都想要一輛的腳踏車。它看起來像是迷你版的哈雷機車，寬幅龍頭，三段變速器置於前方的横桿，酷炫到拿命交換也行，尤其是我什麼腳踏車也沒有。
「沒關係，」艾力克斯告訴我。「你可以借我妹的騎。」
他妹妹凱洛琳的腳踏車在當時也是最時髦的，只不過是給女生騎的，不是男生。它也是雷力出廠的，但不是巡弋號，是粉藍色的雷力淑女車，前面配置了一個購物籃。我覺得男生騎起來會很蠢，但總比跟在艾力克斯後面苦追好，那樣會像個沒用的拳擊手跟著紅髮教練操練。所以我騎走凱洛琳的腳踏車，沒讓她知道。
從魚塘區到聖保羅大約五公里，中間經過聖喬治（St. George）和伊斯頓（Easton）。慘劇就是從伊斯頓開始的。沒多久我便發現艾力克斯騎得比我順，我追得很辛苦。
我們來到連接布里斯托和M4的M32高速公路，而M4是來往倫敦與南威爾斯之間的主要幹道。艾力克斯騎進位於M32上方的地下道，我跟在後面。今日這些地下道都劃有自行車專用道，但在當時是禁行自行車的。除了沒有自行車道之外，還有一點也指出我們不應該騎進去：隧道半路上有一道金屬管製成、高度一百二十公分左右的圍籬，而且緊接在後還有一道。
艾力克斯是老手，圍籬難不倒他。他兩道圍籬都閃過了，沒停下來，甚至速度都沒有放慢很多。我不是那麼有經驗，應該停下來用牽的。然而，我沒有煞車，想要靠隧道側邊的坡面減速。我直接朝隧道的牆面騎過去。「砰！」，腳踏車撞牆，接著響起清晰可辨的碎裂聲。
我的門牙撞斷了，神經暴露出來。當下已經很痛，我牽起凱洛琳的腳踏車時吹到風，感覺更痛。更糟的是，她的車也傷到：輪子衝撞變形了，結果我騎起來更累。
我們最後還是騎到了聖保羅，然後返家。一路上我的牙齒愈來愈痛。腳踏車也飽受折磨，至少回程時我有改用牽的經過圍籬。更慘的還在後面，我們一轉進艾力克斯家的那條街就看到一對不悅的母女瞪著我們。艾力克斯的麻煩是他出門前沒跟媽媽說一聲，而我們兩個都要感到汗顏的是擅自騎走凱洛琳的腳踏車，還車的時候還體無完膚。
因為不知道兒子在哪裡，所以艾力克斯的媽媽有跑去我家找。我哀嘆不妙。意思是我爸媽也知道我偷溜出去了。我悶悶不樂拖著沉重的步伐回家，等著我的是加重處罰和牙醫約診。
腳踏車事件不是我童年時期唯一的意外，之後還有發生更嚴重的。那次是前往威爾斯的路上。我去參加基督教少年軍（Boys' Brigade）的教會活動接受頒發徽章。活動完之後本來打算要開車去探望碧婆和查公一起吃午餐。
小時候我們家不是一直都有車，但當時我們有一輛福特Escort箱型車，咖啡色，後面有一排座椅，也有窗戶，我們四個孩子擠在後座。全家開車出門時，家中的老么――東尼和珍――通常都是坐在最後面。當時的法令還沒有規定要繫安全帶，後座繫安全帶更是連想都沒想到。
爸爸討厭繫安全帶，想到法令快要強制規定就怕，他說繫安全帶讓他覺得動彈不得。然而就在那個星期日，我哥約翰說服爸爸繫上。爸爸遷就他繫上了，心裡打算等一下就要解開。不過後來他忘了，安全帶就這樣一直繫著。
我們家大概離高速公路二十五分鐘。我們都很期待見到外公外婆。這樣的一日遊是非常特別的，我們回程時都會停奧斯特（Aust）休息區，喝東西、欣賞塞汶橋風景。很不幸地，事實證明那天的一日遊令人想忘都忘不掉。
我們才上高速公路不久，時速八十公里左右，開在內側慢車道上。此時車子後方傳來一聲巨響，我們被撞了。後來我們得知對方開到一半睡著，以時速一百五十公里追撞我們。我們的箱型車失控傾斜，接著一陣天旋地轉，撞擊力之大，讓我們至少翻轉了五圈，撞上中央安全島後彈回到車道上，最後整輛車倒栽蔥停在路堤。
媽媽不顧自身的安危，第一時間搶救大家。意外的發生只在轉瞬間，但我知道媽媽爬出前座，心急如焚、一一查看每個孩子，顧不得自己的雙腿已經被破裂的擋風玻璃割傷。我當時位於中間，要不是有媽媽，我的臉早就慘遭玻璃碎片毀容。
我們都幸運存活下來了。前來處理的交通警察說得很明白，我們的命是箱型小客車救的。通常遇到那樣的意外，很難有乘客生還。箱型客車並不受歡迎，而且因為後面通常都沒有座位和窗戶，所以比較便宜。但箱型客車具備強化車頂，正因如此我們才能撿回一條命。
爸爸的命是安全帶救的，不過他因為撞到方向盤而嚴重瘀血。我們大部分都是受到皮肉傷，但珍就沒那麼幸運了。她當時坐在右側靠窗的位子，情況最慘痛。她的嘴邊遭到嚴重的撕裂傷，需要接受整容手術修復。
大家都被突如其來的車禍給嚇壞。我坐在救護車後面，一路哭著到醫院。事發後我們有好長的一段時間都不敢再上高速公路，我們會繞道走鄉間小路去拜訪外公、外婆。一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車禍發生的地點。每次回國從倫敦希斯洛機場回家的路上，經過紐波特、加地夫、天鵝海那塊指標時，我都會想起那場意外。
另外還有一段重要的兒時回憶，是我父親的嚴厲對上艾力克斯的搗蛋，起因是和鄰居杭特太太的糾紛。我夾在中間，在整個事件當中所經歷到的痛苦久久揮之不去。
杭特太太有一個兒子叫做克萊夫，他有一次絆倒約翰，害我哥哥撞到牆壁，上唇受傷，疤痕到今日都還在。克萊夫只是對約翰的不幸大笑。我們跟克萊夫的母親也處不好。我們在後院玩球，如果球不小心飛過兩戶人家之間的矮牆，那絕對是被她永遠沒收。事實上，多年後杭特太太才將球（全部）還給我們。我們總是覺得她有點固執，始終不敢開口向她把球要回來。
說起這段衝突，那天艾力克斯跟我像往常一樣在街尾玩，杭特太太剛好經過。不用多想也知道小孩子會如何嘲弄這個姓氏。無論我有多麼不喜歡鄰居，我都不會。但艾力克斯覺得很好玩。
「嘿！」他大叫。「是杭特妹妹。」（譯註：cunt意為「女性私密處」，與姓氏Hunt押韻。）
艾力克斯不入流的舉動導致對方不悅，但他只是站在原地大笑。麻煩來了，杭特太太以為是我。我看著她盛怒走去我家敲門，心裡不免感到恐懼。我還來不及回神，已經看見滿臉漲紅的父親在氣極敗壞對我大吼。
「保羅！你馬上給我過來！」
我轉頭向艾力克斯求助。不過聰明如他，當然選擇置身事外。
我走進家門，看不出我父親跟杭特太太誰比較憤怒。
「我要你告訴我你到底對杭特太太大叫了什麼，」他說道。
「我沒有，」我回答。「是艾力克斯叫的！」
「你不要推給朋友，」杭特太太說道。「我知道是你叫的。」
「不是，」我的說辭不變。「爸，是艾力克斯，不是我！」
「你的意思是杭特太太騙人嗎？」爸爸回應道。
小孩說大人騙人――這是嚴重的指控。但我堅守事實，又說了一遍我沒對杭特太太大叫。
父親叫我出去，他單獨留下跟杭特太太說話。我縮在客廳的窗戶後面，聚精會神想聽他們在說什麼。杭特太太一口咬定就是我對她出言不敬，並且說我欠缺管教。
「你如果現在不好好管管那孩子，他遲早會沒救，」她告訴我父親。「年紀那麼小就講髒話，要不得。」
真是諷刺，我完全同意杭特太太，艾力克斯說的的確是髒話，我到現在還是不會用那個難聽的字。但於事無補，就像我的實話是說給空氣聽的，我仍然難逃一劫：父親用皮帶至少抽了我十下。我從頭到尾堅持我沒講髒話，誠實到可以說太笨。我愈是喊冤，父親愈是繼續抽打。我的心情惡劣到極點，倒不是因為體罰，當時學校裡都還是有體罰。我是難過沒人相信我，口出穢言這種事我是不會說謊的，我不是那種人。
最後，父親相信我了。我不確定究竟是什麼使他回心轉意的，但多少可能與我不斷挨打卻始終堅持清白有關。他向杭特太太道歉，並且說他因為她的堅持而錯怪了我。即使如此，她仍舊沒退讓。從那次的事件之後，只要在馬路同一側撞見她，我一定過馬路去走對面那邊。
很小的時候，我就付出慘痛的代價學到教訓：唯一能夠信任的人只有我自己。我錯看了艾力克斯，他並不是一個值得信靠的朋友。他沒有站在我這邊，而是屈服於壓力，看到我孤立無援卻冷眼旁觀。後來進入學校就讀，我才發現還有許多類似這樣的難題要應付。
第二章
求學時期
「保羅啊，」我的母親說道。「你確定你要餓肚子？」
早餐時間，但有一點跟往日不同。今天是我第一天進入赤斯特公園幼稚園就讀，身上的新制服讓我全身發癢不舒服，我整個人緊張到胃痛。
「不了，」我回答。「我沒那麼餓。」
「放心，親愛的，」母親安慰我，「不會有事的。你有什麼需要，約翰隨時都在，對吧，約翰？」
我轉向哥哥，看著他無憂無慮狼吞虎嚥享受他的早餐。我很羨慕他天生就有股自信，該說什麼、該做什麼都難不倒他，很懂得處理人際關係。
我自己的社交能力則是近乎零。對約翰而言，認識別人似乎毫無風險。對我而言，那感覺是天底下最危險的事。我不喜歡不確定的感覺，而且我總是對自己抱持懷疑。我寧可躲在角落裡，希望有人會主動來找我，好讓我不必冒險被拒絕。我向來不懂得如何面對人群，到現在或多或少都還是這樣。
我因為擔心別人對我的看法，所以經常決定乾脆一個人躲起來看書，以求萬無一失。這個決定對我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因此廣泛閱讀，沒適合的書看了，就只好跨齡。七歲時，我已經在看適合十一、十二歲閱讀的書。這樣的閱讀經驗有助於我在英文課和創意寫作課的表現，但無助於我融入群體。融入群體――這個目標我早早就放棄了。
我心想，如果大家不來找我，那我就一個人吧。我有書可看，對書中人物都能感同身受。例如我最喜愛的系列小說之一，席拉˙麥考拉（Sheila McCullagh）寫的《提姆和隱形人》（Tim and the Hidden People）；我非常同情主角提姆，我們倆都有自己的一個小小天地。
小學前幾年，我常常在遊戲區自己假扮公車司機玩。雖然我的父親當過公車司機，但我應該不是刻意模仿他。我只是在另類世界裡怡然自得，樂於跟想像出來的人物互動――我想像他們上車下車，而他們看我是「正常人」。
「史泰波山丘，單程一張，」我想像出來的乘客會這麼說，接著我會找他零錢、給他車票，然後等下一位乘客。
「麻煩米德思聖殿站來回。」
「抱歉，」我會答道。「你搭錯車了――你要過馬路去對面坐51號公車。」
「噢，好。」乘客下車了。
在遊戲區裡其他人的眼中，我根本不是一個正常人。你看我，發育不良，假裝握著方向盤跑來跑去――而且因為是公車，所以方向盤超大。我也會假裝把雙手當成車門，開門、關門。我還會模仿公車發出的聲音。
看來我會遭到霸凌不是沒原因的，但在當時，這是我唯一的自處之道。在我心裡，我有跟別人互動，只是他們並不真實而已。當然了，這樣的互動在真實世界裡幫不了我。搭我「公車」的人不會跟我吵架，不會揍我、踢我、罵我，而這些正是我後來必須面對的困境。
雪上加霜的是，我的個性並非逆來順受。我表現得有如全世界都與我為敵，而有時候我確實是那樣的感覺。同學挑釁時，我一開始會消極抵抗，但最後會爆發、還以顏色。他們欺負我欺負得很高興，知道只要繼續嘲弄我，我一定會有反應。
老師們都一直叫我不要理會，說終究會「沒事」。我不相信，但仍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有反應――可惜事與願違。我最後學到跟惡霸對罵完全無濟於事。但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懂如何按照老師的忠告去做。
當同學對我肢體霸凌時，我一籌莫展。我聽從老師的忠告，不理惡霸，任由他們欺負我。那些男同學對我拳打腳踢時，我逼自己「不要理會」。他們有時會一群八個在我回家的路上堵我，我根本寡不敵眾，聽不聽老師的忠告也就無所謂了。
幾個主要的惡霸經常在遊戲區找我麻煩，或者放學後在巷口等我。我盡量都走不一樣的路回家，因為多利安――最大的惡霸――會攔截我。他家就在學校旁邊，因此我幾乎無法避開。我有時會多繞路，但未必躲得過那些惡霸；躲不過時，我學會那就認了吧。
他們大言不慚地威脅我，如果我敢說出去，只是自討更多苦吃。因此我誰都沒說，但最後我已經沒有藉口向父母解釋我身上的瘀青了。媽媽向來個性溫和，她想去跟校方反應。我父親的態度則不一樣：每當我跟他意見相左時，他有時候會說「難怪你被霸凌」。事後他會道歉，但即使知道他是無心的，我仍然很在意他的話。我有時候很愛辯，尤其是跟我父親。
媽媽真的去跟校方說了。但誠如那些惡霸之前給我的警告，他們的行為只有愈來愈過分。最後我只能告訴自己算了、認了。
起初這就像不去理會。其他的孩子都有朋友可以吐苦水，抱怨誰很討厭，或誰很討厭他們。我沒有，我的苦水只能往自己肚裡吞。我不懂同學為什麼對我那麼壞，而我不喜歡我搞不懂的事。我感到孤單無助，於是開始隱藏自己的喜怒哀樂。
校方如何處理霸凌事件，要看媽媽是跟誰談。我向來跟導師路頓先生處得很好，但助理導師希比太太可就不同了。不知道為什麼，她總是對我很有意見，現在回想起來，我不該在她批評我時，為自己辯解的。
我想盡辦法避開那群惡霸，其中一個辦法是擔任廚房阿姨的小助手。總共有四名小朋友（包括艾力克斯）會在餐後幫忙收拾。如此一來，我就不必去遊戲區――一個我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擔任小廚工還有別的好處。我們沒有工資可領，但我們享有某些特權，例如可以先選喜歡的菜餚。學校裡有一樣大家都愛的點心：巧克力厚酥餅，外層裹滿巧克力，內餡則是包巧克力卡士達。酥餅通常又脆又硬，只差沒拿鎚子和鑿子來敲碎。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叫它「巧克力石塊」。聽起來並不可口，但卻是學校最好吃的餐點。
酥餅到底有多好吃？學校哪天有供應酥餅，平常都會帶便當的小朋友那天也會吃學校的營養午餐。廚房阿姨一定會留一片給我們小廚工，而且我們通常都可以排在隊伍的最前面。聖誕節時，我們都會得到一盒巧克力。所以總地來說，小廚工是一份很棒的職務。
直到情況改觀，也就是惡霸開始惡搞的時候。其中一個人在白板上寫了風乾橘子皮，沒過幾分鐘就被希比老師看到。她立刻叫大家集合，並且鎖定我。
「帕茲，你覺得很好玩嗎？」她只針對我質問。
這彷彿是杭特太太事件的翻版。
「不是我，老師，」我回答。「我什麼都沒寫。」
「當然是你寫的，」她衝口而出。「你那潦草的字跡我大老遠就認得出來。」
這次罪魁禍首有認罪，但希比老師連聽都不聽。
「不必幫你的朋友揹黑鍋，」她繼續說道。「那潦草的字就是帕茲寫的，帕茲要負責。」她轉向我。「看來你不適合當小廚工，我別無選擇，只能另外找值得信賴的同學。」
我好失望、好難過。除了覺得沒天理之外，也覺得我完了，躲不開遊戲區了。我沒有在躲避那群大惡霸時，就自己一個人坐在臺階上看大家踢足球、跟朋友一起玩鬧。遊戲區令我備感孤單。
遊戲區的惡霸後來更有機會欺負我。當時媒體都在大幅報導柬埔寨的獨裁強人波羅˙帕特（Pol Pot）。有一個很長壽的兒童電視節目叫做《藍色彼得》（Blue Peter），BBC一週播出兩次，節目每年都舉辦知名的慈善活動，收集銀箔和牛奶瓶的瓶蓋募款幫助第三世界。他們會回收瓶蓋裡的金屬，將所得捐給慈善團體。那年要捐助的對象剛好是柬埔寨。有關柬埔寨的報導隨處可見，雖然我們看不到兒童不宜的畫面，但我們都知道當地的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也知道要盡快收集銀箔和瓶蓋伸出援手。
赤斯特公園學校的惡霸們當然發現了那個波羅˙帕特跟我的姓名很像。他們覺得很爆笑，我爸媽「竟然」給我取那樣的名字。我不想忍氣吞聲，想要跟他們講大道理，我反問他們我爸媽怎麼可能預知我出生後八年會發生什麼事。我的發問只是讓他們笑得更大聲，之後更常找我的麻煩。每天都有人捉弄我，說我的「日行一善」就是讓大家看到我就知道要趕快捐瓶蓋。
我希望同學喜歡我，但那感覺像是不可能的任務。我有想過要活得積極一點。赤斯特花園學校小學部那兒有一排很陡的階梯通往洗手間，我會站在最上面，要自己滾下階梯。但我始終做不到。
階梯計畫失敗後，我又想到另外一個主意。遊戲區的另一邊有臨時的附屬建築物，中間橫跨著一根五公尺長的金屬，離地面十三公分左右。我決定去那裡東跑西跑，看看能不能絆倒，弄傷自己。
我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我沒有要自殺，因為自殺不是解決辦法。我是想把自己弄傷，博得大家的同情，例如住院幾天。其實此時我並沒有笨到以為大家會因為這樣就喜歡我，但我只是希望同學們不要成天厭惡我，即使只對我暫時改觀一下下也好。沒有什麼比當個學校裡最沒人緣的人更慘的事了。
雖然校園惡霸的不擇手段讓我生不如死，但我早年的求學時期還是有留下美好的回憶。小學最後一年，我最喜愛的老師――導師路頓先生――帶全班去法國北部的第厄普（Dieppe）畢業旅行。
這是我第一次不是跟父母一起出遠門，也讓我變成四個孩子當中第一個出國的。爸爸早年加入過地方自衛隊（Territorial Army），服役期間有時要去德國，靠近漢諾威（Hanover）的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另外，我媽媽在學生時代去過瑞士。再來就是我了。
畢業旅行是在秋季。我們先坐了好久的長途巴士抵達薩塞克斯（Sussex）的紐哈芬（Newhaven），再換渡輪過海到第厄普。在當時那個年代，全歐洲都不需要個人護照，我們班是持團體護照。這趟旅行的目的主要是瞭解歷史。我們深度遊覽當地，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命運多舛的第厄普懸崖之役。第厄普是一座漂亮的小城，地勢平坦，走起來很輕鬆。海灘很平坦，天氣很晴朗，只是風有點大，感覺有點冷。
我覺得這趟旅行很刺激，也很榮幸可以參與。我記得有在巴士上睡著，就縮在自己的座位裡一路睡回家，我們很晚才到。這趟出遊我玩得非常盡興，我也從此愛上歷史。
小學時，我的體育很不錯。身為霸凌的受害者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習慣拔腿狂奔，所以我通常很能跑。我還有不服輸的個性：我一定不會錯，我一定不會跑最慢。我好勝到在學校的運動會上失去冠軍資格，當時我參加手持湯匙裝雞蛋的跑步賽，裁判認定我用來裝雞蛋的湯匙太深，當然比淺的湯匙容易平衡。我在雙腳套布袋的賽跑表現尚可，得到第三名。至少沒有被取消資格！比賽當中我的確有跌倒幾次，雙腳包著布袋賣力往前跳――看的比做的簡單。
上學期間最開心的當然就是放假了，特別是閒閒沒事做的漫長暑假。我小時候，海外的套裝旅遊行程正開始風行，同學們開學後都會講到眉飛色舞，哪裡哪裡的太陽好舒服，還有沙灘、異國美食，我聽了都很羨慕。我們家沒錢出國玩，學校裡的同學常常因此譏笑我。
不過他們的譏笑毫無道理可言，因為我們在英國國內照樣玩得很開心。我們有時候會去威爾斯，包括北威爾斯的普利斯坦汀（Prestatyn）和西威爾斯的紐凱伊（Newquay），晚上在露營車營地過夜。不過我們更常去波茲茅斯（Portsmouth）和南海城（Southsea）。我們沒有研究過為什麼那麼喜歡那區，但就是喜歡。我們去玩時都沒遇到下雨，返家時通常都有曬黑的健康膚色。對我們而言，那區就表示快樂的體驗和晴朗的天氣。
有一年，媽媽在一間生產消防員制服的工廠工作，因為她不能休假，所以沒辦法跟我們一起去玩。後來我們收到一封信，信裡說有一個我們喜歡的人要來我們固定造訪的海濱找我們。我們都不知道會是誰。結果是媽媽出現了。她決定在休假日時送給我們一個驚喜。她只能休一天，所以當天晚上就先搭火車回去，直到第二週才又加入我們。那是非常特別的一星期。
多年來，波茲茅斯變成有如我們的第二個家。我們總共有十四年的暑假都在那裡度過。我們通常都是住在東大路的露營車營區，它位於波西島（Portsea Island）邊緣。營區算大，而且就在海邊。有淋浴間和洗手間方便自己紮營、不住露營車的人使用。從營區走到南海城的海邊約六公里多。我們步行到南海城，按照慣例去南方休閒碼頭西側那區，位於碼頭與南海城城堡（Southsea Castle）之間。
有一天放國定假日，我們搭火車前往波茲茅斯。清晨五點左右，我們從布里斯托搭最早的一班出發。我們先坐第一班公車去舊市集，然後大概再步行八百公尺到米德思聖殿車站。此刻天還沒亮。那時候布里斯托還有金雞釀酒廠，因此我們一路沿著亞芬河（River Avon）都聞得到啤酒花濃烈的氣味。至今那既苦澀又甘甜的味道仍然會讓我回想起童年時期。
我們並不在意沿途一直有啤酒味隨行，因為那是去波茲茅斯的必經之路。我們到得很早，所以有時間去車站旁我們最愛的咖啡館吃早餐，然後散步到海邊。其實那裡就像一般的市郊，但對我們而言有如步入仙境。回程時，我們在波茲茅斯港車站搭最後一班火車，這班車常常被叫做「鮮奶列車」，因為早期的末班車會運送牛奶罐。英國別的地方還有「草莓列車」，典故大同小異。一直到現在，我出遊時都還是盡量早去晚歸，如此一來便可以加長玩樂的時間。
南海城的沿岸是圓石海灘，所以漲潮時游起來並不舒服，不過退潮時可以走進海裡，讓雙腳裹滿沙子。圓石海灘雖然不好游泳，但有一個好處：穿回鞋子很方便，不會雙腳濕濕的沾滿一堆沙，清不乾淨。至於壞處是離開海水後，皮膚變嫩了，踩在圓石上會痛！
我們可以一整天都待在同一個地方，餓了就享用帶來的野餐，通常是乳酪或火腿三明治。因為是圓石海灘，所以沒有適合的運動。我們會在海裡游泳，然後再曬個太陽，大概都是幾小時。在海裡游泳幾小時後，我們全身聞起來像鹽水，曬完太陽後，鹽巴就殘留在皮膚上。當時大家不懂得擔心皮膚癌的風險，都在正午時分曬太陽。我很容易曬紅，但再來就會變成健康的小麥色，這點讓媽媽覺得很嫉妒。我的皮膚到現在都還是這樣，但現在我一定會擦防曬！大家看到我們曬黑，都不相信我們只離家一百五十公里，沒有出國去西班牙。
傍晚時分，我們收拾東西離開海邊，步行去克拉侖斯碼頭（Clarence Pier），主要的遊樂場就在那裡。我們通常只會逛一逛，看看想玩什麼，但其實我們負擔不起任何遊樂設施。我們會看著別人玩得很開心，也許會吃份薯條。
我們兄弟姊妹四個有時會起爭執，嚴重到爸媽會放話「再吵就回家」。東尼和珍是雙胞胎，當然比較會是同一國的。約翰跟我有時候會打起來。不過有心機的是珍，我們都鬥不過她：她會趁爸媽沒看見時偷偷動手打人，然後站在醒目的位置。
「不要打你妹！」爸爸怒聲吼道。
「是她先打我的！」反擊的人為自己辯解。（我們都是禮尚往來；如果她先動手打我們任何一個，我們會打回去，但一定打得比她小力。）
「我不管，你就是不可以打女生！」
我不確定是誰說的，但有人突然冒出這句：「可是爸，她又不是女生，她是我妹。」
我們後來才學乖。我想每個人至少都被珍陷害過一次。一直到現在，珍和我想到還是覺得很好笑。
約翰的生日都是在我們全家度假期間，所以我們晚上會去遊樂場慶生，而且會玩那些遊樂設施。我們最怕的是「白老鼠」（White Mouse）：整個遊樂場最恐怖的雲霄飛車，坐在上面可以從高空俯瞰整片海濱。約翰很怪，坐車常常暈車，但坐雲霄飛車竟然沒事。遊樂場非常熱鬧，空氣裡瀰漫著薯條和醋的味道。因為是約翰的生日，所以我們晚餐吃炸魚片薯條，然後坐公車回東大路營區。
我們偶爾會開車沿著海岸北上，造訪海令島（Hayling Island）、渥辛（Worthing）與布萊頓（Brighton）。我們最喜歡海令島，因為它是沙灘，我們可以拿水桶和鏟子玩沙。不過即使是圓石海灘我們也有很多事好做，比方說我學會打水漂。打水漂可以幫我放鬆。要讓石頭彈起來六次或七次，祕訣在於你選的石頭：大小、密度要適中，才不會被水流沖走。再來就是丟擲出去的速度和石頭碰到水面的角度。
八月的波茲茅斯有個亮點：海軍日（Navy Days），也就是歷史悠久的造船廠會對外開放。開端在多年前，原本是皇家海軍的募兵演習――說穿了就是現代版的強制徵召入伍！
我們都會算好度假的時間，不想錯過開放參觀的週末。非常值得，只要一張門票幾乎就可以逛遍整個造船廠，還可以上船參觀。最吸引遊客的展示之一是航空母艦，隊伍都排得很長。只有一年――一九八二年，海軍日變了調，那年爆發福克蘭戰爭，英國與阿根廷為了福克蘭群島的主權而開戰。皇家格拉摩干號（HMS Glamorgan）停在乾塢裡，船身因為遭到飛魚導彈擊中而嚴重受損，當時船上有幾名人員傷亡，那一幕景象令人看了非常痛心。海軍日會有閱兵儀式，由海軍士兵擔綱演出。當天結束時，皇家海軍陸戰樂隊演奏振奮人心的「最後崗位」（Last Post）。
不過，參觀造船廠還激起了我們的愛國情操，約翰跟我誓言長大後要加入海軍。我們返家後加入TS Adventure，那是布里斯托的一個海軍少年兵團。我打算當技術兵或工程兵，可惜我數理不好，少了這兩個先決要件不行。約翰就比較順利了，幾年後他加入海軍，負責廚務。他這一服役就差不多二十年，足跡踏遍全世界，甚至參與危險的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
一九八二年的波茲茅斯假期令我永生難忘，而福克蘭戰爭只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十一歲，念完赤斯特公園小學後進入中學――一個浩瀚、難纏的世界。小學生活令我困惑，一開始我不懂如何跟同學相處，而畢業時，我覺得自己更不懂。
想到要上中學我就害怕到不知所措。我不認為新的人生階段代表新的機會，只覺得是威脅。我擔心著自己無法應付的新世界，一九八二年的六週暑假就這樣在我的憂慮中飛逝而過。我在小學時期的祕密武器是我對音樂及歌唱的愛，到了中學之後更是如此。
第三章
歌唱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正式接觸音樂。當時我五歲，參加魚塘區當地全聖教會的禮拜活動，教會位於布里斯托東北部。我站在教友區跟大家一起唱詩歌，突然間我出了神。眾人合唱的聲音是如此美妙，讓我忘記自己置身何處。我之前當然有聽過音樂，但那是第一次我真正「聽到」、「聽出」音樂的特別。
沒過多久，我不但發現音樂的神奇，也發現自己的天分。我靠聽的就能記住曲調，入耳不忘。我在教會裡聽到一段樂曲，立刻可以一模一樣輕鬆唱出來，也可以用鋼琴正確彈出每個音符。我很早便明白我的生命當中不能沒有音樂。
教會裡年滿七歲的兒童要上主日學。當時我已經參加唱詩班一年了，我想繼續唱，不想上主日學。因為衝堂，我不能兩邊都參加。爸媽出面幫我協調了一下，我終於可以不必上主日學。約翰跟我都加入唱詩班。東尼參加我們學校旁邊聖約翰教會的唱詩班；珍對唱詩班沒興趣，她喜歡上主日學。唱詩班在參加婚禮和一般的禮拜活動時，有唱酬可拿，雖然不多，但夠我們存錢在度假期間去遊樂場玩。
我說不上來音樂為何對我有正面的力量，我只知道它有。看見牧師做禮拜時唱好多歌，有一陣子我也想當牧師。這倒不是因為受到上帝的感召，而是因為我想唱歌！
從小，大家就都知道我唱歌唱得很大聲。我不會走音，但就是會用最大的音量。並不是我不乖或想要炫耀，我只是太樂在其中了。我的歌聲大到不知情的教友都會看我，再大的教堂都無法減弱我的聲音。
有一個星期天我在家，決定拿紙和火柴做做實驗。我想我只是受到好奇心的驅使。我在我們三兄弟的房間裡找了一個抽屜，用火柴把紙點燃。結果燃燒的味道和煙霧都傳到樓下。早就料到紙包不住火，爸爸逮住我，當晚要我去教堂裡禱告祈求上帝的寬恕。懲罰有兩個選擇：我整整一星期不能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少年隊、童軍以及唱詩班；或者不能參加幾個月之後在艾克斯木（Exmoor）舉辦的童軍露營之旅。我真的很想去露營，所以選擇一星期不能參加任何活動。
那天我聽爸爸的話，乖乖去參加晚禱請求上帝原諒我。我滿心歡喜回家，他很意外。
「是這樣的，」我告訴我的父母。「上帝原諒我了！」
爸爸嚇一跳。「什麼意思？」他問道。
「今天晚上我們加薪了！」
我從小就一直希望能有獨唱的機會。我記得八歲時看到BBC的節目《吉姆幫你搞定》（Jim'll Fix It），有一個高音部的男孩寫信跟製作單位說想要在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表演。我非常眼紅。我想獨唱，而且夢想是在像聖保羅那樣的大教堂裡面。眼見別人的夢想成真，我的內心很不是滋味，那可以是――應該是――屬於我的機會的。
後來我終於得到獨唱的機會，只是地方比較小。我就讀的小學有一個小型合唱團，團員大部分是女生。合唱團一年大概就只有一次公開的表演，在學校舉辦的聖誕會上演唱聖誕福音，地點是學校旁邊的聖約翰教堂。一九七八年歲末，合唱團分配我獨唱《禮讚大衛之城》（Once in Royal David's City）的第一節。我興奮不已，同時也忐忑不安。那是不得了的一刻，到現在我都還記得獨唱的時候自己雙腿不聽使喚發軟。我天生是個容易緊張的人。
一九八○年對我歌唱技巧的發展是一個轉捩點。我們從當地的報紙《布里斯托晚報》（Bristol Evening Post）得知布里斯托中部有一所教會――屬於喬治亞正教會的聖伊文基督教會在徵選唱詩班男孩。這是不可錯失的良機，因此我決定去參加甄試。
甄選現場很安靜，有風琴師、指導老師布萊安˙巴索，以及他的助手大衛˙穆恩。巴索先生態度輕鬆、脾氣溫和。但那樣站在教堂最前面指揮大局，他顯得非常有威嚴。已步入中年的他頭髮不多，雖然他人很友善，但你明白大權握在他手上。
我唱得很順利，最後入選唱詩班，每年可以拿到兩百英鎊（譯註：今日約台幣一萬元），外加交通補助費。我開心極了。聖伊文基督教會並不大，但唱詩班歷史悠久，有一位女士捐出大筆遺產，使唱詩班得以運作多年。
我第一次跟唱詩班表演時，家人全員到齊，包括約翰、東尼和珍。有教會裡的人聽到約翰唱歌，後來邀請他加入唱詩班。我覺得有點冤枉，自己得先參加甄試，不過我還是很開心，尤其是我開始獨唱了。
新成員都會被帶到教區裡的全聖教會進行「新生訓練」。全聖教會傳說鬧鬼。當年亨利八世廢除英國的修道院，有一名修道士為了保護修道院的寶物而喪命。我們都必須在門邊排排站好，有幾個男生故意在角落發出怪聲裝神弄鬼嚇人。
我跟哥哥都很喜歡唱詩班，也結交了好朋友。有一個星期四，暴風雨即將來襲。我們比較早到，約翰在跟其他幾個團員追逐嬉戲。他回頭說：「要是我有撒過謊，一定會天打雷劈！」他話才說完，一道閃電劃過天際，轟隆隆的雷聲跟著響起。他嚇壞了，我則是笑到彎腰。
教會對我們唱詩班很好。除了有收入支付我們的開銷和歌唱訓練之外，我們還有一些固定的行程。每年快到聖誕節的時候，我們都會出去聚餐。這對我是一件難得的事情。我們通常是去位於百洛德街上的伯尼餐廳一飽口福，想要點什麼都可以。那是一家牛排館，我們家平日是吃不起的，因此我不太放心點昂貴的東西。巴索老師看出我的掙扎，鼓勵我盡量點。後來我（其他的男孩也是）點了三樣：炸蘑菇、後腿牛排、甜點冰淇淋。最後送上甜露酒咖啡（小孩子喝的當然是不含酒），「酒」足飯飽後大家都覺得好幸福。
聖誕節是我在聖伊文基督教會最愛的時節之一。教堂很小，所以一下子就充滿馨香的芬芳。唱詩班沉浸在柔和的燭光當中，我們身上穿的白色法衣閃閃發亮，而藍色長袍則與周遭的白牆形成對比。
我喜歡負責高音部，可以唱得又高又大聲，不會惹上麻煩。我最喜歡唱的是《聽啊，是傳令天使在高歌》（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的高音部，因為這段樂曲夠長、夠高。
最特別的典禮是聖誕午夜舉行的彌撒。原因之一是時間很晚，而且是在布里斯托的市中心，非常靠近精采的夜生活區。（意思是會有很多喝醉的人一時興起走進來，大多數都不具威脅，只是快樂到忘情地跟著一起高唱聖誕福音。）教堂在聖誕夜的氣氛就是不一樣。馨香的味道特別濃烈，但周圍有柔和的燭光，還有司鐸溫柔的答唱，所以一切很平衡。司鐸只有在每年的這個時候才會鼓勵大家握手互祝聖誕快樂。在整場彌撒期間，我們會唱所有最棒的聖誕詩歌，所有最棒的高音部。
我也喜歡復活節。耶穌受難節（Passiontide，宣告耶穌受難日和復活節的來臨）總是令人難過。聖週四，也就是耶穌受難日的前一天，全部的蠟燭都會熄滅，祭壇會清空。教堂裡的氣氛變得很詭異，讓我覺得好淒涼。相反之下，教堂在耶穌受難日那天歌聲沒有斷過，所以它向來是我最喜歡的日子之一。
我們隔年演唱約翰˙史坦納（John Stainer）的《十字架》（Crucifixion）和希歐多˙都布瓦（Theodore Dubois）的《基督的七句遺言》（Seven Last Words of Christ），兩者各有迷人之處。史坦納的作品算是典型的維多利亞風格，有令人激動的合唱，也有厲害的幾段獨唱（可惜只限大人，沒有男童高音的份）。我比較喜歡都布瓦的作品，情感比較豐富。
我在聖伊文基督教會的日子過得很愉快，跟唱詩班裡的其他男孩處得還不錯，簡直可以說是美夢成真。我因此更加確信我的歌聲是我朋友；只有在唱歌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沒有敵人，所以我愛極了唱歌。唯一的問題是我會唱到渾然忘我，忘記唱詩班裡還有別的成員。
有幾個人在合唱不重要，在聖伊文基督教會我有二十五個同伴（包括大人在內），布里斯托科斯頓廳（Colston Hall）的唱詩班則非常龐大，無論在哪裡我的聲音都會被聽到。
我因為這樣而經常引起唱詩班負責人巴索老師的關切。有時候我去參加晚禱，巴索老師會把我叫到樓上的風琴間，我整晚只能坐在古老大風琴的旁邊。欣賞巴索老師在結束時表演維多（Widor）的《觸技曲》（Toccata）當然很有意思，但我寧願在樓下唱歌。巴索老師要我聽唱詩班沒有我是如何合唱的。我會努力克制自己，但發現自己每隔一兩個月就會被叫去風琴間，檢討一樣的問題。
巴索老師人很好，但他也會表達不高興。禮拜結束時，我們回到儲物間收好法衣，他則彈奏最終曲，你有時候可以從他的選擇判斷出他的心情。如果他彈奏維多的觸技曲（我的最愛之一），通常表示他的心情很好。如果他彈奏巴哈的觸技曲（聽起來總是很像恐怖電影的配樂），那麼我們就知道等一下要挨罵了。
巴索老師很少對我們大小聲，但你一定知道他何時不開心。他真正生氣的時候會使出獨門絕招，用在我們身上向來無往不利：他會放話要找女生來加入唱詩班。我們當然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唱詩班的席位有限，前排座位頂多只能容納十五、十六個男生。加入女生的意思是我們當中有人得離開，所以這招每次都奏效。
儘管蠻常被巴索老師叫去風琴間禁唱罰坐的，我還是跟他處得很好。他是一個好玩的人。後來在我快要離開唱詩班的時候，他告訴我很高興有我在，我是他遇過最棒的成員之一。這對我是非常高度的讚美，我聽了非常開心。
我用在唱詩班領到的錢支付聲樂課和鋼琴課的學費。我的老師是威卡女士，她在金斯塢桑威區的住家授課，位於布里斯托外緣的一處高級住宅區。我一週兩次搭公車去上課。她有許多才華洋溢的學生，有些跟我變成多年的朋友。威卡老師上了年紀，她脾氣暴躁是出了名的，可怕到連學生的家長都怕她。她八十多歲，一開口就非常有威嚴。她對愚蠢的人沒耐心。雖然她大部分的時候都只能坐著，但她的雙臂運用自如。
有一個週一晚上，我比較晚下課，搞不好會錯過公車。還好公車那天也晚了，我剛好跑到站牌。正要上車時，有個同學克里斯˙蓋曼的父親一把拉住我。
「來吧，」蓋曼先生對我說道。「我得載你回家。」
「不用了，」我回答他。「公車都已經來了，而且您就住這附近。」
「喂！」公車司機大喊。「你到底要不要上車啊？」
「他沒有要坐，」蓋曼先生替我回答，把我拉回街上。「威卡老師，」他解釋給我聽。此時公車開走了。「她叫我一定要送你回到家。」
他的臉色蒼白得像張紙：光是提到威卡老師的名字就已經夠嚇人的。
威卡老師就是具有那樣的威力，有如女王駕臨。
威卡女士是一位嚴格的老師。我的歌聲比琴聲好多了，而我總是懶得練鋼琴，每次威卡老師在驗收回家功課的時候就看得出來。她愈來愈覺得我不受教，也不怕擺明她受不了我。我會找藉口，例如我們家的鋼琴音不準。威卡老師並沒有聽過就算了，而是叫她的調音師去我家檢查。
威卡老師還會用一招。她認為體罰能刺激我進步。我連續幾星期都彈不好、沒進步，她找來一根藤條，我彈錯的時候就敲打我的手指。我錯得愈多，她就打得愈用力。現在我明白她對音樂的熱愛了，自掏腰包請調音師去學生家修鋼琴，以使學生能夠彈到最好。可惜她的安排得到反效果：我受不了被打，決定放棄鋼琴課。我沒有告訴父母老師用藤條的事，只說我不想彈了。我覺得如果誠實說出沒練鋼琴，恐怕只會自找麻煩。我設下停損點，反正我知道我不會成為偉大的鋼琴家。
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我很高興威卡老師沒有用體罰的方式教我唱歌！我的確比較常練唱、比較少犯錯，不過唱歌對我而言總是很自然，有時完全輕鬆不費力。我想我唱得很好，否則威卡老師早就指正我了。我的弟弟東尼沒動力上她的課，因為她每次都罵他好像嘴巴裡嚼著口香糖在唱歌。威卡老師果真很敢講話！
我第一個暗戀的對象也是威卡老師的學生，叫做安琪拉˙休根。每個情竇初開的男孩心目中都有一個像她那樣的夢中情人：高挑（一個根本不會用在我身上的形容詞）、漂亮、金色捲髮，有錢人家的千金。我想學她唱歌，結果被她笑。
我跟安琪拉發展無望（除了她大我幾歲之外），因為我假裝我們已經訂婚了（我當時年僅十歲，這麼做實在有點誇張）。我跟艾力克斯――我在學校的朋友――一起跑出去玩，沒跟父母說要去哪裡。
艾力克斯跟他媽媽說我們要跟安琪拉出去，其實根本沒有。我們玩到太晚，已經過了我跟我媽媽說要回家的時間。媽媽很擔心，打電話問安琪拉的媽媽我們在哪裡。我們的謊言戳破了。我覺得非常難為情，之後再也不敢跟安琪拉講話。
我在歌唱方面進步很多，被推派代表班上參加當地的音樂競賽。我在史泰波山丘群英會、朗渥葛林藝文節（Longwell Green Festival）、金斯塢等處的表現都不錯。布里斯托群英會被視為當地競賽的最高點，我去參加過一、二次。這些比賽都冷冰冰的、斤斤計較，有些我並不喜歡。觀眾通常都是你的對手和他們的親友團。評審有三位，會在你唱完後講評。整個過程呆板又難熬，更不用說令人緊張萬分。
媽媽都會去比賽現場幫我加油，珍和東尼也會。東尼也參加過幾場比賽，但緊張到受不了。爸爸很少有空看我比賽，但他只要有空一定會出現。他特別重視比賽結束後的頒獎典禮。他後來對錯過我的比賽會有所補償。
布里斯托群英會我比得很辛苦，我的分數通常都夠入選，但我得過最佳的成績只有第三名。一般而言，我在史泰波山丘的表現比較好，贏過兩面獎牌。曾經在那裡的一場群英會上，布里斯托大教堂唱詩班的負責人注意到我，告訴我媽媽他非常希望我加入唱詩班。
布里斯托大教堂唱詩班的團員必須就讀隸屬的教會學校。事實上，我前一年有去考唱詩班獎學金的入學考試，但我必須提早一年上中學。我在各科的學業成績都還不錯，尤其是英文科最佳（因為我大量廣泛閱讀的關係），但我的數學不好，所以我沒得到獎學金。如果我的父母自費，我有機會繼續；可是我們家沒錢，所以作罷。唱詩班的負責人很遺憾我無法加入。我也很失望。加入當地大教堂的唱詩班對任何一個唱詩班男孩而言都是歌唱高峰。
雖然我熱愛唱歌，但是我討厭比賽。有輸有贏給我的感覺很不好。我通常在被叫到名字之前都沒事。那樣的賽事是沒有提供休息室的。你就坐在觀眾席等著上臺，跟大家一起看全部參賽者的表演。
我聽每個人都唱得好完美，我只要唱錯一個音就會落到最後一名，而我總覺得這是無可避免的。我通常在二重唱的項目表現較佳，大概都是跟一個年紀相仿、名叫克雷格的男孩對唱。克雷格擁有顯赫的家世背景，無論說話或演唱他都是使用正統英文。相對之下，我總帶有布里斯托口音。他通常都會贏走獎盃、獎牌；然而，雖然大家都說我唱得比較好，但除了跟他對唱之外，我還是空手而歸。
我常常都是受到緊張的影響。這在史泰波山丘比較沒問題，比賽在當地的衛理教會舉行，那是一棟大型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物，音響效果極佳，而且每場比賽都坐滿觀眾。建築物分成兩層，一樓有舞臺前方的座位，二樓有看臺座位，因此跟一座小型劇院沒差多少。我的問題是場地小、人不多，例如在朗渥葛林的比賽。在那種情況之下，我的表現通常不佳。我會很緊張，頭腦一片空白：唱到一半會忘詞，即使歌詞我會倒背如流。
好像我很怕對著空氣演唱，因為沒有人會給你回應。我知道唱歌是我的專長，但我人生的其他方面都不理想，因此我總想得到他人的肯定。當我覺得沒人肯定我時，我會覺得自己好脆弱、毫無保護。在那樣的壓力之下，我崩潰了，以至於表演大打折扣。
我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迷上古典樂的，主要是因為我看了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E.T.外星人》。電影撥動我的心弦――抱歉，我拿音樂玩雙關語――原因之一是我看到片中的小男孩得不到同儕的肯定。另外，電影裡使用的音樂給我醍醐灌頂的感覺。我千辛萬苦找到倫敦交響樂團演奏電影配樂精華的密紋黑膠唱片，包括《第三類接觸》、《星際大戰》以及《E.T.外星人》，都是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創作的。
我在聽這張唱片時總是滿懷喜悅之情，那感覺之強烈使我想要參與演出，而不是只當聽眾。我會趁四下無人時抓起媽媽的毛線棒針假裝是指揮棒。有指揮棒在手，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我想感受音樂蘊含的情感，那股力量與日加深。
我十二歲生日的時候，爸媽送我一台不貴的個人音響。我找了一些錄音帶放來聽，其中有一、二捲是流行樂，大部分是古典樂。我會用最大的音量重複播放，以至於公車上經常有人對我說：「可以麻煩你小提琴小聲一點嗎？」聽到的人都不禁低聲竊笑。
我特別愛聽具有戲劇張力的古典樂。我最愛的樂曲包括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1812 Overture）、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的《倫敦交響曲》（A London Symphony），以及德弗乍克（Dvorak）的《大提琴交響曲》（Symphony for Cello）。大部分的樂曲都是由柏林愛樂樂團演奏，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指揮。
從以前到現在，我最喜歡的管弦樂一直都是柴科夫斯基的《第六號交響曲，悲愴》（Symphony No. 6, the Pathétique）。那濃濃的哀傷揪住我心頭，令我久久無法釋懷。我仍然記得第一次聆聽時的情景。我那個時候已經快要走到家了，第一段樂章觸動我的心靈，勾起所有我對人生感到的悲傷。主旋律由弦樂開始，接著由管樂重複，似乎已經接近結束。最後一切歸於平靜。我滿足嘆息，然後……轟！！！管弦樂來到最強，有如槍聲作響，我整個人彈跳了起來，差點站不穩摔倒。更糟的是旁邊有人，一輛雙層巴士就停在我旁邊。看到路人莫名其妙跳起來，乘客們個個張大眼睛、發出笑聲。
但音樂對我就是有著那樣的魔力。它占據我的心、我的靈魂，帶我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
我在聖伊文基督教會唱詩班的期間有一件事影響我很大。一九八五年五月底，我剛結束練唱。那天比平時晚，我急著要去鮑溫街趕公車，否則就要再等上一個多小時。
外面天色尚未全黑，但飄雨潮濕，能見度非常差。
我看一下錶，動作得快一點了，尤其是那班公車常常會提早幾分鐘開走。我穿越百洛德街，沿著海伊街全速衝刺，知道自己只有幾分鐘的時間跑完八百公尺，而且是主要的幹道。然而，我沒跑到那麼遠。前一分鐘我還在拚命跑，但是還不到上氣不接下氣的情況，下一分鐘我已經痛苦倒地。
海伊街上有一棟少數經歷第二世界大戰炮擊後倖存的中世紀建築物――一棟建於十六世紀、木作裸露在外的房屋。當時有工程正在進行，鷹架占據大部分的人行道。我沒有多加考慮，直接從兩根柱子之間跑過去。鷹架完全沒有照明設施，因此我根本看不到有一根斜突出來。我整個人就這樣迎面撞上去，造成前額大量出血。
唱詩班的副理穆恩先生剛離開教會，目睹我發生意外，連忙跑過來幫我。我強忍著，但真的很痛。穆恩先生扶我上他的車，送我去布里斯托皇家醫院（Bristol Royal Infirmary）。可以想見我流的血害他的車子變成一團亂。傷口主要有兩道：我的額頭左側裂開十公分，縫了十五針，使我看起來像科學怪人。但造成長期麻煩的是我嘴部的傷。撞擊力道之大，我把兩顆門牙推擠進牙齦裡，到鼻子後方的軟顎與鼻腔中間。我大量失血、痛不欲生。穆恩先生打電話到我家，然後陪我等我媽媽來醫院。
醫師可以幫我縫合額頭上的傷口，但無法救我的牙齒，要我隔天轉診去布里斯托牙科醫院（Bristol Dental Hospital）。結果那裡的牙醫也無能為力，他告訴我牙齒很可能會自己恢復原位，但他不知道功能是否將維持正常。
接下來的幾週，牙齒確實如同牙醫所說的回到正確位置。然而，我真正的痛苦才開始。我這輩子不曾那麼痛過，吃止痛藥也沒用。門牙的神經嚴重受損，牙齒步上死亡。其中一顆――我騎艾力克斯妹妹的腳踏車在地下道撞傷的那顆――需要完整的牙冠。
牙冠的價格昂貴，幸好我是在牙科醫院的急診部治療。另外，那裡有布里斯托大學牙醫系的漂亮女生治療我，牙齒好像沒那麼痛了！我可以乖乖坐上幾小時接受治療。我必須習慣，因為療程是每週三小時，前後長達半年。除此之外，局部麻醉對我沒用，大部分的時候我很清楚知道他們在做什麼。醫院要免費幫我矯正排列不整齊的下排牙齒，但我沒接受，因為想到要再熬那麼久就害怕。真是個錯誤的決定。
我後來在唱詩班待好久，聖伊文基督教會變成我的第二個家。為了爸爸的工作，
我們家搬去布里斯托外緣的司托克吉福特（Stoke Gifford），上教堂比較不方便。約翰開始有點帶壞我，我們有幾次練唱偷懶沒去。最後到了1987年，有人提議我應該離開唱詩班。我的年紀對唱詩班而言太大了。大部分男生在十四、十五歲變聲，我已經十七歲，卻還在唱男童高音。
教會裡有些捐款人擔心我如果繼續唱男童高音，成年後的聲音會受到影響。他們送我價值五十英鎊的圖書禮券，謝謝我七年多來的貢獻。我不想離開。雖然我明白他們是為我著想，可是我還是覺得很失望。我對自己成年後的聲音還沒概念，只顧擔心我將遠離歌唱事業，可能再也回不來。
第四章
中學生活
「我說帕茲啊，你要去哪裡念中學？」
小學最後一年的遊戲區，惡霸們突然對我未來的教育感到有興趣。
「懷特菲（Whitefield），」我指出魚塘區的一間中學。
「真沒想到，」大魔頭見獵心喜磨拳擦掌。「我也是要去念那間。看來我可以幫你適應一下新生活，介紹幾個新同學給你認識，」他乾笑一聲說道。「暑假後見囉。」
我看著那群惡霸笑鬧離去，知道可以繼續整我讓他們感到很爽。我看著他們走掉，暗自笑了一下。他們不知道我根本不是要去讀懷特菲，而是跟我們家其他的孩子一樣讀布里斯托中部的聖瑪莉瑞克學校（St. Mary Redcliffe and Temple School），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聖瑪莉瑞克是一所接受政府補助的教會學校，當地人認為它跟公立學校差不多（英國的公立學校等於美國的私立學校）。學校享有卓越的學術名聲，因此入學的競爭非常激烈。學生和家長都必須受洗，而且固定參加禮拜：你必須提供教區牧師或司鐸簽名的出席證明。好在我父親是全聖教會的執事之一，所以這點不是問題。
此時我哥約翰已經在聖瑪莉瑞克讀兩年了。他在學校的人緣很好，長袖善舞，即使面對作威作福的惡霸時也很吃得開。有一天他在魚塘區送報時發現路上有隻死狐狸，他跑回家拿麵包刀去把狐狸的尾巴割下來。有不同的人出價要跟他買，他最後賣給出價最低的那個人。聽起來可能很笨，不過對方在同年級生當中可是一名狠角色。在那之後，我哥哥晉升到最上層的那幫分子。
約翰的交際手腕是我學不來的。我的問題都自己扛，我覺得如果找約翰幫我出頭，可能會拖他下水、害了他。七年過去了，我還是搞不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交到一個不值得信任的「朋友」，所以保守來說，我的社交能力非常有限。
因此雖然我有機會在中學重新展開人生，我卻不知所措。
我在聖瑪莉瑞克的頭兩年偶爾遭到霸凌。坦白而言，同學們會那樣對待我，我必須負起一些責任。我逼自己默默接受那些嘲弄和攻擊，但有時這並不是最好的作法。我一直壓抑，最終當然勢必爆發。我的小學同學就對此習以為常了。我的個性比較膽怯畏縮，但一旦被惹火，立刻力大無窮。有一、二個同學如此描述我脾氣發作，後來大家都叫我「狂怒帕茲」。
我最大的問題是我認為「我承認自己罪有應得」或「別人認為我罪有應得」，都是對我直接的攻擊。我跟嘲笑我的同學爭辯，經常都是先發作後才發問。我的班導普林先生把我叫到一旁，勸我換個方式應對。他要我別去理會；他說如果我不理會，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就這樣，父母及師長又給我同一個通關密語。我很努力聽他們的話去做，但有時行不通。我會久久悶不吭聲，然後一股腦兒宣洩而出。我現在明白為什麼那些同學覺得我這樣是個笑柄，尤其是那些沒事就愛作弄、激怒我的同學。但在當時我很難過，我希望大家喜歡我，但我一進聖瑪莉瑞克就知道我的願望不可能成真。
***
體育應該是我最拿手的科目之一。我在學校裡稱得上是飛毛腿，因此代表學校去參加越野賽跑。這項賽事我一直到二十多歲都還有參加，我後來代表我的城市和郡鄉去跑越野賽。
體育活動安排在下午，在布利斯林敦學校（Brislington School）的操場。布利斯林敦位於布里斯托的外緣，我們搭長途巴士過去，換上紅配黑的橄欖球運動上衣和條紋運動襪。我們會先跑越野賽，通常都是跑平地，接著是二十分鐘的橄欖球賽。學校裡主要的球類比賽，男生打橄欖球，女生則打曲棍球。
我喜歡跑步，而且一定是跑前五名。不過我討厭橄欖球，它形同合法化校園裡的肢體暴力。球過來的時候，我一定會接住，接著轉瞬間十八個男同學爭先恐後撲到我身上。這個動作原意是要圍堵搶球，但他們不是。他們把我團團圍住，對我拳打腳踢，事實上球早已落地。這是我在聖瑪莉瑞克最初幾年固定上演的戲碼，橄欖球賽令我心生恐懼。我總希望橄欖球場濕透了，不能使用，意思是越野賽跑可以跑久一點。
我也討厭體育課要共用更衣淋浴間，那地方是霸凌天堂。沒有師長在場監督，一群烏合之眾更會壯膽做壞事。我會先等大家洗完再進去，有時候沒問題，因為兩堂體育課之後有休息時間。然而，我常常被惡霸強押著頭進去，全身赤裸地被痛毆。看到我落難，大家只是幸災樂禍。
我對此習以為常。有時候「只是」語言霸凌，不過有時候是肢體霸凌。他們有時候會用領帶抽打我，而且常常故意針對鼠蹊部，你可以想像那有多麼痛。他們用力到領帶會「咻咻」作響。最糟的是更衣室沒有地方讓我躲，我只能完全任人宰割。
某天體育課下課後，我交到我在聖瑪莉瑞克的第一個朋友，真正的朋友。如往常一樣，我不想跟那些男孩一起沖洗，所以我等最後一個。結果等我回到停車場的時候，巴士已經開走了。
還有一個男同學也錯過回程的巴士：尼克。他跟我差不多高，有著黑色的短髮。我們倆的錢都不夠買車票回布里斯托市中心，恐怕只能走上六公里多到米德思聖殿，在那裡我們的悠遊卡才能搭公車。
體育場靠近威洛奇亞冰淇淋工廠，他們有對外販售的窗口；在踏上遙遠的路途之前，尼克大方請我吃冰淇淋。我們邊走邊吃邊聊，變成了好朋友。後來尼克跟我放學後會一起回家，因為我們搭同一班公車。他有最新的電玩遊戲，也有一輛腳踏車。他都會大方借我玩、借我騎，不過我對電玩並不是很在行。我打Spy Hunter還行，跟今日的電玩遊戲相比很低階，但它在當時可是引領市場的風潮。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錄音帶的聲音。
我們的背景差異向來不是問題，尼克很有家教，總是會為別人著想。他後來變成我在聖瑪莉瑞克最要好、最可靠的朋友。
然而，大部分的時候我都適應不良，班導在成績單上給我的評語是「好鬥」。大家似乎都很容易交到朋友，而我很努力跟同學和睦相處，但日子就是很難過。面對一群人時，我都是默默走開，因為我總覺得他們對我不懷好意。我的閱讀能力還是很強，書籍提供我一處安全的避風港。而這也表示我的功課很好，我在普林老師的英文課都是拿到優異的成績，多虧我有將各種讀物融會貫通。
聖瑪莉瑞克以「樓」為單位，不是一棟樓，是一層樓：校本部的每個樓層都有名稱，以各個捐款贊助學校的善心人士命名。我入學時，新生被分到詹姆士樓。詹姆士樓採行舊式教育，管教嚴格，體罰稱得上是家常便飯。壞學生會被嚴厲的樓長葛萊翰先生叫去懲罰。體罰是用「波西」打學生，也就是登祿普（Dunlop）球鞋。被打過的人講到時都臉色發白，而我們這些聽的人都發誓不要被打。
從第二年開始，我們換到位於桑默賽廣場的教育大樓。大樓建於1970年代，
建材使用大量的玻璃與混凝土。學期開始不久，老師們已經普遍認為我只要努力就能做得很好。我在英文和德文的表現特別優秀，在班上通常都是名列前茅。我數理科比較差，必須非常努力才能看到進步。
不過有一件事情讓我鬆口氣：第二年不用再做針線活了。我的手不靈巧，雖然學會了縫扣子，但是我實在看不出有何用途。第二年的家政課改學烹飪，包括設計菜單和實際料理。我還蠻喜歡的，學會做幾道料理，包括蛋白甜餅、麵包奶油布丁以及鄉村派。不過我最喜歡的做是料理鯖魚。有個星期二的早上，我們走進教室，發現每個人的料理臺上都有一條鯖魚。我們得把魚切開、取出內臟、清洗乾淨，然後填入餡料、放進烤箱裡烤。這些是我喜歡做的，我很高興學會廚藝，到現在我仍然喜歡下廚。
到了第三年，我晉身優等生的行列，因為我很努力讓學期成績進步了。我的主要問題是欠缺組織力，老是落得臨時抱佛腳的下場。完全跟老師想得不一樣，我並不是偷懶，只是組織力太差。除此以外，我知道自己的潛力會在最後一刻激發出來。我就是這樣考好每個考試的，我知道自己有時間壓力、只有一次機會。因此，我把做平日的回家作業當成在考試，時間到了，快做好。
我經常在搭巴士上學和回家的途中做功課。巴士經過路面坑洞時會跳動，
我的筆當然也會跟著跳動，所以字跡常常潦草到讓人看不懂。許多老師都說我的筆跟不上我的腦袋。整個求學時期，我都令老師們感到灰心，因為我回家功課都做不好，但考試又都能輕鬆通過。
同學們的霸凌行為在第三年時變本加厲。有一天體育課，一個惡霸在淋浴間裡把我推到在濕滑的地面上，然後一腳踩住我沒穿衣服的背大喊：「保羅˙帕茲死了！」圍觀的人跟著一起起鬨叫囂。喧鬧聲大到在體育館裡面的老師們都聽得見，但他們反而大聲叫我快一點準備好。
我恨不得自己真的死了。至少可以讓那些人稱心如意。我會站在遊戲區裡，看著大家跟身邊的人來往過生活，我問自己：「為什麼是我？」我究竟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讓他們如此痛恨我？又有一次體育課，同學們又對我拳打腳踢，我就問他們了。
「你們為什麼這麼討厭我？我對你們做了什麼？」
他們笑得更大聲。
「我們討厭你，因為你是保羅˙帕茲，，而且你還沒死！」
後來我的處境雪上加霜。我幫約翰還一本他之前沒還的課本。那是我們班在用的物理教科書，所以我覺得我是在做好事。物理老師賽凡爾先生不認為如此，指控我前一週偷書。我解釋給他聽，但可惜他不相信，在全班面前說我偷書。因為我一直堅持我沒偷書，老師叫我去教室外面罰站等下課。
那天下午要去布利斯林敦上體育，我最後一個走去坐巴士。眼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等著我。兩輛五十五人座、載滿男學生的巴士。兩輛巴士上的男同學全部站起來指著我大喊，「小偷！小偷！小偷！」我坐上我那輛，得到一樣的待遇。更糟的是賽凡爾老師跟我同車。有五十個男同學在對我大吼，而他跟坐在旁邊的老師充耳不聞地繼續聊他們的天，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坐下任由他們喊叫，等他們自己覺得無趣停下來。他們持續了一陣子，我整個人情緒低落，尤其是兩輛車上的老師都沒有人出面制止。
我幾乎每天都遭受言語霸凌。不只如此，肢體暴力也是揮之不去――週一到週五，上學前、在學校裡、放學後。跟之前在赤斯特公園小學一樣，我盡可能每天都走不一樣的路回家，但是有困難，因為有幾名惡霸跟我搭同一班公車。
我也會盡量放學後留晚一點，但他們還是會糾眾等著圍堵我。唯一的例外是星期五下午，那是學校唱詩班每星期的第二次練唱時間，而且超過一小時。
有一天下雨，我們可以留在導師室，就這樣我躲過霸凌。其他的時候，我是坐以待斃的待宰羔羊。同年級有些女同學經常會幫我說話，要惡霸別煩我。然而，那些囂張的男同學會還以顏色：「噢，妳們喜歡他是嗎？」他們會開始嘲笑那幾名女同學，好像覺得我迷人是犯了滔天大罪。
午餐時間會發生「不痛不癢」的霸凌――搥人、踢人、嘲弄――但霸凌常常很嚴重。有一次，有一個討厭的女同學撿起一塊石塊砸向我的頭，我千鈞一髮及時躲過。一旁的那群男同學覺得很好笑，找來一塊石塊要她再丟一次。她照做了，不過這次丟得比較不準，讓我有機會跑開。
他們的霸凌行為有時非常狠毒。有一次在科學教室，當中一個比較壯的男同學從後面抓住我，鎖住我的雙臂推我去撞窗戶。我費力掙脫了，但後腦袋還是撞到開著的窗角，劃出一道十公分長的傷口，必須去醫院縫合。
當然，我沒有笨到告訴師長或父母發生什麼事。那群惡霸早已警告過我打小報告的下場。我跟老師說我是走路經過沒注意，不小心撞到的。從頭到尾，害我受傷的那個惡霸就站在我後面假裝關心，但其實他當然是想確定我沒告狀。
有時午餐時間我會去音樂教室躲起來。星期三我可以逃過一劫，那天是唱詩班每週的第一次練唱。然而，其他的日子我就沒那麼幸運了。唱詩班每週的另外一次練唱是在星期五。我想辦法跟音樂科的負責老師――威沃爾先生取得默契，他同意我加入練唱。擔任值日生的幾名女同學也心知肚明。後來我跟她們變成好朋友。如此一來，我就可以再避開自由活動區。
除了這樣之外，聖瑪莉瑞克校方不曾出面處理。我愈接近畢業時，校方愈漠視。曾經有一次，惡霸們從後面踢我，搶走我手上的東西亂丟，老師只是叫我課本要保管好，對那群惡霸卻視若無睹不吭聲。
高中最後兩年，我確實有向校方反映，但訓導主任也是跟之前的老師們一樣叫我不要去理會、不要有反應。後來我在我的櫃子上發現一張紙條，留言說放學後會有五十個人等著給我好看，要我準備進棺材。我有兩個星期沒去學校。我沒告訴父母關於霸凌的事情，只把感受留給我自己。無法找人傾吐讓我覺得更加孤獨，但我認為告訴他們等於是承認自己沒用。只要我不告訴任何人，包括雙親和兄弟姊妹，我就可以假裝這一切都沒發生。
認命接受肢體及言語霸凌對我造成極大的影響。我放棄自己的外表，而這只是使霸凌變本加厲。但我看不出在乎自己的形象有何意義，因為我知道那將無法改變我所受到的待遇。事實上，默默被欺負讓我覺得我這個人可有可無不重要。
我希望這一切結束，但就像小學時打算故意摔下樓梯一樣，想歸想，我不敢走極端。我困在一個不屬於我的世界裡――而更糟的還在後面。
從十二歲開始，我週二和週五有去參加海軍少年兵團。當初會有興趣參加，是因為我們家愛去波茲茅斯玩，那裡有海軍日和海軍基地。約翰跟東尼都有參加，不過東尼對於在隊上必須服從哥哥很有意見。
我們駐紮在哈特威爾斯（Hotwells）「訓練船探險營」（TS Adventure），那兒靠近昆布蘭盆地（Cumberland Basin），是布里斯托碼頭（Bristol Docks）的主要入口。海軍稱為石造巡防艦，也就是指陸地上的建築物，它還是有船桅，不過是為了典禮儀式之用。
海軍少年兵團對儀容的要求一絲不苟，意思是約翰跟我必須花上幾小時把釘鞋擦到像鏡面一樣發亮，銅製扣環像黃金一樣發亮。週二是清潔日，我們會穿二號制服：藍色襯衫及長褲。週五是閱兵日，我們會穿一號制服，也就是整套的水手服：外套、喇叭褲、項帶、海軍領、白帽。因為這樣裝扮的關係，約翰和我在上公車時總是引人注目。
航海技能測驗對我而言是一大挑戰，因為我拿繩索沒轍。在當幼童軍時學過的基本平結還可以，但其他的結都很難。可是我不放棄，最終有通過測驗獲得徽章。這表示我有資格爭取直屬長官的徽章，但是必須先通過「海上」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前往衛茅斯（Weymouth）和搭乘MFV――一艘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存下來的商用漁船。計畫是航行越過海峽到奧德尼（Alderney）和澤西（Jersey）；學員輪流負責掌舵、留意漁業用的浮標，不讓它們勾住船的推進器。
出航那天，海面不平靜，風速高達七級。意思是我們無法前往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我們的船像個小水桶一樣上下震盪，造成一些學員暈船。我沒事，事實上在四個兄弟姊妹當中，只有我不會暈車、暈船。看到其他的學員攤在一旁乾嘔，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當時我十五歲，在學校裡遭受到最嚴重的霸凌。航程歷時五天，總共有十二個男生參加。船上有平民身分的大人隨行，我們這隊有曾任皇家海軍艦長的柏頓巴瑞先生。我都很早起，醒來時一定會看到柏頓巴瑞先生坐在我的床舖前凝視著我。他不發一語，只會悶聲說一個字「早」。柏頓巴瑞先生中等身高，有著灰白色的頭髮和鬍子。他看起來就是老水手的模樣。起初我對他的舉動沒有多想，覺得他只是剛起床要醒醒腦而已。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偶爾會抽菸，不過我並沒有菸癮，也不會真的吸入。我不確定是怎麼開始的，大概是因為約翰也抽吧。航程期間，柏頓巴瑞先生開始給我菸抽，我不以為意，不過我有注意到他只給我。接下來的幾天，他一直給我菸抽，我抽到頭痛，最後受不了不抽了。
我沒注意到――儘管一切都很明顯――原來我已經被鎖定。海上課程結束時，柏頓巴瑞先生問我可不可以留下來幫忙隊上年度大掃除。事實上，柏頓巴瑞先生有告訴我他因為跟學員走太近而遭到警告，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竟然沒有反應。我應該要走開的，但我卻任由他對我做出踰矩的舉動。
一開始，柏頓巴瑞先生要我去他的辦公室，叫我坐在他腿上。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也不知道為什麼發生。我只覺得自己全身癱瘓、動彈不得。當時只有我們兩個，沒有任何人看到。我坐在他的腿上，他意有所指描述在船上看到我起床、我跟其他男生在一起很興奮的情形。然後他親吻我的嘴唇。他沒有就此打住。他找藉口要我去制服間，在那裡他對我上下其手。他撫摸我的大腿、抓住我的生殖器，但沒有得到他要的反應。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反應，我的身體沒有反應，我也沒有開口說話。對我而言，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我沒有「興奮」，也不樂在其中。我盡量不跟他獨處，但他似乎完全不受影響。他會叫我去制服間或隊上的某個地方，然後對我上下其手。我不拒絕、不阻止，只是默默接受。
我為什麼讓他對我上下其手？我根本不要他碰我。我覺得自責又齷齪。我想大喊，但無論我多努力，我就是發不出聲音。我不斷狠狠搥打自己，問自己怎麼可以讓別人做出這樣的事。但我就是默許了那樣的行為，我從來沒有指出他的行為不對。我大可舉發他的，但我沒有。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相信我，而且因為我都沒有拒絕、叫他住手，大家會認為是我自己的錯。
猥褻行為斷斷續續超過一年。我無法直接面對，於是我開始躲避閱兵日。到後來時間一久，我什麼活動都不出現參加了。最後，總司令發現我已經缺席好幾星期。這是我說出真相的機會。我可以告訴他我的遭遇，解釋為什麼我不想再去。
我有說出真相嗎？沒有。我編了一個爛藉口，說我們家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已經搬到費爾頓（他當費爾頓高中的總幹事，必須住在校區裡），所以不方便繼續參加。現在我很清楚柏頓巴瑞先生的行為是錯的，但當時我只是怪自己。我覺得是我自己允許他那樣對我的。我很骯髒。我什麼都不是。因此我發生什麼事不重要。為什麼？因為我不重要。
與此同時，學校裡的身心霸凌最嚴重。大家說我沒用。難以承受的是，一百多個男同學用不堪入耳的髒話辱罵我，放話說我活不過這學期。不過，行動勝過言語。無論我人在哪裡，我的身體都得不到尊重，大家會抓住我、踢我的下體、
丟東西砸我、推我去撞東西。我是眾人的笑柄，他們不屑我。我根本不是一個人。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在海軍少年兵團發生的事情。原因有很多。我不知道是否會有人相信我，對方可是身為長官，只有我說、他說，沒有證人、證據。而且我沒有抵抗，始終保持沉默。然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一旦我說出來，我就是對別人、也對自己證明我什麼都不是，甚至比那更沒價值。
我遭遇的一切在在都如此證明。我只能咬牙承受，束手無策。我不必喜歡或參與，而我也沒有喜歡或參與。在我十五歲到十七歲的三年期間，我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我的感受如何，這些都不重要。我不過是一個玩物而已，任人剝削利用。
在這階段的遭遇影響到我後來的感情生活。每當有女性對我感興趣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是個騙子；我沒有安全感，拚命要抓住一切，結果逼走我在乎的人。我想要被愛，想要有一個人讓我關心，可是我覺得關心我的人遲早都會發現其實我什麼都不是，然後離我而去。
多年後，我第一次跟茱兒見面，我暗中祈求好運，一五一十告訴她我的遭遇。我害怕她聽完會走掉，但她沒有。她握住我的手，跟我說我們會一起攜手度過。認識她真是我三生有幸。
第五章
痛苦中也要高歌
砰！
一整個早上都在上課，突然間我右邊的座位發出一聲巨響打斷我的專注。隔壁同學的桌上躺著一個板擦，丟得真準。板擦並不是瞄準我的同學克里斯，而是要正好砸到他面前彈出一堆粉筆灰。我望向他的外套，已經從黑變白，顯然他剛才在發呆，才會沒看到有板擦飛過來。
「對不起，克里斯，我是不是有打擾到你啊？」威沃爾老師邊說邊走去拿回板擦。
威沃爾老師――我們在校外可以叫他的名字菲爾――是我在聖瑪莉瑞克最喜歡的老師。他除了板擦丟得準之外，也擔任音樂科的負責老師。
「對不起，老師，」克里斯答道。「我不會再犯了。」
「不要逼我下課後把你留下來，待會唱詩班還要練唱呢。」他對我和善地眨一下眼。
學校唱詩班的練唱是我的定心丸，幫助我面對混亂與心痛。有時它是我前進的唯一動力。威沃爾老師把我們操得很凶，我們每星期練唱兩次：星期三中午和星期五放學後。
我們唱的曲目很多樣，演出很多。唱詩班主要負責的演唱包括學期當中禮拜會的開始及結束、聖餐會（學校每學期開始時舉辦的宗教儀式），以及特殊的日子，例如耶穌升天節（Ascension Day）和科斯頓節（Colston Day）。
後者是紀念布里斯托捐助人愛德華˙科斯頓（Edward Colston），他在1709年時共同創辦學校。科斯頓節慶祝聖殿科斯頓學校（Temple Colston School）的成立，它後來與歷史更悠久的聖瑪莉瑞克合併，聖瑪莉瑞克成立於1571年。能夠加入唱詩班是我們的榮幸，因為全校每班只能分到三個座位參加科斯頓禮拜會。
科斯頓節的禮拜會有許多好處，例如下午不必上課、可以提早回家。這場禮拜會有兩項傳統。每個學生都會拿到一個十便士的硬幣和一個科斯頓麵包――有水果乾和糖粉、會黏牙的麵包，最初的禮物是兩個先令和一個麵包。麵包非常受歡迎，都會有人用十便士交換麵包。
聖誕節之前是唱詩班最忙碌的時候。我們會去探望當地的老人家，演唱詩歌和聖誕福音給他們聽。大家的反應都很好。我更常演唱變奏高音――與主旋律形成對位的高音――是我之前在聖伊文基督教會最愛唱的。後來我開始在唱詩班負責男高音，我會唱到忘我、繼續唱變奏高音，以至於嚇到站在我前面的女高音，因為她們習慣自己唱。
歌唱讓我解脫。除了讓我感到快樂之外，也讓我感到完整。無論周遭發生什麼事，在學校或任何地方，歌唱讓我覺得自己有能力改變現況。我讓人們微笑。碰到特殊的禮拜會或演出時，我的家人會全員到齊看我表演。當我覺得自己微不足道時，這讓我覺得自己很重要。
快到聖誕節時，我們也會去米德思聖殿演出，那是通往布里斯托主要的火車站。我們幫當地的慈善機構募款，包括聖彼得安寧之家（St. Peter's Hospice）和收容所。我們在這裡得到的反應比較兩極，有人慷慨大方，有人粗魯無禮：有通勤的人抱怨我們擋住通道「很煩」，害他們趕不上火車。
我們唱詩班也會受邀參加婚禮，偶爾會有喪禮。我在聖瑪莉瑞克的第二年，有一次校長叫我去他的辦公室。我以為自己遭殃了，憂心忡忡站在外面等指示燈變綠後進去。沒想到校長伊丘斯先生是要跟我談一個罕見的提案。有一群住在布里斯托的非洲人來找他，他們需要一名歌手在王子的喪禮上演唱。我很高興，深感受寵若驚，伊丘斯校長想到要找我。喪禮在布里斯托貝德明斯特區的一家教堂舉行，我演唱瑟巴斯提安˙魏斯理（Samuel Sebastian Wesley）的頌歌《主啊，引領我》（Lead Me, Lord）。儀式很短，我獲得二十英鎊的謝酬。我將這筆錢跟送報的工資一起存起來，下次全家去度假時可以用。
除了聖誕節的表演之外，參加唱詩班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巡迴演出。我在聖瑪莉瑞克就學期間，跟著唱詩班幾乎踏遍英國本土。
第一年，我們搭火車前往罕布夏（Hampshire）的溫徹斯特（Winchester），受邀去溫徹斯特大教堂演唱。我們相當早出門，到了之後就直接進大教堂排練。我們被告知排練一點結束，家長應該等我們。我就是從這次的經驗學到不要太相信時刻表。音樂家講求完美，威沃爾老師帶我們排練到將近兩點。傍晚就要回來正式表演，連吃個飯的時間都不太夠了，更不用說觀光。
大教堂建於中世紀，在裡面演唱真是太美了。你可以聽到我們的歌聲在裡面迴盪，令我感到非常自豪。教堂是一棟雄偉的建築物，匹配溫徹斯特在薩克森（Saxon）時期的地位――它是當時英格蘭的首府。教堂的窗戶很大，中殿非常長；事實上，司事告訴我們這個中殿是歐洲最大的。我不禁感到可惜，時間不夠我們在溫徹斯特到處逛逛。在那之後，威沃爾老師決定我們的行程不要再當天來回。以後去大教堂或當地教會演出時，我們會安排一週，因此有時間參觀一下附近的風景。他覺得車程浪費掉太多時間，如果我們無法遠行，能夠表演的地點就非常有限。
我們第一次遠行是去漂亮的史奇普敦（Skipton），位於風光明媚的約克夏谷地、布里斯托北部四小時的車程。為了能夠成行，我把送報賺得的工資存起來，爸媽再另外資助。我很期待去不同的地方和大教堂演唱，同時可以遊覽英國。
當然，旅遊當中我們沒有住飯店或旅館。事實上，我們連床都沒有！每個人的行李都有帶睡袋，我們就在教堂裡面打地鋪。有許多人還會帶氣墊床，於是整晚的打鼾聲和橡皮床墊的吱嘎聲此起彼落。我自己則是將睡袋直接鋪在教堂硬硬的地板上。
我們都是一起從米德思聖殿搭火車，威沃爾老師有一個省錢妙招。他請有火車票卡（成人可享六七折，而每位成人可以免費帶四個兒童）的家長給我們，因此省下大筆的火車車資。我們在火車上坐在一起，一路練唱要演出的曲目，火車上的乘客通常都很欣賞。
我們的三餐大部分都是在教堂裡吃，但是有時候會得到一英鎊的餐費，我們就會去當地的商家吃炸魚片薯條、、點飲料，或者也來根香腸。一九八四年的一英鎊比現在好用多了！我們不管做什麼都一起，根據值勤表，輪流負責洗衣服、準備三明治。我們三明治的選擇很豐富，醃牛肉、鮪魚美乃滋、雞蛋沙拉或是乳酪。
唱詩班很有向心力，不同於我在外面經歷的那個世界。在唱詩班裡，特別是大家一起遠行演出時，我覺得自己可以是一個有價值的人，而不是一個一文不值的東西。相對於在自由活動區所受到的嘲弄與暴力，唱詩班給了我一個喘口氣的機會。
第一趟的巡演令我大開眼界。我結交了許多朋友，當中有幾段友誼一直持續到今日。曾經有一回，我的兩個朋友，伊蓮娜˙貝利和露絲˙穆德偷溜到男生區找唱詩班的兩名男生。事實上，露絲已經嫁給那個她偷溜去找的男生――提姆˙戴伊，他也是我在聖伊文基督教會的一位同事。我有幾個老朋友都是在唱詩班巡演之行認識的。
那個星期過得有趣極了，我們在史奇普敦的教區教會表演，也在美麗的約克大教堂帶領晚禱。我們演出後不久，南端的翼廊被閃電擊中，引發的大火燒毀了屋頂，許多天花板的美麗圓形雕飾都無法倖免。不過才三個月前而已，我們就在那翼廊裡準備進入唱詩班的座位區。威沃爾老師帶我們跑了幾個當天來回的行程：有一次是去司卡博洛（Scarborough），還有一次在約克夏谷地健行一整天。我們還有去搭乘塞特爾—卡來爾（Settle-Carlisle）蒸汽火車。
隔年唱詩班去瑪格特（Margate），在那次的旅途當中，我發展了我第一段真正的暗戀，伊蓮娜˙貝利，就是我剛才說偷溜去找男生的兩個女生之一。伊蓮娜身材苗條，但不會過瘦，有著金色的長髮，她是我心目中完美無瑕的女孩。正因如此，我更加感到一籌莫展。遇到這種情況我就是沒望。我沒有經驗，而且我總認為如果開口邀約，女生一定會拒絕我。我的害羞讓我綁手綁腳。伊蓮娜清楚暗示我過許多次，但我都沒有拿出行動。我在聖瑪莉瑞克的就讀期間一直暗戀著伊蓮娜，可是始終沒有任何作為。然而，我們一直到畢業都保持著好朋友的關係，所以我並非一無所獲。
隔年唱詩班去康瓦耳的渡假勝地：聖艾文斯（St. Ives），藝術家特別鍾愛這片美麗的土地，理由很明顯。我弟弟東尼是第一次參加巡演。抵達第一晚，我們很快排練一下，然後準備就寢。原本在大廳裡的老舊鋼琴――走音嚴重，已經功臣身退――壓到了東尼的睡袋。我們在大廳裡第一次排練之後，不知怎地鋼琴被推到這裡。
我們合力想推開，結果沒用――我們以為沒用！東尼就去拉他的睡袋，沒想到鋼琴突然散開倒下，發出巨大的聲響把他嚇了一大跳。東尼不但嚇到，而且心煩，想說他這下有麻煩了。不過後來威沃爾老師發現的時候笑到臉紅，不是氣到臉紅。原來鋼琴這麼一摔摔得好，音準好多了，所以東尼可說是幫它了一個忙。
唱詩班去北威爾斯的巡演也令人記憶深刻。我們在蘭迪德諾（Llandudno），一樣也是在教區教會打地鋪。管理沒有很嚴格，因此我們有自由去蘭迪德諾的海濱邊散步邊大聲唱歌。飯店和民宿裡的遊客聽到我們在唱《福音》（Godspell）一定覺得很奇怪。我們合資由一個學長去買啤酒。稱不上是狂歡，我們頂多喝了一罐，而且空罐有好好丟進垃圾桶。然後我們回教會，一路大聲高唱《日復一日》（Day by Day）。
唱詩班的巡演對我而言是難得的經驗。跟其他的成員在一起，讓我有歸屬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我，但也不是每個人都討厭我。在唱詩班裡我可以說話、談笑，身處別處我就沒有辦法。
我們的足跡踏遍許多美好的地方，包括蘇格蘭西岸的歐班（Oban）。之後從那兒到位於內赫布里底群島（Inner Hebrides）艾歐納島（Iona）寧靜的修道院。艾歐納有著一片一片的白沙，若非四月冷風，你會以為自己置身在加勒比海的沙漠島嶼。此行我用一英鎊買羊肚燒和薯條，每天晚餐吃的都一樣。我是在蘇格蘭愛上風景攝影的，蘇格蘭呈現出非常獨特的地貌。
我跟唱詩班的最後一趟巡演是去大湖區（Lake District）。這次我們不是睡睡袋打地鋪，而是投宿鷹首青年旅館。我愛上此地，也從此愛上健行。我去爬康尼斯頓老人峰（Old Man of Coniston），那天情況很不好，但我會看地圖，而且雲層漸漸散去。我爬得很累，同時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因為我走得太快，小腿像是著了火，不過一切都很值得。大湖區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之一，而過去十五年來我都有再回去造訪。四周湖光山色一片寧靜，我的內心舒坦不少，更有力量面對自己的處境。
跟著唱詩班到處演唱遊歷，我的心靈獲得滋養。我們總能呼吸新鮮的空氣，大家一起散步令我感到愉快。有著我的35mm全自動相機，我可以捕捉任何一刻。除此之外，我也可以留住喜愛的景象，可能是同一個地方，但每天所呈現的感覺不同。攝影教了我一件事：角度能夠改變一切；景色相同，看你怎麼看――就像人生一樣。
我有時認為是唱詩班讓我安然度過學校生活。週三中午和週五晚上的練唱讓我可以躲過惡霸，而且得到在別處得不到的歸屬感。唱詩班的同學對我沒什麼意見，或許因為他們在學校也不受歡迎吧。每當我開口唱歌的時候，我覺得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我沉浸在音樂裡、忘了自我。大家會欣賞我的表演，除了學校不算之外；在學校裡，連唱詩班的同學看到我被欺負都視若無睹。
大致上來說，我在唱歌時是受到歡迎的。只有此時，我才真正相信自己有了歸屬。我無法具體說出原因，但我想如果弄懂歌唱給我的感覺，那魔力恐怕就會消失。歌唱對我而言是很自然的事，我不必多想。它是我人生這個階段唯一不變的好事。我的歌聲是我的朋友，有時我覺得它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似乎唯有唱歌才會引起周遭的共鳴。我越唱越想成為專業歌手。那是我這輩子的夢想，但我不曉得要如何圓夢，尤其是我的考試成績不盡理想。
我在聖瑪莉瑞克的第五年，課業變得很沉重。我名列優等生之列，大部分的科目理應報考GCE（一般教育檢定考試）普通級。然而，不是每位老師都對我有信心；雖然我已經有進步，但他們認為我沒有盡全力。因此除非我自費報考普通級，否則他們要我第一級德文報考CSE（中等教育檢定考試）入門級。
我用送報賺的錢自己報名德文普通級的考試，因為我有信心證明老師看錯我。而我也做到了。我通過了德文普通級，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其他的科目則各有好壞：宗教研究考得很好，歷史和英國文學也都過了；可是我太早考英文，結果沒有預期考得好。另外，我數學和物理只拿到中等的CSE第三級成績。如我之前所言，我曾經考慮加入海軍當技術兵，但現在看來我不可能走工程這條路了：在英國，有些專業沒有一定的成績不能念。
然而，我最大的失望是我的音樂普通級考試。基礎樂理我考得還好，但進階級就有點吃力了。我雖然熱愛音樂，但缺乏作曲的技能。事實上，我的作曲能力很差。不僅如此，演奏之前我還受了傷。有一個男同學又開始打我，我動怒打回去；可是因為我根本不習慣還手，結果握拳方式錯誤，弄斷自己的拇指。我是右撇子，卻只能用我的左手――下場可想而知。
最後，我的表演得到A。我錄製海頓《創世紀》（The Creation）的《諸天同述說》（The Heavens Are Telling），四部都有唱：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當時我已經變聲，但並不是一般所說的破嗓。很不幸地，我的作曲技能（或者應該說我乏善可陳的作曲技能）拉低了分數，最後我的總分只拿到E（低空飛過，比這低就是死當）。我真的非常失望，威沃爾老師也是。他覺得我的樂理部分沒考好，不過他也同意我實在沒有作曲天分。
我當時覺得考砸音樂普通級等於粉碎了從事專業演唱的夢，因為這代表我不能念A級音樂了。而當時我不懂，以為那是通往專業演唱唯一的路。反正我也擔心自己沒有當專業歌手的天分。專業歌手有可能飽受批評，我不確定自己將會如何應對。我怕自己不夠堅強，無法承受放大鏡的檢視。我的雙親都很支持我，可是我從來都沒有告訴他們我想要走唱歌的路。我認為歌唱是我的，不屬於別人。
我回頭參加當地的歌唱比賽，在布里斯托群英會大放異彩。我贏得「音樂廳吉爾伯特蘇利文獎」（Musical Theatre and Gilbert and Sullivan），演唱雷歐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創作的《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當中的《瑪莉亞》（Maria），和出自《禁衛軍》（Yeoman of the Guard）的《從他的嚴酷桎梏解脫》（Free from His Fetters Grim）。這些成就令人非常開心，因為我最初幾年不曾在布里斯托群英會贏過任何獎項。儘管如此，講評還是讓我很緊張，我很怕評審說我唱得不夠好，但只有歌唱讓我覺得自己有用。
我決定不考慮從事歌唱了，而是把歌唱當成嗜好。我不認為自己會成為全職歌手。關於這個結果，我並不難過或失望，只覺得不可避免。歌唱是我在身處逆境時給自己的安慰。我不想強求。它只屬於我一個人。至於工作，我另謀出路。
雖然音樂科只得到E，但我的各科平均總成績足以讓我完成中學的最後兩年。我選修進階級的宗教研究和歷史，以及新的GCSE（中等教育一般檢定考試）美國研究。宗教研究和歷史是我拿手的科目。有一陣子我考慮當牧師，跟我七歲的時候一樣，但動機――因為這份工作讓我可以唱歌――不對。牧師是神聖的職務，不是隨便的一個工作，所以我排除了這個可能。
我修的所有科目都需要大量的閱讀，這對我是如魚得水。除此之外，我在宗教研究課只有一個同學跟我同年級，因此老師對我們很照顧。課程要求的標準很高，特別是在第一年的時候。我對美國歷史及文化很有興趣，包括阿米什人（Amish）、獨立戰爭的根源、以及波士頓茶黨之後造成的重要影響。
學年末的A級模擬考我考得很好，得到兩個C。該是考慮大學的時候了。我的前三志願分別是紐卡索（Newcastle）、諾丁翰（Nottingham）、艾克塞特（Exeter）。艾克塞特大學沒有錄取我，不過我有去紐卡索和諾丁翰面試，都有獲得入學許可。
很不幸地和從前一樣，我的散漫又來攪局。我又開始拖拖拉拉，到最後才加緊趕工。主要是因為我跟一個位於北布里斯托、稱為「布里斯托天主教音樂人」的團體一起參加吉伯特蘇利文的一些演出，而後來我投入愈來愈多的時間。是教會裡的一名教友介紹我認識這個團體的。我只屬於合唱部，不過他們經常要我代替獨唱部的成員。我的A級測驗即將來臨，而我的第一次正式演出也迫在眉梢。我唱得愈多，成績就掉得愈低。
學校裡當然有人因此而不高興。火上添油的是，我開始在威特洛司超市兼差當補貨員，因此時間變得更少。負責測驗的老師逼我用功趕進度，不過我的學科老師們都給我支持。他們習慣我念書的方式，相信我只要再加一把力就能順利過關。
然而，一切都在《皮納福號軍艦》（HMS Pinafore）首演的那晚改觀。
當時我正要前往衛斯伯里公園參加演出。我已經搭了公車到伊斯特維的特易購，準備轉車前往亨利茲，然後再步行到紐曼廳（Newmann Hall），也就是表演的所在地。我從第一班公車下來，看到我要轉的公車停在對街上，沒多想就繞到車頭前要過馬路。
接著我眼前一片黑。
我張開眼睛看見一群人圍著我。我感到很茫然，試圖起身。
「我得去亨利茲，」我虛弱說道。「我七點半要登臺。」
「你只能待在這裡等救護車，年輕人，」有一個關切的聲音說道。
說話的人是開車撞到我的駕駛，他是一名住在魚塘區的醫師，出門買東西。我過馬路太不小心了：從公車的前面，當然看不到公車後方有車輛開過來。我被送到福蘭契（一家我很熟的醫院）。我從救護車被抬下來，醫院要我驗尿。還沒照X光。我一跛一跛走進病人專用的洗手間，打開全部的水龍頭，折騰了好久，總算順利尿出來。我看起來一定很怪，身穿病人袍子，手上拿著裝滿尿液的塑膠瓶跛行。
檢查報告出來後，我被送到第十三區病房。醫師擔心我的腎臟，因此安排我隔天照X光。不過在那之前，他們先讓我服下染劑以檢查我的腎臟。染劑喝起來、聞起來都很恐怖，又不能喝其他的東西配，所以那個令人作嘔的怪味道一直留在我的口裡，一整天遲遲無法消退。
檢查傳來壞消息。醫師發現我不但腎臟嚴重瘀傷，而且第四節腰椎有一道細微的裂縫。意思是我必須住院一星期，之後要限制活動復健。這對我真是全天下最糟糕的消息，我當晚的演出泡湯了，而且離我的A級測驗只剩三星期。
我手上沒有確切的測驗日期。我跟那區病房的護理長解釋我的情況，她人很親切，不過說起話來有點霸氣。她說如果我的學校告知確切的測驗日期，我就可以在醫院的學校考，因為他們也是合格的考場。我的父母跟那間學校聯絡，但沒有回音。
我出院後回家休養，連續兩週戴頸圈、坐輪椅。儘管身體欠安，我還是去紐曼廳欣賞布里斯托天主教音樂人演出的《皮納福號軍艦》。我坐在輪椅裡，位居音樂廳最棒的中間座位。有一件事很有趣，音樂廳有愛心洗手間，可是我把輪椅留在外面，自己走進一般的男士洗手間。此舉引起幾名熟人發笑。
學期過半時，我去看我的家庭醫師古森醫師。他說我的情況不適合去考試，
但還是同意幫我開醫師證明呈交給考委會。然而那天晚上十點半，我們家的電話響起。來電的是負責畢業班的老師。
「不必麻煩改了，」她告訴我，「你明天早上九點考第一場A級考試。」
我整個人震住。我問了好幾次測驗日期，但都沒有人告知。更糟的是，我有要求將我的座位從頂樓換到一樓大廳裡，免得我還得爬上爬下的。儘管我的情況特殊，他們的回應還是：無法保證。
果然，隔天早上我抵達學校，考場人員告訴我無法換到大廳應試，因為座位都滿了。我聳聳肩，然後費力爬了八排樓梯上到四樓。我將醫師證明交給監考老師後入座。我六科都是在四樓考。沒有電梯可坐，意思是我每科都考得很痛苦。我沒有告訴家人。我在人生當中遇到的每一個問題，我覺得我都必須自己解決。
我盡力了，但疼痛影響到我的專注。我的醫師說得沒錯：我不應該參加考試。我唯一通過的是GCSE美國研究，得到C，但大部分是靠我過去兩年的作業加分。至於其他的科目，我很慚愧有兩科A級沒過。我後來得知監考老師沒有轉交我的醫師證明：他覺得我沒有用功準備A級，所以不應該為我破例。
我真的很想放棄A級，因為我太氣學校的冷漠。幸好我有堅持下去，隔年一月全部重考、通過。在那之前，我去了赤斯特、南安普敦、普利茅斯等地的大學面談。我在申請普利茅斯的聖馬克聖約翰大學時，校方說只要我通過A級測驗就可以入學。我看到監考老師時，他特別說：「你是靠實力，做得好。」我沒告訴他其實我在考卷上答得比較少。
最後我取得大學的入學資格。此時我考慮的工作是零售業管理，比起當專業歌手，朝這行走顯得安穩、可靠、風險低。我要問的是，在歷經中學的種種試煉之後，我能否在大學擁有一個全新的開始。我當然希望我可以。
第四章
中學生活
「我說帕茲啊，你要去哪裡念中學？」
小學最後一年的遊戲區，惡霸們突然對我未來的教育感到有興趣。
「懷特菲，」我指出魚塘區的一間中學。
「真沒想到，」大魔頭見獵心喜磨拳擦掌。「我也是要去念那間。看來我可以幫你適應一下新生活，介紹幾個新同學給你認識，」他乾笑一聲說道。「暑假後見囉。」
我看著那群惡霸笑鬧離去，知道可以繼續整我讓他們感到很爽。我看著他們走掉，暗自笑了一下。他們不知道我根本不是要去讀懷特菲，而是跟我們家其他的孩子一樣讀布里斯托中部的聖瑪莉瑞克學校，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聖瑪莉瑞克是一所接受政府補助的教會學校，當地人認為它跟公立學校差不多（英國的公立學校等於美國的私立學校）。學校享有卓越的學術名聲，因此入學的競爭非常激烈。學生和家長都必須受洗，而且固定參加禮拜：你必須提供教區牧師或司鐸簽名的出席證明。好在我父親是全聖教會的執事之一，所以這點不是問題。
此時我哥約翰已經在聖瑪莉瑞克讀兩年了。他在學校的人緣很好，長袖善舞，即使面對作威作福的惡霸時也很吃得開。有一天他在魚塘區送報時發現路上有隻死狐狸，他跑回家拿麵包刀去把狐狸的尾巴割下來。有不同的人出價要跟他買，他最後賣給出價最低的那個人。聽起來可能很笨，不過對方在同年級生當中可是一名狠角色。在那之後，我哥哥晉升到最上層的那幫分子。
約翰的交際手腕是我學不來的。我的問題都自己扛，我覺得如果找約翰幫我出頭，可能會拖他下水害了他。七年過去了，我還是搞不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交到一個不值得信任的「朋友」，所以保守來說，我的社交能力非常有限。因此雖然我有機會在中學重新展開人生，我卻不知所措。
我在聖瑪莉瑞克的頭兩年偶爾遭到霸凌。坦白而言，同學們會那樣對待我，我必須負起一些責任。我逼自己默默接受那些嘲弄和攻擊，但有時這並不是最好的作法。我一直壓抑，最終當然勢必爆發。我的小學同學就對此習以為常了。我的個性比較膽怯畏縮，但一旦我被惹火，立刻力大無窮。有一兩個同學如此描述我脾氣發作，後來大家都叫我「可怕帕茲」。
我最大的問題是我認為「我承認自己罪有應得」或「別人認為我罪有應得」都是對我直接的攻擊。我跟嘲笑我的同學爭辯，經常都是先發作後才發問。我的班導普林先生把我叫到一旁，勸我換個方式應對。他要我別去理會；他說如果我不理會，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就這樣，父母及師長又給我同一個通關密語。我很努力聽他們的話去做，但有時行不通。我會久久悶不吭聲，然後一股腦兒宣洩而出。我現在明白為什麼那些同學覺得我這樣是個笑柄，尤其是那些沒事就愛作弄激怒我的同學。但在當時我很難過，我希望大家喜歡我，但我一進聖瑪莉瑞克就知道我的願望不可能成真。
體育應該是我最拿手的科目之一。我在學校裡稱得上是飛毛腿，因此代表學校去參加越野賽跑。這項賽事我一直到二十多歲都還有參加，我後來是代表我的城市和郡鄉去跑越野賽。
體育活動安排在下午，在布利斯林敦學校的操場。布利斯林敦位於布里斯托的外緣，我們搭長途巴士過去，換上紅配黑的橄欖球運動上衣和條紋運動襪。我們會先跑越野賽，通常都是跑平地，接著是二十分鐘的橄欖球賽。學校裡主要的球類比賽，男生打橄欖球，女生則是打曲棍球。
我喜歡跑步，而且一定是跑前五名。不過我討厭橄欖球，它形同合法化校園裡的肢體暴力。球過來的時候，我一定會接住，接著轉瞬間十八個男同學爭先恐後撲到我身上。這個動作原意是要圍堵搶球，但他們不是。他們把我團團圍住，對我拳打腳踢，事實上球早已落地。這是我在聖瑪莉瑞克最初幾年固定上演的戲碼，橄欖球賽令我心生恐懼。我總希望橄欖球場濕透不能使用，意思是越野賽跑可以跑久一點。
我也討厭體育課要共用更衣淋浴間，那地方是霸凌天堂。沒有師長在場監督，一群烏合之眾更會壯膽做壞事。我會先等大家洗完再進去，有時候沒問題，因為兩堂體育課之後有休息時間。然而，我常常被惡霸強押著頭進去，全身赤裸被痛毆。看到我落難，大家只是幸災樂禍。
我對此習以為常。有時候「只是」語言霸凌。不過有時候是肢體霸凌。他們有時候會用領帶抽打我，而且常常故意針對鼠蹊部，你可以想像那有多痛。他們用力到領帶會「咻咻」作響。最糟的是更衣室沒有地方讓我躲，我只能完全任人宰割。
某天體育課下課後，我交到我在聖瑪莉瑞克的第一個朋友，真的朋友。如往常一樣，我不想跟那些男孩一起沖洗，所以我等最後一個。結果等我回到停車場的時候，巴士已經開走了。
還有一個男同學也錯過回程的巴士：尼克。他跟我差不多高，有著黑色的短髮。我們倆的錢都不夠買車票回布里斯托市中心，恐怕只能走上六公里多到米德思聖殿車站，在那裡我們的悠遊卡才能用來搭公車。
體育場靠近威洛奇亞冰淇淋工廠，他們有對外販售的窗口，在踏上遙遠的路途之前，尼克大方請我吃冰淇淋。我們邊走邊吃邊聊，變成了好朋友。後來尼克跟我放學後會一起回家，因為我們是搭同一班公車。他有最新的電玩遊戲，也有一輛腳踏車。他都會大方借我玩、借我騎，不過我對電玩並不是很在行。我打Spy Hunter還行，跟今日的電玩遊戲相比很低階，但它在當時可是引領市場的風潮。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錄音帶的聲音。我們的背景差異向來不是問題，尼克很有家教，總是會為別人著想。他後來變成我在聖瑪莉瑞克最要好、最可靠的朋友。
然而，大部分的時候我都適應不良，班導在成績單上給我的評語是「好鬥」。大家似乎都很容易交到朋友，而我很努力跟同學和睦相處，但日子就是很難過。面對一群人時，我都是默默走開，因為我總覺得他們對我不懷好意。我的閱讀能力還是很強，書籍提供我一處安全的避風港。而這也表示我的功課很好，我在普林老師的英文課都是拿到優異的成績，多虧我有將各種讀物融會貫通。
聖瑪莉瑞克以「樓」為單位，不是一棟樓，是一層樓：校本部的每個樓層都有名稱，以各個捐款贊助學校的善心人士命名。我入學時，新生被分到「詹姆士樓」。詹姆士樓是採行舊式教育，管教嚴格，體罰稱得上是家常便飯。壞學生會被嚴厲的樓長葛萊翰先生叫去懲罰。體罰是用「波西」打學生，也就是登祿普（Dunlop）球鞋。被打過的人講到時都臉色發白，而我們這些聽的人都發誓絕不要被打。
從第二年開始，我們換到位於桑默賽廣場的教育大樓。大樓建於1970年代，建材使用大量的玻璃及混凝土。學期開始不久，老師們已經普遍認為我只要努力就能做得很好。我在英文和德文的表現特別優秀，在班上通常都是名列前茅。我數理科比較差，必須非常努力才能看到進步。
不過有一件事情讓我鬆口氣：第二年不用再做針線活了。我的手不靈巧，雖然學會了縫扣子，但是我實在看不出有何用途。第二年的家政課改學烹飪，包括設計菜單和實際料理。我還蠻喜歡的，學會做幾道料理，包括蛋白甜餅、麵包奶油布丁、以及鄉村派。不過我最喜歡的做是料理鯖魚。有一天星期二的早上，我們走進教室發現每個人的料理臺上都有一條鯖魚。我們得把魚切開、取出內臟、清洗乾淨，然後填入餡料、放進烤箱裡烤。這些是我喜歡做的，我很高興學會廚藝，到現在我仍然喜歡下廚。
到了第三年，我晉身優等生的行列，因為我很努力讓學期成績進步了。我的主要問題是欠缺組織力，老是落得臨時抱佛腳的下場。完全跟老師想得不一樣，我並不是偷懶，只是組織力太差。除此以外，我知道自己的潛力會在最後一刻激發出來。我就是這樣考好每個考試的，我知道自己有時間壓力、只有一次機會。因此，我把做平日的回家作業當成在考試，時間到了，快做好。
我常常都是在公車上做功課的，上學和回家的途中。公車經過路面坑洞時會跳動，我的筆當然也會跟著跳動，所以我的字跡常常潦草到讓人看不懂。許多老師都說我的筆跟不上我的腦袋。整個求學時期，我都令老師們感到灰心，因為我回家功課都做不好，但考試又都能輕鬆通過。
同學們的霸凌行為在第三年時變本加厲。有一天體育課，一個惡霸在淋浴間裡把我推到在濕滑的地面上，然後一腳踩住我沒穿衣服的背大喊：「保羅．帕茲死了！」圍觀的人跟著一起起鬨叫囂。喧鬧聲大到在體育館裡面的老師們都聽得見，但他們反而是大聲叫我快一點準備好。
我恨不得自己真的死了。至少可以讓那些人稱心如意。我會站在遊戲區裡，看著大家跟身邊的人來往過生活，我問自己：「為什麼是我？」我究竟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讓他們如此痛恨我？又有一次體育課，同學們又對我拳打腳踢，我就問他們了。
「你們為什麼這麼討厭我？我對你們做了什麼？」
他們笑得更大聲。
「我們討厭你，因為你是保羅．帕茲，而且你還沒死！」
後來我的處境雪上加霜。我幫約翰還一本他之前沒還的課本。那是我們班在用的物理教科書，所以我覺得我是在做好事。物理老師賽凡爾先生（Mr. Samphire）不認為如此，指控我前一週偷書。我解釋給他聽，但可惜他不相信，在全班面前說我偷書。因為我一直堅持我沒偷書，老師就叫我去教室外面罰站等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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