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 荷蘭／快樂是數字
為了研究快樂，我來到了「世界快樂資料庫」。在八千多篇研究和論文裡，我找不到任何一篇提到哪個國家能從藝術汲取到快樂、能因為聽到一首大聲朗誦的絕妙好詩而愉快……。在這裡，快樂不過是統計數字，等著被分類、綜合、解析，輪入電腦程式，最後無可避免的成為電腦報表。
看別人做快樂的事，我們心裡就快樂，這是人的天性。這也解釋了何以色情業和咖啡館會大受歡迎。美國前者較發達，歐洲後者做得較好。食物和咖啡其實不是重點，我聽說以色列特拉維夫有家咖啡館連食物和咖啡都省了，服務生端給客人的雖是空盤、空杯，卻照樣收錢。
咖啡館像劇場，客人既是觀眾，也是演員。我住在鹿特丹市區的一家旅館，發現附近有家很棒的咖啡館，它寬敞、舒適、高檔，卻又破舊失修，有很棒的木質地板，樣子卻像多年沒打蠟了。那是個你能端杯啤酒，一喝幾個小時的地方，我猜當地很多人的確也這麼做。
大夥都在抽菸，於是，我也加入，點了根小雪茄。那地方會讓人感覺時間多了起來，於是，我開始注意到一些小細節。我注意到有個女人坐在吧台的高腳凳上，雙腿懸踏在旁邊的欄杆，一有人經過就抬高、放下的，像座活動吊橋。
我點了杯名叫「特拉皮斯特」的啤酒。酒是溫的。一般來說，我不太喜歡溫啤酒，但這牌子的，我喜歡。四周全是荷蘭人愉快的笑語，聽來卻有種模糊的熟悉感，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突然，我想通了，荷蘭語聽起來就像倒著講的英語。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聽過很多倒著講的英語。在尚未數位化的年代，我曾用過電視機大小的盤式錄音磁帶機，替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剪輯過帶子，剪輯時會需要倒著播放某些段落。我坐在咖啡館，抽著小雪茄、喝著溫啤酒，心想，若我錄下某個人講的荷蘭話，然後倒著播，聽起來會不會就像一般的英語？
你一定在想，我這人一定很閒，時間很多。但歐洲的咖啡館就這麼回事：一坐就很久，而且完全沒罪惡感。難怪偉大的哲學家多數來自歐洲。他們在咖啡館閒坐，心思恣意漂蕩，然後，激進的新哲學（比如，存在主義）就在他們腦袋裡蹦了出來。我來這兒不是為了發明新哲學的，那不是我的目的。我來是為了像法國人講的：la chasse au bonheur－－尋找快樂。
更明確來說，我的獵物是一個名叫溫哈文（Ruut Veenhoven）的荷蘭教授。身為快樂研究教父的溫哈文，經營一個稱之為「世界快樂資料庫」（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的組織。這不是在說笑，溫哈文把什麼讓人快樂、什麼不讓人快樂，以及最讓我感興趣的－－哪些地方最快樂的相關知識，全蒐集了過來。若真有所謂的快樂地圖，溫哈文必定知道才對。
我依依不捨的離開咖啡館，回旅館用晚餐。鹿特丹這城市不美，天色灰濛陰沉，沒什麼特別的景點。這裡有很多回教移民，荷蘭本地人和移民混居，產生許多矛盾並立的有趣現象。埃及豔后情趣用品店的展示櫥窗裡，有支栩栩如生的大型陽具，巴基斯坦回教中心跟它卻只有一街之隔。我在某處聞到了一陣大麻氣味；如此芳香宜人的二手菸可是荷蘭特有的產物。往下兩條街，我看到有個人站在階梯上，正在店門前掛一隻黃色大木屐，梯子下卻見兩個臉頰紅暈的中東人在打招呼。我不曉得這兩人是哪兒來的，但我知道有些移民來自的國家禁止百姓喝酒，婦女則是從頭到腳包得密不透風。但在他們的新家裡，大麻合法，娼妓也是。難怪我在混雜著大麻味的空氣裡，嗅到了緊張氣息。
旅館的餐廳小巧舒適。荷蘭人很擅長把環境弄得舒舒服服的。我點了蘆筍湯，很好喝。服務生清走盤子，隨後問道：「餐間，您要上嗎？」
「對不起？」
「要上嗎？餐間，您可以上點別的。」
我當下以為，乖乖，荷蘭人還真開放。後來才想到，原來他講的是別的。餐間上的，也就是「兩道菜之間」（between courses）的飲品（注1）。
「好啊，好極了。」我如釋重負的說。
於是，我上了。在梵華森旅館的餐廳裡，上了餐間飲品。我很享受這種不慌不忙的用餐方式，啜飲著啤酒、望著遠處、無所事事，直到服務生端上烤鮭魚，我才知道餐間時間結束了。
***
一早，我搭地鐵到聖杯所在地：世界快樂資料庫。通常，我不會把快樂和資料庫連在一起，但這回不同。世界快樂資料庫相當於凡俗人的梵諦岡、麥加、耶路撒冷和拉薩加總在一起。在這兒，只要點下滑鼠，就可一窺快樂的祕訣。這些祕訣並非源自古老沙漠現出的短暫啟示，而是現代科學；這些祕訣沒寫在羊皮紙上，而是硬碟裡；所用的語言不是阿拉姆語，而是現代二元碼。
出地鐵後，我走了幾條街。眼前的景象，我一看就失望。世界快樂資料庫所在的大學校園，外觀像郊區的公司園區，不像人類快樂知識的寶庫。但我試著不去在乎這感覺。畢竟，我盼望要看到些什麼呢？是《綠野仙蹤》裡的巫師？還是一路興奮的狂喊「我們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快樂的祕訣了」的強哥和非洲小侏儒（注2）？不，我沒那麼盼過，倒是期待能看到沒那麼陽春的東西，至少能多些快樂、少些資料。
我經過一條單調的走廊，敲了敲一扇單調的辦公室大門。有個操荷蘭口音的男人喊我進去。面前正是愉快博士本人是也。溫哈文儀容整齊，鬍髭花白，兩眼炯炯有神。我猜，他大概六十出頭歲。他一襲黑衣，很有型，不會黑得很怪。他隱隱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後來我才明白，原來他是荷蘭版的羅賓．威廉斯（注3），精力充沛，臉上帶著一抹頑皮的笑容。他從椅子上跳起，伸過手來，遞上名片，名片上寫著「魯特．溫哈文，快樂學教授」。
他的辦公室跟一般教授的一樣：到處都是書和研究報告，沒特別凌亂，但照我所看過的，也不算太整齊，裡頭顯然也沒擺放笑臉圖案。溫哈文替我倒了杯綠茶後就不講話，等著我開口。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身為記者的我做過數百次專訪，訪問過國王、總統、總理，甚至是真主黨這類恐怖組織的頭子。但跟這個和藹、長得像羅賓．威廉斯的荷蘭教授面對面一坐，我卻詞窮了。我心裡的某個部分－－那個渴求平靜的部分，真想大喊：「溫哈文博士，你已經統計過不少數據，你一輩子都在鑽研快樂，請把答案給我吧，把該死的快樂配方給我吧！」
但我不會這麼說。我不能偏離多年的專業訓練，這訓練告訴我，要跟訪問主題保持距離，而且，千萬不要讓人知道太多我的想法。我就像下班後帶家人上餐館用餐的警察，忍不住就想察看餐館裡有沒有埋伏槍手。
因此，我沒去管壓在心頭的重擔，而是使出記者和女人想讓約會氣氛變輕鬆所玩的一招老把戲。「溫哈文博士，談談你自己吧，你是怎麼踏入快樂這行業的？」我終於開口。
***
溫哈文向後靠著椅背，歡喜的回答了問題。他一九六○年代成年，就讀的大學裡，人人吸大麻、穿印了革命家格瓦拉（Che Guevara）的Ｔ恤、高談闊論所謂的美好社會。溫哈文也吸了不少大麻，但沒穿格瓦拉Ｔ恤，至於所謂的「美好社會」、東歐集團國家，溫哈文則聽來若有所缺。他認為，與其憑制度來評斷一個社會，何不憑其成效？它的國民快樂嗎？溫哈文心目中的英雄不是格瓦拉，而是十九世紀一名拙於社會運動、名叫班森（Jeremy Bentham）的英國律師。班森以擁護「最多數人的最高快樂」這功利原則著稱，若有班森Ｔ恤這東西，溫哈文應該會很樂意穿在身上。
溫哈文原本念社會學，當時，這領域專研究病態和功能不彰的社會。姊妹學科－－心理學，則專談病態心理。年輕的溫哈文不想研究這些東西，他對健康心理和快樂地方有興趣。有天，他膽怯卻又心意堅定的跑去敲指導教授的門，問說自己能不能研究快樂。指導教授是個嚴肅且學術資歷扎實的人，他明白地告訴溫哈文，閉上你的嘴，永遠別再提那兩個字了，快樂不是正經題目。
溫哈文被削了一頓後離開，但心中暗自竊喜，知道自己身負使命。這年輕的研究生不知道、也無從得知，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原來，當時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也已覺察到，是時候研究快樂這門學問了。如今，溫哈文成了這方面的頂尖學者，該領域每年出產數百篇論文，舉辦多場快樂研討會，還發行一份名為《快樂研究》（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由溫哈文負責編輯）的期刊，加州克萊爾門研究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則授與研究「快樂」正面心理學的學生碩士或博士學位給。
溫哈文有些同事到現在還認為他的老指導教授是對的，研究快樂乃是誤入歧途、蠢事一樁。但他們無法對溫哈文視而不見，因為他的研究就攤在眼前且廣為期刊引用，在學術界來說，這就表示他的東西有分量。
當然，大家不是現在才開始想快樂這件事的。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已經想過很多了，亞里斯多德、柏拉圖、伊比鳩魯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埋首苦思那些雋永的問題：何謂美好人生？愉悅就等於快樂嗎？什麼時候才會發明室內給水管呢？
之後，膚色更慘白、來自更遠之北國的另一些人，加入了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行列，這些人花了無數時間泡在咖啡館裡，思索著人生難解的問題。康德、史賓諾莎、米勒、尼采率先加入，之後則是戴維（Larry David）。關於快樂，這些人也有很多話要說。
***
接著就是宗教。宗教若不在指引人得到快樂，又怎麼能稱之為宗教呢？每個宗教都教導其信眾快樂之道，這快樂有的存於今世，有的存於來生，途徑是藉由順服、冥想、奉獻，若你碰巧信奉猶太教或天主教，那就得藉由內疚來得到快樂。
這些方法或許都有幫助，甚至還能啟迪人心，但它們不科學，不過是一些關於快樂的看法而已。沒錯，儘管是有學問的看法，但看法終究是看法。當今這個世界，大家除了尊重自己的看法，是不大看重所謂的看法的。大家尊敬、看重的是硬科學，或退而求其次，軟科學。我們特別喜歡那些做得好的研究。新聞主播最清楚了，若想讓人們豎起耳朵聽，最好的辦法就是說出「新研究發現」五個字，至於後面講些什麼就不重要了，像是：「新研究發現紅酒對你有好處／會要你的命」、「新研究發現家庭作業會讓人變笨／變聰明」。我們還喜歡那些附和自己習性的研究，像是：「新研究發現書桌亂的人比較聰明」，或「新研究發現每天適度臭屁一下，人會比較長壽」。
的確，快樂這門新學問若要讓人當一回事，就得好好做出些研究來。但首先，它得要有個專有名詞、嚴肅的行話，像「快樂」這詞就不行，因為它聽起來輕挑、太容易懂，會是個問題。於是，社會科學家想出一個很棒的替代詞：「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太完美了，這詞不僅念起來比較長、一般人完全聽不懂，還能縮寫成SWB這個更加撲朔迷離的字。現在，如果你想搜尋關於快樂的學術研究，就得上Google鍵入「SWB」，而非「快樂」。此外就是謎語般的行話：「正面情緒」就是感覺好，「負面情緒」（你應該猜出來了）就是感覺不好。
其次，快樂新學科需要有資料，也就是數字。沒數字，哪還叫科學，數字最好很大，要那種小數點以下很多位的。而科學家是怎麼得到這些數字的呢？因為他們會不斷做測量。
哦，不，這可難了。快樂如何測量呢？快樂是一種感覺、一種心情、一種人生看法。快樂無法測量。
要是能呢？愛荷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找到了跟心情好壞相關的大腦部位，方法是把研究對象（急需現金的大學生）綁在核磁共振造影的機器上，然後給這些人看一系列圖片，受試者一看到愉快的圖片（田園風光、海豚嬉戲），腦前額葉就活躍起來，一看到不愉快的圖片（身上覆滿油汙的鳥、被轟掉半邊臉的死亡士兵），腦部較原始的部位就亮了起來。換句話說，掌管快樂感覺的大腦部位，是新近才演化而成。這下問題可有趣了：若不從個人，而從進化的角度來談，人類是否正慢步走向快樂呢？
研究人員還用了其他方法測量快樂，比如測壓力荷爾蒙、測心搏，還有種方法叫「臉部辨識法」，也就是計算我們笑了幾次。這些技術大有可為，將來，或許科學家量起快樂，就像現在的醫生替人量體溫一樣簡單。
但目前，科學家用的主要測量技術還是不怎麼進步，這技術可想而知，就是問受試者他們有多快樂。真的不蓋你。「總體來說，你覺得自己這些日子以來有多快樂？」差不多就這樣問，而且這四十多年來，研究人員都是這麼問世界各地的人。
溫哈文和他的同僚聲稱，得到的答案準得出奇。「人可能病了還不知道，卻不可能快樂而不自知。就理論而言，你會知道自己快不快樂。」溫哈文說。
或許真是如此，但千萬別小看人自欺的能力。我們真有能力評估自己多快樂嗎？比方說，十七歲時，我自以為很快樂，非常滿足，在這世上一無牽掛。但現在想想，當時的我不過是大麻吸多了。啤酒應該也有關係，我想。
通往快樂之路的另一個減速路障：每個人對快樂的定義不一樣，你認為的快樂跟我認定的不同。我最喜歡的快樂定義，出自一個不快樂的人，這人名叫韋伯（Noah Webster）。一八二五年，韋伯撰寫了美國第一本字典，當時，他把快樂定義為「享受美好事物後所生發的幸福感」。此語道盡了一切。快樂會有「幸福感」，快樂是種感覺，會讓享樂主義者興奮莫名。快樂是因「享受」而來，這表示它不純粹只是肉體上的愉悅。至於享受什麼？享受「美好事物」。這詞，我想韋伯應該用大寫強調才對。人們希望在正當理由下，獲取好的感受。亞里斯多德應該會同意這說法，因為他曾說過：「快樂是靈魂的道德活動。」換句話說，道德生活就是快樂生活。
我們人是那種到最後關頭才變的動物。有份研究發現，受試者受測前幾分鐘若在人行道上撿到一角硬幣，他們對生活的整體滿意度，就會高於沒撿到錢的人。研究人員試著透過經驗抽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來解析何以人的心理會突然改變。他們在受試者身上綁一個體積類似掌上型電腦的小機器，然後一天呼叫他們十幾次，問：「你快樂嗎？現在好嗎？」但海森伯格原理（Heisenberg principle）作祟了：觀察本身就會造成影響。換句話說，光是呼叫這舉動，都可能影響受試者的快樂程度。
此外，多數人喜歡笑臉迎人。這說明了何以面對面問出來的快樂程度，總高於郵寄問卷所得的結果。提問者若是異性，受試者自認的快樂程度甚至更高。本能告訴我們，快樂會讓人感覺性感。
但快樂學者有話要說。首先，若拉長時間來看，受試者的答案有一致性。此外，研究人員會跟受試者的親友核對答案，問說：「依你看，喬伊這人快樂嗎？」而結果發現，外人的看法跟我們自認的快樂程度相符。另外，科學家既然能測量智商、測量對種族歧視這類主觀議題的態度，測量快樂又有不可呢？或者，就如快樂研究領域的先驅希森米哈（Mihály Csíkszentmihalyi）所言：「有人若說自己『相當快樂』，旁人就不該忽視這感受，或用相反意思去解讀它。」
假如快樂研究可信，那麼，它有何發現？誰快樂？我該怎麼加入他們？溫哈文和他的資料庫能回答這些問題。
溫哈文帶我到一間樣子單調、跟校園其他地方同樣沒特色的房間，裡面六部電腦，操作員只幾個，多半是資料庫的志工，樣子看來沒特別快樂。對此，我不以為意，因為就算是胖醫生，也能在運動和飲食上給出很棒的建議。
我停下來端詳一番。眼前的電腦，收集了人類累積的所有快樂知識。這議題被忽視了幾十年，社會科學家現在正奮力彌補那段空白時光，以驚人速度量產研究論文。或許你可以這麼說：快樂成了一種新的痛苦。
其研究發現，有的吻合常識，有的與直覺相悖，有的一如預期，有的讓人意外。許多研究證實了幾世紀前偉大思想家的說法－－好像古希臘人需要我們證實他們的說法似的。以下有幾項研究發現，次序無特別安排。
外向的人比內向的人快樂；樂觀的比悲觀的快樂；結婚的比單身的快樂，但有小孩的夫妻並未比沒小孩的夫妻快樂；共和黨人的比民主黨人的快樂；參加宗教活動的比不參加的快樂；有大學文憑的比沒有的快樂，但有博、碩士學位的比只有大學畢業的不快樂；性生活活躍的比不活躍的快樂；女人情緒起伏較大，但男人、女人一樣快樂；外遇會讓人快樂，但這彌補不了被抓包且配偶走人而損失的大量快樂；通勤上班的路上，人最不快樂；忙人比沒事幹的人快樂；有錢人比窮人快樂，但只多快樂一點點。
那麼，該怎麼應用這些研究成果呢？結婚，但不要生小孩？開始常上教堂？不念博士了？別猴急。社會科學家還在釐清所謂的「相互因果」，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蛋生雞或雞生蛋的問題。例如，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快樂，還是說，快樂的人通常比較健康？已婚的人比較快樂，還是說，快樂的人比較願意結婚？這一切很難有個準。相互因果這妖怪把很多研究攪得天翻地覆。
但我真正想知道的不是誰快樂，而是哪些地方的人快樂，以及，為什麼？我這一問，溫哈文嘆了口氣，又倒了杯茶給我。這計算起來，更難了。真能說出哪些國家、哪些民族比較快樂嗎？這趟尋訪世界最快樂地方的旅程，會不會沒開始就結束了？
每個文化區都有一個用來形容快樂的字，有的還好幾個。但英文的happiness（快樂）跟法文的bonheur、西班牙文的felicidad，或阿拉伯文的sahaada意思一樣嗎？換句話說，快樂這詞能翻譯嗎？部分研究證據顯示，能。瑞士有法語、德語、義大利語三大語言區，各區的受訪者自認的快樂程度差不多。
所有文化區都看重快樂，但看重的程度不同。東亞國家強調和諧及履行社會義務，較不強調個人滿足，因此，當地人的快樂程度較低或許不是巧合。這現象即所謂的東亞快樂鴻溝（East Asian Happiness Gap），而在我聽來，感覺好像某個中國大峽谷。此外，還有所謂的「社會期望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也就是擔心受試者填寫快樂問卷時並未照實講，而是照社會所允許的尺度在回答。例如，日本人喜歡把自己藏起來，很怕自己太突出，而儘管生活算是富裕，他們卻不算很快樂。我在日本住過幾年，從不習慣日本女人一笑就遮嘴，好像笑很丟人似的。
我們美國人卻喜歡表現出快樂的模樣，甚至還喜歡誇大滿足感，好博取別人注意。有個住美國的波蘭人曾告訴作家索克爾（Laura Klos Sokol）：「美國人若說棒透了，意思就是很好。若說很好，意思就是還好。若說還好，意思就是不好。」
這可難了，若真有所謂的快樂地圖，恐怕會像塞在你汽車置物箱裡的皺地圖一樣難以閱讀。但我決定繼續往前，因為心想就算無法細分出各國的快樂程度，起碼能找出較為快樂的國家。
***
溫哈文讓我自由取用資料庫，並祝我好運。但一開頭他就警告我：「你恐怕不會樂見所看到的。」
「什麼意思？」
他說，所謂最快樂的地方，未必符合我們的預期。比如，某些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像冰島、丹麥）的同質性很高，這顛覆了美國人的想法，以為多元才會有力量、才會快樂。溫哈文最近的一項發現也讓同業很不以為然。他發現財富分配無法預測快樂程度，貧富差距大的國家並沒比貧富較平均的國家不快樂，有時，還反倒快樂些。
「我的同事不太高興。『貧富不均』是社會學系的大事，很多人的事業都押在這上面。」溫哈文說。
我客氣的接受他的建議，心裡卻想，他恐怕誇大了眼前的困難。但我錯了，找快樂的地方就算不讓人痛苦，至少讓人頭痛欲裂。每點一次滑鼠，我就看見謎團和明顯矛盾，比如：世界最快樂的國家當中，有很多同時也擁有高自殺率。還有這個：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比沒參加的快樂，但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卻都是不信神的。哦，對了：最有錢的美國雖是世界強權，卻非快樂強權，很多國家都比美國快樂。
***
待在鹿特丹的日子，既規律、又愜意。我在旅館吃早餐，有時放縱自己在餐間上一下，然後就搭地鐵到世界快樂資料庫。我在那兒看論文和資料，尋找虛無飄渺的快樂地圖。晚上，就到那家咖啡館（店名我從沒記起來）喝杯溫啤酒、抽抽小雪茄、想想快樂是什麼。這種生活方式，想得很多、飲酒量適中、實際勞務很少。換句話說，就是很歐洲，我愈來愈像本地人了。
基於某些原因，我決定先從快樂的基層著手，隨後再循著梯子往上找。哪些國家最不快樂？不出所料，很多非洲國家都歸在此類：坦尚尼亞、盧安達、辛巴威最接近快樂井的井底。少數幾個非洲國家（比如，迦納）擠上了中度快樂這層，但最好成績也僅止於此。成因似乎很清楚：太窮會快樂不起來。想當個快樂、高貴的野蠻人，不過就是神話。基本需求若沒得到滿足，人不太可能快樂。
令人好奇的是，我發現還有一組國家在快樂圖譜裡墊底：前蘇聯共和國，也就是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烏克蘭、烏茲別克和十幾個其他國家。
民主國家會比極權國家快樂嗎？未必。很多前蘇聯共和國國家現在的體制都已類似民主國家，但蘇聯瓦解後，它們的快樂程度卻降低了。密西根大學的英格哈特教授（Ron Inglehart）大半生都在研究民主與快樂的關係，他認為因果方向正好相反，民主不能提升快樂程度，但快樂的地方比較傾向實施民主制度──當然，這理論不太適用於伊拉克。
那麼，那些溫暖、陽光普照、被我們當成快樂熱帶天堂而掏出大把鈔票前去度假的地方呢？結果發現，這些地方沒那麼快樂：斐濟、大溪地、巴哈馬群島全落在中度快樂的區間。快樂的國家通常氣候適中，有幾個最快樂的國家（比如，冰島）甚至還冷到骨子裡。
信不信由你，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說自己快樂。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都落在十分量表的五到八分之間，只有少數例外：沈著臉的摩爾多瓦人一直保持約四．五分，多明尼加共和國在一九六二年間曾短暫降到一．六分，創下全球最低分紀錄。但就如我講的，例外的很少，世界上的人多數都是快樂的。
為什麼這會讓人感覺意外？我想，該怪兩種人：記者和哲學家。媒體（我是共犯）照例只報壞消息：戰爭、飢荒、好萊塢新出爐的怨偶。我無意小看這世界的難處，老天爺知道我甚至還靠報導這些事而吃香喝辣呢，但我們記者所呈現出來的，確實是幅扭曲的圖畫。
但真正的元兇是哲學家，也就是歐洲那些成天胡思亂想的白人。他們喜歡穿得一身黑、抽一大堆菸、沒人願意跟他們約會。因此，他們獨自在咖啡館裡閒晃，在那兒思想全宇宙，然後－－大驚奇！－－他們斷言宇宙是個不快樂的地方。若你碰巧孤單一人、胡思亂想、又是膚色慘白的白種男性，你當然不會快樂。快樂的人（以十八世紀德國海德堡的居民來說好了）光忙著快樂都來不及了，哪還有時間故意去寫些冗長、鬆散、尖酸刻薄的文章，好折磨尚未出生、將來非得通過哲學概論課才能能畢業的大學生。
最糟糕的就是佛洛伊德。技術上而言，他不算愛沈思的哲學家，但卻是影響我們對快樂的看法最深的人。他曾說：「《聖經》〈創世紀〉裡，沒說人應該快樂。」一個奠定心理衛生系統的人說出這種話，真是不可思議。若世紀轉換之際，維也納某個醫生宣稱：「《聖經》〈創世紀〉裡，沒說人身體應該健康。」這人就算沒被關起來，至少也會被吊銷行醫執照。我們當然不會以他的說法來建構醫療體系，卻以佛洛伊德的話來建構心理衛生體系。
言歸正傳，多數人都是快樂的？但我不是。我是人，但我不怎麼快樂。於是，我想：在溫哈文這堆快樂資料裡，我的落點在哪裡？若老實說（既然費那麼大勁寫這本書，我就該老實說），應該是六分。我會因此遠不及美國同胞快樂，但根據世界快樂資料庫的數據，我在中歐克羅埃西亞會有回家的感覺。
魏茲碧（Anna Wierzbicka）是個語言學家，而且跟我一樣難搞。她一聽說多數人都快樂，立刻問了個簡單的問題：「這些所謂快樂的人，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我頭可大了。難道找不出全世界最快樂的一些地方嗎？隨後我注意到，有個國家在快樂量表上始終明列前矛，雖不是第一名，但也差不多了。這國家正巧就是我現在來到的地方。
我去了那家咖啡館，點了杯啤酒，思索荷蘭式的快樂。為什麼像荷蘭這樣單調且平淡無奇的國家，會這麼快樂？初步來看，荷蘭人是歐洲人，這表示他們不必擔心失去健保或工作，因為國家會照顧他們。他們每年有好多週的假期；此外，歐洲人在美國人面前，總會自然流露出莫名的優越感。自以為是會讓人快樂嗎？我邊想、邊喝特拉皮斯特啤酒。不，應該有別的原因。
包容！荷蘭是個獨特的「別踩我」國家。這國家好像大人不在，全由青少年在管事，而且不光週末才管，任何時候都是他們在管。
荷蘭人什麼都包容，甚至包容不包容。這幾十年來，他們展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移民，連那些沒宗教自由、不准女性工作、開車或露臉的國家的移民也是如此。荷蘭人因包容而付出代價，製片人范谷（Theo van Gogh）慘遭回教極端份子謀殺就是明證。但溫哈文的研究顯示，懂得包容的人比較快樂。
如何從日常生活中看出荷蘭人的包容呢？我想到三件事：吸毒、嫖妓、騎自行車。在荷蘭，這三項都是合法的。這三件事輕易就能使人快樂－－只要事先防範得宜，比如，騎腳踏車時，戴安全頭盔。
我必須仔細觀察其中一項活動，好瞭解荷蘭式的快樂。但哪一項呢？騎腳踏車當然值得研究，老天爺知道荷蘭人有多愛騎腳踏車，但外面好冷，冷到沒辦法蹬上車。嫖妓？這活動通常在室內進行，因此不受天候影響，而且顯然會讓某些人快樂。但問題出在我太太：她支持我做快樂研究，但支持是有限度的。我心裡明白，荷蘭妓女服務這檔事，顯然超過限度了。
那就只剩下吸毒這件事了。軟毒品（注4），也就是大麻菸和大麻膏，在荷蘭是合法的。咖啡館販售這些東西，但那種店其實也不算咖啡館，應該叫毒窟才對，只不過「咖啡館」叫起來比毒窟好聽就是了。
但我該挑哪一家來嘗試呢？選擇太多了。在鹿特丹，每隔三、四家店，就有一家「咖啡館」。我想去一家名叫「駭上天」的店，但那店名太……明顯了。其他店卻感覺太嬉皮。我大二以後就沒駭過了，我可不想出糗。
然後，我發現了「白朗黛咖啡館」。太完美了，除了店名吸引人，它還有窗、有空調，這絕對是加分。我按了門鈴，然後沿狹窄的樓梯往上走。裡頭有桌上足球台，冰箱裡有可樂、芬達橘子汽水、很多根巧克力棒、很多包M&M巧克力，顯然是當零食吃的吧。讓人驚訝的是，這咖啡館竟然有咖啡機，但樣子好像幾個月沒人用過了。我想，應該是擺好看的。
裡頭播放一九七○年代的差勁音樂，音樂大聲了點。我注意牆上有幅畫，看起來像是很有天分的小六生畫的，前景是一輛撞樹的汽車，滑行的軌跡一路延伸到地平線，底下則有一行字：「有些路只存於毒化的心。」我不知道這是要大家小心這些路、還是在稱許這些路。
大家看來都是常客，當然，我除外。我好似回到新澤西的大學宿舍，一直想保持冷靜、想融入，但卻沒辦法。
有個橄欖膚色的人走近我，用一口破英文跟我說明菜單。他說，今天的推薦商品（口氣好像在介紹今日湯品）是泰式大麻菸和兩款大麻膏：摩洛哥風味及阿富汗風味的。
我不知怎麼選，於是拿出不知如何點菜時的老招，問服務生他推薦什麼。
「你喜歡重口味還是普通的？」他問。
「普通的。」
「那麼我推薦摩洛哥風味。」
我給他五歐元（大約兩百塊台幣），他給我一個小袋子，和一枚郵票大小的灰棕色板子。
我完全不知道這些東西幹什麼用。
當下，我很想打電話給大學室友洛斯提。洛斯提一定知道該怎麼辦。他總是很冷靜，操作起吸大麻菸斗，就像馬友友在拉大提琴一樣。洛斯提現在是個企業律師、跟四個孩子住在郊區，雖然如此，我還是認定他會知道該拿這塊摩洛哥大麻膏怎麼辦。
這時，朗絲黛（Linda Ronstadt）很有默契的唱起：「你不行啊，你不行啊，寶貝，你不行啊。」
我曾想過把大麻膏塞進嘴裡，配可樂喝下去，但又想了一下，改為亂摸一通，並且盡可能裝出無助的樣子，但那種情況下，其實不必裝就很像了。終於，有個穿皮外套的大鬍子男人看我可憐，二話不說就伸手拿走大麻膏，當菲達起士那樣在手上捏碎，然後把一根普通的香菸捲開，再把大麻膏擺進去，接著熟練的搖一搖、舔一下、輕輕一敲，遞回一根摻了大麻膏的香菸。
謝過他後，我點起菸。
有幾個心得。首先，我推薦摩洛哥口味，它真的很順口。第二，違法行動的樂趣至少有一半是來自違法本身，而非行動。換句話說，在鹿特丹合法抽大麻膏的感覺，並不如我跟洛斯提在宿舍一邊偷抽、一邊擔心被逮那麼有趣。
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挺棒的。摩洛哥大麻膏深入大腦皮質時，我心想：若一直保持這種狀態，會是什麼感覺？我會一直快樂下去嗎？不如就以白朗黛咖啡館為終點，結束這趟探尋全世界最快樂地方的旅程吧。這裡恐怕就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地方了。
關於這點，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有話要說，但不是要談白朗黛咖啡館（我很懷疑他到過這裡），也不是要談大麻膏（他或許抽過、或許沒有）。諾齊克花工夫想過享樂主義和快樂之間的關係，也曾設計一個名為「經歷機」（Experience Machine）的思想實驗。
先假想「超出色的神經心理學家們」想出了一套方法，能靠刺激人腦來誘發愉快經歷。這方法絕對安全、機器絕不故障、絕不會危害健康、能讓你餘生一直保有愉悅感受。若這樣的話，你願意嘗試嗎？願意插上經歷機的插頭嗎？
諾齊克說，若你不願意，就證明人生除了快樂，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人會希望經由努力得到快樂，而非只是去經歷快樂。人甚至會想經歷不快樂，或至少保留不快樂的可能性，好讓自己能珍惜快樂的感覺。
可惜，我發現自己贊同諾齊克的看法。我不願插上經驗機的插頭，因此，我不會搬進白朗黛咖啡館。這真是令人遺憾。我提過摩洛哥大麻膏有多順口嗎？
***
隔天，我的心智完全脫離摩洛哥大麻膏的影響，於是按照平常的行程，前往世界快樂資料庫。我跟溫哈文提到這項小實驗，當然，他表示讚許。我還跟他提到，若我在美國做荷蘭人平常做的那些事，比如，嫖妓、吸毒，恐怕會被抓，但溫哈文聽完只是笑笑的說：「我曉得。享受吧。」
溫哈文說，關於「愉悅是否等同快樂？」這老問題，資料庫或許可提供些答案。做了幾趟迂迴的數位尋禮後，我找到一篇溫哈文本人寫的論文，名稱叫「享樂主義和快樂」。我把內容摘要讀了一遍。
「快樂與消費刺激品的關連呈倒Ｕ型，沈迷運動和暴飲暴食的人比適度消費的人不快樂。」換句話說，幾千年前的古希臘人說得對，凡事要適度。我繼續往下讀，裡面寫到：「有好幾樁研究發現，『對性抱持放縱的態度』與『個人快樂』呈現正相關。」這些放縱的快樂人，想必跟常上教堂的快樂人不是同一班人。至於毒品，一九九五年有份研究發現，長期來說，使用毒品會讓人愈來愈不快樂－－想也是。至於軟毒品，例如，摩洛哥大麻膏呢？結果發現，沒什麼人做過這方面的研究。
我心想，乾脆別再坐在電腦螢幕前了。昨晚，在旅程的第一站，我去到了白朗黛咖啡館，做了最尖端的快樂研究。誰想到會是這樣呢？
***
這是我在鹿特丹的最後一天，這是個容易被遺忘、但我卻會想念它的城市。該跟溫哈文說再見了，但我向來不善於道別。我感謝他的協助，謝謝他提供的快樂資料。站在門口時，我臨時想到一件事，於是問他：「能在快樂研究這領域工作，感覺很棒吧？」
溫哈文面露不解之色。「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想必你堅信人類有能力快樂吧。」
「不，不盡然。」
「但你一輩子都在研究、分析快樂，不是嗎？」
「沒錯，但我不在乎大家快不快樂，只在乎有人比其他人快樂，因為這一來，我就有數字可算了。」
我愣在那兒。我以為溫哈文也是個旅人，跟我一起在尋找快樂，結果卻發現，就像南方人說的，他參加打獵活動卻沒帶狗來。換句話說，溫哈文並非快樂比賽的參賽者，他是裁判，是計分員。而且，好的計分員都是這樣，他們根本不在乎誰贏、誰輸，快樂跟難過都一樣，只要有一邊贏就好了。
我猜想，這門新興、理智的快樂研究看重的就是這點。溫哈文和其他快樂學者急於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不想被當作只是在趕時代潮流。他們成功了，但值得嗎？在他們的世界裡，快樂不過是統計數字，資料等著被切片、切塊、解析，好送進電腦跑程式，最後無可避免的成為電腦報表。我覺得再沒什麼東西比電腦報表更讓人不快樂了。
我知道這趟來世界快樂資料庫是個好的開始，但結果並不圓滿。八千多篇研究和論文裡面，我找不到任何一篇提到哪個國家能從藝術汲取到快樂、能因為聽到一首大聲朗誦的絕妙好詩而愉快，或因為捧了桶不含奶油的爆米花，看了場好看得要命的電影而高興。此外，資料庫也沒揭露出那條繫住一家人的隱形線。有些事是無法測量的。
因此，我要根據溫哈文的資料庫，以及自己的直覺，畫一張屬於自己的快樂地圖。富有或貧窮、寒冷或炎熱、民主或極權，全不要緊，我會嗅著快樂的氣味，聞到哪兒就走到哪兒。
我握著這張圖，登上了鹿特丹中央車站的火車。火車啟動，荷蘭原野風光呼嘯而過，這時，我竟有鬆口氣的感覺，甚至感覺自由了。自由什麼呢？我想不出來。這趟訪問很棒，喝了些好啤酒、抽了些好大麻膏，甚至搞懂了一、兩樣跟快樂相關的事。
突然之間，我想通了，是擺脫自由的那種……自由。包容是件好事，但包容容易淪為冷漠，一點都不好玩。此外，我不能在太鬆散的環境過活。我太軟弱了，會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收手。若我搬到荷蘭，幾個月後，你可能會發現我四周全是摩洛哥大麻膏的煙霧，兩手則各抱一個妓女。
不行，我不適合荷蘭的生活方式，或許下個目的地會適合我吧。我將抵達的那個地方，火車會準時開、街道很乾淨，至於包容，就跟其他任何東西一樣，都會以適當合宜的方式做處理。我正在前往瑞士的路上。
譯注：
注1：服務生最初問作者餐間是否要上時，用的是「inter course」，作者誤會他指的是intercourse（有性交之意），其實服務生指的是餐間上的飲品（between courses）。
注2：電影《巧克力冒險工廠》裡的人物。
注3：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美國喜劇演員，曾以電影「心靈捕手」獲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注4：軟毒品（soft drug），相較於海洛英、古柯鹼、嗎啡等成癮性較重、嚴重影響健康的硬毒品（hard drugs），軟毒品對人體的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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