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醫者的體會 王浩威
慈悲。什麼是慈悲？
冬天到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省旅行。雖然是二月，但熱帶地區從不寒冷，幸虧有印度洋的海風，才勉強可以繼續這趟旅程。直到有一天，整日的陰鬱，沒落雨但也沒任何溫度稍減，最後一絲海風也甚至不見了，幾乎是悶熱到極點。我們待在克欽市舊港古堡改建的高級旅館，昔日大英帝國殖民地貿易商的家族住居。亞熱帶的住民如我們，竟然也承受不住大自然的溫度。「不曉得這些印度人民，是怎麼看我們這樣的旅客？」一位朋友，同樣是躲在旅館冷氣房裡，啜著啤酒，看著窗外擁擠騷動的渡口，忽然問起這話。
我們，同樣是來自亞洲的黃皮膚生物，卻站在百年以前白膚神祇矗立的位置上：不必習慣任何燠熱，也不必懷疑任何謙卑的服侍。在旅館外成千上萬的印度人民，沒有一個人嫌棄神明給予他們這樣的氣候，而我們卻有資格在昂貴的旅館裡悠哉的放慢腳步，甚至只是躺下來，只是翻翻書。
從書上，我第一次讀到耆那教的介紹。這個和佛教幾乎同時期崛起的宗教，慈悲的心情比佛教還激進。信徒們走在路上要小心，以免踩到任何生物；要面戴紗罩，以防吸進任何浮塵生物；要過濾所喝的飲水，避開水中微生物。只是，資料沒寫到，耆那教的信徒們要如何面對種姓制度呢？如何去面對成千上萬所謂的賤民呢？釋迦牟尼是反對了，但佛教也逐漸在這塊大陸上式微了。不知道現在依然少數但活躍的耆那教信徒，又如何去看待窗外的眾生為著生計搶搭擁擠不堪的渡輪？
天地不仁，萬物為芻狗。也許，神蹟故事裡充滿血腥和暴力的印度教因為更貼近這句話，而從佛教思想裡再度奪回這土地人民的信仰吧。
如果天地不仁，萬物淪為芻狗，人們又如何慈悲呢？
如果一個人承受著不可能治癒的、任何人都同意十分痛苦的狀況，真正的慈悲究竟是鼓勵他活下去，還是幫助他結束痛苦呢？
在我還擔任精神科住院醫師時，一位朋友年紀輕輕就罹患癌症了。他樂觀地接受放射治療和各種另類療法，樂觀地接受這些治療終於宣告無效的事實。直到有一天，逐漸衰弱的身體，不堪負擔任何心智活動了。身體的稍稍移動已不可能，最後連看一段影片也變得疲憊不堪。直到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在許多朋友的遺憾和哀悼中，悄悄的耳語在少數朋友之間傳開，原來有一位摯友協助他完成早早就自行安排好的死亡計畫。
這樣的過程，如果用現在的名詞，他是安排了自己的安樂死，而他的摯友則是協助死亡。
那是安樂死還很少被討論的時代，連生死學也才開始有傅偉勳教授的第一本書《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然而，知道這真實過程的朋友們，也不約而同地保持沈沉默，帶著莫名的罪惡感但又理直氣壯。
多年以後，《潛水鐘與蝴蝶》變成另一種傳奇，作者尚－多明尼克•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能在頸椎麻痺而全身癱瘓的情況下，努力享受著活下去的任何感覺，是很偉大的。只是，即使像他這樣，面對死亡最後一刻的真實感受，誰也沒法知道了。
如果天地讓萬物淪為芻狗是為了給眾生有所頓悟的機會，那麼，眾生是否有權利選擇不要頓悟呢？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似乎不是進入什麼寶瓶時代。比起上一世紀的九○年代，那個開始討論生死問題的時代，現在的我們好像更畏懼去思考任何陌生或藏在黑暗的思想了。特別是自殺問題日益增見的現今，防治自殺是應該好好思考的。但是，對防治自殺的迫切需要，似乎讓每個人都不敢談論：人是否有自殺的權利。愈是慌亂的時代，我們愈不敢去看真正的問題。
《我不是殺人犯》那位執行死亡計畫的醫生兼作者，才是真正的道德者。愈是眾人忌諱不談的，愈願意去面對。像書中文生•昂貝爾那樣的痛苦，也許有人真如佛陀般可以承受，但更多的人恐怕是選擇結束。這時，身為醫生，如何去體會？
無國界醫師組織創辦人伯納•庫希內說得好：「一個人的所作所為，端視他所面臨的危機而定。」太多嚷嚷的聲音，乍看是仁慈的，其實是站在遙遠而安全的距離之外。
離開印度那一天，我們搭乘小巴士前往機場搭午夜飛機。路上擠滿入夜涼爽後出來逛街的民眾。我忽然想到自己的幸福：幸虧是出生在台灣。我想，如果我誕生為印度低賤的種姓，或是出生在更多年以前去過的肯亞奈洛比貧民窟，還有可能思索這一切問題嗎？也許，我是在想如何為了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如何踩到另一個人的肩上，甚至是傷害對方呢。
天地不仁。這樣的事實才是教人沮喪的。
（本文作者為精神科醫師、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書摘】
剛開始的時候，一點動靜也沒有。我拔掉機器的插頭，它發出的輕微聲響慢慢地停下來。電腦螢幕上那些閃動的指數也全熄了。黎明的曙光照進這間綠色病房的每個角落。透過窗口，我望著藍天。我故意不往下看。我不想理睬那一大群擠在停車場上的記者、採訪車和現場轉播車。我只想站在這裡，專心做好我的工作。
我仔細看了看這位躺在病床上的年輕人。他的顴骨突出、雙眼閉合、臉頰消瘦、手臂扭曲、雙手因全身攤瘓而變形。他毫無生命力，不省人事。他陷入了昏迷。我在等待他的反應。
不久後，他開始喘氣。經過最後的一個反射動作，他那受創的身體開始和死神展開博鬥。他試著呼吸，一小口一小口斷斷續續地喘著。好不容易才能吸到那一口氣。
套在他指尖上的感應器傳出第一個警訊：他身體裡的含氧量正逐漸往下掉。這早在我們的預料當中。他的呼吸愈來愈不規則，表示血液中的含氧量愈來愈稀薄了。
他既沒有辦法呼吸，也沒有辦法不呼吸。此時氧氣罩已經沒有功用了。憑他一己之力，他根本無法存活。我知道這一路走下來已經沒有回頭的餘地了。他將會汗流浹背，全身發紫，慢慢地缺氧，最後窒息而死。我也知道這得花上幾十分鐘；半個小時，或者更久……
身為醫生，我的目的就是幫助他。我準備那樣做！
十點四十七分，他的心跳停止。
文生撒手人寰。
這一直是他所期待的結果。我只是幫他脫離苦海。至於我自己，我希望這樣的結果不會反過來把我捲進他的苦海裡。永遠也不會……
1. 「這樣」活下去
這個男孩和我的長子法比安的年紀一樣大，兩人只相差幾個月而已。
事情發生至今已經三年了，二○○○年，在一條鄉間小路上，文生的座車滑進一輛卡車的底部。當時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沒有人知道意外是怎麼發生的，因為當時的車速並不算太快。以前文生是一名義消。他在救難中心的一批朋友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才將他從車上救下來。他昏迷了九個月，醒來之後只剩下右手的大拇指尚有知覺。他又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學會擺動這根大拇指，然而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任何進展。他才二十二歲，整個身體卻像一副棺柩。他看不見，聽不到，全身癱瘓，但是病痛的折磨卻是有增無減，至死如此。除了那根右手的大拇指之外……
我的工作多半就是，當傷患在九死一生之間被送到加護病房來的時候，盡力地把他們從死門關前搶救回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們拼命的工作，為的就是幫助傷患重新找回生命。我們成功了；我們失敗了；我們又成功了。每一次的成功對我們而言都是一種勝利。不管是第一個眼神、第一個動作、第一句話，或是邁向新生命、邁向生死關頭搶救回來的全新生命的第一個步伐！
通常他們都是在十分危急的時候被送進我們的加護中心。等他們可以出院時，從沒有一個傷患可以直接回家過活。我們會把他們先轉診到恢復室或者復健中心，他們會在那裡重新學習如何生活。有些人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有些人甚至需要幾年：他們必須重新學習說話、吃飯、走路。學習用另外一種方式過生活，有些人甚至得依賴輔助器過日子。他們要學的東西很多，但是他們都活下來了。真的活下來了。也就是說他們可以與人溝通、可以安排計劃、可以展開或者重新展開生活，可以往前衝、可以有夢想、可以逐漸康復。
我的另一部分工作則是什麼都不做。一旦傷患已經墜入死亡的深淵，我們也只能愛莫能助。因為他們實在傷得太深，病得太重，回天乏術了。我們只能看著他們逐漸離去。看著他們一步步消逝、消逝，卻一點兒忙也幫不上。此時就算我們使出渾身解數也沒有用，因為效果有限。我們會協同他們一起和死神博鬥。可惜力量永遠都不夠。
平均每五個被送到我們中心來的病患，大約有一個無法存活下來。儘管很難割捨，但是事實就是如此，我很清楚。我們大家都很清楚。我們唯一能夠替他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做無謂的努力，時辰一到，讓他們安心地走吧。
這裡不是「救死病房」，而是加護病房。我總是這樣告訴那些心急如焚的家屬，好讓他們了解。適時的停止加護救治也是我們的責任之一。就算我們的職業是為了救人，但是有時候我們也不得不眼睜睜的看著病患撒手人寰。
最後我還有一部分最難完成的工作，就是照顧那些雖生猶死的病患。他們也一樣，我們及時地從鬼門關前把他們搶救回來，例如文生。不過，我們並不知道他們醒來之後會是什麼樣的情形。有時候，他們永遠也醒不過來，但是也不會馬上過世。他們陷入昏迷，遊走他方，遠離塵世，讓人摸不著猜不透，就這樣長達幾個月或幾年之久。我們有辦法救他們脫離險境，卻沒有辦法讓他們重生。我們對他們束手無策，完全無法幫助他們康復。
有時候，情況甚至更糟：他們會醒過來，但是僅此而已。他們被禁錮在完全癱瘓的身軀裡，通常被病痛折磨得無法動彈，而且無法開口講話。我們知道他們還有知覺，但就是沒有辦法幫助他們脫離苦海，讓他們的日子好過一點兒。
這就是我的工作裡最困難的一部分：今天，我們的加護救治技術已臻完善，但是我們卻也製造了許多活死人，他們被監禁在自己的肉體裡，健壯得死不了，卻又脆弱得活不下去。
文生，他呢，自從他有辦法使用右手的大拇指表達心中的想法之後，他便要求我們不要再幫他了，要求我們讓他離開人世。他並非不想活下去，而是不想「這樣」活下去，不想這樣繼續活四十年，或者更久，因為毫無前途可言，只有痛苦的折磨，只能擺動一根手指頭。
悲慘的是，沒有任何一位醫生，沒有任何人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他。而且，也沒有任何一位醫生或者任何人有權利幫他達成心願。
最後，動手的竟然是文生的母親。這真是殘酷到了極點。母親的本職是孕育生命，不是扼殺生命。幾個月以來，文生強烈表達求死的欲望，卻沒有人理睬他，他也根本無法光靠擺動一根手指頭就自殺成功。但是，真的不該是由文生的母親把巴比妥酸劑注射到二十二歲的兒子的胃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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