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高掛「客滿牌」的旅館（摘錄）
第一節 從浩劫到復甦的旅遊業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從8月到11月淪陷，蘇州經歷了自太平天國之役以來最嚴重的浩劫，旅遊業沉寂一時。直到次年11月，上海《申報》的記者報導，指出蘇州西邊城郊著名的虎丘、山塘風景區，不見結隊旅客，而是寂寞蕭條，到了人潮冷落車馬稀的地步了。鐵路沿線的住家被日軍燒光，又在虎丘東的李鴻章祠附近駐軍，這樣虎丘就被劃為警戒區了，沒有人再敢上去。其他的景區，如寒山寺一度被日軍占據，後因游擊隊出沒而撤回城內；靈岩寺雖未被占，但香火斷絕；石湖與上方山一帶，則成了日軍的演習場，旅客自然裹足不前。
過去蘇州旅遊業的興盛與交通的便利關係密切，而淪陷後蘇州交通逐漸恢復，也有助於旅遊業的再興。第二章裡已提到淪陷初期交通的狀況，1938年時的水路交通只算是勉強恢復，少數國際旅行社與輪船可為旅客遊人接送兩地。在淪陷初期旅客想要往來蘇州，可說是困難重重，據1938年10月的《申報》記載：
近來凡往各淪陷區域，較前更為困難。蓋往來旅客均須向日方領得通行證，而領通行證之手續又麻煩不堪，除填具保證單及備具照片二張、暨防疫證明書等手續外，所有發給通行證須經過十數日之久，兼以內地往返尤為危險，故往來商民較前銳减。
1939年時交通路線仍不斷遭到破壞，直到1940年才算穩定下來。
從許多方面可以看到，1939年開始，旅遊業正在努力回復到戰前的情況。例如《蘇州指南》這類旅遊手冊在戰前曾經流行一時，蘇州的文怡書局請人撰寫並於1939年出版《新蘇州導游》一書。作者尤翔曾是南社的社員，交友頗廣，著作亦多，他先後在浙江各地與上海任教。他在抗戰初期從浙江回到故鄉蘇州，編輯了這冊導遊書在蘇州當地出版。作者在〈序〉裡指出其所撰此書，乃是受文怡書局的主人周文達所請；而他強調該書與過去的遊記、方志皆不同：「蓋地方指南之書，所以備遊人手此一編，可以按圖索驥，藉省導遊者口講指畫之勞。」而書成之日是1938年冬，此時蘇州已淪陷近一年。全書除〈附錄〉外，共有11章，其中詳盡記載了四組旅遊行程，分別是城西附郭郊區、城內北區、城內中區與城內南區。至於距離更遠的如木瀆、靈巖山、光福、天平山、支硎山、天池山等地，則有說明：「或需舟往、或汽車可達。」此書雖成於抗戰初期，但內容所述有許多是戰前蘇州旅遊發展的榮景，如關於旅遊行程與景點的擴大；而部分又是呈現戰亂淪陷後的蕭條，如關於旅館數量的記載。
從1940年的報紙可以看到江南其他地方到蘇州的交通已逐漸恢復，例如從太湖的香山到蘇州之間的汽輪已重新開設，可見社會秩序穩定，甚至有國際旅行社與輪船可為旅客遊人接送兩地。《蘇州新報》有一則〈旅程〉的遊記，作者自述：
足足有三年我不曾坐過輪船汽車與火車了，這一次重溫過去的旅行滋味，到處不覺有一種新鮮的感覺；誠然戰爭破壞了一切交通機構，但現在卻迅速地恢復了、重建了，……。從常熟到蘇州，到處充滿著和平的氣象，四煙稠密，市況繁盛，軍警忠實和藹地在那裏服務，……。
雖然這則報導帶有為汪政府宣傳的味道，不斷地宣揚「和平」、「反共」，但是述及交通的恢復，卻是客觀的事實。再從1941年以後蘇州的報紙內容，常看到蘇州赴各地的輪船時間表，內容有蘇州出發到洞庭西山、無錫、常熟、湖州、崑山等地，顯見交通的恢復。
此外，自從汪政府成立，接手管制淪陷區之後，社會秩序漸次恢復，對於旅客旅行的管控與限制，也較淪陷初期來得放寬許多。以旅行活動而言，「清鄉」運動開始之後，1942年由當時的警察機關發給人民居住證與旅行證，如需要出外旅行者，必須要申請由警局核發的證明書。但即使擁有旅行證後，能夠通行的範圍仍有嚴格的規定。到了1944年又改變政策，淪陷區內不再使用旅行證，只要擁有居住證者即可旅行。由是旅行者不再需要向日方申請通行證，辦理通行證時也不再需要防疫證明書等文件。
1940年以後，當地的旅遊業大興，來蘇州旅遊團裡常見半官方式的參訪團，當時淪陷區的偽政權各界互相組團參觀，名曰「觀光團」，其中成員不乏文人作家們。當時有人作〈觀光團〉樂府描述其盛況，稱此舉不過是侵略者所施之麻醉劑：
東瀛神洲若唇齒，一水之隔一葦至。不圖鬩牆戰端開，觀光之團往來如流水。明治維新致國強，取法規制惟中邦。東施效顰君莫笑，挹彼注此理亦妙。紳商學政各有團，如梭在織忙可觀。香檳一飲杯盡覆，演說之稿人爭看。人爭看，人非議，蠶食鯨吞太無理，觀光盡是麻醉劑。
官員參訪的例子，如1943年4月所謂的「國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周作人（1885-1967）就曾偕北大教授沈啟元、周豐一、蘇端成、王古魯等多人，與宣傳部事業司司長楊鴻烈等，造訪蘇州。旅程包括赴木瀆鎮石家飯店午餐、遊靈岩勝跡、弔國學大師章太炎墓等。在城內即下榻著名的樂鄉飯店。同年4月還有滿洲國地方行政官一行35人，至南京考察，並順道到蘇州觀光。抵蘇州後，省會機關派員前往歡迎，下榻樂鄉飯店。在蘇遊覽地點包括獅子林等。
日本來的遊客頗多，如1943年9月有日本內閣總力戰研究所派遣之華中華南觀光團一行9人，抵達南京參訪後，又乘車赴蘇，預定在蘇州參觀後，再乘車赴上海、杭州等地觀光。1944年有所謂的「第三次文學者大會」在南京召開，其中代表出席者順道到蘇州觀光的，約占三分之二強，計有42人。文學者大會其實全名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乃是抗戰期間為配合日本國家政策為目的，以日本文學報國會等團體為中心所組成的文學者交流大會，聲稱是期望在大東亞戰爭中以文化建設作為共同任務，而邀共榮圈內各地文學者齊聚一堂對話討論的大會。該會於1942年到1944年之間，共召開過三次大會。前兩次分別在1942年11月與1943年8月於日本召開，第三次則是在南京召開。第三次會議參加者中，日本代表有14名，「滿、蒙、華」代表54名。中方以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錢稻蓀（1887-1966）領銜，日方最著名的是漢詩學者土屋久泰（1887-1958）。
來到蘇州旅遊的遊客，最多、最著名者其實都是來自上海的演員、明星。當時電影明星剪綵在上海是非常風行的一件事，是商店的廣告噱頭。至於上海以外的城市，因為電影明星甚少接觸，所以若有明星一到，總會引起轟動。來自上海著名的電影明星李紅（1915-？），曾受邀為蘇州南國孔雀廳開幕剪綵而到蘇州旅遊，因為影迷追隨甚眾，到處有人隨行，所以居處隱密。另一位也是抗戰時期在上海發跡的明星陳璐（1922-2000），當年有「黑女美星」之稱。1943年曾到蘇州旅遊，還接受採訪，暢談她遊蘇的經驗。她自稱在漢口住時早已聽聞江南水鄉之美，就抱定到蘇州去一次。當時她在上海戲台演舞台劇，一完戲就跳上火車到蘇州玩上幾天。到了蘇州，住在一家和上海有同樣設備的旅館中，之後遊歷了虎丘、劍池、留園、觀前街等地，天平山還不及去。他們常去的景點，半數以上是傳統的旅遊地點：虎丘、玄妙觀、九塔寺、拙政園、獅子林、開元寺，以及城郊的寒山寺、留園、靈岩山與天平山等等。這與1939年版《新蘇州導游》所記載的旅遊行程之景點，幾乎完全一致，由是可見蘇州旅遊業正逐漸恢復過去的榮景。
第二節 旅館的繁榮與其原因
至於旅館方面，抗戰爆發後，大馬路與石路一帶遭到日軍機轟炸，附近許多旅館，包括老蘇臺、新蘇臺、惠中、第一、中華、利昌、大新、中華、瀛州、同義公與西善長巷的大中旅社等10餘家均被炸燬。淪陷初期，幾家大旅館先後被日本人占有，如鐵路飯店被占後改為軍妓院，大東旅社、東吳旅社被占開設「軍人慰安所」。觀前街的中央飯店也成了日兵慰安所，門前大書「日本美人」、「支那美人」的招牌。從雜誌期刊的記載顯示，淪陷前蘇州閶門外的旅館早已是情色產業的集中地，旅館業也多有妓女寄生其中。淪陷後該地區的旅館則成為良家婦女被捉去被迫賣淫，或是公開販賣鴉片的集中地。
雖然在1937年年底已有人陸續回城，但整體而言，蘇州的市容要經過一年多才逐漸復甦。如同第二章所云，蘇州大概到1939年下半，情況才漸趨穩定，市面逐漸復興。據該年10月的統計，全城人口已近28萬，至年底蘇州人口每月以一萬人的速度增長。相應的是當時的旅館業已呈現畸形發達，旅館數量已達122家。這個數字超過戰前出版的《蘇州指南》所記載的旅館數量。旅館的集中地之一，即觀前街附近的北局一帶。這一帶至此已見復興繁榮之景，不但有娛樂業（電影院、京劇院），還有數量眾多的旅館，如東方、吳中、新蘇等大旅社，所以是「奢靡淫樂」的集中地。每晚華燈初上之時，顧客如雲，霓紅燈令人眩目。甚至流傳蘇州的繁榮是建築在旅社、菜館上面。
不過，也有報紙的專欄指出，雖然人口增多，但是大多乃回城之難民；其中許多是無家可歸和食無常所的流浪者。再從上海報業所作的報導指出，在1938-1939 年之間蘇州旅館業的復甦和上一章提到菜館業的情形一致，都是因為一般偽組織的新貴揮霍甚豪，以致旅館業、菜館業與食品業反而較戰前更加發達。
到了1940年年中，蘇州已恢復接近戰前之人口數。人口之所以增多的官方說法，是因為他地物價高而紛紛回到蘇州。1940年之後，蘇州新開設的旅館數量之多更可謂空前，據警局的調查，1940年年初蘇州的旅館已有137家，較去年增加了15家。這可能是為了迎合旅行者之需求而出現的現象。到了1940年8月，根據《蘇州新報》的報導，因為旅館房間奇缺，該年新闢的旅館就有40餘家之多。這樣的情況和1938年的情形簡直是天壤之別。
到了1943年，本章開頭所引用《江蘇日報》的社論，已呈現淪陷後期蘇州旅館的盛況。同樣的報紙另有社論〈畸形發展下的蘇州旅館業〉一文，指出蘇州戰前與戰後旅館業的差別：戰前數量少、品質好，但生意差，戰後則反。先是論戰前的旅館，雖然當時設備頗佳，價格也低廉，卻是生意清淡：
（戰前）那時城裡城外，算來共有幾十家旅館，在這樣嚴肅條件之下，單憑一些過路客商，營業上委實可說是「淒哉慘焉」！挺好的旅社，當時統扯也祇有賣一個六成，所以那時的旅社業，正陷於苟延殘喘之境。……愈是生意清淡，愈是設備完善。
接著對比戰後的情況：
以前蘇州的旅社……絕不如目下旅社的要一樣沒一樣，甚至要拿一付信封箋，茶房也得看看客人的資格為標準，一張衛生紙，也得要撳電鈴叫茶房。事實上戰後的生意，比戰前來得好做，但，旅社老闆，卻絕對不肯承認。……事變後的蘇州，從住宅區的都會，一變而為商業繁盛的省會，車輛輻輳，交通頻繁，旅社業便應時代而走紅。於是一般人看得眼紅，幾年來蘇州的旅社，大大小小，便由數十家而增加至百餘家。可是，旅社雖多，旅客也會與日俱增，縱然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家，照樣也會天天客滿。
這則社論充分說明了淪陷後的蘇州，即使是不斷成立的旅館，也因旅客激增而供不應求；而且即使是服務與設備都不如戰前，仍可以獲利豐厚，不愁沒有房客。淪陷後期蘇州旅館業興盛的情況，以下是另一則相關的描述：
蘇州的旅館業，在現在是很幸運地進入了一個全盛的時期，大有開著旅社，就不愁每天不把那客滿的牌子供到門前，尤其是觀前和閶門一帶的旅社，要是你是帶著眷屬的標準旅客，就是在正午十二點鐘要去找一個房間，也是休想開得到，如非要和一般穿著白色號掛子的侍應生商量，講明了小賬的條件，方始給你一個聊以棲息的地方。
不僅如此，為因應蒞蘇旅客的大增，甚至有旅館租用寺廟空間來經營，遂引起糾紛的例子，由此也顯示了蘇州旅館業旺盛的另一側面。此外，因為常有旅客無房可住，省社會局為搶食這塊大餅，於1943年在蘇州選定地址成立平民飯店。
現代化設備仍然是招攬旅客住房的重要條件。蘇州一地經營旅館業最久的、最有規模者，當推紹興師爺黃駕雄所經營之新蘇臺飯店，該旅館在戰前已是蘇州現代化旅館的代表，只可惜在抗戰初遭祝融蹂躪，其家人也逃難到外地，所以該旅館未再復業。淪陷時期蘇州新開設的旅館中較著名者，從報紙的廣告看到有天然飯店、中國飯店、百樂門飯店、金山飯店、南洋飯店、三新旅社等，而原來著名飯店如樂鄉飯店等，在抗戰後期也是生意興隆。此時期蘇州新闢的旅館飯店，在廣告上宣傳的策略，常是聲稱為因應旅客之需求，力求新穎、「摩登」，還兼備「歐化」的設備。如1939年新開設在金門外橫馬路的金城飯店，廣告中以「唯一新型」、「極盡摩登之至」來吸引客人，聲稱是具有摩登的歐化設備，尤其強調浴室的現代化。另一家同年開幕的皇后飯店也有諸如此類的廣告。之後有天然飯店，其廣告也強調其具備歐化設備，並號稱規模宏大，獨霸蘇州。此外，像是百樂門花園飯店的廣告，除了宣稱有新式房間、衛生設備與宏大禮堂之外，還強調附屬設施，包括花園餐廳、新型大劇場、香煙糖果店等。
蘇州旅館的需求量大，當當時蘇州最著名的旅館，當以樂鄉與皇后二旅館莫屬，二者成了高級遊客的最愛，也留下較多的遊記記錄。例如前述的「第三次文學者大會」的觀光團，就訂樂鄉飯店與皇后飯店，取其在蘇州是規模最大，而且相鄰；尤其是樂鄉最好，所以是專門給外國代表住的，本國代表則是下榻皇后飯店。有旅客因無法訂到此二飯店而感遺憾，但是也有旅人對樂鄉飯店的住宿品質不以為然，如1944年的《藝文雜誌》中，有一篇〈蘇州回憶〉如是形容：
我在蘇州感覺得不很適意的也有一件事，這便是住處。據說蘇州旅館絕不容易找，我們承公家的斡旋得能在樂鄉飯店住下，已經大可感謝了，可是老實說，實在不大高明。設備如何都沒有關係，就只苦於太熱鬧，那時我聽見打牌聲，幸而並不在貼隔壁，更幸而沒有拉胡琴唱曲的，否則次日往虎丘去時馬車也將坐不穩了。
蘇州的旅館業之所以在淪陷後如此興盛，根據1940年《蘇州新報》的報導指出，蘇州因為淪陷後經二年來的恢復，成為華中淪陷區的經濟重心，各地來蘇銷售貨品或採辦商品的商人絡繹不絕，為數眾多；而四鄉不靖，富有的農民不時來城裡小住，以致旅館房間奇缺，甚至午後三時常有客滿被拒的情況，再加上房價較上海與南京都便宜，即使逐年漲價，業者年終結算仍是獲利三倍。所以旅館業者紛紛跟進，許多大規模的旅館紛紛成立。另一位上海《申報》的記者就形容道：「吳人考究飲食不亞粵省，尤其時代紅兒囤積暴發者，駢集省垣，非獨該業座上客常滿，即一般旅館客店、莫不利市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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