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價是現今的二千分之一
通貨緊縮後的物價安定期
所謂的「戰前」，讓人難以想像理解的最大理由，就是與現在價值比較的尺度不一。從近來出版的有關日本戰前書籍來看，在比較各種物價上，多半以「換做現在價格約是兩千倍」之形容帶過，當然其中也出現「五千倍」或「一萬倍」的數字。或是提及「大額一圓」「十錢銅板」，常讓人弄不清楚約值現在的多少金額。戰後的經濟高度成長，促使每戶家庭的收入大幅提升，不過地價等項目也出現異常攀升的情況，因而召致混亂的局面。
關於戰前的貨幣價值，總理府統計局在昭和二十八（西元一九五三）年製作了戰前基準物價指數（昭和九～十一年之平均），以此比較現在，逐漸成為慣例，本書也採用該數據。昭和九年至十一年的這段期間，正是昭和一桁前期的通貨緊縮之結束，準備投入中日戰爭爆發後的戰時經濟前夕，也是戰前經濟最穩定的時期。
根據該指數，戰前的東京零售物價指數，在昭和十一年顯示為一點零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短暫景氣復甦影響的大正十一（西元一九二二）年則是一點五，比起昭和九～十一年的平均高出五成。不過在昭和初期，也就是通貨緊縮的昭和二年下降到一點二三，昭和五年的一點零一則與昭和九至十一年的平均不相上下。最不景氣的昭和六年，下降到零點八八，但昭和七年直到昭和十年逐漸回升，中日戰爭初期的昭和十二年以後更是急速攀升（矢野恒太記念會編的《從數字看日本的百年》）。
另一方面，西元二○一五（平成二十七）的東京都區部物價指數，整體來說是戰前基準的約一千八百倍，其中食物或服裝達兩千倍左右。考慮到近來物價的平穩，再與昭和初期約十年間的物價相較起來，「約兩千倍」的確是個可使用的測量準則。因此，或許專家們有不同的意見，在本書列出的昭和初年之種種價格，皆採兩千倍換算為現在的價格。
舉例來說，昭和初年的鰻魚飯約六十錢，換算為現在價格為一千二百圓，天婦羅丼三十～四十錢則是六百圓至八百圓，年糕紅豆湯十五錢為三百圓。看來似乎與現在毫無差異。十錢的冷蕎麥麵或一杯咖啡，相當現在的二百圓。現在，無座位店鋪的冷蕎麥麵也是二百至三百日圓。至於咖啡價格，約是現在速食店的咖啡。當時的餐廳推出了一圓的定食套餐，換算今日等於花費二千圓吃一頓午餐，的確有些昂貴。不過昭和五年的鐵路便當，從三十五錢降價為三十錢，若是今日，就像是受通貨緊縮之影響，導致七百圓的便當降價為六百圓的感覺吧。
一瓶大罐裝啤酒約三十五錢左右，若換算兩千倍則是七百圓，不如現在便宜。根據戰後活躍於廣播節目的作家玉川一郎之說法，昭和初期麒麟啤酒與惠比壽啤酒在銀座四丁目各自擁有啤酒餐廳，當時小杯裝二十五錢，大杯裝是四十五錢。上等的一升（一點八公升）清酒是二圓左右，中等的一圓五十錢，一般的一圓，由此看來，當時啤酒算是高價飲料。然而，市面上還是有低價二十九錢的「oraga啤酒」，或是「無印啤酒」。所謂的「無印啤酒」，是商人專門收購工廠出貨階段時瓶子或瓶蓋有破損的製品，改以無商標低價二十錢以下價格銷售到平價酒館等。
昭和四年三得利（Suntory）首推出日本國產威士忌，要價四圓五十錢，以現今的價格近乎一萬圓，等同於目前的高級威士忌「山崎」。不過，最不景氣之際，仍有十錢即能喝到的「十錢攤販酒吧」之摻水酒等。昭和七年推出的香菸「響」，一盒十錢，相當現在的二百圓。
東京市電車的車資是七錢，約現在的一百四十圓，比現今的東京都巴士還貴些。昭和二年行駛於淺草至上野，或昭和九年行駛於上野至新橋的地下鐵銀座線，全線車資是十錢，約現在的二百圓，而現今東京地下鐵（營團地下鐵）進站即索價一百七十圓，當時新橋至淺草需二百圓車資，算是合理嗎？另外，明信片是一錢五厘，約三十圓。
在東京市內等待客人的圓計（昭和十一年）
關於計程車，大正時代末期出現了最始祖的「圓計」，由於東京市內一律一圓，故有此稱呼。昭和五年以後的通貨緊縮期，又衍生僅需五十錢的「半圓計」，而且還能討價還價降至三十錢。昭和七年，東京市是尚未將郊區納入的十五區，範圍約莫是現在的山手線內，從上野搭乘計程車至新橋、或從神田至四谷皆是一圓，與現在相同，皆是二千圓。若論及殺價後的三十錢車資，則與現在的起跳車資七百三十圓不相上下。不過，當時依據距離或搭乘人數，仍有議價的空間，像是下大雪日或遭遇二二六事件 等異常局勢時，司機仗著路況混亂，甚至會索價一圓以上。昭和七年以後，隨景氣復甦，恢復到市內最低五十錢、最高一圓的車資，幾乎搭不到僅需三十錢車資的計程車了。
搭上圓本熱潮的書店
當時《改造》、《文藝春秋》等綜合雜誌，多定價為五十錢，現在九百圓左右的《文藝春秋》，似乎也頗合理。大正十五年，改造社出版發行《現代日本文學全集》，定價一圓，於是掀起了「圓本」的風潮，以現金的價格換算，一本文學全集索價二千圓，其實並不便宜啊。不過，在「圓本」出現以前，文學書的市場規模本來就不算大，一本文學書的價格頗為昂貴，無論是芥川龍之介或森鷗外等的有名作家，若分別買下其主要著作，總要花費不少錢。如今把各作家的主要作品納為一冊，而且僅要一圓，也是「圓本」暢銷的主要原因。因此，遂使得永井荷風或谷崎潤一郎等熱門作家，擁有極高的版稅收入。
說到電影院門票，以高級帝國劇場等為例，從最好的座位依序分為三等級，分別是二圓、一圓、五十錢的票價，中等的票價相當於現在的首映電影票價。淺草附近的電影院，門票更為便宜。另外，訂閱一個月的報紙是一圓，也就是現在的二千圓，現在則需三千至四千圓。
暴漲的住宅與教育費
昭和六年，銀座四丁目十字路口附近的地價，一坪是六千圓。西元二○一六年，銀座四丁目的公告地價，一平方公尺相當四千萬圓，等於一坪約一億三千萬圓，暴漲兩萬倍以上。昭和六年的六千圓，相當於帝大校長等級的年收入。現在的東大校長，年薪約二千三百五十萬圓。打從戰前，銀座的地價就偏高，經常漲到郊外地價的一萬倍以上。有關住宅的部分，第二章還會詳述，不過東京都的房租平均每月十多圓，然而這樣的租金只能租到擁有六張榻榻米與四張榻榻米大小的二房之租屋，支付三十至四十圓的月租，才可能入住兩層樓的獨棟房子。四十圓，相當於現在的八萬圓，以東京都內為例，現在八萬圓的房租約莫只能租到套房或一廚一房的木造公寓。
大正末期至昭和二年左右，早稻田、慶應大學的學費每年約一百二十圓至一百六十圓。而西元二○一七年，慶應大學的文學部科系，每年的學費是一百十萬圓至一百三十萬圓，早稻田則是一百萬圓至一百三十萬圓。若以一百二十圓為準，乘以二千倍則是二十四萬圓，即使考量到教職員的薪資提升或校內設施的完善，這樣的漲幅仍十分驚人。吉行淳之介在昭和五十六年發行的《價格的明治、大正、昭和風俗史》，記錄了早稻田、慶應的一年學費是初任職教授薪水的約二倍，換言之現在的學費是初任職教授薪水的五倍。
在汽車方面，以福特或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的進口車為主，根據昭和四年十月日本通用汽車刊登的報紙廣告，龐帝克（Pontiac）的五人乘坐轎車定價三千五百九十八圓。日本福特汽車的廣告，一輛轎車則是二千四百五十圓。換算今日金額，約五百萬圓至七百萬元，就汽車的價格來說，相當高價。因此在當時，不是一般家庭買得起的商品。昭和八年，日產汽車生產銷售的達特桑（Datsun）比起進口車更為便宜，一千三百五十圓即能擁有，因而大受歡迎，不過這個價格仍比一般人的平均年收入還高。
山田正吾的《家電今昔物語》提到，家電製品的電風扇與收音機在昭和一桁時期相當普及，至於電冰箱幾乎是來自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GE）等的進口製品，一台要價六百圓至八百圓。昭和十二年，根據奇異在日本的調查顯示，日本全國僅有約一萬二千百台電冰箱，可見尚未普及。洗衣機也是自昭和五年才逐漸日本國產化，當時日本全國只有三千二百台。
自用車的維修費或手機費等，是現在家庭收支中必須考量的支出，然而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一般家庭的收支相當簡單且單純。受過中等教育以上者在當時仍屬於少數階層，不同於高中畢業後多數人選擇上大學的這個時代，因為當時教育費的負擔與現在截然不同。當時租屋的家庭仍屬多數，基本上也無買屋貸款。使用的家電製品僅限收音機或電熱器等，電費也便宜。除了都市中心，人們多靠著木柴或煤炭烹煮或熱水。
因此，家事非常辛苦，家庭主婦鎮日不停勞動工作。縱使擁有電視機，一般家庭或許也無閒收看。另一方面，每月十圓即可雇到「女傭」，協助處理家務等，但須負擔其吃住，費用相當於以現在的二萬圓。
西元一九九○年以後出版的著作，如內容涉及戰前的物價，多以二千倍論為主。半藤一利的《永井荷風的昭和》，內容提及戰前橋本欣五郎陸軍中佐策動軍事政變導致引發三月事件（昭和六年），當時的陰謀費五萬圓，書中即以二千倍換算為現今的一億圓。山本七平的《昭和東京物語2》也採用了二千倍的換算，書中提到戰前企業家久原房之助於二．二六事件之際，因協助叛亂而遭到起訴，當時他每月捐獻的二萬圓，也是以二千倍換算。西元一九九五年改版的新潮文庫版《細雪》，細江光的註解也使用了二千倍。立花隆在論及圓本的文章裡，也採用二千倍的算法。
不過，戰後經濟高度成長的結果，實質所得的提升，連帶也造成物價節節攀升，在與收入相較之下，也出現以五千倍換算的案例。像是政治學家北岡伸一在《從政黨到軍部》，採用了五千倍論。以此，當時基準月薪的一百圓，相當於現在的五十萬圓。根據西元二○一五年總務省的勞工家庭收支調查，一戶平均月收約五十二萬五千圓（平均一戶三點三九人，戶長平均年齡四十八點八歲），可說相當符合。
大體來說，物價上漲了二千倍，收入提升了五千倍，日本人的生活可說是變得更富裕了。
2「上班族」的誕生
奠定上班族的生活模式
想必各位已經理解與昭和一桁這個「外國」的通貨換算了。接下來欲說明的是，「上班族」之價值觀如何從那個時代根植日本社會。屬於戰後世代的我們，儘管深受以「不景氣」「鎮壓左翼」、「獵奇文化」主軸所衍生的「昭和一桁」觀之影響，但那個時代當然不僅止於此。由於高等教育機構的激增，原本帶有強烈精英色彩的「上班族」，在明治大正時期開始徹底的「大眾化」。
昭和一桁的日本社會，整體來說尚屬農業國，就社會設施或高等教育方面而言，正處於即將脫離發展中國家的階段。日本國內總生產（GDP）是美國的七分之一左右，世界貿易的占有率僅達百分之三（橋本壽朗《現代日本經濟史》）。
昭和五年的日本人口約六千四百萬人，約是現在的半數左右，就業總人數的二千九萬人中，從事農業人口數是一千三百七十萬人，換言之，現今不到百分之五的第一次產業人口比率在當時高達百分之五十，而第二次產業有百分之二十，如今整體高居百分之六十七的第三產業則不到百分之三十。即使是急速斷發展的製造業僅占整體的百分之十六，即是四百七十萬人；服務產業占百分之八，僅有二百四十八萬人。關於此部分，之後還會詳述，不過當時大部分的日本國民小學畢業後，即投入務農或到商店、工廠工作。至於在都市方面，大量就業人口從郊外的自宅通勤到東京或大阪市中心的辦公室工作，此模式從當時已完全根深蒂固直到今日。
大正末期至昭和初年，現在的東急各線或小田急等私鐵各線相繼開通，隨著總武線、橫須賀線等都市近郊線路的電氣化，沿線的住宅開發熾熱，甚至出現了「都市間競爭」的新詞彙。較大的車站旁出現了百貨公司，住宅供給量增加，房租也更便宜。在教育方面，因大正時期的學制改革，諸多私立大學被認可為正式的大學，被視為上班族來源的大學、職業學校，畢業生人數急速增加。新聞媒體盛行談論「上班族論」，又如小津安二郎的《我出生了，但……》《東京合唱》，電影裡也開始頻頻出現上班族的角色。
當時的上班族到底總數為何，其實是難以回答的問題，昭和四年小池四郎的《月薪生活者論》，將公務員、民間企業職員、醫師等專職人員一併計入，推測約有一百七十萬至二百萬人。依此數據，約占就業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七，等於是百分之十以下。這些人不同於明治大正時期那些從大學畢業進入企業工作的精英階級，彼時開始，他們逐漸形成人口中的「龐大集團」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儘管上班族也稱為白領階級，直到大正時代，主要還是稱為「月薪生活者」或「領月薪的」，「腰便」（明治時代，笑稱那些在和服腰帶繫掛便當出勤的官員）的藐稱也橫行一時，不過統一稱為「上班族」約莫是昭和初年時。
《上班族物語》的警告
昭和三年出版前田一的《上班族物語》，即是描繪日益「大眾化」的上班族名著。前田一畢業自東大法學部，大正十年任職於三井集團的名門企業「北海道炭礦汽船」。歷經勞務，戰後更以日經連專務理事之身分與日本勞動工會總評議會的太田勳議長交手，因而備受矚目。然而在戰前，他可是知名的上班族作家。由於此書出版前夕的昭和二年日本陷入金融恐慌，而第一次山東出征或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也是在這一年發生。昭和三年二月日本舉行了第一次的普選，包含共產黨關係者被舉發的「三一五事件」在內，這些重大事件都未能來得及寫入書中。整本書，皆是與上班族相關的收入或生活。
前田一這樣描述上班族，「若要探究，說穿了就是『西裝』、『月薪』、『生活』之類的，總是如走馬燈般流於循環因果關係裡，總而言之，指的就是所謂『中產階級』，那些被埋入巨大範疇的集團。」
「在艱苦中還是盡力保留體面等（中略），來到今日當然不見腰際懸掛便當的腰便。取而代之的是，把玩在夜市購買的手杖，身著不合身的吊脖子（意指廉價的成衣西裝，因為其懸掛在賣場的模樣，因而得此名）與格紋褲，令人費解的高薪只能說是意外的幸運，惹得旁人又羨慕又忌妒。」
「儘管有人無禮地取笑說：『做三天的乞丐與腰便，從此就脫不了身』，所謂的腰便，果然是撈盡好處嗎？／若這麼看來，上班族的生活肯定是輕鬆掙錢的工作。縱使還是必須通勤到辦公室，早上九點至下午四點的工作時間，說是工作卻根本流不到一滴汗，穿著體面看著筆尖，只要按照指示完成一天的業務，竟還有週日假日可以舒展筋骨。如果遇上連續二日的休假，家人朋友結伴或是娛樂、或是看戲、或是郊外散步，總是一派輕鬆自若，那樣來到月底，就能拿到薪水，中元節或節日又還有獎金。等時機到了，或許還有升遷，如此看來怎能叫人不恨得牙癢癢。」
但是，上班族真的如此令人欣羨嗎？前田一如此說道：
「他們是如何艱難才能突破就職的難關，而且靠著僅有的月薪與獎金才能勉強度日，如此苦肉之計，為的不過是整備生活的基礎。不惜在職場被玩弄踐踏尊嚴與驕傲，為的不過是餵飽家中的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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