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各位如果要買新車，會挑Prius還是皮卡（pickup）小貨卡？

我要是問你最喜歡什麼食物，你會想到經典的美國菜，例如燒烤肉餅和馬鈴薯泥，還是你比較喜愛異國美食，像是雞肉咖哩或是蔬菜香米飯？

各位打開收音機會聽鄉村音樂還是經典老歌？或者你設定的電台是嘻哈音樂、雷鬼或電子舞曲？

各位如果要幫小孩取名字，你會選用發音柔和的字母開頭，例如Louise或Sean，還是聽起來比較剛硬的David、Katherine或Tom？

我們兩個政治學者問這些問題好像很奇怪。不過請各位稍稍忍耐一下，我們待會兒就會向大家解釋說明：

各位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什麼樣的特質？是尊重長輩、服從聽話、禮貌周到、舉止得宜，或是希望孩子們獨立自主、好奇而思慮周密？

其實這些問題都有一些共同點。它們都能展現一些重要訊息，讓我們知道各位看待世界的方式，還有你的投票方式。

各位如果想了解這些問題何以能夠揭露重要訊息，請先看看美國新聞台MSNBC的主持人，前共和黨眾議員喬．史卡波羅（Joe Scarborough）在2013年的電視紀錄片中說到的小故事。這部記錄片主要是描述電影《總統的人馬》（All the President's Men）的製作過程，這是以水門案為主題的驚世鉅片。喬．史卡波羅在記錄片中談到1960年代動盪時期的成長記憶。當時的一些抗爭、暴力事件新聞，幾乎都是透過電視每晚直送各個家庭。那時尼克森代表共和黨，正在跟副總統韓福瑞（Hubert Humphrey）爭奪總統大位，對於解決美國當時的騷亂，兩人看法可謂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史卡波羅當時雖只是個小孩，也知道這個國家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存在著巨大分歧，大家也都不得不選邊站。而且這個選擇的差異非常明顯，毫不含糊。「你要加入珍．芳達（Jane Fonda）那一邊，還是約翰．韋恩（John Wayne）這一邊？」他意有所指地問道：「我爸媽選擇約翰．韋恩，也就表示他們選擇尼克森。」

我們先來看看這兩個大人物。約翰．韋恩是銀幕硬漢，保護好人、幹掉壞蛋的英雄好漢。他讓人想起過去那個單純又美好的舊時代，當男人還是個男人的時候，大家也都知道他就是我們的老大。珍．芳達代表的是反對越戰的良心派，膽敢質疑美國領導人的權威，甚至鼓勵大家一起站在敵人那一邊，也就是以北越的立場來理解這場戰爭，所以很多人罵她是「河內阿珍」（Hanoi Jane）。

我們現在也許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二十世紀中期約翰．韋恩和珍．芳達代表哪種典型，但這兩個原型其實直到今日都還在我們身邊，儘管隨著時代變化，代表人物的名字也有不同。比方說，如今在政治上等同約翰．韋恩典型的人物，也許是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而艾倫．狄珍妮（Ellen DeGeneres）則像是1960年代的珍．芳達。

這些偶像所代表的，也不只限於政治風格，同時還包括人格類型。有一方代表的是堅定剛強，而另一方是同情與憐憫。基本上，他們各自代表著一種特定的生活觀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觀」。

「世界觀」反映出我們對世界本質的深刻信念，對於建構美好社會的應作應為都會涵納其中。世界觀也包含著各種文化要素，包括哲學與道德觀點。更重要的是，你的情感和過去生活經歷留下的心理印記，都會對世界觀的形成帶來深刻影響。

在構成世界觀的眾多要素之中，有一個更基本、更重要的標準會決定你的自然傾向｜你認為這個世界有多危險。這大概是因為，恐懼是我們最原始的本能，因此我們對於世界的恐懼程度，會透露出我們對於生活本身的看法。

你要是覺得這個世界比較危險，那麼約翰．韋恩或克林．伊斯威特所代表的力量和剛強就是解藥。各位要是用這種方式來看待世界，也許你就比較喜歡開堅固耐撞的大車、養一隻聽話服從的大狗，而且會投票給共和黨。

你要是覺得世界沒那麼危險，也許就會更自在地擁抱你心中的珍．芳達或艾倫．狄珍妮，也樂於更加努力去理解不同的觀點。事實證明，你更可能會是吃印度菜、開著油電混合車、為孩子取名發音溫和的人，而且會投票支持自由派的候選人。

這可不只是我們嘴巴上說說而已。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收集到的民調數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世界觀與政治傾向的關聯。這是隨機抽問美國民眾，以下兩項陳述中哪一個最接近他們自己的看法：

恐怖分子、罪犯和非法移民已經威脅到我們的生命安全，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好好保護自己。
這是一個美麗的大世界，大家都是好人，我們不要孤立自己，而是要找到方法互相擁抱。

這兩則陳述的圈選大約是各佔一半，表示美國民眾在珍．芳達和約翰．韋恩代表的對立世界觀之間，大致是平分秋色。但更重要的是，這個調查也能顯示民眾在政治上的反應。支持川普的選民將近80％選擇第一則陳述，而希拉蕊的選民也將近八成同意第二則。

不管怎麼看，如此差異可說是涇渭分明，更讓人驚訝的是，這根本還沒問到意識形態的問題，沒問他們是保守派或自由派。這種對生活看法的問題，反而更能揭露深刻和內在的東西，跟他們的政治偏好似乎也更加密切。

這個關於世界觀的簡單問題，似乎也能巧妙投射出其他偏好，一些乍看之下好像跟實際安全無關的偏好。那些處處感覺安全受威脅的美國民眾，通常也更懷疑那些看起來不像自己的「異類」，而且認為文化變遷包括遍布各地的大規模移民會帶來威脅。同樣的，把周遭一切看成「美麗大世界」而非恐怖的龍潭虎穴，這種人就比較不會認為種族和文化變遷有什麼危險。事實上他們更可能會認為，不願意接受這種變化的人，才真的很危險。

跟危險敏感度相關的偏好也不是只有這些。把周遭世界視為威脅的美國民眾，更喜歡吃肉餅而非咖哩雞；更喜歡聆賞鄉村歌曲而非嘻哈音樂；更喜歡駕駛皮卡貨車而非Prius；更可能投票給共和黨，而非民主黨。

事實證明，你的世界觀會揭露一大堆你的祕密。雖然其中有些好像不是我們這種政治學者會感興趣的，但各位會驚訝地發現，原來這些資訊非常重要。如今這個時代出現一些極為緊迫的政治問題，從美國政黨分裂不斷擴大、「假新聞」四處流竄、到全球各地掀起反民主的黑暗浪潮，對於這些謎團，剛剛提到的民調發現可說是投來一絲解惑的光亮。

研究人員都想透過這些問題深入探索，了解世界觀在其中發揮什樣作用，藉由詢問上述「認為世界是危險或安全」的問題來了解你對世界的看法。不過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一種更全面的衡量人生觀的方法，也因此得以掌握你在政治和非政治方面的各種偏好。

其實，正是關於「教養子女」的簡單問題。尤其是各位希望孩子擁有的最重要品德或特質，最能讓研究者看清你的世界觀，而你的政治傾向也會像是從類比訊號轉變成高傳真數位影像般清晰顯明。這是因為我們對於教養子女的偏好，會揭露出我們對於外界危險的認知程度，以及我們認為應該採取哪些因應之道。事實上，你對孩子品德的理想最能反映出你的世界觀，這也正是你在政治方面及各種非政治偏好的有效結合。更重要的是，如今面對這麼多令人困擾的趨勢，社會持續兩極分化更是讓人不安，而了解這條造成兩極化分裂的線，可說是理解問題的關鍵。

本書將採用兩個術語來描述這個分歧鴻溝的對立雙方——以「固定」（fixed）和「流動」（fluid）這兩個詞來概括約翰．韋恩和珍．芳達兩人代表的特質。

「固定」一詞描述的，是那些對社會與文化變遷更加謹慎小心的人，他們比較習慣於固有的人事物，對外來者總是比較懷疑，只喜歡自己熟悉而可預測的事物。另一種我們稱之為「流動」的人，對社會與文化規範的不斷變化表示支持和理解，他們喜愛嘗試新事物、對此感到興奮，對於外觀不一樣、語言不同的人保持開放、表示歡迎。

當然，這世界不會這樣乾脆俐落、黑白分明，不會每個人都剛好符合兩個標準類型之一。相反地，我們大家的世界觀更像是一道漸層變化的光譜，而「固定」及「流動」則對立地處於遙遠的兩端。位在兩端之間的大家，面對一些生活上的基本問題也許會更常感到矛盾，可稱之為「混合」（mixed）類型。

擁有混合世界觀的人在當前政治情勢中，也會發揮重要作用，這一點我們之後會深入說明。不過，那些更清楚地表現出「固定」或「流動」世界觀的人，會塑造出一種讓大多數混合派不得不感到必須選邊站的政治環境；剛剛提到喬．史卡波羅在1960年代的文化論戰中所觀察到的，就是這樣一種狀況。

對立雙方在基本看法上的深刻分歧，有助於解釋今日政治衝突何以如此難以控制。這是因為固定派和流動派已經分別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基地佔據主導地位，如此一來不僅各自陣營的狂熱派更加堅定立場，也限制那些混合世界觀的美國民眾去想像一條不同的道路，這些民眾原本不是那麼頑固、也許更願意相互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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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美國民眾的世界觀跟政黨傾向緊密相關，但過去並非如此。喬．史卡波羅的父母雖然選擇了法律、秩序和尼克森來解決1960年代的騷動，但史卡波羅一家其實是民主黨，原本世居肯塔基州，後來搬到喬治亞州和佛羅里達州西北部住了很多年，宗教方面屬於基督教浸信會。當時很多民主黨人雖然跟共和黨一樣，都有固定的世界觀，但兩邊也都有相當數量的「流動派」。雙方當然也都有自己的狂熱黨員，但民眾越過政黨分界望向對方陣營時，還是會看到很多人的世界觀跟自己一樣，在思考世界的危險與機遇上有著相同的基本感受，儘管大家認同的不是同一個政黨。

在大蕭條時期及隨後幾十年中，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分歧，主要不在於基本世界觀的不同；關於稅收與政府支出的看法不同，才是政黨對立的核心，並不是因為什麼世界觀。過去那種政治風格，現在看起來就像是某種奇怪的夥伴關係。大多數非洲裔美國人和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都屬於民主黨，這兩個族群雖然在種族議題上針鋒相對，但是在大蕭條期間同樣遭到最慘重的衝擊。當時由羅斯福總統主導的民主黨政府，承諾提供大量政府資源來減輕他們的痛苦，因此雙方都對民主黨感恩戴德。而共和黨就希望政府要節省一點，不能這樣動輒灑錢。重點就是，民主黨會爭取多點開支，共和黨會說少花一點，但不會有人主張都不要花錢。如果是這種分歧，對立雙方都願意坐下來好談一談。

到了1960、70年代的激蕩和動亂，兩黨重大衝突的領域和情勢開始發生變化。隨著街頭大規模抗爭，美國各大城市民意沸騰，越戰議題在海內外肆虐流竄，兩大黨都分別各自重新定位，認清自己應該向哪些人展開訴求。共和黨在種族議題上採取「傳統」立場，反對教育及工作上的族群融合政策；抵制文化改革，包括那些對於家庭與個人關係方面的進步觀念；在外交事務上，強調的是美國軍事力量能在世界舞台扮演什麼角色。

從尼克森、雷根、小布希到川普，共和黨變得更約翰．韋恩、更克林．伊斯威特，也更加「固定」。正如所料，這種轉變讓共和黨過去也有的珍．芳達們更加疏遠。在此同時，民主黨則爽迎民權、女權、男同志、女同志和其他離經逆道之徒，從麥高文（McGovern）、卡特、歐巴馬一直到希拉蕊，民主黨性格也更加珍．芳達、更加艾倫．狄珍妮，更加「流動」。

這種顯著的轉變，也可以從過去與現在的國會兩黨結構看出來。在尼克森擊敗韓福瑞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的1969年、第91屆國會中，南方各州——美國典型的約翰．韋恩地區——的22位參議員，有18位是民主黨；從緬因州到梅森—迪克森線（MasonDixon Line）的珍．芳達地區，18位參議員中有12位是共和黨。像這樣的構成比例，在今天根本難以想像。2016年底川普擊敗希拉蕊榮登總統大位後的第115屆國會，南方的韋恩州有19位議員是共和黨，民主黨只有3個；與此同時的新英格蘭地區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18名參議員，共和黨只佔孤伶伶的兩個。

簡單地說，兩大黨重新定位自我，讓美國民眾的世界觀和政黨傾向變得更加一致。南方各州和認同約翰．韋恩世界觀的白人勞工，對民主黨感受不到家的感覺。而許多共和黨中的流動派，認為透過他人眼睛來觀看世界即是核心價值，他們現在對自己政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形象也一樣感到非常不安。
這種轉變的結果之一，就是老黨員也會因為黨的路線改變而受影響。比方說一些主張小政府、鼓吹自由企業的老派共和黨員，其實是支持移民及自由貿易的。現在這些人很多都對共和黨的新方向感到茫然、驚訝甚至沮喪，雖然這個路線改變其實已經發展幾十年了。但這些老共和黨的死忠派還是會努力適應這些變化，轉而以公司稅或政府支出等問題作為自己在政治上的優先關注。這些人對於黨的新路線雖然不是完全滿意，但許多人在2016年的大選照樣含淚投票給共和黨。如今時代不一樣，過去那些主張自由企業的共和黨人應該也會走向不同方向，然而在固定與流動激昂對立的現在，氣氛已經惡劣到讓他們覺得票投民主黨就像是在叛國一樣。

政黨傾向與世界觀趨同的另一結果是，兩大黨不只是對問題的解決方法或方式上存在分歧，甚至對於哪些才是問題都欠缺共識。因此當雙方發生衝突時，彼此就不只是認知上的分歧了，簡直就是困惑。覺得對手的看法好像不只是不一樣而已，更且是顯得危險。2016年六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調顯示，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中都有接近或明顯多數的民眾說對方讓他們感到「害怕」、「憤怒」或「沮喪」。

還有一個特別鮮明的例子可以說明美國人世界觀和政黨傾向的緊密糾纏。這個故事不是來自喬．史卡波羅，而是他偶爾的戰友——川普。

各位可能會想到川普總統出現在許多場合的畫面，但是在大家面前朗誦詩歌大概不是其中之一吧。但他在2016年大選期間和當選後的造勢晚會上，經常出現的節目就是閱讀一首詩。川普朗誦之前還會逗一下群眾，問大家是不是真的很想聽，就好像摔跤選手故意兩手圍著耳朵、叫大家用力鼓噪那樣。他唸的那首詩叫做《蛇》（The Snake），是1963年奧斯卡．布朗二世（Oscar Brown Jr.）根據《伊索寓言》故事的創作；後來在1968年又有藍調歌手艾爾．威爾森（Al Wilson）改編成流行歌。這首詩說，有個「好心女人」聽到一條蛇求救而救了牠。女人小心翼翼地照顧那條蛇，讓牠恢復健康，而且常常讚嘆牠是多麼美麗。那麼，那條蛇怎麼報答她非比尋常的愛心呢？牠把她咬死了。當她驚恐地喊叫，問牠怎麼會做出這種事，蛇罵她說：

「哎，閉嘴！你這個笨女人，」蛇齜牙裂嘴地笑道。
「在你帶我進屋之前，就知道我是條蛇呀。」

這首詩微妙而強力傳達的喻意是，這個世界並不安全，各位要是太信任陌生人，一定是自招災殃。川普在競選期間就用這首詩來警告：接納敘利亞難民很危險；到他當選後，還是用這首詩針對墨西哥移民議題做出相同警告。對那些固定世界觀的群眾來說，這完全就是個常識嘛，只有自由派才不懂。我們絕對不能放鬆警惕啊！再謹慎小心都不為過啊！不同意這種看法的人，根本就是國家安全的威脅。
川普對其群眾世界觀的直覺掌握，是他在2016年勝選的重要原因，但這種做法當然也會激怒光譜的另一端。那些固定世界觀以為的智慧常識，聽在流動派耳裡只是惱人的偏激偏狹。他們認為很多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都只是危險的誇大其辭。敘利亞難民和墨西哥移民不是蛇，他們是迫切需要幫助的人類。這些縮成一團哀哀求救的人，就跟過去無數來美的移民一樣，只是為自己和家人爭取機會，創造更好的生活。流動派民眾認為，川普故意挑選這種詩所要傳達的，絕對不是什麼響亮的常識，根本是噁心的煽動與偏見。

然而就跟其他許多領域一樣，固定派和流動派甚至對於「什麼才是問題」都毫無共識。聆聽川普唸詩的固定派會認為，問題是那些外國人，他們都是蛇。但是對流動派的群眾來說，川普及其支持者歧視外人、無緣無故的仇外排外才是問題所在。

更糟糕的是，分歧對立的一方認為的「解決問題妙方」，又會為另一方製造出新問題。固定派認為，要解決「蛇」帶來的兩難困境，就是把外人排除在外；但對於重視多元包容的流動派來說，這是欺人太甚，簡直是在宣戰！同樣的，流動派看到全球難民危機這樣的悲劇，都呼籲大家要張開雙臂，接納那些亟需協助的移民；然而看在固定派眼裡，這不啻是讓人提著一籃子毒蛇進到屋內，直接倒在客廳地板上。

美國民眾一向都有世界觀，美國也一直都有政黨存在。而像「蛇」這樣的分歧爭議，可以讓我們看到世界觀和政黨政治相互碰撞時，國民之間的爭論會變得多麼激烈而情緒化。固定派不喜歡現在的民主黨人，不只是因為看法分歧而已，更是因為民主黨不願承認那些威脅，這可是全國大災難的前奏。與此同時，流動派卻認為共和黨仇外排外的冷酷無情，才是美國立國理想的絕大威脅。流動派認為，敘利亞難民和墨西哥移民並不是固定派眼中的「蛇」，所以川普的旅行禁令、邊境築牆等措施都是偏見驅使，絕非對於國家安全的正當焦慮，應不惜代價加以制止。

簡單地說，因為世界觀和政黨而分裂成兩邊的人，已不只是把對方視為外人而已，更且是一種集體威脅。像美國這樣的民主政體的真正生存威脅，正是來自這樣的分裂，而不是關於政府規模是大是小、扮演角色或彰或隱的不同政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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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要探討的，就是世界觀如何造成我們的分裂，以及這樣的轉變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這不只是針對美國而已，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都會面臨同樣狀況。想要了解我們是否有機會克服當今社會面臨的挑戰，這一則過去沒人說過的故事，對公民和政策制定者而言都一樣重要——政黨政治的惡性分裂與現今的政治僵局，其實都只是巨大挑戰的開端。

世界觀造成的政治分裂危機在很大程度上難以處理，是因為它根植於人性心理。我們會發展出不同的世界觀，是來自於內心深處的衝動和傾向。驚慌和憎惡造成的反應，都是超出我們意識控制的衝動，如今它們都詭異地投射到政治信念上。這些自動反應會跟我們在成長與生活經歷中學到的其他反應相結合，決定我們對種族、性別、移民、同志權利、槍枝管制和憲法解讀等各種事務的政治偏好，而這些偏好又受到社會階層、文化差異及對新觀念包容度不一等基本價值的差異所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世界觀對立的雙方，要了解彼此在種族、文化和安全方面的看法，會是如此強烈碰撞扞格不入的原因之一。

世界觀及其心理成因，也會顯現出我們許多與政治截然無關的偏好。這就是為什麼只是一些兒童理想品性的問題，會被證實為是衡量世界觀差異的有用工具。我們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選擇其實都跟世界觀有關：我們決定住在哪裡、喜歡做什麼工作、要去哪裡讀書、想接受多久的教育，想不想上教堂、要去上哪個教堂，等等。流動派的人常常被吸引到城市，而固定派喜歡留在鄉村；固定派會在禱告中發現力量，而流動派通常不太信教。

透過這種心理稜鏡的觀察，個人品味的微妙差異也有了新意義。雖然這些不重要的選擇在過去幾乎不會揭露你在政治上的傾向，但現在你看什麼電視節目、常去哪家咖啡店、甚至你最喜愛喝哪一種啤酒品牌，都會透露出你怎麼投票。所以現在要了解美國的政治狀況，包括像對立政黨及其支持者對待彼此的方式像是碰上部落敵人一樣，而不再把對方視為意見偶有分歧的同胞——想要了解為何會發生這種狀況，前述那些偏好差異就顯得特別重要。

世界觀的政治表現在這些方面的確讓人覺得非常有趣，但整個綜合起來，它們的影響卻相當可怕。比方說，隨著政黨傾向與世界觀趨於一致，狂熱派會更加憎恨敵對陣營，也更想看到世界運作的方向有利於己而不利對方。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希望世界照著自己的想法走，況且一牽涉到政治，這種人性傾向又更為強烈，這都是拜基本的人類心理學結合黨派偏見所賜。

偏狹的黨派媒體和社群媒體又讓這些影響更為擴大。現在那些真的很關心政治的人，可以盡情泡在有利己方的訊息同溫層，由於世界觀已經讓對立雙方壁壘分明，所以他們會更想待在同溫層取暖；如今大家收看的有線新聞台也是分幫結派，要嘛像是自己的夥伴同黨，與自己同心共感、互有關聯，否則就是敵對陣營，甚至看起來既挑釁又危險。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新的媒體環境中，偏愛特定政黨的訊息也會感染那些不太關心政治的人——過去這些對政治冷感的民眾，可以發揮緩和衝突的作用——就像是不吸菸的人受到二手煙的毒害。我們現在甚至不必自己去聽電台的談話節目或收看福斯新聞台、MSNBC新聞台，或瀏覽那些紅色、藍色網站（譯按：紅色指美國共和黨、藍色是民主黨），也照樣會受到那些超級偏狹的黨派訊息影響。只要你認識的人之中，有人自願去接觸那些訊息來源，這些人（以剛剛的比喻來說就是吸菸者）就會透過社交活動或社群媒體主動散播致癌物質。

由於這些及其他更多原因，世界觀的分歧對立很可能危害美國的民主政體。過去的學者特別注意那些「固定」世界觀的人，他們對種族與族裔差異的戒慎警惕，又渴望強硬不妥協的領導風格，很可能刺激出挑戰民主規範的領導者。像2016年的大選，很多政治評論家，尤其是左派的評論家（不過，右派也不少），都對川普的領導風格感到擔心和害怕。美國過去從未選出一位總統像川普一樣，光是在競選期間對於專制領導作風表示同情，就讓大家心驚膽跳。

固定派世界觀的美國民眾熱情擁戴，對川普在2016年5月獲得共和黨提名當然非常重要。但這個故事比乍看之下還要複雜，也更令人擔憂。其實，支持川普的可不僅僅是擁有固定世界觀的人，那些對生活看法時而固定、時而流動的人也一樣支持他。有些人這麼做是因為他們非常討厭敵營的死忠黨員，他們反正不可能投票支持民主黨；有些人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的偏好跟固定派相差不大，這也是流動派人士「海納百川」的認同嘛。也有些人是因為害怕恐怖攻擊和社會變革，認為一位像約翰．韋恩的總統，會比珍．芳達更能提供安全。

光靠固定派那邊的人投票支持，還選不出一個挑戰民主規範的領導者。但是世界觀分歧對立的這一側，對整個美國政治體系產生超越其規模的巨大影響，儘管事實上並非每個美國民眾都擁有固定觀點。比方說，牽涉到種族和民族差異的容忍時，那些具備「混合」觀點的美國民眾其實偏向固定派，而非流動派。因此那些仇外排外的言論，流動派聽來覺得特別難以容忍，但其他人並不這麼認為。此外，當大家受到嚴重恐嚇時，幾乎都不會對抽象的民主理想有多少堅持，只會熱情擁護承諾安全與保護的領導。那些尋找機會趁火打劫的領導人就會利用問題挑唆民眾的恐懼，讓選民認為寧可追求安全、千萬不要造成遺憾，這就是典型的固定派思維，只會帶領大家一路走到黑。

在這種狀況下，光譜兩端的美國民眾只會屈服於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好像全世界的人也都會這麼做。現在的歐洲也跟美國一樣，最近也看到右翼民粹領導人崛起，反對移民、反對歐洲整合、反對開放邊界。當然，揭示美國民眾政治偏好的四個教養問題，也一樣可以解釋大西洋那邊發生什麼事。英國的脫歐公投，世界觀就是主旋律；支持右翼政黨崛起，像法國的「國民聯盟」（National Front）、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世界觀也扮演重要角色。匈牙利、波蘭、奧地利和丹麥等國都出現同樣情況。不管移民人潮在客觀上是涓涓細流或是傾洩而入，這些國家的公民都感受到洪水入侵，覺得本國文化岌岌可危，如此的恐懼和壓力就會誘發領導人登高一呼，說要「讓X國再次偉大」。

在所有這些地方，世界觀分歧對立的雙方對於國家面對什麼問題、應該怎麼辦，都有完全不同看法。但眼前的道路看起來，對流動派是特別的艱難。至少就西方社會來說，約翰．韋恩世界觀好像本來就是比珍．芳達更有優勢，前者的人數也似乎就是比後者多。此外，西方社會近年來少數族裔移民不斷增加，也幫助流動派選民維持政治上的競爭力，這些少數族裔本身不見得是流動世界觀，但因為遭到光譜另一端的「仇外」所逼，在政治上也就和流動派選民站在一起。但這樣的聯盟實際上薄弱無力，或許也不會持久。一旦結盟失敗，整個國家就很容易被專制領導人牽著走，讓過去最為堅定的民主陣營的自由民主基礎遭到破壞。要防止這種噩夢成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挑戰之一，也是本書的最終目標之一。

▌導讀｜釐清兩極化政治與世界觀的因果

——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助理教授
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發起人
王宏恩

《極端政治的誕生》這本書，簡潔又連貫地介紹了美國政治科學界對於美國、以及全世界政治兩極化的最新實證研究。閱讀本書對於政治學的學者、政治工作者、乃至於對於當今兩極化政治憂心的選民們都有所助益。本書雖然沒有探討亞洲的案例，但本書的研究方法以及結論也跟亞洲各國息息相關。
這本書的兩位作者都是政治行為學的名教授，因此，要理解本書也可以從政治科學的方法論來鳥瞰。本書主要的論點，是人們的世界觀分歧最後導致了當今政治的兩極化。世界觀分歧是原因，而政治兩極化是結果。

讀者你很快就可以舉出一堆理由挑戰這個因果關係：什麼是世界觀、怎麼聽起來超級抽象？為什麼世界觀是因不是果？為什麼不是兩極化改變人的世界觀？假如人的世界觀一直分歧，為何以前沒有政治兩極化、現在才有？處理這些問題，就是近年來政治科學家的拿手絕活，也是本書接下來各章節的主要內容。

在第一章，作者回顧了這幾年來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的相關研究，說明人的世界觀至少有部分是天生的。作者定義的世界觀，就是人們是否覺得世界是個危險的地方。這種世界觀很顯然跟近幾年生物政治學研究中，人們對於外在環境刺激的受影響程度有關。生理上天生對外在威脅或噁心越敏感的人，長久下來自然覺得外在世界很危險，因此希望世界是不變的、可預測的。而生理上天生對外在刺激不敏感的人，就會更覺得世界很安全，也會更想積極探索尋求新鮮感。既然世界觀是天生的，那它就是影響人們其他行為與態度的原因，而不是結果。

在確認世界觀是原因之後，作者在第二章說明世界觀如何測量，以及為何用世界觀來解釋人類行為會比其他的解釋更好，例如傳統上測量自由派與保守派。作者以美國為例，舉出連大多數美國人也不知道自由跟保守的真正意義，而保守二字雖然在中文看似負面，在美國仍是一個正面的形容詞。相較之下，作者認為可以用大人對小孩的教養態度，也就是英文原書名中養育小孩的四個問題，來準確抓到人們對世界的看法。

接著，作者就用教養小孩態度題組測到的人們的世界觀，來解釋人們的各種政治行為。在第三章跟第四章，作者舉出無數的例子說明有不同世界觀的人不只投票行為不一樣，對政策的看法也不一樣，甚至每天吃什麼東西、喝什麼飲料、看什麼電視、買什麼車子、住什麼地方也都不一樣。但就算世界觀不一樣的人有不同的政治態度與生活習慣，也可能只是碰巧不同啊？這又如何解釋近年來的兩極化，而過去沒有？

在第五、六、七章，作者提出了一個整體的解釋架構，這與整個人類的歷史有關，而政治人物精準抓到了可以透過選民世界觀來推進極端政治的機會。第五章說明了美國二戰後原本兩黨政策都差不多的羅斯福新政時期，因為出現民權運動、越戰等事件，不同世界觀的人對這些事件有迥異的態度。因此美國兩大黨政治人物抓到這個機會，讓黨內支持者沿著「世界觀歧異」這條裂縫大重組（realignment）。在第六章，則是美國的恐怖攻擊以及接下來的對外戰爭，這些世界的重大變化進一步刺激了不同世界觀的選民分邊站，兩大黨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交集越來越少。最後第七章，則是因為中東戰爭引發的大量前往歐洲的移民，移民同樣會刺激歐洲選民們把世界觀納入投票選擇的重要考量，因此導致歐洲選民的投票行為也越來越隨著世界觀選邊站。在這些重大事件發生當下，由於人們生活型態改變，越來越少或不需要與他人當面交流、日益傾向在社群網站與電視間建立同溫層，因此這個兩極化便推波助瀾不斷放大，最後透過民主制度反映在整個國家政策與對外關係上。

這個兩極化有可能改變嗎？作者在結論其實沒有給出很正面的答案。一個是可能世界有其他重大事件，讓人們更重視其他面向而不再是世界觀，例如全球暖化。另一個則是因為政治與企業都需要錢，而政治與企業都不能只靠一半或更少的人支持，因此長久之後政治人物與企業家還是會被迫回到溫和偏中間的立場。但也正是因為沒有明確的答案，這個問題才這麼需要被投入研究，我們也因此更需要知道目前已經累積了哪些研究成果了。

對於亞洲各國來說，其實台灣大學領軍的「東亞民主化計畫」（Asian Barometer）也有在亞洲各國透過面訪問卷測量民眾的世界觀，學界也有探討這世界觀對於各項態度的關係。舉例來說，一篇最近的研究發現，人們對小孩的教養態度與人們是否支持憲政上的分權制衡（立法院可以制衡總統）有顯著相關，越支持小孩子要聽話、不要頂嘴的人，也越反對立法院制衡總統。

但對於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來說，選民的世界觀更重要的研究議程，往往不是國內支持哪個政黨或政策，而是會影響人們對過去威權領袖的懷念、或對當今其他國家威權政權的仰慕。尤其在小國們被要求選邊站的2019年，亞洲各小國人民的世界觀及其對政治、外交的影響就尤其重要。各國的政治人物們顯然也注意到這一點了。本書中提供的各種研究方法與文獻回顧，可以是亞洲各國研究兩極化與世界觀的一個指引，而近年來確實也出現許多本土化的研究結果，例如有學者發現台灣人的個性（personality）跟政黨支持有一些關聯，而對威權的看法也對台灣、南韓、新加坡的投票選擇有解釋力。

假如世界觀所推波助瀾而成的兩極化，在歐美暫時沒有明顯的解方，那解答會在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們嗎？無論如何，我們都站在人類歷史的前緣看著，也推動著這一切前進。

▌導讀｜左膠右膠，不是問題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沈榮欽

沒有人會懷疑黨派支持者有不同的偏好，這些偏好通常由特定的議題決定。例如在美國，共和黨支持者通常反對槍枝管制、墮胎與健保，並否定氣候變遷理論，民主黨支持者則相反；在台灣，民進黨支持者傾向台灣獨立與贊成年金改革，而國民黨支持者則反之。

不僅如此，不同黨派支持者對社會也抱持著不同看法，例如典型的民主黨支持者是住在大城市中受過較高教育的專業人士，支持民權、女權、同性戀、少數族裔與新移民權利，愛貓多過愛狗的自由派，這些特徵幾乎也同時在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身上找到：她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擔任政府公職之前是大學教授、著名的同性戀婚姻權利支持者，並且雖然也飼養狗，卻是以愛貓著稱。

這些社會特徵與議題偏好如此同步，是否兩者傾向同時存在而無法分離？如果是的話，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我們的黨派同時決定我們的議題偏好與社會特徵？還是議題偏好決定我們的黨派傾向，進而影響我們的社會特徵？或者因果關係應該反過來，社會特徵才是根本，決定了我們的議題偏好與黨派傾向？又或者以上的的猜測都不正確，而是有其他更根本的因素，同時影響了議題偏好、社會特徵與黨派傾向，但因為我們忽略了這個根本因素，所以只觀察到三者同時出現的相關性？

無論對這些問題的立場為何，台灣近年來的政治評論越來越以「左膠」與「右膠」相互指責，反映出社會對此存在共同的誤解。「左膠」一詞來自香港，用來指不切實際的左派分子，西方稱之為香檳社會主義者。其中「膠」源自香港網路用語「硬膠」，意指愚蠢、思想僵化。左膠被廣泛用來貶抑政府政策與各種民權思潮，尤其是社會福利政策或是女權、同性戀等少數權益，以及各種政治正確。為了反制，「右膠」的新名詞也被創造出來，用來諷刺市場萬能與各種保守意識形態。

左膠與右膠的廣泛使用，背後所潛藏的想法正是階級與對社會議題的態度可以合而為一，經濟上的左派也是自由派，經濟上的右派同時也是保守派，就美國而言，前者可以對應到民主黨，後者則是共和黨。但是就歷史而言，並非如此。例如自由主義的內涵，從亞當．斯密至今，已歷經數次變化，並發展出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等各種流派；同樣的，保守主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與之後的意義也截然不同。政策上也是如此，傳統上認為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政策包括小政府、自由貿易與反對移民，但事實上，共和黨的川普總統不僅主張增加政府支出，而且反對自由貿易，高舉重商主義大打貿易戰，並且二十世紀初民主黨總統的移民政策要比共和黨的雷根更接近今日的川普。換句話說，左膠與右膠的使用，或許旨在批評不滿，反而隱藏了真正的差異。

本書正是要回答以上這些問題，透過最近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的發展，刷新對於這些問題的全新認識，主張這些政治態度的分歧或許並非僅是反映政策或階級的差異，而是世界觀的不同。本世紀初政治學者開始有系統地探究生理與政治態度之間的關聯，例如政治學者約翰．希賓（John Hibbing）向神經科學家瑞德．蒙泰格（Read Montague）提議，認為人的政治傾向或許部分由遺傳決定，觀察一個人對威脅的生理反應，可以判斷出其政治態度，希望透過磁振造影儀（MRI）儀器一起研究。蒙泰格一開始覺得這個提議荒誕不經，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應該是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或教育的影響，而與生理差異的關聯不大。但後來實驗結果「幾乎讓他的下巴掉下來」，因為藉由神經反應，他們可以預測一個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準確率高達95％。

對危險物件反應比較強烈者是保守派，比較輕鬆者是自由派。即使是不受意識控制的反射反應，也能準確判斷出個人的政治態度：受到驚嚇時，反應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對於過期牛奶的嘔吐感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世界在保守派眼中，比在自由派眼中更為危險與不潔，因此在英美的研究顯示，保守派大腦中控制生存本能的杏仁核，通常比自由派更大，代表他們的生理對世界更具警覺性。

後續的研究發現，嘔吐的敏感程度也與是非善惡的信念有關。嘔吐感較強烈的人，對於他人冒犯行為的反應也比較激烈，更容易視其為犯罪。另一個實驗中，在具有嘔吐物氣味房間填寫問卷者，相較於在無味房間填寫問卷者，更傾向於反對同性戀、A片與婚前性行為，代表嘔吐的生理反應會影響我們做出更嚴厲的道德判斷。甚至有研究發現，嘔吐感與投票行為有關，在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中，對細菌傳染嘔吐感較強烈者，更傾向於投票給共和黨的馬侃（John McCain），而不是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

這讓政治學者們重新思考，也許最適合用來描述保守派與自由派差異者，並非變動不居的政策偏好，也不是對社會議題的態度，背後真正反映出的乃是世界觀的差異。保守者抱有「固定」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變遷更加謹慎小心，喜歡熟悉而可預測的事物。自由派則抱持「流動」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規範的變化表示支持和理解，喜愛嘗試新事物，對差異保持開放的態度。

本書作者進而指出，傳統上我們可以區分出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民眾對於槍枝管制、氣候變遷、限制移民或是墮胎政策的態度，不僅如此，後續的調查更進一步發現，兩黨支持者連住在什麼地方、在哪上學、選擇什麼職業、信仰何種宗教，都有所差異；而且連看什麼電視節目、聽什麼音樂、開什麼車、替子女取什麼名字、喝什麼咖啡、吃什麼食物、喜歡貓或狗等生活上的細節也都不同。這些因素彼此相關，但很少人會認為其中存在因果關係，比如說很難想像喝什麼咖啡會影響對槍枝管制的看法，或者是黨派偏好會決定食物的偏好，那麼要如何理解這些食衣住行的生活細節與政治態度的關聯呢？

作者認為生物政治學提供了一個理解這些問題的框架，其中缺失的環節正在於世界觀，「固定」世界觀與「流動」世界觀的差異，同時影響了以上這些因素，所以我們會觀察到不同黨派的人有不同的偏好與生活習慣，生理因素巧妙連結了政治態度與生活習慣，從而加深了我們對於政治的理解，作者以此說明社會的區隔是如何形成，為何今日的政治較過去更為極端。這也是本書精彩之處，作者不僅提供了一個框架，得以將生理反應、生活習慣、職業、就業與住宅選擇、社會議題以及黨派偏好串連起來，產生一個首尾一致且完整的解釋，並且利用這個框架，進一步說明社會與政治變遷的原因，從而解釋當代極端政治誕生的緣由。

儘管本書的研究大多以美國為對象，但其基本精神應該在台灣也適用，不過確切的情形與適用範圍，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舉例來說，政大教授蔡佳泓等人研究五大性格特質與台灣人統獨傾向的關聯，發現開放性高者較傾向支持台獨，而外向性人格高者較支持統一。不過書中以美國為主的大量研究卻發現。五大性格特質中，開放性和自律盡責比較與威脅的反應相關，抱持開放性人格者通常是自由派，而自律盡責性格者多屬保守派。其中雖然開放性兩者一致，但是對另一個因素則有所差異，台灣是外向性人格，而美國是自律盡責性人格。造成兩地差異的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也提醒了我們，要將書中理論應用到台灣時，應該抱持更謹慎的態度。

另外一點是，本書作者雖然極佳地解釋了造成極端政治的原因，但是對於極端政治區隔機制的描述或許可以更為加強。例如書中提及，傳統上我們將美國區分為紅州與藍州可能過於粗糙，更精確的說法是這與人口密度有關，通常城市居民傾向民主黨，而鄉村居民傾向共和黨，作者接下來以世界觀的差異，說明住宅選擇的因素，以及造成區隔的原因。可惜的是，作者對於選擇住宅後，究竟是何種機制使得這種區隔進一步強化，則論述較少；這方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中，有精彩的說明，讀者若能結合經濟學與數學社會學的理論，相信對於造成極端政治的原因，將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導讀｜思考台灣與良善政治的距離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任　蔡佳泓

民眾如何選擇候選人？如何評價政治人物？如何選擇公共政策？這些看似複雜的問題，本書兩位作者海瑟林頓以及偉勒主張，其實都只需要了解民眾的基本特質，就能一一回答這些問題，並且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許多民眾在一些重要議題上互相對立。

什麼是世界觀？

本書是兩位作者繼《美國政治中的威權主義和兩極分化》（Authoritarianism 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一書後，再度合著探討美國民眾的政治態度。他們強調世界觀（worldviews）而非政黨認同、意識形態對於政治以及非政治態度的重要性，並且解釋為何世界觀逐漸走向極端，以及為何極端政治到處出現。

世界觀是什麼？世界觀是對於這個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也是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更是對或錯的看法。如同英文原書名所說的，「Prius或者皮卡？」前者代表環保、白領階級、年輕、全球化；後者則令人想到藍領階級、實用主義、製造業、美國優先等等。為什麼看似與政治無關的汽車，卻有這麼多的政治意涵？

在前一本書中，兩位作者就已經提出世界觀的概念。他們定義世界觀為一組相關議題的立場，但是這些議題之間不見得有共通的信念（Hetherington and Welter, 2009:64）。世界觀來自四大重要議題：種族、民權平等、女性主義與家庭、外交政策等等。這四大重要議題存在美國社會已久，如同Carmines and Stimson（一九八九）所指出的，種族議題會隨著社會結構而變化，但是它的影響力會一直持續。
作者主張這些議題構成美國民眾的世界觀，這些議題的出現部分是因為政治人物或政黨藉由鼓吹提倡這些議題而贏得選舉，例如出身德州的詹森總統在一九六四年簽署禁止種族歧視的民權法案，而在同年總統選舉中打敗同樣來自南方的高華德參議員。作者進一步解釋這些議題都與「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有密切關係，而威權主義被定義為尊重長者、行為有禮貌、服從等等價值。威權主義與美國民眾的政治態度有高度相關，例如威權主義越強的民眾，越支持「移民應該接受美國價值」這項說法。作者進一步說明同屬民主黨的歐巴馬與希拉蕊得到不同威權主義特性的民眾支持。歐巴馬的支持者對種族的容忍程度較希拉蕊支持者來得高，對於人權的標準也更高。

價值的衝突

從兩位作者的前一部著作，可以理解他們的思路是要找尋不同於過去政治態度研究所重視的政黨認同、保守或自由意識形態。他們想從非政治的領域，找到更能廣泛解釋政治態度的心理態度，例如人格特質、社會文化等。他們指出共和黨往往被聯想到陽剛（masculine），而民主黨被聯想到陰柔（feminine），這並非偶然，而是長期的政治分歧不斷強化的世界觀。放在美國政治的脈絡，陰柔往往接近容忍不同的意見、包容不同種族、強調社會平等；而陽剛則代表國家利益、重視秩序等等。這一點在恐怖攻擊於美國發生時，對共和黨的小布希總統特別有利。

回到《極端政治的誕生》這本書，作者試圖解釋為何美國進入極端對立的文化、價值、政治的對立與衝突。他們認為世界觀又可分為流動與固定兩種類型，固定的世界觀代表保守、不喜歡變遷、喜歡熟悉的事物；流動的世界觀代表願意妥協、保持開放等等態度。作者認為，抱持流動世界觀的人越多，不同政黨之間越可能接納對方。但是兩大政黨在一九九○年代不斷地強化鞏固各自陣營，使得流動世界觀的空間越來越小。例如一九九四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眾議員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提出〈美利堅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一舉帶領共和黨贏回失去四十年的眾議院控制權，與當時的民主黨柯林頓總統分庭抗禮，被認為是加速兩大黨對立的重要分水嶺。

讀者可能想問，世界觀來自哪裡？作者認為，世界觀來自成長與生活經歷，也受到社會階層、文化差異及對新觀念的包容度等基本價值的影響。由於是從幼年時期開始養成，因此世界觀不容易被改變，而且可能與教育程度有密切關係。教育程度較高的民眾，可能較願意接受不同的觀念。不過，作者指出個人天生就有認同自己人、排斥非我族類的現象，他們說，「幾十年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團體身分認同對我們很重要。當我們自己認定是某個群體的成員，這個身分就會變成我們感知的核心，影響層面逐漸擴大到一些最無關緊要的事情。我們會很自然地偏袒自己人，詆毀不相屬的群體，於是乎形成人性的核心特徵，也衍生出求生存的基本策略。」換句話說，教育改變思想觀念的機會並不大。而且作者發現，接收新資訊也不見得會影響既有的認同，而在假消息充斥的時代，民眾不見得信任資訊，可能只相信具有相同信念的朋友圈內流傳的消息。

經濟的角色？

作者指出，世界觀與認同政治結合，讓右派政治趁機崛起，在美國、英國、德國、丹麥、法國等國家，都有反對開放移民的政黨出現。筆者認為，移民問題部分反映出過去冷戰結構解體之後，許多國家的民主體制以及經濟不穩定，部分國家陷入內戰，有的則是經濟發展陷入困境。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全球化經濟帶來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更大的貧富差距，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英、法等國的抗議運動都是冰山的一角。

貧富的問題也與政黨選擇有關，就連階級色彩較歐陸淡化的美國也不例外。Andrew Gelman（二○一○）結合總體資料與問卷調查資料，建立多層次迴歸模型，解釋富有的人在貧窮的州傾向投給共和黨，但貧窮的選民在富有的州卻仍然投給民主黨。Gelman發現州與州之間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大，而高收入的選民也越來越各擁其主，意識形態的差異越來越明顯。Gelman的研究凸顯了經濟對投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貧窮的州。而本書作者說明了經濟議題可以被操弄，驅使經濟弱勢的白人為了種族議題，轉向其實訴求減稅的共和黨。經濟不平等是否會影響民眾的世界觀，值得觀察。

台灣與良善政治的距離

那麼，這部書對於了解台灣政治有什麼幫助？台灣的兩大黨多年以來培養了一群堅強的支持者，在統一或獨立的議題上有相當程度的對立，衍伸出來的是對兩岸關係、能源問題、產業政策、對政黨領導人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並且形成台灣人或中國人的政治認同。有許多民眾不滿這兩大黨，並且厭倦認同的對立。兩大黨會不會為了選舉而走向極端？又如何防止？從實證資料來看，或許多數選民的心目中並不是非黑即白，還是可以接受新的事物，但是有多少政治人物努力打破藩籬，不受到特定團體的綁架，試圖接觸不同世界觀的選民？這其中的關鍵，一方面是多數尚未決定統獨立場、自認不支持任何政黨的選民。如果這些選民真正問責政黨，選擇表現良好的政黨，這樣會讓政黨努力提升問政或執政品質。另一方面是已經長期認同某一政黨的選民。這些政黨支持者必須在初選中挑選最好的候選人，淘汰只會討好同溫層或者訴求極端的候選人。

最後，本書的作者提出世界觀作為政治認同的解釋，或許讀者可以思考台灣人的世界觀或價值觀是什麼？統獨議題與國族認同在不同的世代是不是有不同的面貌？未來台灣人又會有什麼樣的世界觀？是固定或流動？又與全球的社會、科技、環境變遷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對於具有特殊地緣政治位置的台灣而言特別重要。

導讀

————釐清兩極化政治與世界觀的因果／王宏恩
————左膠右膠，不是問題／沈榮欽
————思考台灣與良善政治的距離／蔡佳泓

導言

1｜共和黨來自火星，民主黨來自金星
2｜「抽象太多囉」
3｜分裂的世界
4｜生活中的某一天　　
5｜響尾蛇與老鷹
6｜「你不必再害怕了」　　
7｜我們的共同命運

結論
致謝

極端政治的誕生：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

極端政治的誕生：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派世界觀的嚴重對立（新二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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