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父子兄弟之間：曾國藩的家庭之道
一
因為寫《先求穩，再求奇：曾國藩的內功與外功》，我曾經接觸過一位曾氏後人。他是一位退休工程師。我問他，您對曾國藩這個人是什麼印象？曾國藩家書、湘鄉曾氏的家風，對您從小有什麼影響？
他一開口，先咳了一聲，說：「我對曾國藩，其實沒印象。要說有印象，那就是這個人是我們家族的恥辱。為什麼呢？因為在我成長的年代，曾國藩是漢奸、賣國賊啊，所以我們家裡有一個默契，從來沒有人提曾國藩。曾國藩是我們的『原罪』，我們都夾著尾巴做人。更別說讀曾國藩家書，到哪兒找去啊。改革開放以前，全中國你上哪兒找曾國藩家書去？所以曾國藩家書，你們讀過，我以前還真沒讀過。你要我說曾氏家族的家風對我的影響，我還真說不上來。」媒體這兩年經常講「家風文化」。有一天，我去拜訪戴逸先生，戴老是常熟人，常熟有很多文化世家。他說，過去那些大家族出來的人，很多人氣質風度確實很好，特別禮貌特別有分寸。那是一個家族多少代滋長積澱下來的東西。他說，他還曾和湘鄉曾氏的後人共事過。曾國荃的玄孫女曾憲楷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人大清史所工作。戴老說，曾憲楷的待人接物，真是有一股大家風範，為人修養極好，特別謙和，特別樂於助人。傳統社會的大家族，是有所謂「封建落後」的東西，但是也有很多有價值的傳統。戴老說，家風家教確實是一種看得見、感受得著的東西，是切切實實地影響著每個人的，因此文化傳統的主要傳遞方式就是家風家教。不過現在很多東西已經蕩然無存了。要想延續家風文化，我們還需要從根上撿拾。
二
曾氏家族的家風，最主要的塑造者當然是曾國藩。
作為一個儒者，曾國藩一生立身行事，是按《大學》的邏輯架構展開的，因此他的一生，只做了四件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有人比較曾國藩和胡林翼，認為曾國藩不如胡林翼「忠純」。確實，在胡林翼的心中，國重於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慮及家族和親人，為朝廷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相比之下，曾國藩的「雜念」要多很多。
曾國藩雖然自詡治軍嚴明，對諸將一視同仁，但是誰都能看得出，曾國藩對自己的兄弟們一直明顯偏向。湘軍當中，曾國荃、曾國葆的勢力擴充得非常迅速，軍餉、器械比其他人要充足得多。安慶之戰和天京之戰中，他都安排自己的兄弟曾國荃圍城，城下之後可以獲得頭功，卻安排其他人擔任更為艱苦也更不易建功的打援任務。結果安慶功成之後，曾國荃所獲獨豐，多隆阿卻懷恨離開湘軍集團。
曾國藩雖然自身非常清廉，但是對弟弟曾國荃在戰爭中的劫掠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知道，曾國荃並不是為自己一人貪，而是為了「照顧」整個曾氏家族。正是在他的放縱下，曾國荃積累起了數萬身家。
曾國藩在家書中不停地討論自己家族的興衰，「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為持盈保泰之道」。他自己的出處進退考慮，很多時候都是和對家族命運的考慮聯繫在一起的。「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
到了晚年，天心已定，國運難輓，精力衰疲，諸事棘手，曾國藩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家中添丁進口，家族日漸興旺。「吾自五十以後百無所求，惟望星岡公之後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兄年來衰態日增，他無所圖，專盼家中添丁。」
總之，曾國藩一生有兩個核心焦慮：一個是自己能不能成為聖賢、挽救國家；另一個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國藩心目中，家族的興衰，不亞於朝廷的興亡。畢竟，沒有了大清王朝，曾氏家族也要繼續生存下去。
曾國藩和胡林翼之所以有如此差別，一個重要原因也許是兩人身處於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是獨生子，又膝下無兒，領兵之時父親也已經去世，沒有太多的直系親屬可以掛念；而曾國藩有兄弟四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在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裡面，家大於國，孝高於忠。一個人，可以為父絕君，卻不能為君絕父。［1］因此曾國藩必須家國兼顧。在為國家鞠躬盡瘁的同時，他對家庭、對家族也投入了巨大的時間和精力。這些努力的印跡，就是今天的《曾國藩家書》。
三
讀《曾國藩家書》，我們首先感受到的，是曾國藩對家族極強的責任心。
曾國藩是家中長子，族中長孫，是家族中責任最重的一個人。曾國藩對諸弟的學習和成長是非常盡責的。現存《曾國藩家書》中最早的一封致諸弟書，寫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在這封信中，曾國藩說：
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這是曾國藩的自謙之語。事實上，曾國藩一直在努力「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剛到北京為官之時，他就要求弟弟們把作文定期寄京，不憚煩苦，親加批閱。
有一句話，說湖南人只有「出湖」之後，才有出息。意思是說，湖南人雖然有奮鬥精神，但是湖南畢竟封閉偏僻，風氣保守。所以湖南人不出洞庭湖，終是井底之蛙。
如果這樣說，那麼萬山之中的湘鄉荷葉塘就更是井底中的井底了。曾國藩作為一隻幸運的青蛙，一躍到了北京，他眼中的大千世界，無比新奇壯闊。所以他在京期間，一有所見、所獲、所得，都急著第一時間彙報與諸弟、與兄弟們分享，唯恐一日之遲。所以曾國藩京官早期的家書，就是井外之蛙向井內的殷殷致語。這部分家書，多長篇大論，其功夫不在寫翰林大卷之下。諸弟的成長、成就，就是他的責任。這個責任，他負得辛苦，也負得愉快。
帶兵打仗期間，他寫給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的家書，仍然同在京時一樣，殷切詳盡，只不過分享的內容，從詩文寫作、理學修煉，變成了如何帶兵打仗，如何與上下級相處。正是在他手把手的教導下，曾國荃從一個土秀才變成了天下名將、封爵開府。如果沒有曾國藩的提攜，曾國荃很可能以一個鄉村塾師的身分終老此生。
四
《曾國藩家書》的第二個特點，是真實、坦率。
作為一個理學家和老資格的官僚，曾國藩在很多時候說話做事是非常有保留的。甚至他的日記都記得非常謹慎，絕少品評政治。
但是，他在家書中的狀態卻非常真實，毫無保留。他在這些文字當中分享了自己最深刻的人生經驗，表現了自己最真實的生命狀態。曾國藩在家書中公然和家人討論他年輕時是否得過梅毒，彙報自己娶妾的過程。他對家人說話非常直接，正如他自己所說，「余之行事，每自以為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有的時候不免因為過於直接惹得家人惱怒。「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
曾國藩家書的第三個特點是「平易」。
曾國藩是一個「平庸」的人。他沒有同時代的胡林翼那樣的手段、左宗棠那樣的凌厲、李鴻章那樣的明快，更沒有前人諸葛亮那樣的智謀、曹操那樣的雄霸、王陽明那樣的超絕。他是古今中外名人中，最沒有天分的一個，常常被他人甚至自己的弟弟曾國荃瞧不起。
他一生沒有說過什麼驚人之語，家書也都是老生常談。但和他人不同的是，首先曾國藩所說的，都先經過了自己的反復思考，確有所得、確有體會，他才會對別人說。其次，他所說的，自己都做到了，或者說，要求別人做到的，他都首先做到了，這就讓他的家書有與眾不同的說服力。梁啓超在談到曾國藩所總結出來的人生道理時也說：「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他所說的話，字字都是從閱歷中來，符合實際，所以親切有味，可以使我們受益無窮，不是唐宋之後的那些儒生所能比擬的。
那麼，曾國藩對兄弟子侄們老生常談的都有哪些呢？
第一是和。儒家兄弟倫理當中，首重「和」字，最怕的是「不和」。曾國藩自己曾在家書中說過：「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
因此，兄弟之間不能有妒忌和機心：「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為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
曾國華去世之後，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徵。嗣後我兄弟當以去年為戒，力求和睦。」
第二是立志。「立志」或者說確立一個終生的奮鬥目標，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調動人的巨大潛力。
曾國藩對這一點體認極深。他曾說過，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托庇者眾。誠信則置址甚固，結構甚牢。」只有基礎廣闊、結實，才能在上面蓋起宏偉的生命之殿。
曾國藩在京期間「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直接把目標鎖定在「聖人」、「完人」。
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不必占小便宜：「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第三是勤。曾國藩說：「勤如天地之陽氣，凡立身、居家、作官、治軍，皆賴陽氣鼓蕩。勤則興旺，惰則衰頹。」
曾國藩認為，不論是好人還是壞人，要在這個世界上站得住，首先要勤勞：「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
他認為勤勞可以磨煉精神，讓人一天天強大精明。他說：「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常用則細，不用則粗。」又說：「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勤可以補救愚拙，不知者將漸知，不能者將漸能」。
第四是恆。曾國藩曾說：「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
恆就是堅持、有規律。他說「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他說，每天只有踏踏實實做幾件事，而不是虛度，才不會有愧於心：「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
第五是誠。曾國藩有一句名言，「唯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唯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在咸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在老家寫信給弟弟曾國荃說：
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
就是說，你在外邊，千萬不要走入機巧這一路，要是習慣了用機巧，那就會一天比一天墮落。縱使別人都對你使心眼，你也要堅持假裝不知道，一直以笨拙、真誠來回應他，時間長了，他也不好意思和你耍心眼了。如果你也和他鉤心鬥角，進入惡性循環，那事情只能會愈來愈壞。
五
《曾國藩家書》的第四個特點是因人施教。
由孔子開創的中國教育傳統就是「因材施教」。
曾國藩的諸弟當中，能力最強的是曾國荃。曾國藩對他全力培養，花費了極大心力。
對曾國荃，曾國藩常講「強」與「弱」的關係。
曾國藩一生推崇「強」這個品性。他說：「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
但是，強也分多種。一種是「自強」，也就是能戰勝自己。「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為善，皆自勝之義也」、「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
另一種是「剛愎」，那是虛張聲勢的逞強，處處爭強好勝，凡事都要搶第一，「以客氣勝人」。曾國藩說：「然強毅與剛愎有別……捨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曾國藩的這段話當然意有所指。曾國荃不患不好強，患在過於好強。他天性「霸蠻」，年輕氣盛，一味好強。在湘軍內部，處處爭強好勝，因此和其他諸將相處得不好。他自己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他還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不得不倔強於強者之前。」
曾國藩經常向他強調，凡事過猶不及，強也是這樣：
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
曾國藩說，強這個品質，如果把握不好，可以成事，更可以敗事。他說：「鬥智鬥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
曾國藩認為，曾國荃之強是匹夫之強，這種強固然可以取勝於一時，卻很可能取敗於長遠。古往今來，很多人都因為逞強好勇而大敗。
因此只有「自強」才是真正的強，「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處處皆強就是弱。如果處處都爭強好勝，各種好處都想得到，很容易犯錯誤。做人當強，亦當弱。立身當強，待人當弱。做事當進，享受當退：
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捨，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
另外，曾國藩還把強分為「蠻橫」和「明強」兩種。曾國藩認為，明是一切的基礎。「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因此「強」由「明」出：
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余亦並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見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輕於一髮耳。又吾輩方鼎盛之時，委員在外，氣燄熏灼，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近。吾輩若專尚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僕從等不鬧大禍不止。
只有明強才靠得住，只有明強才是真正的強，站得住的強。「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有此二字，必能成事。曾國藩就是這樣，他一生有幾次大膽頂住朝廷命令，比如在練兵期間多次拒絕咸豐皇帝讓他倉促出兵援救湖北和安徽的命令，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拒絕讓鮑超北上勤王，任兩江總督後拒絕按朝廷規劃全面出兵江浙，表面上看起來都是為人所不敢為，實際上正是基於「明」的「強」，他「強」得有道理，「強」得有自信，因此也才能「強」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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