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柏林，歐洲灰姑娘
西方最醜的首都
為何柏林在最近這幾年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都會之一？要為這個問題找到答案並不容易，不過，至少我們知道，它吸引人的地方並不在於它的市容。柏林不是一座漂亮的都市，在歐洲各國首都之中，它其實是個灰姑娘。
如果您從柏林一棟建物頂樓的平台眺望遠方，並不會看到羅馬建築的穹頂、巴黎建築的粉綠色鍍鋅屋頂，以及紐約摩天大樓林立的水泥叢林。柏林的市容一點兒也不壯麗，毫不令人感到興奮，更別提那種令人驚恐的刺激感，因為，柏林沒有一處游泳池位於摩天大樓的七十三樓，柏林沒有在某個令人暈眩的高處設置熱帶風情洋溢的棕櫚花園，更沒有位於摩天大樓頂樓的高級賭場，讓無法忍受在賭局中慘輸的賭客快意地從高空的露台縱身躍下，一了百了。柏林那些高度僅止於五層到七層樓的建築物顯得如此單調劃一，從前的樓頂大多是紅色斜式屋頂，仍未改建成目前的高級頂樓公寓和休閒造景露台。僅僅在三十年前，就在柏林圍牆倒塌前沒幾年，西柏林人的起居喜好突然出現一些轉變，他們發現在栗樹與菩提樹上方的城市居家生活，明顯地優於在它們的樹蔭底下，於是他們開始嘗試在屋頂處開出一扇扇窗戶，並利用空間打造休閒露台。比起周遭那些看起來像立著的鞋盒一般的辦公大樓和飯店，頂樓的公寓現在只位於一個普通的高度。
放眼望向西邊，我們可以看見那座造型類似巴黎艾菲爾鐵塔的西柏林「廣播放送塔」（Funkturm）──突出於一片建築群中；往東邊望去，第一眼則當然會瞧見三百六十八公尺高的東柏林「電視塔」（Fernsehturm），它鋼骨結構的球型平台在午後陽光照耀下，會反射出十字架形狀的亮光，這一點讓那些建造這座高塔的共產主義者相當不悅，因為他們原本想透過這座高聳參天的建築物證明「社會主義的勝利」。機靈的柏林人因對東德獨裁政權反感，而把這個十字狀閃光取名為「教宗的復仇」。這個懸在高空的反光現象顯得如此不可解，如此陰魂不散，它不僅讓東德政權無從擺脫它，而且還預示了它的未來：東德的終結。
由於柏林的城中區（Berlin-Mitte）大部分曾隸屬於東柏林，那些生活在此區的市民必須等到兩德統一，即東、西柏林合併後，才有機會打造他們的頂樓公寓。不可否認地，較高處的住家可以擁有較佳的視野，這些住戶只要朝窗外一望，就可以看到一些代表性的柏林地標：位於哈克市場（Hackescher Markt）旁那座已重建完成的猶太會堂的鍍金穹頂；英國建築師諾曼．佛斯特爵士（Sir Norman Foster）為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增建的玻璃穹頂──這個透光的設計不只減輕了這棟歷史建築的沉重感，也讓室內空間採光充足；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上方那組由勝利女神駕著四匹戰馬的雕像已經過修復，就連東德時期所積累的塵埃也被清得一乾二淨；在較遠處的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旁有一座「馬戲團帳篷」，那是畢業於慕尼黑科技大學、二十六歲移民美國的德國建築師赫穆特．楊恩（Helmut Jahn）所設計的「索尼中心」（Sony Center），此外，義大利建築師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打造的「德比斯大樓」（debis-Haus；現在已更名為Atrium Tower）和德國建築師漢斯．柯爾霍夫（Hans Kollhoff）的作品──一百零一公尺高的「柯爾霍夫大樓」（Kollhoff-Tower）也在此矗立。
波茨坦廣場在二戰期間遭到戰火徹底摧毀，後來又有柏林圍牆穿越，它在美蘇冷戰時期因而成了柏林名氣最響亮的荒地，直到柏林圍牆倒塌後，這座廣場才經由許多建築計畫和公共建設的實施，而逐步恢復從前做為柏林交通樞紐和商業中心的地位。波茨坦廣場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曾是歐洲最大的建築工地，也是世界各地建築師競技的舞台，然而，至今仍沒有攀登摩天大樓的極限運動家想要征服波茨坦廣場中，這些設計新穎、高度卻明顯不足的高樓，也沒有像法國知名高空繩索表演者菲利普．佩提特（Philippe Petit）這樣的人物，想在波茨坦廣場的辦公大樓之間繫上一條纜繩，在上頭來回穿梭地作秀。沒錯，儘管華爾道夫．阿斯托利亞飯店（Hotel Waldorf Astoria）這棟高一百一十九公尺的新建築已經刷新柏林建築物的高度，但吸引知名的極限運動家前來一展身手又是另一回事。與曼哈頓、芝加哥，甚至法蘭克福的天際線做比較，柏林新出現的天際線看起來仍然像是地區型城市。總的來說，柏林在整體上仍欠缺成為一個歐美大都會所應有的「標準配備」：它沒有紐約或倫敦的金融區，沒有科隆或巴黎那些古老而莊嚴的大教堂，也沒有像港都漢堡有著聲名狼藉的紅燈區，甚至柏林的艾菲爾鐵塔──即前面提到的「廣播放送塔」──也只有巴黎原版高度的一半！
羅馬作家愛德華多．阿比那提（Edoardo Albinati）是我的好友，他曾告訴我他第一次到柏林時的觀感。他在一九九○年代首次拜訪柏林時，德國已經統一。他在「柏林動物園」站（Bahnhof Zoologischer Garten）──柏林分裂期間西柏林最主要的火車站──下車，當他走出車站並環顧四周時，看到前方陰沉沉的車站廣場旁有幾個貨幣兌換亭和點心攤，還有威廉大帝紀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那座被二戰摧毀卻刻意不修復的殘破塔樓、曾被認為建築風格前衛、且外觀以平行斜線交錯成菱形幾何圖案的畢爾卡百貨公司（Bilka-Kaufhaus），以及「動物園皇宮電影院」（Zoopalast），它的正面當時掛著一幅為某部美國動作片宣傳的超大型海報，色彩相當鮮豔。他發現，在這個柏林重要的火車站周邊，竟沒有什麼建築物能吸引他的注意，沒有大圓頂、沒有教堂的塔樓、沒有拱門、也沒有雕琢裝飾的房屋立面，能讓他那義大利的審美目光停駐流連。這個廣場帶給他的視覺衝擊，讓他把心思轉回自己身上，他開始自我檢討，或許當下唯一值得注意的事物是自己的價值判斷。隨後那幾天，他在柏林的幾個地方走動過之後，看法已不像在火車站廣場留下的第一印象那麼負面，不過，也談不上什麼好感。總之，他帶著禮貌性的微笑向我坦承，柏林顯然是他所見過西方最醜的首都。
事隔二十年，柏林現在每年接待義大利遊客的人數已多達數萬名，這些義大利人成群結團地造訪柏林各個景點，讓這個北方都會的街道時而充溢著悅耳的義大利語調。由於羅馬禁止施放煙火，每當除夕夜一到，就會有一大群義大利觀光客不畏寒冷地聚集在柏林布蘭登堡門，和群眾們一起等候跨年的倒數計時，在柏林著名的煙火下迎接新年的到來！此時柏林的戶外溫度通常在攝氏零下十度左右，許多柏林市民反而喜歡窩在家裡，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慶祝跨年的煙火轉播。每當我在紐約、台拉維夫或羅馬碰到當地人問我從哪裡來，而我回答「柏林」時，他們的眼神立刻顯露出好奇和興奮。許多人會接著告訴我，他們最近曾到過柏林，或即將造訪柏林，不過，他們卻無法明確地告訴我，為何他們偏偏喜愛這座我的義大利友人心目中「西方最醜的首都」。他們會習慣性地提到「漂亮」（schön）這個字眼，不過我知道，這並不是柏林真正吸引他們的原因，因為，當他們聽到人們提起那些比柏林漂亮得多的歐洲城市時，並沒有出現這麼熱烈的情緒反應。
02大覺醒
柏林的地下藝術生活
這座冷藏倉儲塔是柏林吸引世界各地年輕人前來聚集的新場所之一，不過，它並沒有像博物館島、柏林愛樂廳、布蘭登堡門等旅遊名勝一樣，被納入旅遊指南裡，觀光巴士的熱門路線會經過因柏林圍牆倒塌而再度燦爛耀眼的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和波茨坦廣場，卻不會路經這座昔日的冷藏倉儲塔。觀光客如果想遊歷氣派的林蔭大道，歐洲每個大城市其實都有這種場景，或甚至比柏林更有看頭。柏林具有吸引力的祕密景點其實是那些廢棄的舊倉庫和廠房，柏林市政府也從這些地方著手，為柏林擘劃新的都市藍圖。無庸置疑地，過去這十五年以來，全世界最優秀的建築師都曾在柏林大顯身手，而且有時──更確切地說，相當罕見──還會出現傑出的作品。不過這些大型建案卻和那些從閒置的荒地所滋長的柏林新動能，與被撕裂的靈魂，沒有真正的關聯。柏林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地標是從前的煤氣槽、水塔、各種倉庫、已停止營運的醫院和機場、河岸邊的舊船塢、已廢棄的火車站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監視設施、兩個獨裁政權所留下的充滿霉味的地下碉堡和隧道，還有已轉型為監獄博物館的前東德史塔西專屬監獄。這些場所都是柏林新生活生根發芽的地方。總而言之，那些三十公尺高、無窗戶的塗鴉防火牆、鋪上石塊、路面不平整的人行道、過度密集的鐵路線、已停用的煙囪──在高入雲霄的頂端夜間還會亮著紅色的警示燈──以及種著一棵栗子樹的狹窄後院等，都是這座城市的正字標記。不，柏林暫時不會、將來也不想成為一個中規中矩的首都城市。或許柏林正因為這樣，才如此受歡迎吧！
柏林還能叛逆多久？那些透過搭乘直升機或搜尋Google地圖和街景而決定不動產交易的國際投資人，早已把柏林具有文創發展價值的地道、坑穴和宮殿列入採購名單中。我們可以預期，在十年或十五年內，柏林房地產價格會被炒作得跟紐約或倫敦一樣昂貴。銀行家和避險基金經理人將會遷入柏林的煤氣槽、水塔、倉庫、冷藏庫內。開創新柏林的那些年輕人靠著偷來的木板和樑架、二手的水龍頭和門把、老舊的暖氣裝置和偷接的電表，好不容易把這些場所改裝成適合生活起居的環境。新的所有權人卻會在未來把這些住在裡面的文青趕走，並開始翻修這些老建物。他們會在裡面安裝大理石浴缸、保險櫃、電子調控的廚房，並設置私人健身房和游泳池，樓頂還可以改建為直升機起降場。然後，柏林會變得如此華麗，如此昂貴，同時也如此乏味，就像現在大部分的西方國家的首都一樣。柏林的主政者們幾乎無法阻止這樣的發展，他們因為受到龐大的財政赤字壓力，以及高額稅收的吸引，而無法施展自己的城市治理遠見。對於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而言，柏林目前仍是一座世界知名的「祕密基地」。不過，如果到頭來只剩下銀行家、股市經紀人，以及經常搭乘飛機穿梭於國際間的富豪們負擔得起柏林的房價時，這些來自曼哈頓、舊金山、洛杉磯、香港、東京與首爾的藝術家們就會選擇離開這座城市。我認為，在未來十到十五年內，會有大批藝術家和文創工作者搬離柏林，轉而在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a & Hercegovina）首都塞拉耶佛（Sarajevo）和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落腳。
自由派傾向的《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雖是柏林發行量第三大的報紙──次於《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ung）和《柏林晨報》（Berliner Morgenpost）──，然而它在我的眼中卻是柏林唯一的報紙，具有近乎「首都報紙」的地位。根據這份報紙的報導，目前大約有二萬一千名藝術家在柏林活動。身為該報忠實的讀者，我倒認為，這個數字有低估之嫌，因為，大多數藝術家無法靠創作的收益養活自己，他們通常得從事其他的工作以支付生活的開銷，因此，往往不會以藝術家自居。柏林有為數眾多的藝術家，每一位在藝術方面有基本素養的柏林人，都會在自己的交友圈裡有一、兩位從事藝術創作的朋友，不過，卻很少碰到可以靠創作謀生的「職業藝術家」。在柏林生活的藝術工作者雖不容易靠作品掙錢，每年卻仍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家選擇在此發展，畫廊和收藏家也就跟隨這些藝術家的腳步湧入柏林。從事藝術交易的商人早就不再集中於普連茲勞山丘區（Prenzlauer Berg）和哈克市場周邊歷史悠久的穀倉區（Scheunenviertel），而是當機立斷地轉往鄰近的新地點，比方說，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一帶和亞諾維茨橋（Janowitzbrücke）附近，最近，這些藝術經紀人甚至轉移陣地到西柏林的舊娛樂區－波茨坦大街（Potsdamer Straße）。
德國每年有六千場藝展，柏林就占了三千場。柏林在這期間已擁有四百間畫廊，已是歐洲最大的畫廊集中地，然而，從人們估算的二億五千萬歐元（二○一二年）的年度銷售額來看，柏林並不是歐洲最大的藝術都市。柏林藝術家的困境並不只是差強人意的藝術銷售額，他們還面臨房租高漲的問題，如果柏林的房租持續上漲，許多長期定居在十字山區（Kreuzberg）的土耳其人，和新來的藝術家們很可能要被迫搬離該區，往城市的邊緣地帶遷移。
16柏林的性與愛：（三）統一之後
東德女人
在兩德統一之前，東德女人大多為職業婦女，她們經濟獨立，具有自我意識，而且離婚率頗高。根據相關統計數據，西德婦女有百分之五十的比例投入職場，相較之下，東德女性的在職率則高出許多，達百分之九十。她們大多數都在年輕時生育兒女，當她們離婚後，準備過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生活時，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西德女人從前必須為自己爭取權利，如墮胎、讓孩子可以上托兒所或幼稚園等，然而這些婦女權益在東德早已是理所當然的保證。透過政府廣設的托兒機構──雖然這些機構具有權威化與軍事化的傾向──東德婦女得以兼顧職業和養育兒女。
基於上述情況，東德女人並不會把她們的男性伴侶視為剝削和壓制女人的敵人，而是共同生活的伙伴。事實上東德男性一般而言，在經濟條件上只稍微優於，或根本沒有超越東德女性，除非他們能爬到這個獨裁體制的高層，取得某些特權，而讓他可以擺出一副大男人的樣子。東德男人生活在這個共產陣營國家裡，根本沒有機會用金錢、跑車和一棟位於伊維薩島（Ibiza）──靠近西班牙的地中海度假島──的房子標榜自我。東德男人對女人的吸引力，或許在於他們本身是個體貼的情人，以及他們願意成為稱職的丈夫和父親，因此他們傾向於為自己塑造一個柔性的男人形象。雖然他們跟西方的男人一樣，往往菸酒過量，並期待下班回家可以吃到一頓有熱食的晚餐，不過他們也會幫忙做家務，例如幫孩子換尿布、採買、洗碗盤或倒垃圾。東德曾是歐洲離婚率最高的國家。他們也知道離婚是很平常的事，而且大多是由妻子提出。
除此之外，東德在兩性關係方面還有一點和西德不同：東德執政黨會在公共場所壓制人民所有自由的活動，因此比較願意容忍男女私下出現比較隨意的性行為。試想，除了性的愉悅，東德政府還能提供它的人民哪些不需國家機器控管的生活消遣？當東德女人邀請一位陌生男子，到家中啜飲一杯葡萄酒時，並不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尋求經濟的保障。她們只是在尋找心目中理想的情人，因此當她們對於對方感到失望時，就會立刻中止交往或離婚。
早在柏林圍牆倒塌前便已移居西柏林的猶太裔東德文學家托馬斯．布拉胥（Thomas Brasch），曾跟我提到他在撰寫的一部以八○年代東德社會為背景的電影劇本：男主角是一位沒有底薪的紡織品推銷員，當他為了推銷商品而挨家挨戶拜訪時，還會順便為東德女人提供性服務。布拉胥並沒有進一步詳述這部電影的編劇內容，不過，我知道，它的片名叫《感官的國度》（Im Reich der Sinne）。可惜的是，一直沒有製作人願意出資拍攝這部影片。
最近這幾年，德東人和德西人結為伴侶的現象比以前明顯增加許多，雙邊通婚數雖只占德國結婚總數的百分之四，然而德東和德西的伴侶組合主要採取同居的方式，兩造雙方大多沒有婚姻關係。其中還出現一個極不對稱的現象：德東女性與德西男性這樣的配對組合，是德東男性和德西女性的七倍。德西的男人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似乎遲遲才發現，德東地區提供了他們另一個結交理想的異性伴侶的機會。
已婚的東德女人絕大多數是職業婦女，即使她們的工作表現不比另一半遜色，她們卻不會把自己男性化，而放棄女性天生所擁有裝扮自己的特權，她們無法拒絕一九七○年代已獲得性解放的西德婦女普遍擁有的口紅、香水和細跟的高跟鞋，這些能讓她們更有女人味的消費品，況且這些東西在東德並不容易取得。東德女人會用低調的方式展現自己的魅力，不過她們如果發現人們把一些審美標準強加在她們身上時，就會開始反抗，因此她們心裡相當排斥與西方性產業有關的整形美容、豐臀手術和情趣用品等。此外，對於「男女之間的差異必須歸因於社會觀念」這樣的性別理論，她們早已無動於衷，如果有人提到「性別研究」這個字眼，她們也會想打哈欠。東德女人並不認為，自己在經濟上需要依賴男人，她們也跟西德婦女一樣，會要求男女平等，不過她們卻不會跟另一半斤斤計較，到底誰洗碗盤、下廚或倒垃圾的次數比較多。面對伴侶的質疑時，她們寧可比對方多付出一些，而不願雙方為了家務的工作而起口角，甚至後來還要爭執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當女性主義者指責她們為女性的背叛者時，她們只覺得好笑，總之她們就是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職、自我意識、果決，而且依舊喜歡自己的女人味，最特別的是，她們還對男人很有興趣。
最近這幾年，我觀察到，與我最親近的親朋好友的圈子裡，一共出現六對德東女性配德西男性這樣的情侶組合，這似乎是這兩個地區之間成功的異性愛戀模式。然而，我卻一直沒有發現相反的組合，即德東男性配德西女性。
在德西女性的眼中，德東男人似乎屬於過時的男性類型，活像一種古老的山鬼。他們蓄著山羊鬍、飲酒過量、不重視自己的外表，與女性伴侶發生親密關係之前不會沖澡把身體洗乾淨。他們的年紀約當在五十或六十歲左右，收入不多，甚至還可能依賴哈茨四號方案（Hartz IV）的失業救濟金過生活。他們不懂得如何在人力市場上推銷自己的才能，卻還要求在家裡享有一定的特權，比方說，一頓主餐是熱食的晚餐，還有可以大言不慚地談論那個消失的東德的優越性。東德男性所認同的柔性男人形象，並無法讓他們了解德西那些解放女性內心複雜的期待：是的，絕對是這樣沒錯！德西女人想擁有一個溫柔而體貼的男伴，不過他們卻同時必須在某些方面展現出堅強而果決的性格特質。
22 自由鬥士羅蘭•楊恩
一個人的反抗運動
在一些年紀輕輕就被史塔西盯上的人當中，有一位耶拿大學的學生，名叫羅蘭．楊恩（Roland Jahn）。一九七六年，楊恩在一堂討論課中，發言抗議政府當局驅逐歌手比爾曼的行為，但是由於主持這門討論課的教授是史塔西的線民，在他的告發之下，校方便準備以違反校規的理由開除他，只不過校方當時仍想做個樣子，希望開除學籍的程序能以「民主化」的方式進行──由學生團體提議校方開除楊恩的學籍。這些學生團體的成員私底下都和楊恩保證，他們在投票表決時一定會投反對票，不會讓校方開除他的學籍。然而，當表決時刻來臨時卻只有一位投反對票，其餘全投贊成票。當他被退學的決議通過後，這些學生紛紛低聲向他道歉：「請你諒解，我爸爸在黨內擔任重要職位」、「我太太已經懷了第二胎」、「我站在你這一邊，不過，我在校園的處境……」。最讓大家驚訝的是，那位唯一投票反對楊恩退學、心裡已準備接受校方懲處的學生烏利．瓦勒（Ulli Waller）後來竟毫不受干擾地在耶拿大學繼續他的學業。對此楊恩解釋，「在這種極權的政治環境下，有時不一定要為自己表現出的正義感付出任何代價，不過，這麼幸運的事往往要等結果出現後才會知道。」
楊恩事後對於他的同學們感到很失望，不過他並不怪他們，畢竟他自己也知道，他對當局的抗議不只會給自己惹麻煩，還會讓父母受到波及。在被耶拿大學退學之前，他如果要對時局表示任何異議總會顧慮在耶拿蔡司光學公司（Zeiss）位居要職的父親的處境。當然，他的父親也會私下告誡他：「低調一點兒，說出來只會對自己不利！」或者「真的值得拿你老爸在蔡司的職位和全家人的幸福當賭注，挺身跟政府對嗆？」
隔年，在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的集會裡，楊恩也跟著上街遊行。他的手裡並沒有拿著寫有愛國標語的旗子，而是一個空白的小告示牌，這個舉動在遊行隊伍中顯得很突兀。一些孩童指著楊恩手裡那支牌子大叫：「看，爸爸，那個牌子什麼也沒寫！」這時好幾個成年人會走近身邊並問他，為什麼要拿空白的牌子？他到底在想什麼？楊恩告訴他們，他去年因為在課堂上發言反對政府將歌手比爾曼驅逐出境而被耶拿大學退學，他在街頭舉著空白的牌子就是在抗議自己被校方退學這件事。他想透過這個無聲無言的抗議讓校方和同學們知道，他們竟棄他於不顧。一些和他交談的人後來還用手肘碰他，並在他耳邊低語：「喂，我覺得你這麼做真的很了不起！」
這是楊恩第一次的公開抗議行動，即使他所舉的牌子遠比其他人拿的旗子和布條還要小，卻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對此楊恩回憶道，那場遊行讓他第一次發現，在獨裁統治之下一個人採用最微不足道的抗議方式，竟還能引起民眾不小的迴響。
一九八二年九月，楊恩在腳踏車上插著一小面波蘭國旗，上面還印有波蘭文的「波蘭人民」（Narodni Polski）字樣，那面小國旗是他花八芬尼在文具店購買的。他自己還用麥克筆在「波蘭人民」這組印刷字體旁邊，補寫「團結」（Solidarnorsc）這個單字，下方則寫上整句的德文翻譯「與波蘭人民團結一心」。雖然東德執政黨的機關報《新德國》（Neues Deutschland）經常使用這句德文標語，然而他在旗面上補寫的波蘭字詞「團結」，就是當時與波蘭共黨政府敵對的「波蘭團結工聯」簡稱，盯梢的史塔西工作人員便因此認為他似乎是在暗示這個採取非暴力模式的波蘭反共抗議運動。楊恩因為帶著這面自行添加標語的波蘭小國旗上街，而被東德法院判處一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罪名是「任意塗寫他國國旗，藐視他國的國家象徵」。
楊恩後來表示，那一小面波蘭國旗並不是他受刑坐牢的真正原因，而只是一個導火線。「當史塔西已經受夠你時，他們就會找理由對你下手。」他因為這面波蘭國旗而被東德警方逮捕之前，曾向當局要求調閱後來在拘留中死於不明原因的東德民運健將馬提亞斯．多馬胥克（Matthias Domaschk）的資料。從那時起，史塔西便將他從「反對者」改列為「主要的處理個案」並冠以個案代號「溫伯格」（Weinberg）。「主要的處理個案」屬於史塔西迫害異己的最高層級，為了對付這些被視為最危險的分子，一些政府單位必須配合史塔西的布局。
27 柏林的土耳其人
被槍殺的女兒、被買來的新娘
二○○五年，柯蕾可的德文自傳《陌生的新娘》一出版便獲得讀者廣泛的迴響。在此之前，德國人只要談到土耳其移民的處境，都還在「外籍勞工」（Gastarbeiter）這個關鍵字上打轉，由於這個德語詞彙是在指涉男性移民，因此德國民眾從前並未注意那些土耳其女孩和女人在德國的生活處境，也從未有土耳其女性如此深入地描述她們所面臨的人生困境。當我閱讀這本柯蕾可的自傳時，也受到不小的震撼。我當時還問自己，德國一向自視為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的先驅國家，我們德國人怎會如此忽視這些移民女性的命運？當我們的社會高舉多元文化時，難道這些生活在門戶深鎖的屋舍裡的女性不可以參與？
不只是德國的媒體，就連德國的政黨也開始關心境內穆斯林婦女的議題，並讚許柯蕾可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女性。除了柯蕾可之外，還有兩位土耳其女性也在她們的著作中揭露穆斯林女子在德國的生活處境：女律師席曇．阿特絲（Seytan Ates）的《妳應該為妳的人生而死》（Sterben solltest du für dein Leben）和瑟拉璞．齊蕾莉（Serap Cileli）的《我們是你們的女兒，不是你們的榮譽》（Wir sind eure Töchter, nicht eure Ehre）兩本書中都提到，德國的穆斯林圈子裡還存在一種古老的、已流傳數百年的伊斯蘭部落儀式生活──對於女性強行的孤立和帶離、強制的婚配與強暴，種種近乎奴隸般的壓迫──雖然這些被視為落伍的、如噩夢般的惡習，早已被土耳其大城市，諸如伊斯坦堡、安卡拉和伊茲密（Izmir）的民眾揚棄。
在柯蕾可出版自傳的那一年，柏林曾發生一起著名的兇殺案，讓德國社會深受震撼：一位名叫莎屯．胡綠庫（Satun Hürücü）的庫德族小姐被她最小的未成年弟弟槍殺身亡，因為她在逃離一場強迫性婚姻後，仍不願認錯，順服地回到夫家，而且儘管家人已經百般威脅她必須脫離「德國的生活方式」，她還是充耳不聞，我行我素。她出門時會化妝、配戴戒指和項鍊，卻從不披頭巾，而且還喜歡跑到舞廳裡跳舞。她的父母和兄弟認為莎屯西化的生活方式已玷污了家族的聲譽。她當時正在當電器裝修工的學徒，卻在預定取得實習期滿證書的前幾天，被自己的親弟弟槍殺。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她的家人決定讓家中最小的男孩槍殺莎屯，是經過理性且精細的評估：在德國，未成年的殺人犯頂多只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如果受刑人在獄中表現良好的話，只要服滿三分之二的刑期就可以假釋出獄。
在莎屯被親人謀殺前的那十年之間，柏林至少發生了十三起，德國全境甚至有數十件這類為了捍衛家族名聲而殺害女性親屬的刑案，只不過這些案例都沒有像莎屯被弟弟槍殺的事件，在德國社會造成這麼大的騷動。後來德國民眾便開始關注德國穆斯林家庭的女性至今仍要面對的兩種習俗：其一，強迫性婚姻──每年德國境內有數千名穆斯林女子被強迫接受父母為她們安排的婚姻；其二，進口土耳其新娘──許多在德國生活的土耳其母親每年會帶著滿滿的荷包回到土耳其家鄉的村落，為她們在德國的兒子買老婆。這些土耳其新娘在毫無德語基礎以及對於德國文化毫無所悉的情況下，便來到德國，在與公婆同住的大家庭裡，依照古老的土耳其部落習俗，過著與德國社會隔絕的生活，全然不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法律權利。土耳其裔女律師阿特斯絲對這個現象下了一個結論：比起在伊斯坦堡，土耳其男人在柏林其實更可以不受干擾地依循伊斯蘭法（Scharia）結婚及過生活。
長期以來，支持多元社會發展的德國人一直不理會相關的警告，而仍自以為是地相信外來移民與當地文化的不協調現象，會在第三或第四代身上自動消失。然而這種一廂情願的期待卻是一種假象。德國內政部曾於二○一二年三月發表一份關於十四歲至三十二歲德國穆斯林青年融入主流社會的意願的調查報告。該份報告的研究結果顯示，穆斯林青年的社會整合問題非但沒有好轉，反而還出現惡化的趨勢。約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拒絕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且毫無融入德國主流社會的意願。
這份關於穆斯林的研究報告就跟德國從前曾做過的相關調查一樣，惹惱某些人士的不是調查結果的訊息內容，而是發布調查結果的單位──德國內政部。社會民主黨和綠黨的發言人，以及伊斯蘭團體與研究伊斯蘭教的德國專家學者們，當時便聯手指控內政部透過這項研究調查，公然歧視與全面質疑德國境內的穆斯林族群。我個人則認為，這份調查報告的發表已再次顯示，在德國社會裡，只要有人觸及這些令人不快的、族群關係的議題，在形式與程序上就已經有種族歧視的嫌疑。
令人惋惜的是，這些實際存在的外來移民問題並無法透過否認而獲得解決。在柏林和法蘭克福一些人口密集的城區裡，每兩名新生兒就有一名是由穆斯林父母所生。如果德國當局無法成功地教育大多數穆斯林家庭的子弟，接受與伊斯蘭教規無關的、民主社會的遊戲規則，那麼在德國的主流社會之外，將不可避免地發展出一個穆斯林的平行社會（Parallelgesellschaft）。
學習「謀殺者的語言」？
從一九六○年代自土耳其引入大量外勞的西德政府，甚至是後來承接西德體制的、統一的新德國保守政權，在這四、五十年來一直否認德國早已成為接受大量外國移民的國家。德國當局否認這個事實所導致的結果，就是長期疏於為新移民提供有利其社會整合的基礎德語，及認識德國的課程。對於德國的左派勢力而言，他們還因為對於納粹可怕的犯行懷有強烈的罪惡感，而無法理直氣壯地要求這些外來移民學習這個「謀殺者的語言」（Mördersprache）。我曾帶著家人到美國定居，我的孩子到美國公立學校報到就讀後，每個上課日都必須額外接受「英語做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這個課程。然而，德國卻遲遲在最近這幾年，才在中小學和幼稚園為外國移民的孩童提供類似的語言課程。
還有另一個因素促成德國內部逐漸發展出一個穆斯林的平行社會：西德政府在一九七三年停止從土耳其引進外勞時，境內已有二百五十萬名土耳其人以依親的名義移民西德，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他們從入境的那天開始，便進入西德的社會網絡，然而西德官方當時卻沒有透過提供工作機會這個最有效的社會整合利器，讓成年的土耳其婦女成功地融入德國社會。同樣地，國際難民向西德以及後來的德國政府遞交難民申請之後，在漫長等待官方的難民認定過程中──往往需要好幾年──並無法在德國境內擁有工作權，因此德國政府也錯失讓這批移民透過工作和勞動順利融入德國社會的機會。
德國和美國因為距離伊斯蘭教世界遠近不一，本身對於這個地區也持有不同的影響力。土耳其和阿拉伯國家的穆斯林如果想前往美國定居，通常都希望能成為美國公民，不過德國的穆斯林移民卻沒有這種打算：首先，要取得德國的永久居留權和國籍需要等待很長一段時間；其次，外來移民在德國這個國家很難擁有社會歸屬感，他們不認為德國是一個值得自己期待的第二個家鄉。有誰會希望成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卻基於某些充分的理由，而打從心底無法以它為榮？況且，德國和伊斯蘭教世界的地理距離並不遙遠，對土耳其人而言，只要花兩個小時搭飛機，就可以回到伊斯坦堡。還有，我們不應該疏忽一點，德國的穆斯林移民比例比美國高出許多：德國境內至少有四百萬穆斯林移民，約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五；至於人口數眾多且幅員遼闊的美國，卻只有二百四十萬穆斯林移民，僅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零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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