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臺灣商務印書館60週年、商務印書館110週年慶,為了對社會提供回饋,我們出版了《勇往向前-商務印書館百年經營史》一書,將商務110年來的創業理念、經營經驗,提供給有興趣了解出版事業經營史的讀者們參考。
1946年,商務印書館來台設立分館,1950年由於環境改變,正式成立「臺灣商務印書館」獨立經營,60年來所出版的書,遍及中外各類知識,近年來更擴大出版範圍,從經典、知識、文學、到生活,普遍設想到各年齡層的閱讀需要,在台灣出版事業中,仍然獨具風格。
出版事業是一種良心事業,也是一種希望工程。我們稟承文化人的理想,不論環境如何艱苦,都會繼續努力下去,為千千萬萬的讀者尋找有益人生的好書,為後代子孫開拓寬廣的道路。
章節試閱
第一章商務印書館跨越三個世紀
一百多年來,隨著時代變遷而展現適應能力、堅持傳統與現代並進的商務印書館,一方面引進世界最新知識,另方面也致力發揚傳統文化,協助教育國民,促進國家發展。不論遭到任何挫折,在何時何地,商務印書館始終堅持理念,向讀者們提供開卷有益的書,在百年劇變的時代裡,跨越了三個世紀。
一、歷經劫難、百折不撓
商務印書館創立於1897年,當時正是中日甲午戰敗之後,1895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等地割讓給日本,民心激憤,有識之士已經體會到,如果不師法西方國家,變法圖強,將有滅種亡國之虞。許多國民開始學習外國語言,尋求閱讀西方國家的新知識。在這種時代環境的需求下,四位來自上海洋人印書館的先驅:高鳳池、夏瑞芳、鮑咸昌、鮑咸恩,集資創辦了商務印書館,接洽印刷業務之餘,出版了一套漢英對照的讀本《華英初階》和《華英進階》,獲得社會熱烈的迴響。
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
1898年「戊戍變法」失敗,許多逃過一劫的維新人士離開官場,流落民間,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蔡元培等,繼續從事宣揚變法圖強的工作。離開學部的張元濟,在上海南洋公學主持譯書院,於1902年接受夏瑞芳邀請,加入商務印書館,創辦編譯所,相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從此帶領商務印書館走上出版書籍、教育民眾的艱辛道路。
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工作二十年,以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辭典、珍本古書影印為主,至1920年共計出版三千五百二十二種書、九千一百零七冊。
有鑒於西方文化對中國影響日深,中國正處於急需變法圖強,迎頭趕上西方現代化的階段,社會上對吸收西方文化知識頗為殷切。為了向社會知識份子提供西方知識,商務印書館需要一位通曉西學的人來主持編譯所。因此,張元濟聘請留學歸來的胡適博士,來館主持編譯工作。
胡適王雲五先後主持編譯所
胡適利用暑假期間在商務印書館工作兩個月,提出一些建議,同時推薦他的老師王雲五來接替這項工作。王雲五遂於1921年9月加入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所,開啟商務印書館第二階段的發展。
王雲五在編譯所八年,大量出版各種書籍,但是,工人運動日益發展,商務印書館一度成為上海工人運動的中心。王雲五不願以總編輯身分處理勞資問題,因而辭職前往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
王雲五帶領商務走過抗戰歲月
當時適逢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咸昌病逝,張元濟力邀王雲五回館擔任總經理,主持業務,王雲五遂從1930年起,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十六年的總經理,帶領商務印書館度過「一二八松滬戰役」、「八一三上海戰役」、以及對日抗戰期間的種種艱難困境。
當1932年1月28日松滬戰役發生,日軍針對商務印書館而轟炸,將印刷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全部炸燬,沒有炸燬的部分再派人燒毀,意圖毀滅商務印書館。但是,經過短短半年的努力,商務印書館於8月1日復業了,而且宣布「日出一書」,決不向困境低頭。
1937年七七抗戰發生後,日軍於8月13日進攻上海,商務印書館採取分散策略,在長沙、重慶、香港等地,設置印刷廠和編輯部,上海保留辦事處,總管理處隨著總經理行止而遷移。
1941年香港淪陷以前,商務印書館的編印中心設在香港。香港遭日軍攻佔後,編印重心移到重慶,繼續供應大後方各地所需要的中小學教科書和一般圖書。
五館並存,各有一片天
抗戰勝利後,商務印書館在復員的過程中,逐漸受到內戰局勢的影響,王雲五辭職從政,張元濟獨撐大局,直到1949年局勢改變。
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後,國民政府遷到台灣,香港仍在英國政府管轄之下,兩岸三地並存發展的時代來臨。北京商務、台灣商務、香港商務,各自經歷了六十年的分別經營與發展,各有一片天。
二、勇於嚐試,開創新猷
商務印書館在一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嚐試多角經營,發展相關產業,形成一個商務集團。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是採取新措施,勇於突破現狀,獲得更大的發展。
1897年創業之初,商務印書館設立了印刷廠,除了招攬印刷生意外,也出版中英對照的《華英初階》、《華英進階》英文讀本。張元濟進館後,以出版為主業,開始大量編印中小學教科書、創辦雜誌、編印字典、設立學校、翻譯西方經典名著、設立各地分館、擴大營業範圍,設立鐵工製造部、製作印刷機器與理化儀器,經銷原版西書,製造教育幻燈片,甚至還拍攝教育電影、新聞片、劇情片、紀錄片,製造中國第一部中文打字機,形成龐大的事業集團。
出版不忘教育
設立學校,是延續張元濟從事教育工作的心願。張元濟在清朝光緒政府服務時,曾經主辦通藝學堂,傳授外國語文,培養語言翻譯人才。1902年加入商務印書館後,經過三年的準備,創設了小學師範講習班和附屬小學,運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書籍與課本,培養教育人才,普及小學教育。
1907年,小學師範講習班停辦,附屬小學則改組為尚公小學,聘請蔣維喬擔任校長。1909年再辦商業補習學校,張元濟擔任校長。後來又辦藝徒學校,傳授印刷等技藝。次年,再開辦師範講習社、養真幼稚園,為學齡前兒童提供就學的機會。
1915年,商務創辦函授學校,張元濟兼任校長。1924年又創辦上海國語師範學校,聘請吳稚暉擔任校長,為中國的師範教育作出很大的貢獻。
1928年,王雲五協助辦理圖書館講習所、勵志夜校,鼓勵職工及時獲得新知識。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炸燬商務印書館的一切設施,連同尚公小學也炸燬了。日軍退出上海後,上海教育局接管了各中小學。但是,商務辦校的心願沒有受挫,函授學校改名為「上海私立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繼續經營。不過,時局日益緊張,對日抗戰爆發後,商務印書館已無能力繼續辦理各級學校了。
拍攝電影有助於教化
電影事業是商務印書館投資的社會教育事業,1917年從一位美國商人購得部分攝影器材,由照相部試拍新聞短片。1918年派往國外考察電影事業的鮑慶甲回國,設立了活動影戲部,由王春生擔任主任,開始拍攝一些劇情片、和教育片。
1926年,活動影戲部改組為國光影片公司,獨立經營,這是中國人最早經營的電影公司。從1918年起的八年內,陸續拍攝了梅蘭芳主演的劇情片「天女散花」、「春香鬧學」,另外還拍攝了教育片「兒童教育」、「養真幼兒院」、「養蠶」、風景片「南京名勝」等。可惜,由於市場有限,投資太大,回收緩慢,資金不足,公司成立一年,就在1927年結束業務了。
刊行雜誌,知識與休閒並重
刊印雜誌,是商務印書館的另一項重要事業。最先刊印的雜誌是1903年的《繡像小說》半月刊,由李伯元主編。
1904年創辦的《東方雜誌》,是商務印書館的重要刊物,創刊號所標示的刊行宗旨是「本雜誌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這是由於當時商務印書館接受了日本金港堂的合資,雙方願意藉由《東方雜誌》發展促進中日友誼。不過後來日本勢力逐步侵入中國,商務印書館買回日資金港堂的股份,《東方雜誌》成為反對西方列強與日本侵略的一份愛國雜誌。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受創甚深,雜誌停辦,全力動員,半年後才恢復出版書籍,《東方雜誌》則於當年10月復刊。抗戰爆發後,商務印書館的編印中心遷到香港,《東方雜誌》也於1938年在香港恢復編印。香港淪陷後,商務印書館的出版重心在重慶,《東方雜誌》也在重慶編印。
1949年大陸易幟,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創辦,1966年在台恢復刊行《東方雜誌》,先後由金耀基、曹伯一、阮毅成、賴光臨擔任主編,至1990年停刊。舊版《東方雜誌》五十卷,曾由台灣商務於1972年重印發行。
《教育雜誌》於1909年創辦,介紹西方與日本的教育思想與最新發展,對當時中國的教育界有重大的影響力。1938年還在香港編印《教育雜誌》,香港淪陷後停刊,勝利復員後於1947年復刊,次年12月因局勢轉變而停刊。1975年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舊版《教育雜誌》三十三卷、精裝八十冊,供應海內外的需要。
此外,商務印書館創辦的雜誌還有《小說月報》、《圖書彙報》、《少年雜誌》、《政法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英文雜誌》、《英語週刊》、《科學雜誌》、《兒童畫報》、《兒童世界》、《小說世界》、《自然》、《健與力》等,都曾風行一時,培養了許多新進作家。
1949年之後,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改組為北京商務印書館,走上公私合營的道路。香港商務印書館已經成為中資企業,參加了中資合辦的香港聯合集團,走出一片天。台灣商務印書館以私人企業身分在台經營六十年,也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出版事業,正在積極出版符合現代需求的各種書籍。商務印書館化身為五個獨自經營的企業,或許這也是一種嚐試吧。
三、出版好書,貢獻社會
一百多年來,商務印書館始終以「出版好書、貢獻社會」為己任,不但追求傳統中的現代,也發揚現代中的傳統,讓傳統與現代並進。
翻譯介紹外國最新知識、暢銷文學作品,是為了開闊讀者的眼界和見識,有助於國家社會早日現代化。「漢譯世界名著」、「OPEN」叢書,都是這一類的出版品。
國人以現代理論、觀點,來解讀中國傳統作品,是發揚傳統文化的方法。台灣商務印書館近年來致力出版的「今註今譯」、「新萬有文庫」、「博雅文庫」等叢書,都屬於現代的傳統。
從中小學教科書、大學叢書、到通識叢書,都是知識的推廣,教育的輔助。字典、辭書等各種工具書,更是社會大眾所需要的書籍,商務印書館盡了最大的努力。
回顧百年來的發展,商務印書館有歷史悠久的經營經驗,也有許多走在時代前端的努力。這些經驗,或許可供關心出版事業的朋友們參考。
面對未來,知識社會已經來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讀者需要更多的新知識。今天的現代,就是明日的傳統。社會需要從傳統中不斷的走向現代化,商務印書館是知識的寶庫,也是生活與文學的泉源,我們要與社會大眾一起並肩齊進,邁向進步的明天。
第二章創業維艱 1897-1902
一、 商務印書館創業的時代環境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瀰漫著一片「非變法圖存不可」的覺醒,光緒皇帝接受康有為的建議,展開「維新運動」,雖然歷經百日就被慈禧太后奪權了,覺醒的知識份子,紛紛辦報、辦學堂,辦印書館,在中國播下改革與革命的種子。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民前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就在這種求新求變的環境下誕生了。
時代環境孕育了商務印書館
主持商務印書館將近五十年的王雲五,曾著書敘述當時的時代環境。他說:
時在甲午對日首次戰爭挫敗後三年,戊戍維新前一年,中國在創深病鉅之際,醞釀革新運動。此一運動以辦理新學堂,從事新教育為中心。新學堂之最早開辦者為設於北京之同文館(時在1862年,清同治元年,壬戍),次則為設於上海之廣方言館(時在公元1863年,清同治二年,癸亥),皆以教授外國文為主。
隨後各省先後開辦各種學堂,如福建之船政學堂(公元1869年),上海之正蒙書院(公元1878年張煥綸所創辦),天津之電報學堂(公元1879年),天津之水師學堂(公元1880年李鴻章奏辦),廣東之水陸師學堂(公元1887年張之洞奏辦),南京之水師學堂(公元1890年南洋大臣奏辦),武昌之自強學堂(公元1893年張之洞奏辦),天津之中西學堂(公元1895年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奏辦),南京之陸軍學堂(公元1895年張之洞奏辦)。凡此或為專業,或為普通,皆按需要而設,初無整個系統。
及公元1896年,即商務印書館創立之前一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疏請於京師設大學堂,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並設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等,始為整個新式學堂系統之濫觴,然猶待六年後之公元1902年張百熙奏進學堂章程,新學堂系統方具體化。
商務印書館則於此六年間之第二年應運而起,期以新式印刷業贊助此革新運動。然此新式印刷業之興起,實有賴初步出版事業予以支持。」(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台灣商務,1973,頁1)
從這一段史料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商務印書館是在中國亟需印刷業、出版業供應各種教科書的環境中應運而生,當時各地學堂培養出來的人才,又成為商務印書館編印圖書與教科書的重要來源,也是重要的讀者群。天時、地利、人和,促成了商務印書館的創業與發展。
二、創業四傑的企圖心
商務印書館在1897年正月開辦時,最初是以集資創業、招攬印刷為目標,後來才進一步踏入出版事業的。
據創辦人之一的高鳳池(字翰卿)回憶(高翰卿,〈本館創業史〉,《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頁1),商務印書館的創辦,是有一段故事的。他說:
真正的發起人是夏瑞芳先生同鮑咸恩先生二人。夏鮑二位先生原先都在捷報館裡做西文排字,《捷報》是當時一種頗有名氣的英文報紙,英文名字叫做China Gazette,報館開設在松江路一號,松江路就是現在的愛多亞路,其時尚有一條河,稱為洋涇濱。捷報總編輯兼編輯是英人Mr. OShea,脾氣極壞,對於工友非常看輕;待慢之事,又是常有。三四十年前,西人那種不可以一世,輕視華人的心理,是很顯著的。夏鮑二先生在捷報館裡,極為痛苦。
集資創業,印刷起家
高鳳池說,他與夏鮑二位先生是小時候的同學,宗教信仰相同,禮拜天做禮拜時,常常在教會碰面,午後又常在上海城隍廟湖心亭吃茶,有時候也上館子吃飯,無所不談,是少年知己。所以,夏鮑二先生常談到在捷報館做事的痛苦,想要另謀出路。
他們後來談到想要創辦印書房,他們認為,只要每個月有六、七百元的生意,就足夠開銷了。
生意來源沒問題,憑他們多年在報館做事的人事關係,每個月可以接到幾筆生意,還有聖書會、聖經會、廣學會幾處的印刷品,也是有把握招攬到的。
大家認真盤算,發覺似乎事有可為,於是,開始找人投資,終於湊了三千七百五十元大洋,包括大股東天主教徒沈伯芬(電報總局人員),投資兩股共一千元,張蟾芬(電報總局學堂電報兼英文教席)投資半股二百五十元,鮑咸恩一股五百元,夏瑞芳一股五百元,鮑咸昌一股五百元,徐桂生一股五百元,高翰卿半股二百五十元,郁厚坤半股二百五十元。
資金湊齊後,開始購買機器。當時只買了三號搖架三部、腳踏架三部、自來墨手扳架三部、手撳架一部、和一些中英文鉛字器具等,錢都花光了。
出版華英對照讀本
他們在上海江西路北京路南首德昌里(中國墾業銀行南段原址),租了幾間房屋,設置商務印書館,開始營業。夏瑞芳負責招攬與承接業務,鮑咸恩、鮑咸昌兄弟負責印刷業務,高鳳池也辭去美華書館的經理工作,加入商務印書館,策劃出版了一套《華英初階》、《華英進階》讀本。
當時上海各地已經有耶穌教會設立的一些學校,引起一陣學英文的熱潮。夏瑞芳就央請謝洪賚牧師,將一套英國人為印度學生編的「印度讀本」(Indian Readers),加上中文譯註,編印成《華英初階》、《華英進階》。
開始編印字典辭書,翻譯書籍
商務印書館成立的第二年,《華英初階》初版印了二千本,夏瑞芳親自向各學校推銷,上市二十天,全部賣光。這本書到1917年十年間,已經印了六十三版,可見當時中譯英文書籍暢銷的情形。後來商務印書館又陸續出版了譯學進士顏惠慶等編輯的《英華大辭典》、鄺富灼編輯的《華英字典》,以及《華英地理問答》等書。江南商務總局還特地在1899年11月通令,禁止坊間翻印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書,顯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已經受到市場上的注意和翻印。
據王雲五所著《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記載(頁2),創業初期,「出版僅限一部英文讀本,尚嫌不足,卻以無適當人才堪以主持編譯,於是零零星星不免接受若干外來書稿,大都由日文翻譯而成,龐雜不精,且多由於直譯,難免措詞生硬,印刷發行以後,多不能持久,初期之出版物,僅有一部流傳至民國時期的日文譯本,即所謂日本法規大全。」
《漢譯日本法規大全》八十冊,於1907年完成出版,當時已是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之後的事。夏瑞芳在創辦商務印書館初期五年,遭到缺乏編譯人才之苦,才邀請張元濟在1902年加入商務印書館,創辦了編譯所,使商務印書館脫胎換骨,成為以出版為主的大企業。
三、創業初期的經營原則
商務印書館創業初期五年,可歸納出幾項經營原則:
(一) 印刷為主,兼做出版事業
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都是排字工人出身,夏瑞芳與高鳳池兼做外務,包括採購、接洽外來印件、推銷《華英初階》等初期出版物。
商務印書館成立四年後,在1900年(高鳳池說是一年後),收購上海一家日本人所開的印書館,經由印錫璋(印有模,字錫璋)介紹,得以便宜接收全部的印刷設備。商務印書館除了自用外,還隨時零售鉛字等印刷器材,賺了不少錢。
此外,商務印書館也代印「格致新報」、「昌言報」、「外交報」(張元濟與蔡元培創辦)等報刊,增加收入。
(二) 配合市場需要,出版翻譯書籍
商務印書館最早出版中文註譯的《華英初階》,確實滿足了市場的需求。當時社會上充滿了變法圖強的思想,
學習西方的知識成為時代潮流,商務印書館最早印行的《華英字典》、《華英地理問答》,也是符合市場需求的。
(三) 勇於創新
商務印書館在1900年首先採用紙型印書,減輕成本,也更方便用於印書與儲存版型。
當時,社會上還流行用木板印書,一套《通鑑輯覽》十幾元,商務印書館首先採用有光紙鉛印,售價只要二元多,價格便宜十倍,所以暢銷一時。(高鳳池,〈本館創業史〉,頁5)
(四) 自行開設門市部與分館,建立分銷系統
商務印書館成立第四年,即在上海交通路對馬路附近,開設滄海山房,聘用有推銷能力的俞志賢、呂子泉、沈知方等人,負責發行推銷。後來呂子泉曾任大東書局經理,沈知方曾任世界書局經理。
1903年,商務印書館在漢口成立第一個分館,此後陸續在全國各地設置分館,擴大營業,形成一個極大的分銷市場。
四、創業四傑
商務印書館創業四傑是:
(一) 夏瑞芳(1872 – 1914),字粹方,江蘇青浦縣人。
(二) 鮑咸恩(1861 – 1910),浙江鄞縣人。
(三) 鮑咸昌(1864 – 1929),字仲言,浙江鄞縣人。
(四) 高鳳池(1864 – 1950),字翰卿,江蘇上海縣人。
四人都是基督教徒
夏瑞芳,字粹方,上海青浦人,1872年出生,父親在上海董家渡作攤販,母親在一個美國牧師家裡當保母。由於缺乏時間照顧,夏瑞芳從小寄養在親戚的家裡,到十一歲那年,1882年,才由母親帶到牧師家裡一起生活。牧師協助將他送到基督教長老會清心堂所辦的一所教會小學讀書。
當時,小學只要唸三年,成績優良者,可以升入相當於中學程度的清心書院繼續讀書,並在學校內學工藝,半工半讀可以免學繕費。夏瑞芳因此得以讀完中學課程。
在清心書院,他認識了同學鮑咸恩、鮑咸昌、鮑咸亨三兄弟。
鮑咸恩是浙江鄞縣人,他的大姐在清心書院教書,所以鮑氏三兄弟都在清心書院讀書。三兄弟畢業後,清心書院介紹他們到美華書館當學徒,咸恩學刻字,咸昌學排字、咸亨學印刷。(賈平安,〈記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頁542)
夏鮑結為親家
1889年,夏瑞芳畢業,學校介紹他到同仁醫學院學護士,那年他十八歲,父親去世,必須自謀生活,覺得學護士當助手沒前途,在醫院一年期滿即離開,轉往英商「字林西報」當排字工人,娶鮑咸恩的妹妹為妻。
母親去世後,夏瑞芳進入捷報館,擔任排字領班,收入益豐,漸有儲蓄。於是,和鮑氏兄弟及高鳳池好友商量,要自立門戶,自行創業。
高鳳池也在美華書館工作,已經擔任華籍經理,大家商量結果,他也很贊成集資開設印書館。在教友沈伯芬、張蟾芬等人的支持下,很快就籌到了三千七百五十大洋,1897年正月,商務印書館正式開張。當時夏瑞芳年僅二十六歲(孟森,〈夏君粹方小傳〉,《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頁18)。
據賈平安說,商務印書館的名字,是鮑咸恩的大姐取的(頁543)。開辦後,夏瑞芳努力招攬生意,營業額逐年增加,1897年資本額不到四千元,1901年資本額已增加到五萬元,1903年張元濟入股進入商務印書館後,資本額已增為二十萬元。
商務印書館成立的第二年6月,印刷廠遭到大火燒毀,幸虧當時有保火險,所以拿到一筆很大的賠償金。夏瑞芳因此將印刷廠遷到北京路慶順里,還增添設備,提高生產力。
邀請張元濟加入
夏瑞芳抓住1898年戊戍政變失敗後、社會上普遍要求變法圖強、學夷制夷的時機,想要多出一些翻譯書。可是,一些粗製濫造的翻譯書沒人要買,夏瑞芳就把這些書稿拿去請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張元濟審查,才發現翻譯水準太差,南洋公學譯書院也沒時間幫忙改譯。夏瑞芳意識到必需成立自己的編譯所,才能出版好書,他遂邀請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這一個行動,成為商務印書館最大的轉機。
第一章商務印書館跨越三個世紀一百多年來,隨著時代變遷而展現適應能力、堅持傳統與現代並進的商務印書館,一方面引進世界最新知識,另方面也致力發揚傳統文化,協助教育國民,促進國家發展。不論遭到任何挫折,在何時何地,商務印書館始終堅持理念,向讀者們提供開卷有益的書,在百年劇變的時代裡,跨越了三個世紀。一、歷經劫難、百折不撓商務印書館創立於1897年,當時正是中日甲午戰敗之後,1895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等地割讓給日本,民心激憤,有識之士已經體會到,如果不師法西方國家,變法圖強,將有滅種亡國之虞。許多國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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