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最詭奇的事件之一。十九世紀初，洪秀全生於華南一個普通農家，做過村裡的塾師，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洋思想讓年輕的洪秀全深為著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義影響他的命運最深（有一群新教傳教士和當地信徒專心把《聖經》和一些闡釋教義的文字譯成中文）。洪秀全剛接觸這個宗教不久，但他的內心有一部分與時代的脈動相契合，使得他對基督教裡頭的一些要素作了字面上的理解，深信自己是耶穌的幼弟，天父交付給他特殊的使命，要把神州從滿洲妖族的統治下解救出來，帶領著選民，到他們自己的人間天堂去。
洪秀全懷抱著這種千禧年式的信念，從一八四○年代末開始糾集一支「拜上帝教」信徒，到了一八五○年匯成太平天軍。洪秀全帶領這支軍隊，轉戰華南華中，攻無不克，但也生靈塗炭。一八五三年年中，洪秀全麾下的水陸聯軍攻占了長江重鎮南京，把那只存在於經文上、出於想像、紮根於土地的社會，創建為他們的太平聖地，並以此作根據地達十一年之久，直到一八六四年為止――其間有兩千多萬人或戰死、或餓死――洪秀全及其殘兵則死於兵燹饑饉。
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種天啟式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s）之中步上這場驚心動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西元前兩世紀。在這種靈視出現之前，許多文明盛行的是不同的信仰模式――在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印度／伊朗文明中尤其明顯。照之前的這種信仰模式來看，宇宙是秩序繁榮與黑暗、混亂、毀滅這兩種力量之間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用《涅菲提提預言書》（The Prophecies of Nefertiti）來說，尼羅河的潮漲潮落本身就是這種恆定模式的明證：
赤足過對岸；
欲求水載舟，
奈何河變岸。
岸地將變河，
水流復變岸。
在當時，死亡被視為沉寂、一種永久的等待，毫無甦醒的希望。雖然當時可能藉著各種厚葬儀式，或是把心力放在生者身上來表達慰藉，但是人死是不可能復生的。在蘇美人的《吉迦美斯史詩》（Epic of Gilgamesh）中，死亡把人帶到了終點：
進此屋者永不可出；
入此路者永不可還；
進入此屋永無光亮。
但是約自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起，被稱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或作Zarathustra）的波斯先知創立了一種信仰模式，我們稱之為「千年盛世說」，向人許諾了一個止於至善的世界，渾沌消弭，和平萬代，由一位不受挑戰的神靈統治沒有改變的國度。
這些信念動人心弦，力量極大，也滲入許多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透過亞利亞／巴勒斯坦各部族，又啟發了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結等人做先知式的預言，這些猶太教先知又影響了拿撒勒的耶穌和〈啟示錄〉的作者。這些經師和先知預見，在新世界實現之前，兩股力量會有一場天啟式的殊死鬥，善的力量歷盡艱難之後，終將勝利，而惡的力量則將自世界消失。
中國後來也出現了類似的轉變，而且就我們所知，這個轉變是獨立衍發的。中國人一直接受物質相生相滅的觀念，成於西元前一千年的《易經》是最有名的說明。照《易經》的說法，創造的力量至多「或躍在淵」。若是發生衝突，「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而世間事物如火，「焚如，死如，棄如」。成於西元前五世紀的《老子》影響後世中國人極大，在書中，相生、相剋和天道無常的概念互為補充、相得益彰。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在所有存在形態中，「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這些觀念看似根深柢固，但也逐漸有所變貌。各個文明都有這個情形。《老子》的經文有歧異，含義也差異很大，到了西元二世紀，「太平道」的觀念伴隨著「天師道」的觀念開始在中國生根，便是應經文的歧異而生。這些宗教運動有其救世的成分，企求一個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於災厄，開創太平世道，結束以往的一切。西元二世紀的一部經文中有「速來從吾！吾徒極眾……吾不爾棄。吾自當改定數。吾於現世選良民。爾毋須自選；
爾行善克己，吾自將識爾。」
在西元三世紀到六世紀之間，隨著道教各種門派和傳入中國的佛教相互補充加強，這些天啟式的想法變得越來越明確而強烈。疫病饑荒四起，君主暴虐無道，洪澇時有所聞，在在說明毀滅之日不遠矣。只有少數人在天上救星及其在世間的代表帶領下，才能躲過這場浩劫。大難結束之後，信徒虔敬的人聚在一起，共組桃花源，過著安詳和諧的生活。
自彼時以降，千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啟式的信仰始終活躍，而且中外皆然。無論在中國或歐洲，倡導這些信仰的人將之與激進的政治與平權主張相連結，從窮人中吸收到信徒無數，每隔一段時間就率領他們與國家作武力對抗。在中國，從十到十九世紀這段時期裡，朝廷常將這類起事歸咎於「白蓮教」的教眾，但其實在白蓮教教眾之間並沒有統一的中心教旨，他們只是一群彼此衝突、相互競爭的宣教和反抗群體。
在歐洲，宗教改革之後仍有許多支千年盛世派別挑戰羅馬教廷，而且力道更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轉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了建立各種「新耶路撒冷」和「祈禱之城」的完美環境。雖然那些抨擊過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位這個世界的末日提出新的時程，並以「聯邦主義者的千年盛世論」（federalist meiilennialism），讓《聖經》中〈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所展現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這種理想面對十八世紀的現實，勢力已不如從前。這些信仰的力量在十九世紀初透過美國浸禮會傳教士而帶到中國，並強化了原先來自英倫三島和中歐的福音派新教傳教士的訊息。到了一八三○年代初，這些新勢力在華南紮了根，將與中國固有文化一同爭相影響年輕的洪秀全。本書就是要講述這番因緣際會的結果。
我有幸承簡又文的教誨，接觸到太平天國史的各個層面；簡先生是研究這場奇異起義的大學者之一，恩師芮瑪麗（Mary C. Wright）在六○年代末邀請簡先生訪問耶魯，以期他能將那部洋洋灑灑的三卷本太平天國史簡寫成一本英文書冊。
我當時雖然很迷太平天國史，但是這二十年我壓根沒想過會去寫太平天國。在大陸，除了簡又文之外，還有幾百位歷史學家和編輯人員在從事太平天國研究，這是因為共產黨當局把太平天國看成社會主義者的原型，他們的經驗可作為革命的借鏡，而且太平天國也說明了：如果沒有紀律嚴明的馬列政黨來領導，這類農民起義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幾乎所有現存已知的太平天國文獻都已譯為英文，不難找到；我以前以為，太平天國的相關研究都已做盡。
不過，在八○年代末，我獲悉在倫敦大英圖書館發現了兩種太平天國文書，共分三卷，是一八六○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這些文書記錄了一系列的顯聖，據稱是耶穌和天父傳給世間的太平天國信徒的。承蒙大英圖書館准許，我得以查閱這些文書的原件並製作複本；後來我去了北京，見到了發現這些文書的王慶成，並就其意義作了充分的討論。
我才瞭解到，這些文書的發現確能讓我們對太平天國有新的認識。當然也可說，新發現的文書所載的這類顯聖算不上是確切的史料。但是這些顯聖的時間地點是如此精確，而且還細述了幾位太平天國首領及其信徒的舉止，在我看來，這的確照見了這場起義。更有甚者，這些記錄編排清楚，讓我們一窺太平天國兩段關鍵時期：其中一組（據說是來自耶穌）集中在太平天國在廣西山區的成形時期；另一組（據說是來自天父）則集中在太平天國治理南京的頭幾年。這些顯聖也與太平天國史上的許多別的事件有關：在記錄耶穌降凡的那兩卷，在當時農村社會這方面，提供了許多全新的資料；而天父顯聖的部分則讓我們對太平天國史上各個事件與洋人訪問天京之間有何關連，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不過對我而言，這些新文件的用處主要在於照見了洪秀全這個人，它們也有助於我們瞭解受他感召的信眾，以及洪秀全及其追隨者如何回應那些信眾。我們若想瞭解這些以救世主姿態出現的領袖如何創建一個可供驅策的實踐基礎，那麼這些問題至關重要。
以洪秀全為題寫作，我幾乎馬上就意識到，這既是寫經也是寫人，而且寫的還是經文中的經文――《聖經》。我不是專研《聖經》的專家，也不敢以《聖經》專家自居，前景一片茫茫。但我曾在幾間每天必讀《聖經》的學校裡讀過十幾年書，我能瞭解，洪秀全從《聖經》中得到的力量、靈感和使命感是無可否認的，雖然他對《聖經》的反應是那麼的個人。這有一部分是因為洪秀全讀的是中文的《聖經》，翻譯的人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或是住在東南沿海城鎮、略通中文的西方新教傳教士。這些翻譯頗多任意發揮之處，語意含糊、訛誤，原文所無之反意，造就了洪秀全的信念和命定感，卻沒有正式的宗教教育，這讓我倍感興趣。
這等於再次說明了在沒有引導的情形下，傳遞這麼一本有爆炸性的書籍，是非常危險的，而且也說明了西方對洪秀全的影響有多大；它也助我瞭解洪秀全最後得到《聖經》時，為何將之據為己有。也因為《聖經》是洪秀全的，所以他想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來進行修改，如此便能以「更純正」的方式把上帝的旨意傳達給信眾。
我無意寫一本太平天國全史，也無意闡述洪秀全宗教信念的各個層面。我當然也無意說洪秀全對中國的社會、宗教，還有他軍事神學的思想都是渾沌一片，不夠完整。本書的用意在於提供一個排比有序的脈絡，來瞭解洪秀全的內心世界，並說明當他內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脈絡合拍的時候，吾人便能追索他行為的邏輯。
許多問題仍無答案，最關鍵的或許是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場天啟運動之間有何關係。一八四○年代，洪秀全開始向廣西山區一小幫農民和季節性零工傳道時，此時他曾想過由他的信念所啟動的事件，其發展將導致千百萬生靈塗炭，讓中國一流的政治人物集中財力兵力，耗十年歲月來鎮壓嗎？大概不太可能，因為洪秀全以為自己就是上天的力量，慢慢相信自己已經不受世道評判。如果，他真的想過的話，那麼他仔細讀過的〈啟示錄〉已明載，這等浩劫早已被道出了，渾沌懼怖不過就是行將來臨的光榮和平的一部分而已。我心裡頭沒有希望洪秀全實現目標的念頭，但我也不能全然否認他的追尋中有真誠的熱情。本書卷首語引了濟慈的詩，它就是由〈啟示錄〉而來，有些人相信自己身負使命，要讓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為之讚嘆」，而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從事這等使命的人極少算計後果，而這就是歷史的一大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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