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旁觀者

名人推薦：余佳璋｜國際記者聯盟（IFJ）執委會委員
林元輝｜政大新聞學系教授兼傳播學院院長
夏珍｜風傳媒總主筆
張瑞昌｜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梁玉芳｜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委員
許知遠｜作家
陸暉｜鳯凰網原創內容總監
馮建三｜政大新聞學系教授
葉蔭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獨立媒體創辦人
鄧小樺｜作家
顧玉玲｜社運工作者

推薦序
從旅行到踏查——阿潑《介入的旁觀者》
文／陳芳明

阿潑自稱是菜鳥人類學家，她一直把自己視為初學者，或是外行人，這當然是一種謙稱。相對於學院裡的研究者，阿潑的行動，完全不輸專業的人類學家。她所關心的議題非常廣闊，對於國內的原住民、新住民，對於第三世界與有色人種，她都投以注目的眼光，並且以文字記錄下來，作為最鮮活的見證。她的第一本書《憂鬱的邊界》，書名顯然是受到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所啟發。所謂邊界，有時看得見，有時看不見。看得見的想必是屬於國境，而看不見的則是屬於種族、性別、階級。這些界線阡陌縱橫地在人群之間，劃得非常明白。這種文化邊境其實就是文化傷痕，其中包括了歧視、羞辱、醜化、污名的種種行為，在膚色、省籍、地域、國界之間流竄，因為存在太久，我們就習以為常。我們甚至也扮演了共犯角色，使種種傷害漂白化，並且永久化。
阿潑的文字在網路上流傳甚廣，特別是她的「島嶼無風帶」，點閱人口甚眾。她的視野從來並不局限在海島上，而是跨越國界，到達歐洲、非洲，她的人文關懷也延伸到整個東亞。對她而言，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製造出來的文化壓迫往往特別殘酷。到達中國時，這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在其境內對於邊疆民族、勞工階級所進行的壓迫與歧視，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存在著全世界最右派的共產黨，他們依賴農民的力量革命成功。但是建國以後，農民階級、勞工階級所受到的壓迫，全然不亞於國民黨統治時期。那種欺罔的壓榨手段，比起任何右派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阿潑在寫「中國夢」時所見證的景象，簡直令人毛骨悚然。
盛行於中國境內的漢人優越論或是中心論，簡直是歷代以來最高張而又最精緻的時期。阿潑在新疆所看到的回族兒童教育，進行的是一場徹底洗腦式的漢化思想。金髮碧眼的回族小孩被強制灌輸了所謂中國人的教育，完全無視於在地文化的存在，而代之以訓誨式的教導。阿潑的觀察相當銳利，她特別指出新疆民變的爆發，起源於廣州兩個維吾爾族青年的被殺。那種不幸事件，根源於漢回之間的種族歧視與階級歧視。她帶著我們走到中國的大西部，走到中亞的邊界，到了那麼遙遠的地方所傳回來的訊息，是那樣令人心痛，那樣令人氣餒。
在她的文字裡，即使只是一兩個段落，就膨脹著太過豐富的資訊。書中她引述了中國異議作家李承鵬所說的話，為的是要回答「書寫改變過什麼」的問題。在中國，文字可能是最沒有力量，但是李承鵬在他的書《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說，「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真理，真理離我太遠，我只不過為了尊嚴。智力的尊嚴，記憶的尊嚴，親情的尊嚴，表達的尊嚴，生育的尊嚴」。而我在閱讀阿潑的文字時，她似乎也傳達了同等分量的訊息。她十年來的書寫從未中斷，而且愈來愈勤勞。所有的書寫者都會對自己這樣提問：文字沒有力量，能夠改變什麼呢？如果以她的文字來印證台灣社會的演變，無可否認，那是最真實的見證，是當代歷史最確切的資料。十年前，公民社會一詞尚未蔚為風氣；十年後，卻已經升格成為新世代知識分子的普遍認同。阿潑，是這個演變過程中不可或忘的名字。
她是一個旅行家，但絕對不是開懷觀光的漫遊者。每次出發到一個城市，或越界進入一個國家，事先都會做好研究的功課。她做的是人類學家的旅行，或精確地說，她是一個文化踏查者。帶著敏銳的鼻子，她可以嗅出當地的種種偏頗現象，並且也銳利地透視貧富不均與城鄉差距。到達突尼西亞時，茉莉花革命已經結束。然而，她在北方城市所看到的富庶景象，幾乎與革命之前沒有兩樣，富則愈富，窮則愈窮。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繼續支配著當地的經濟結構，這種現象也同樣可以解釋台灣。海島的南北落差，即使經過一九八○年代的民主革命，卻仍然無法使貧富不均緩和下來，反而使年輕世代看不到任何前景。
她最近的一篇文章，討論法國巴黎《查理週報》的槍殺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西方基督教文明與阿拉伯回教文明，往往被政治學家解釋為文明衝突論。他們總是強調，西方的價值觀念是如何與回教徒不同，卻從來沒有從受害人的立場來檢討。西方資本主義永遠都站在優勢的層面，只看到自己受到傷害，卻完全無視長期以來對阿拉伯的剝削與掠奪。後殖民理論家薩依德曾經提出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的策略，認為在強調自身文化的價值時，也應該對等地解讀對方的文化價值。巴黎的刺殺事件如果還是堅持文明衝突論來解讀，似乎不可能遏止不幸的再次發生。
阿潑穿越過那麼多的國境，也觀察了不同的文化差異，絕對不是僅僅止於報導而已。她把那麼多的資訊帶回台灣，為的是填補島上文化思考的空缺。台灣長期存在著南北問題，那不只是城鄉差距而已，其實還帶著某種首善都市的優越與傲慢。從偏鄉出來的年輕人，要進入國立大學愈來愈困難。僅是教育一端，就充滿了無形的歧視與壓迫。整個社會對於原住民、新住民的壓榨與歧視，無疑也是在複製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身為菜鳥人類學家，阿潑所寫的文字始終是鞭辟入裡。有些文字看來是雲淡風輕，讀完後卻帶給讀者太多的憂鬱與憂慮。她在說理時循循善誘，總是夾帶飽滿的資訊與知識。她從來不說教，當然也不做任何道德式審判，但是她提供的視野與觀念，足以帶著讀者走出個人的偏執與固執。朝向公民社會前進的台灣，因為有阿潑的文字，就顯得更加雄辯。

二○一五．八．二十四　政大台文所

試閱：〈亞洲溫暖之心〉

週末午後，我們在馬拉威湖畔和孩子們踢球。或許極少看到這樣的「白人」臉孔，孩童黑白分明的晶亮眼睛總黏著我們，像是追逐著奶油蛋糕的螞蟻，跟前跟後。雖無法言語溝通，但我們光是擠出鬼臉就能逗得他們笑聲銀鈴。
孩子們想表達善意和友情，於是大聲叫著：「Chinese! Chinese!」嘿，我認識你，我知道你，我叫出你的名字，我知道你來自哪裡。不料我們卻頻頻回以「No, No, Taiwanese」，甚至還在沙灘上畫了地圖，指了指中國旁邊的那個島：Taiwan，Taiwan。
孩子不解其意，仍叫著Chinese，每當他們說一句，我們便回一句Taiwanese，你來我往如鬥嘴一般無法停止。最具童心的一個夥伴，煞有其事地半蹲在他們面前說：「請跟著我唸一次，Taiwanese。」他加重了每個音節，像是兒童英語教學一般，要求眼前張嘴瞪眼的學童複誦。孩子們黑溜溜的眼球轉了一圈繼續笑著：Chinese! Chinese!
和這些還掛著鼻涕的小毛頭較勁實在有些可笑。宣告放棄的我們，癱在沙灘上喘氣。橙紅色日頭漸漸沉入湖底。南半球的日落和北半球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差別，但躺在三萬平方公里面積大的馬拉威湖畔觀看落日，還是令我們感到不可思議——光是這內陸湖就差不多一個台灣大，於是看這湖，就像看南台灣的海浪沙灘夕陽。離開寶島，才真知世界之大。
＊
二〇〇四年暑假，我與幾個年輕人齊到馬拉威當志工。馬國雖與我有邦交關係，卻沒幾個台灣人聽過這個國家，更別說知道它在哪。出發前，桃園機場的地勤人員看著我那張要轉三次機的機票，好奇問我：「馬拉威在哪裡？」但除了它的地理位置，我知道的也不多。幸好他的好奇心不強，只是笑著肯定我的「愛心」。
香港往南非約翰尼斯堡的飛機上，各色人種都有，多是商務客、傳教士或志願服務者，乘客樣貌說明了這塊大陸的特殊性。台灣人很少，在非洲相遇格外稀奇。我們這群年輕黃種人在這地域看來顯眼，在約翰尼斯堡機場，就吸引了一位台灣旅客上前探問。他要準備飛到台灣另個邦交國，西非的甘比亞。
「甘比亞只有三位台商。」這位同鄉聊起他在西非經營十多年的生意和生活，儘管該地動亂連連，他卻覺得自在。異鄉生活久了，也成故鄉，「只是，台灣人少，還是有些寂寞。」
我能想像這樣的寂寞。而這樣的寂寞，大多靠家鄉味填補。我們一抵達馬拉威，就直奔北部大城姆祖祖（Mzuzu）——台灣醫療團在此駐點，並建立了一個中央級醫院——風塵僕僕踏進團部時，熱騰騰的台灣菜已排列在桌等著我們：紅燒魚、蒸蛋、炒高麗菜、宮保雞丁……
我們被南非航空的餐食折騰了十五個小時，這頓飯菜療癒了我們這些離家不過才一天的遊子的心。
不止我們，日本志工也常藉機到台灣醫療團團部蹭飯。他們戲稱這裡是「姆祖祖大飯店」，因為每天供應米飯和炒高麗菜，在這貧瘠的大陸顯得豪華又奢侈。這個被圍牆圈起的紅磚屋落，不僅食物是台灣規格，日常生活的一切都是。在這工作生活的醫護人員們使用中文輸入電腦、看著中文節目，甚至不顧馬拉威使用英式規格的馬桶和下水道，自設台灣日式規格的衛廁系統，以致馬桶與下水道時常堵塞，最後還得從台灣運來一輛水肥車來處理這個民生問題。
台灣在哪裡？或者就存在於這樣的生活方式中，說明著自己是誰，與他人的不同。
因為「食味」相近，日本志工認為全馬拉威最美味的食物，只能在台灣醫療團找得到。有幾次，換我們到日本志工家討食，一盤炒米粉幾碗味噌湯，便也征服我們腸胃的思鄉情，自覺是「一家人」了。但這樣的亞洲相親，卻令當地人陌生：他們是誰，他們做些什麼？我們來到馬拉威，也就被簡化成幾個符碼：白人、亞洲人、台灣中國或日本？
＊
陽光逐漸退去的湖畔，一陣清冷隨風而起，我這才意識到此時為南半球冬季，應該多添點衣，於是轉身回到屋廊，坐到醫療團司機身旁，捧著熱茶，與他話家常。
這位名叫Joshua的司機，如同一般馬拉威人，貧窮卻育有許多小孩。醫療團聘雇的工作，使他得以維持家計。他工作勤奮認真，多年來一直贏得醫療團的信任。我喜歡藉著和他聊天的機會了解馬拉威人的生活，但他不善於言談，很少開口說話，大多數時間只是沉默候著我們。
「我有個問題想問很久了。」Joshua突然先開了口，嚇我一跳。他指了指醫療團車上印著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說：「這應該不是指中國吧？但你們和中國有什麼關係？」
在馬拉威這段期間，我們時常搭著這種貼著外交車牌豐田的四輪船動車到處走。每當要走進這些車，都會意味深長盯著前門兩側的中華民國字樣與國旗，就像觀看什麼稀有物品一般，怕少看兩眼他就消失。Joshua問我這問題的兩週前，我們初抵馬拉威，在踏出里隆威機場那刻，見到拓印著國旗的這輛四輪傳動車，忍不住又叫又跳，爭著和車子拍照。倚在車旁看著我們雀躍的使館人員透過微笑表達理解。在國外看到這面旗，有多麼不容易。這才知，無論認同為何，人在異鄉時，才真正感受到「國家」濃縮在一個符號象徵裡，稍稍晃動便情感氾濫。
同樣的豐田四輪傳動車，同樣的國旗，同樣的國名，卻是Joshua的疑問。直愣愣看著他許久，我不敢相信：「你來醫療團工作這麼久，沒人跟你說過嗎？」他沉著嘴角搖了搖頭。
為了維持邦交，「中華民國」給予馬拉威極多援助，從農耕隊到醫療團，支援所到之處都有國旗和國號的標示，首都里隆威甚至有個台北公園。我以為，中華民國或台灣，在這國家是清楚標記，但對Joshua而言，這兩者依然是讓人混淆的模糊存在。
熱茶入喉的時間裡，我偏頭忖度：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就和過往回應外國人的同樣疑問一樣，我先在紙上畫出一個大陸，再圈出一個小島，簡單說明兩岸歷史和移民關係，同時藉著馬拉威過往的殖民史加強他的理解——如同馬拉威受過英國殖民，至今仍擺脫不了宗主國對其資源的汲取，台灣也曾是個有著豐富資源的殖民地。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皆以附屬姿態在世界默聲。
二次大戰後，台灣掛上了「中華民國」招牌。我順手指了指那輛沾滿非洲特有紅土的豐田四輪傳動車：「就是那幾個字。」
「冷戰時期，中華民國也屬於反共陣營。」猛然想起馬拉威前總統班達（Hastings Kamuzu Banda）堅定的反共立場，我趕緊補充。這話說來有些「懷舊感」，竟也憶起兒時課本裡「打倒共匪，反共大陸」的口號教育。
「共產黨」這個詞語讓Joshua恍然大悟：「喔，就是Mao（毛澤東），對不對？所以你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那個國家。」我開心跳起：對對對，他打敗的國民黨和其政權來到台灣，成為統治者。沒想到，只需搬出共產黨便可解釋這個問題，讓我也不禁好奇馬拉威人是否接受過類似的反共教育。
「你們選出自己的總統，和我們一樣？」Joshua似乎能理解我的說明，但仍遲疑一下，才丟出問題，等待我的驗證。馬拉威才剛剛結束總統大選，聯合民主陣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的賓古．瓦．穆塔里卡（Bingu wa Mutharika）當選新任總統，賓古的施政方向是當時最熱門的話題。
我點頭說：是的，我們也才剛選出自己的總統。
「阿扁？」
Joshua的回應嚇了我一跳，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他露出少見的笑容：「他來過馬拉威，我見過他。」
陳水扁在任總統時，時常出使友邦，為的是在與中共的外交競逐間，鞏固邦交。馬拉威自然是其中一國，插著紅色國旗的總統座車，當時奔馳在馬拉威唯一一條國道上。
和中華民國國旗的抽象理想相比，馬拉威國旗有著更強烈的土地意象：「由上而下的黑、紅、綠三色，分別代表非洲人民、爭取自由而拋灑的熱血和綠色的自然界。正中間升起的太陽，代表非洲大陸的自由與希望。一九六四年，馬拉威獨立，天空中升起了這面旗，自由和希望也隨著日出而升起。」馬拉威首任總統班達號稱是中華民國最堅貞的盟友，卻也是個一黨專政的獨裁者。他因羨慕英國紳士制度，設立公學校教希臘文和拉丁文，並禁止當地人使用部族語言。即使如此，與非洲其他國家相比，馬拉威因族群簡單、從無內戰，因而維持數十年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人民也以和善聞名於世，見面總是「Muli uli」（契切瓦語，「你好嗎？」）問好，讓我們錯以為他們就是這般無憂無慮。
幾天後，我們去拜訪Joshua家人。原以為為外交人士開車的他生活應算不錯，但其屋舍貧陋仍讓我們訝異，只能若無其事堆起笑臉。十多個孩子看到我們這些老外立即湧上好奇問東問西，齊切瓦（Chichawa，馬拉威方言）和英語並用，我完全無法接招，只見Joshua在旁害羞又帶點得意地笑。醫療團供給的薪水不算優渥，但仍能支撐他心愛的家。
＊
回到台灣後，再也沒有和那塊土地上的朋友聯絡，「非洲」如同那時紫色瑰麗雲彩襯托下的紅熱日頭，墜入湖邊後便消失在眼前。只是，Joshua的問題時常會浮現在我心裡。
Joshua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問我中台之異的外國人，他的疑問之所以讓我介意，恐怕是他受聘於我的國家，顯然對彼此而言，都是種尷尬。這並不是一種輕鬆的午後話題，也不是和世界交朋友的一段合宜開場白。但對於他人如何稱定我們，許多人同我一般敏感。於是，我就像記帳一樣，總在日記裡記下自己在世人口中的名字與印象。
例如，結束志工工作那天，我們服務的Enkwendeni社區醫院為我們辦了一個歡送會，桌上盡是芬達和可樂，當地人圍著一圈又一圈唱歌跳舞感謝遠道而來的我們。「我們非常高興認識這些台灣來的朋友。」出於友善，他們說著一遍又一遍的台灣，對他們來說，我們就是台灣，「中華民國」不見蹤影。
我又聽在姆祖祖醫院服務的夥伴說，一日她散步到一個學校去，學童們好奇詢問她們來自哪裡。「台灣。」夥伴們反問，「你們知道在哪裡嗎？」學生們點點頭：知道，學校有教。
成熟一點，理智一點，我們或可不在乎他人怎麼觀看我們，如何界定我們，因為我們就是我們。我們所做所為不代表任何一個國族，只能代表自己。但必須承認，很多時候，特別在國外，這一切顯得不容易。
搭機返台前，中華民國駐馬拉威大使邀請我們參觀大使館。即使返鄉在即，使館門口國旗仍觸動我們的心，飄揚在非洲天空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以告別的姿態入了相機。
站在門口迎接我們的大使笑著介紹環境，指著使館兩側建物說，那分別是英美大使館。「九一一後許多恐怖分子為了報復歐美，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館門口放炸彈。」提及此，大使做了爆炸開花的手勢：「迸。」隨後擠擠鬼臉說，真怕他們放錯炸彈，所以他在門口掛了一個牌子：「如果你要找英國大使館請往右邊，如果要找美國大使館請往左邊，這裡是中華民國，亞洲溫暖之心。」在素稱非洲溫暖之心的馬拉威，大使幽了一默。
大使的笑容（及其臉上的痣）令我印象深刻，沒多久，他就退休。之後，馬拉威便和台灣斷交，青天白日旗隨著我們離開非洲的天際，離開大使館前深深的一眼道別像是印證了宿命。只是不知Joshua是否記得我的故事和車上的國旗，也不知馬拉威的孩子是否記得課本裡的台灣，以及我們帶去的亞洲溫暖之心。

推薦序
從旅行到踏查——阿潑《介入的旁觀者》
文／陳芳明

阿潑自稱是菜鳥人類學家，她一直把自己視為初學者，或是外行人，這當然是一種謙稱。相對於學院裡的研究者，阿潑的行動，完全不輸專業的人類學家。她所關心的議題非常廣闊，對於國內的原住民、新住民，對於第三世界與有色人種，她都投以注目的眼光，並且以文字記錄下來，作為最鮮活的見證。她的第一本書《憂鬱的邊界》，書名顯然是受到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所啟發。所謂邊界，有時看得見，有時看不見。看得見的想必是屬於國境，而看不見的則是屬於種族、性別、階級。這些界...

「Essay時代」前言
推薦序｜從旅行到踏查──阿潑《介入的旁觀者》／陳芳明

一‧活著
施予
生活、生命與生存
病的汙名，病的廢墟
無情城市與黑色地獄
無助
十二夜之名
阿河的眼淚
行刑者

二‧反抗！
我們都是99%
革命之後
十月圍城
六四二五
查理事件看當代文明衝突 命運的選擇權

三‧國、家
中國夢
歸途列車
當翁山蘇姬走出門後……
亞洲溫暖之心
民主的掙扎
悲傷與獵首者的憤怒
廣島與小男孩
他們的世界盃
和平年代的戰爭
島國落日

四‧生存。
熱帶雨林的憂鬱
生存與移動
行於緬甸山林間 找路
山上的孩子
誰傷了撒拉茅的心
看不見的山林
穹頂之下
工業時代
福州老城

五‧旁觀者？
在網路做運動
不甘願
書寫改變過什麼？
戰爭、媒體，與和平
沒有人
記者之死

後記

「Essay時代」前言
推薦序｜從旅行到踏查──阿潑《介入的旁觀者》／陳芳明

一‧活著
施予
生活、生命與生存
病的汙名，病的廢墟
無情城市與黑色地獄
無助
十二夜之名
阿河的眼淚
行刑者

二‧反抗！
我們都是99%
革命之後
十月圍城
六四二五
查理事件看當代文明衝突 命運的選擇權

三‧國、家
中國夢
歸途列車
當翁山蘇姬走出門後……
亞洲溫暖之心
民主的掙扎
悲傷與獵首者的憤怒
廣島與小男孩
他們的世界盃
和平年代的戰爭
島國落日

四‧生存。
熱帶雨林的憂鬱
生存與移動
行於緬甸山林間 找路
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