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批判的停頓：沒有反對力量的社會
能夠毀滅人類的核災難的威脅，難道不也在保護著使核災難的危險永恆化的那些力量？人們努力防止這種災難，卻忽略了探究它在當代工業社會中的各種潛在原因。公眾始終沒有認識、揭露、抨擊這些原因，因為公眾在來自外部的的極其明顯的威脅——也就是東方對西方的威脅、西方對東方的威脅——面前退卻了。同樣明顯的是，人們必須準備好以生活在戰爭邊緣，準備好面對挑戰。我們甘於以和平的方式生產毀滅的工具，甘於極度浪費，也甘於接受防衛訓練，但這種防衛卻扭曲了防衛者和他們防衛的東西。
如果我們試圖把這種危險的原因和社會的組織方式、社會組織其成員的方式聯繫起來，我們就會立即面臨這樣的事實，即發達工業社會（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在使這種危險永恆化的同時，變得更富裕、更龐大、更美好。社會的防衛結構使越來越多人的生活更加舒適，並擴大了人對自然的控制。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大眾傳播工具可以輕易地把特殊利益當成所有正常人的利益來兜售。社會的政治需求變成了個人的需求和願望，對這些需求及願望的滿足則促進了商業和公益，而這一切似乎恰恰是理性（Reason）的體現。
然而，這個社會整體而言卻是非理性的。它的生產力對於人的需求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具有破壞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經常的戰爭威脅來維持，它要發展，就必須壓抑使（個人的、國家的、國際間的）生存競爭緩和下來的實際可能性。這種壓抑不同於在我們社會之前的較不發達階段的壓抑；它今天不是由於自然的和技術的不成熟狀況而起作用，而是依靠自己的強大力量起作用。當代社會的（智力的和物質的）能力比以往大得無可估量——這意味著社會對個人統治的範圍也比以往大得無可估量。我們社會的突出之處是，在壓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這雙重的基礎上，利用技術（Technology）而不是恐怖（Terror）去征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
研究這些發展的根源，考察其各種歷史替代性選擇，是當代社會的批判理論的一部分目標。批判理論根據社會已利用的、尚未利用的或被濫用的改善人類境況的能力來分析社會。但是，這種批判的標準是什麼呢？
價值判斷肯定起著作用。人們在衡量既有的組織社會的方式時，會同時考慮其他可能的方式，也就是說，會考慮那些一般認為比較有可能緩解人的生存競爭的方式；人們在衡量某種特定的歷史實踐時，會考慮各種歷史替代性選擇。因此，從一開始，任何社會批判理論都會遇到歷史客觀性的問題；這個問題產生於下述兩點，在這兩點上，任何分析都隱含了價值判斷。
1. 人類生活是值得過的，或者可以是和應當是值得過的。這種判斷是一切知識工作的基礎；它是社會理論的前提，否定它（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就是否定理論本身；
2. 在一個既定的社會中，存在著各種改善人類生活的特定可能性，以及實現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和手段。批判性的分析必須證明這些判斷的客觀有效性，而這種證明又必須在經驗基礎上進行。既有的社會有一定數量和品質的知識資源和物力資源可利用。這些資源怎樣才能用來最理想地發展和滿足個人的需求和才能，並把辛勞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社會理論是歷史的理論；而歷史是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因此，在組織和利用既有資源的各種可能方式和實際方式之中，哪些為最佳發展提供了最大的機會？
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進行一系列的初步抽象（initial abstraction）。為了找出和確定最佳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批判理論必須把社會資源的實際組織和利用方式抽象掉，並且把這種組織和利用方式的結果也抽象掉。這種抽象拒絕把既有的事實領域當成確證（validation）的最後依據，而且這種對事實的「超越」性（transcending）的分析，會參照那些受到阻礙、被否定的可能性。這種抽象和分析是社會理論結構本身的一部分。由於超越（transcendence）具有嚴格的歷史性，因此這種抽象和分析與所有的形上學對立。[1]上述的「可能性」必須在社會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必須是可以確定的實踐目標。同理，在把既有的制度抽象掉時，必須表達出某種實際的趨勢——也就是說，制度的改造必須是民眾的實際需求。社會理論所關注的歷史替代性選擇，往往是在既有的社會中出沒的顛覆性趨勢和力量。當這些替代選擇由於歷史實踐而變成現實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就變成了事實。原有的理論概念則隨著社會變化而告終。
但是，在這裡，發達工業社會卻使批判面臨了一種其基礎被剝奪的狀況。技術的進步擴展到整個支配和協調的體制，創造出各種生活（和權力）形式，這些形式似乎調和了反對該體制的各種勢力，並擊敗或拒斥一切以掙脫勞役和支配的名義而提出的抗議。當代社會似乎有能力遏制社會變遷——也就是建立根本不同的制度、新的生產發展方向和新的生存方式的質變。這種遏制社會變遷的能力或許是發達工業社會最突出的成就；在強大的國家內，大多數人都接受國家目標（National Purpose）、兩黨制之下的政策、多元主義的衰落、勞資共謀，這都顯示了對立面的一體化（integration of opposites），這種一體化既是發達工業社會取得成就的結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業社會理論的形成階段和它目前的情況做一個簡要的比較，也許有助於表明批判的基礎（the basis of the critique）是如何被改變的。十九世紀上半葉，在剛開始出現並發展出一些歷史替代性選擇的最初概念時，對工業社會的批判在理論與實踐、價值與事實、需求與目的的歷史中介（historical mediation）中得到了具體的表現。這種歷史中介出現在社會上相互對立的兩大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和政治行動中。在資本主義世界，這兩大階級仍是基本的階級。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改變了這兩大階級的結構和功能，使它們不再是歷史變革的行動者（agent）。維持和改善制度的現狀，這個凌駕一切之上的利益，在當代社會最發達的地區，把先前的敵手聯合起來了。技術的進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證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和團結，「質變」這個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非爆炸性演變（non-explosive evolution）的現實主義觀念面前退卻。由於缺乏明顯的社會變革行動者和動因，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這裡沒有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動相統一的基礎。即使是對歷史替代性選擇的最具經驗性的分析，看起來也是不切實際的思辨，而是否投入這些替代選擇，則成了一種個人（或團體）偏好的問題。
那麼，這種缺乏是否駁倒了批判理論？面對明顯矛盾的事實，批判的分析仍然堅持認為對質變的需求和以前一樣迫切。誰需要質變呢？回答還是一樣：整個社會，因為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需要。持續成長的生產力和持續成長的破壞性的結合；導致毀滅的冒險政策；人的思想、希望與恐懼都屈服於當權者所做的決定，在前所未有的富裕中，卻保留了不幸。這一切都構成了最為公正的控訴——即使它們不是這種社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而只是其副產品：這種社會那大大促進效率和增長的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就算多數人接受和被迫接受這個社會，也無法減少這個社會的不（合）理性，或使它少受指責。真實意識與虛假意識、真實利益與眼前利益的區別仍然是有意義的。當然，這種區別本身必須是有效的。人們必須看到這種區別，並找到從虛假意識到真實意識、從眼前利益到真實利益的道路。若要做到這一點，人們就必須生活在這樣的需求中：改變自己生活方式的需求、否定肯定的東西（the positive）並拒絕之的需求。而既存社會設法壓抑的正是這種需求，而社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以更大的規模「不負所望」（deliver the goods），並把征服自然的科學方法用來征服人，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壓抑這種需求。
在發達工業社會成就的總體性的衝擊下，批判理論失去了超越這個社會的理論基礎。這個空白使理論結構本身也變得空虛了，因為批判社會理論的各個範疇（category）是在這樣的時期得到發展的，在這個時期，人們對拒絕和顛覆的需求體現在有效的社會力量的行動之中。這些範疇本質上是一些否定性的、對抗性的概念，這些概念界定了十九世紀歐洲社會實際的矛盾。「社會」這個範疇本身便曾表現出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尖銳衝突——當時的社會是與國家相對抗的。同樣地，「個人」、「階級」、「私人」、「家庭」曾經是指還沒與已確立的各種條件整合在一起的那些領域和力量，是充滿張力和矛盾的領域。隨著工業社會日益發展的一體化，這些範疇正在喪失批判意涵，而傾向於變成描述性、欺騙性或操作性的術語。
那種要重新取得這些範疇的批判意義，並理解該意義如何被社會現實抹煞的企圖，似乎一開始就是一種倒退，即從結合歷史實踐的理論倒退回抽象思辨，也就是從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倒退回哲學。批判的這種意識形態特徵源於下列事實：它的分析，是被迫站在社會中肯定和否定的、建設性和毀滅性的東西「之外」的立場進行的。現代工業社會是這些對立面的普遍同一——有問題的，就是這個整體。同時，理論的立場不可能是純粹思辨的立場。既然理論必須以既有社會的能力為基礎，它必然採取歷史的立場。
這種含糊不清的情況涉及了一種甚至更為根本的含糊性。《單向度的人》將始終在兩種矛盾的假設之間搖擺不定：（1）在可見的未來，發達工業社會將能遏制質變；（2）存在著能夠打破這種遏制並推翻社會的力量和趨勢。我不認為能夠提出明確的答案。兩種趨勢一起存在著，甚至一種趨勢就存在於另一種趨勢中。第一種趨勢占據了支配地位，並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該趨勢的先決條件，都正被用來阻止這種推翻。或許某個偶然事件可以改變這種情況，但除非人們認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和「哪些事正在被阻止發生」，從而扭轉原來的意識和行為，否則即使是一場大動亂，也不會帶來這種變化。
本書分析的焦點是發達工業社會。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生產和分配的技術機構（其中自動化的成分越來越多）在運作時，不是一種脫離其社會效應和政治效應的單純工具的總和，而是一套系統。這個系統不僅先驗地決定了機構的產品，還決定了提供服務和擴大產品的實施過程。在這個社會中，生產機構傾向於變成極權性的，不僅決定了社會所需的職業、技能和態度，還決定了個人的需求和願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與公眾、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的對立。技術成了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社會控制和社會團結形式。這些控制的極權主義傾向似乎還在另一種意義上發揮了作用：把自己擴展到世界上較不發達的、甚至前工業化的地區，並造成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發展上的某些相似性。
面對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徵，技術「中立性」（neutrality）的傳統概念再也難以維繫了。技術本身不能獨立於對技術的使用；技術社會是一個政治系統，這個系統已經在技術的概念和建構中起著作用。
一個社會組織其成員生活的方式，涉及了在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決定的各種歷史替代性選擇之間進行的一種最初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相互作用的結果。它預見了特定的改造和利用人及自然的方式，並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一種實現的「擘劃」（project）[2]。但是，一旦這種擘劃在基本制度和基本關係中實現，就傾向於變成排他性的，並決定著整個社會的發展。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技術世界，而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一個政治世界，是實現一項特定歷史擘劃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人把自然當成純粹的支配材料來加以體驗、改造和組織。
隨著擘劃的開展，它形塑了論述和行動、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整個領域。在技術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經濟都併入了一種無所不在的體制，這個體制吞沒或拒絕了所有歷史替代性選擇。這個體制的生產力和增長潛力穩定了社會，並把技術進步限制在支配的框架內。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變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討論發達工業社會這些為人熟知的趨勢時，我很少註明具體的參考文獻。本書的材料是大量社會學和心理學文獻所收集和描述過的。這些文獻討論了技術、社會變遷、科學管理、合作企業、工業勞動的性質和勞動力方面的變化。有許多對事實進行非意識形態分析的作品，諸如伯利（Adolf Berle）和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第七十六屆國會國民經濟臨時委員會關於《經濟力量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的報告；美國勞聯–產聯（AFL-CIO）關於《自動化和主要技術變化》（Automation and Major Technological Change）的各種出版物；此外還有在底特律的《新聞和通信》（News and Letters）與《通訊》（Correspondence）雜誌。我想強調一下米爾斯（C. Wright Mills）著作的根本重要性，並強調一下人們往往因其簡單化、言過其實或新聞式文字而表示不滿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隱匿的說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地位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製造浪費的人》（The Waste Makers）；懷特的《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庫克（Fred J. Cook）的《戰爭國家》（The Warfare State），都屬於這個類型。誠然，這些作品由於缺乏理論分析，而使其描述的狀況的根源被掩蓋和保護起來，不過光是這些作品描述的狀況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如果要取得最有力的證據，或許只要這樣就夠了：幾天內連續收看電視或收聽廣播一小時，不切掉廣告節目，並不時轉換一下頻道。
我的分析集中於當代最發達的那些社會中的趨勢。在這些社會內外還有許多地區並沒有流行（應該說「還」沒有流行）上面所描繪的趨勢。我是在推估這些趨勢並提供一些假設，如此而已。
【注釋】
[1] 超越（transcend）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這兩個術語在本書裡始終是在經驗的、批判的意義上使用的。它們指的是理論和實踐中這樣的傾向，這些傾向在既定的社會中「超出」（overshoot）了既有的論述和行動範圍，而趨向於它的歷史替代性選擇（現實的可能性）。
[2] 擘劃（project）一詞強調歷史決定（historical determination）中自由和責任的因素：它把自主性（autonomy）和偶然性（contingency）聯繫起來。沙特（Jean-Paul Sartre）在他的著作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另見本書第八章的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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