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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梁實秋的散文譜系與時代意義
梁實秋以《雅舍小品》奠定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論者常以「幽默」、「沖淡」、「機智」，或「書寫人性的哲理散文」、「中國式的essay」等概括其風格。因此《雅舍小品》被典律化的過程中，常被歸入周作人散文一脈。梁實秋主張「文章要深，要遠，就是不要長」，文字需文白夾雜，以文言文豐富白話文，避免西化／歐化，作家應該觀察人生的全貌等等。這些貫徹梁氏散文的特色，主要來自白璧德的主張──以理性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像，藝術是想像的，同時也要合乎禮節，要求散文「文以載道」，甚至可以「理過於辭」，而《雅舍小品》和散文則是落實這些文學理念最好的實踐場域。
「文以載道」的中國文學傳統，正是台灣一九五○、六○年代的文學氛圍。國家機器主宰下的反共抗俄文學，提倡掃除「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反對浪漫與頹廢，跟白壁德「具有倫理的靈魂的藝術」、「倫理的想像」、「在情感的激湍、風暴、漩渦裡，要保持一種節制，使情感得以平靜」等理念甚為相契。本是浪漫主義信徒的梁實秋，一九二四年進入哈佛大學後，師事白壁德，自此成為白氏思想的擁護與實踐者，文學創作亦深受影響。白氏推祟儒家思想，梁氏與魯迅的論戰，表面看來雖是不同文藝觀與意識形態的交鋒，卻與梁氏的師承，也即其文學思想來源的白壁德最有關係。
梁實秋的文學觀與張道藩在一九五三年所發布的〈三民主義文藝政策〉十分相似。本來文學被經典化的過程，自有其複雜的內因外緣，《雅舍小品》的典律化，與其藝術成就固然有關，亦無法置外於時代環境。也就是說，《雅舍小品》雖不必是反共抗俄文藝政策指導下的作品，二者的精神卻是相通的。梁氏的散文藝術，論述已有不少，至於梁氏的思想來源，前輩學者也有所闡述。本文試圖從多重角度考掘梁氏散文（包括小品）的譜系，並就梁氏散文的風格再作討論。
梁實秋的文學創作始於新詩，於一九二四年進入哈佛前，服膺浪漫主義，其浪漫傾向在〈拜倫與浪漫主義〉一文表現無遺，且對拜倫可謂推祟備至：「拜倫的詩歌代表全人類的至靈至神，其呼聲直可動搖天地。雖然所有浪漫詩人都祟尚自我表現，但自我範圍的宏寬，未有超越拜倫者。拜倫此一精神，直堪與歌德並稱。」從這段話顯見詩人時期的梁實秋對浪漫主義的認同與熱情，與後來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的大肆批評，態度截然不同。
侯健以為梁氏的〈中國新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全屬白氏口吻，此文評擊浪漫主義使得新文學運動成為「無標準」的文學，截斷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是「浪漫的混亂」。梁氏所謂的「文學標準」，即是「文以載道」，這恰是反共抗俄時代文藝政策所標榜的「標準」。早在與魯迅論戰時，他即以〈所謂「文藝政策」者〉對文藝政策有如下的批駁：
「文藝」而可以有「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名辭上的矛盾。俄國共產黨頒布的文藝政策，裡面並沒有什麼理論的根據，只是幾種卑下的心理之顯明的表現而已，一種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來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種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清一色……我並不是說文藝和政治沒有關係，政治也是生活中不能少的一段經驗，文藝也常表現出政治生活的背景，但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步驟，不是人工勉強的……堂堂皇皇的頒布了文藝政策，果然有作家奉行不悖，創為作品嗎？政策沒有多大關係，作品才是我們所要看的東西。
梁氏以為創作者根本上應是獨立的主體，即便和政治有互動，必得建立在「自由」這個大原則之下，他以自由主義的立場，反對（反共抗俄）文藝政策，並且以為作品才是衡量文藝／文學的唯一標準。以後見之明來看，政策決不可能「沒有多大關係」，回顧台灣一九五○、六○年代的文學成果，反共抗俄文學數量可觀，國家機器的滲透效果顯而易見，文藝政策自有其指標作用。梁氏儘管不同意有所謂文藝政策，他的文學主張，卻與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如此相同──同樣標舉中華民族的文學道統，排斥西洋文藝，高張「民族立義」大纛。相對於中國大陸，這樣的宣示代表對歷史傳統的隱喻性捍禦，與共產黨的基本教義形成對比／抗衡。魯迅在中國被神化，梁氏因為曾與魯迅筆戰，而筆戰的立足點又代表兩種意識形態，於是梁氏在台灣的地位，不免（難免）也帶著與魯迅抗衡的意味。
梁氏任職國立編譯館時，編印小冊激勵抗戰，啟迪民智，倡導善良民俗，這是梁氏「文以載道」的文學觀用世時，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梁氏批評「浪漫主義就是不守紀律的情感主義」，現代中國文學到處彌漫著抒情主義，他把原因歸咎為禮樂不興，情感成為文學，以致流於頹廢主義和假理想主義。抒情主義非不可行，然須「考察情感的質是否純正，及其量是否有度……」（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偉大的文學家足以啟發革命運動……偉大的文學的力量，不在於表示出多少不羈的熱狂，而在於把這不羈的熱狂注納在紀律的軌道裡」，按照「紀律」、「情感純正有量度」這樣的文學標準，一個創作者必得是個道德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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