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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耕二十年 施正鋒
思想啟蒙及文字鍛鍊
我從小喜歡塗塗寫寫，老師也蠻容忍的，好像也代表過學校去外面參加比賽。台灣人不會捲舌，無法字正腔圓，不過，動筆努力還是可以超越先天的結構性劣勢。高中聯考作文竟然掛零，低分掠過考上台中一中。回想當時的作文題目，依稀是要我們評論「客廳即工廠」政策，不喜歡歌功頌德，大概得罪了閱卷先生；日後當老師，對於有自己想法的學生，我會嘗試著去理解、甚至於欣賞。
高一的導師彭紫雲教國文(苗栗公館客家人，戰前日本青山學院畢業，二○一○年仙逝），恰好是父親早先二十多年前的先生。忘了是高幾的國文老師，要我們多唸《中央日報》的社論；然而，那些文字充滿教條，終於打斷我讀文科的念頭。誰會知道，現在除了接受稿約，竟然還當上報社的主筆寫社論。其實，中學時，還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地吸引著我，也就是父親不知從哪裡拿來的非國民黨人士所出版的刊物，包括黃順興等人；另外，數學老師黃呈明(彰化線西人）要我們趕快去買《台灣政論》，埋下有為者亦若是的種子，印證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所說的，現代的印刷術快速傳播民族意識，讓那些素未謀面的人可以凝聚成一種具有福禍與共的「民族」(nation），也就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民族運動」(nationalist movement）。
大學沒考上醫科，陰錯陽差進入台大農業經濟學系，誓願把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以及經濟發展讀好，其他的能應付就應付；由於沒有聯考的束縛，因而有很多的時間想東想西，尤其是不時跑到位於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去挖寶。嚮往自由的靈魂，碰上黨外雜誌百花齊放，剛好有另類的思想驅騁空間。參與了「大學論壇社」的外圍，認識了一些「搞怪」的異議分子，包括蘇煥智、劉一德和蘇瑞雲等等；想念那些沒有在政壇的兄弟，不知身在何處。
擁抱鄉土文學，正是黨外雜誌百花齊放之際。當時，只要風聞《自立晚報》「不小心」報導說哪一本被查禁了，立即跑到大學口的報攤去搶購；久而久之，跟老闆娘都有默契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根本不用開口。當然，查禁的單位也懂得不能殺雞取卵的道理，雜誌才可能永續經營，他們才有業績。對我來說，那都是省下自助餐的錢，吃飯不太敢點肉、更不用說魚，因此，結婚前的照片都是瘦巴巴的，彷彿是鄉下來的營養不良小孩，或是腸胃不好。
在這時期，恰好經歷「中」美斷交、中壢事件以及美麗島事件，步調快到無法想像。大學四年住在僑生宿舍，本地生不想住、教官也懶得管。一家烤肉、三家香，不管是《美麗島》或是《八十年代》，香港來的舍友雖然不以為然，卻會不時前來借閱，甚至於激烈辯論；他們的論點不外是只要有富裕經濟以及自由法治就好，為何要多事追求民主及獨立？比較特別的是，位於樓梯口的閱報室訂了幾份香港報紙，儘管是審核過的，尺度明顯比國內報禁解除前的媒體還來得開放；過了半夜，就只有我跟狗，我也屬狗，看來看去是一群狗，不過，還是有一些啟發。近年來，看到他們反彈中國的洗腦教育，倒是後來居上；反觀我們自己人習慣中國國民黨所灌輸的那一套，只能說這是一群「心滿意足的奴隸」。
真正有很強的驅策力動筆，是許信良在《長橋》雜誌寫了一篇文章，他把被巴基斯坦軍事政府吊死的總理布托描寫為殉道者，這跟我在Time、或是Newsweek所獲得的訊息大相逕庭，因此寫了一篇「布托─一個迫害反對黨的政客」(一九七九）來加以反駁。在畢業之前，又寫了「海格外交政策的困惑」、「薩爾瓦多國防軍謀殺了修女」以及「恒河下游的兒女──孟加拉」，刊在《縱橫月刊》和《政治家》。在草木皆兵之際，最大的問題是能投稿的地方不多。
金門當兵回來，白天在翻譯社上班，晚上又到中廣翻譯外電，拚命賺錢，希望能趕快存到第一年的學費出國。這時候，接觸到的國際資訊更多，特別是重大事件的背景分析，令人喜出望外。每天半夜回到家裡，繼續寫稿，偷偷在《生根》以及《台灣年代》等黨外雜誌發表文章，包括「亞美尼亞人的獨立運動」以及「庫德人──世界的孤兒」等等文章。不過，那時候已經開始體會到，必須更上一層樓，透過知識的吸收，以及專業訓練，才能超越自己，否則，只是在「整理」別人的想法；換句話說，除了「知道」東西，更必須有自主「分析」的能力。
白天的工作是翻譯藝術百科全書，除了要認識藝術的專有名詞，最重要的挑戰是有固定的篇幅，除了要求信雅達，還必須一對一，不能多、也不能少；不過，這是很好的訓練，以後碰到有字數的限制，就知道要如何裁剪，不要為難邀稿的朋友，讓對方覺得學者不講道理、文章落落長。另外，在中廣當編譯的磨練，也是難得的經驗；經過福州師傅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特別是口語化的要求，不能過於艱澀，要讓沒有看到文字的人也都能聽得懂。
平面媒體的邂逅
在留學美國七年間，雖然在同鄉的刊物《鄉訊》，以及同學會的《台灣學生》寫了不少東西，卻沒有在台僑的報紙真正寫過東西，只有一篇「咱第三代的前輩黃信介」被《台灣公論報》轉載。除了留學生與同鄉的關注差異，可能還與理工科與社會科學的專業要求不同，總是覺得論理的方式迥然不同，或許因此沒有很強的投稿動機。其實，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依然很少主動向報紙投書、而是應邀寫稿居多，臉皮比較薄吧！在這裡，我們收了兩篇被拒絕刊登的稿子，大概是被認為不夠「鹹」(聳動）。(編按：即『長仔不想被看扁』、『電火球決定不亮了』）
在一九九一年回國任教，次年才開始寫報紙的專論，那是在加入台灣教授協會後，由於隸屬法政組，被安排在《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自立早報》以及《自由時報》寫「台教論壇」。台灣人讀社會科學的本來就不多，即便有也以法律居多；即使是政治學博士，基本上未必願意加入台教會，因此，被要求做雜務的機率當然比別人高很多，因而接觸很多一般學者不願意碰的議題。除了使命感以及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不服輸，每次碰到新的課題，就很想做起碼的瞭解，並且問自己：如果是讓你做決策，應該要如何著手分析？
剛開頭的十年，被邀稿的機會其實不多，平均一年不過十篇左右，而且往往是燃眉救急。記得當時小孩還沒有上學、不識字，然而，當我拿著報紙興沖沖的想與他分享，說今天有爸爸的文章，這是「我ｅ名」；久而久之，他還沒看到報紙，遠遠地就會說：「施正鋒」。其實，當時的困境之一是自己的中文生疏許久，往往立即的反應是英文概念或詞彙，常常必須拿出《大陸簡明英漢字典》，由英文單字來查適切的漢字，真是痛苦萬分。當然，現在可以邊寫邊線上搜尋，方便多了。儘管如此，由於耳朵分不出ㄓㄔㄕ與ㄗㄘㄙ的差別，時常必須嘗試錯誤才找得到正確的字，因此，到目前為止，注音輸入還是有些障礙。
在這同時，台獨聯盟出錢辦《台灣評論》，雖然並未公開盟員身分，卻自然而然擔任主筆，算是練筆的好機會。後來，先後擔任文宣部主任以及發言人，不時撰寫聲明稿，而且往往是短時間內必須交差，而黃昭堂主席思慮周延，習慣退回再三修改，相當嚴格，甚於斥責又不是跟人家相罵，不要用那麼強的字眼；還好有預官步校「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的經驗，即使高深莫測，也是敬謹受教。
真正比較像是自由撰稿人(freelance writer），是開始接受《聯合報》邀稿之後，以台獨的立場回應中國的政策，或是以本土派的觀點觀察民進黨。一開始，由於台教會在林山田的帶領下發動「退報運動」，因此，只敢接受訪問。後來，李永熾老師鼓勵說，反正神父跟牧師傳道沒有甚麼幫助，不如趁機會打開台派的言論市場，從此放膽寫稿。雙方有共識，文章內容原則不動，而標題可以由編輯決定而花俏一點，只有一次「小鳥依人」被一個女編輯刪掉，因而好一陣子藉故推辭不寫。
當時的輿論界視《聯合報》為保守派的報紙，而《中國時報》則似乎類屬於自由派。通常，《聯合報》遇到重大事件，在傍晚開完編輯會議後，就會立即來電邀稿、甚至於請人畫漫畫配合；如此禮遇，讓藍綠雙方支持者覺得無法理解。相對地，《中國時報》則會做比較長的規劃，譬如大選之際。在二○○五年初，《中國時報》開始邀請我寫「觀念平台」，每兩個禮拜一篇、三個月一個週期，可以說正式成為專欄作家，一直到淪陷為止。這段期間，自由自在寫了不少非政治的議題，算是快意人生。
本土陣營部分，在一九九五年底出現的《台灣民族晚報》，社長施建生熱情提供篇幅、長短不拘，彷彿是有一塊租借地，直到一九九九年夏天為止。兩千年大選期間，接受劭立中的邀請，使用英文在Taiwan News寫了幾篇專欄，嘗試過美式的幽默，順便把不方便明說的看法偷偷釋放出來。在二○○一年幫《台灣日報》寫過幾篇專論，至於《自由時報》，則除非經過安排，很少主動投稿，因為其有特別的政策偏好及政治傾向，也就是教育關懷及反三通，否則，被退稿的機率相當高；另外，由於字數要求越來越短小精悍，頂多只能短打，往往無法暢所欲言。不過，也有一篇長文「大前研一的五大邏輯謬誤、四大錯誤認知、三大用心惡毒」(二○○三）(編按：本書割愛，未收入）破例被接受，連兩個圖都登出來，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主筆的日子
在二○○四年，《話題雜誌》邀我擔任主筆。在二○○七年夏天，蘇進強邀請我擔任《台灣時報》主筆，展開寫社論的生涯，差不多半個月一篇，劉志聰接任總主筆時亦然。沒有想到，當念理工的陳茂雄接手後，更加頻繁，有時將近每週一篇；當時在東華大學擔任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一職，時常在行政會議上接到電話，問說「正鋒兄，今那日甘(敢）有閒寫社論？」往往必須在會議結束後騎腳踏車，衝回原住民族學院的辦公室開機趕稿子；迄今，這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在二○一○年春天，他還邀我每個禮拜寫一篇專論，剛好補「觀念平台」的青黃不接；為了應付週一交稿，週末都在構思，我因此建議他每三個月一輪，免得壓力太大。
前副總統呂秀蓮在二○○九年創辦《玉山周報》，義不容辭擔任主筆，也是時常扮演救火隊的角色，特別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議。從劉志聰、王崑義到葉伯祥，都會來電邀稿，大概每個月寫一篇，甚至於到後期，幾乎每期都有文章，寫到連自己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雖說是周報，其實是比較像縮短週期的政論雜誌，因此，字數允許比較長一點、而且時間也比較充裕，可以做比較深入的討論，這是一般報紙無法享有的奢侈。
在二○一二年初，經過學生的建議，我開始加入臉書(ＦＢ）的行列，從此，多了一個分享理念的管道。在復活節前後，爆發「文林苑」事件，我發憤研讀美國的法院判例，把心得ＰＯ(上傳）到ＦＢ臉書，得到相當的迴響，原來，老百姓也是有想要瞭解公共議題的欲求，就看掌控輿論的菁英是否用心書寫。我後來發現，ＦＢ臉書除了有透過社交群來進行傳播的功能，最大的特色是以圖片的辨識為主，因此，必須考慮如何以圖來吸引朋友閱讀文章；不過，找圖的時間可能比寫文章還長，相當傷眼睛。
長輩誇我下筆很快，其實，這是被逼出來的。一開始寫專論，都是台教會的秘書處在排班，有時候，幾個月前就決定了；戰戰兢兢，希望能在政治分析中偷渡一些學理的知識。冷板凳坐久了，慢慢地有上場機會，即使是代打也要保握，想辦法讓自己從Ｂ軍變成Ａ軍，有點像是必須先在ＮＨＫ紅白歌合戰(歌唱大賽）參賽，才有機會在壓軸上演出。一般而言，寫稿的時間約六個小時(聯合報傍晚五時至十一時、台灣時報中午十二時至六時），有時候，對方會情商提早交稿，不過，至少也會有四個小時；偶而有不去不行的婚宴，可以預留版面，九點多趕回家，必須在兩個半小時完稿，這是一種自我挑戰。
其實，不管是一個月、一個禮拜、還是一天前，結果差不多，差別在於文字的斟酌，往往改到最後是四平八穩，缺乏原汁原味。到目前為止，最為好友津津樂道者，是在微醺的狀態下，未加任何修飾就ｅ出去的文章。早期，老婆還會幫我再讀一遍，看是否會過於簡約跳躍；現在，兩人晚上還是忙，一個在書房、一個在客廳用手提電腦，已經沒有家庭警總審查。當然，有時候在第二天的早餐桌上，還是會被批評寫得太深奧、塞的東西太多。
我有自我要求的標準，也就是起碼的正確描述外，必須有切入的分析框架來幫助思考，以求合理的解釋及預測；當然，絕對不能拾人牙慧，更不允許事後諸葛亮，因為，那是對自己專業的不尊重。其實，早期的記者很厲害，除了報導、還擅長內幕解析，譬如朱玲惠、朱浦青以及已過世的樊嘉傑，我瞠乎其後，只能從理論著手，看是否能提供基礎的概念及架構，來達成社會教育的目的。換句話說，我個人的看法如何並不太重要，在乎的是讀者是否能學到思考的方式，在下一回就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卻又能做有系統的分析，沒有必要仰賴菁英的詮釋。
對我自己來說，最滿足的地方是能說服記者或政治人物接受我的觀點；如果看到引發的媒體討論順著我的調子、甚至於用字淺辭大同小異，也可以讓人虛榮地高興一整天。坦白說，政治分析比較簡單，至於進一步的政策建議或是制度設計，因為大家各有盤算，很難立竿見影，必須長時間不斷陳述，才有可能曉以大義、循循善誘。另外，事過境遷，能證明自己的先見之明，也可以自豪當年的訓練是紮實的，以及學以致用的努力是有成果的，作為知識分子，這樣的社會責任就夠了。《讀賣新聞》在二○一二年大選之前要我預先推測，如果不同的人當選總統，將會有何種內外挑戰及走向，這又是新的嘗試。
「預言」與「預測」的區別
我在一九九一年回國到淡江大學，教政治學、公共政策、國際關係等等。當時，學校的招牌是未來學，院長要我代表院去學校開會，負責所謂的「政治未來」。我一直沒有很大的意願，因為我的專長之一是「比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老師警告我們不是算命的，不會未卜先知，我一直謹記在心。
當時，由於國際關係或區域研究的學者未能預測蘇聯解體，對於整個削術界的打擊很大，特別是所謂的「克林姆林宮學」(Kremlinology）專家。記得剛到學校沒多久，在校車上，同仁跟我分享一個故事：一位戰略專家上電視分析中東情勢，信誓旦旦美國絕對不會打伊拉克，結果，老布希在第二天就出兵了。
這裡，牽涉到的是學者的專業責任。就科學的過程而言，當一個事件(event）變成公共議題(issue）之後，接下來的工作不外乎正確的描述、合理的解釋以及有效的建議，如果以醫療過程來看，就是問診、病理、藥理(或治療）三大項。當然，如果行有餘力可以做預測(forecast），具體而言，就是根據先前的觀察和歸納，嘗試建構一個將重要變數納入的模型，然後，假設某些變數變動的情況下，會有幾種可能的發展。
我們一般比較熟悉的是氣象預測，經濟學家往往會有相當複雜的計量模型。政治學的預測模型比較難，主要是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瞬息萬變，有效掌握比較困難，特別是個性；當然，口是心非、打死不認，也是常見的反應，更不用說，當事人很可能並不清楚自己行為的意義。儘管如此，比較外交政策還是有些初步的概念架構幫我們分析，尤其是在心理學家的幫助下，理解決策者的特色，包括個性、興趣、理念、訓練，以及角色等等因素。
我們必須指出，預測並不等於預言(prediction），也就是說，我們是科學家、而非算命仙。差別在於後者鐵口直斷，至於問他為甚麼，答案千篇一律是天機不可洩漏；而前者則必須有一個理論支持的分析架構，指出因果分析，然後考察變動的因素，再綜合推測可能的影響。
基本上，科學預測是建立在合理的命題(proposition），也就是在何種條件下，可能會有怎麼樣的發展，而非憑空杜撰的臆測(conjecture）。當然，有經驗的學者不會只是吊書袋，或是光把相關因素列出清單就好，而是要進一步找出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potency），以及可能發揮運作的情境條件(contingency）。就這一方面而言，我發現比較外交政策的訓練與經濟學有相通之處。
就先前大家熱烈討論的民進黨人頭黨員，除了制度設計的思考，要如何解釋背後的政治結構因素？在戰略三角的態勢下，邏輯上有多種發展的可能，而最簡單的盤算是兩邊加起來大於第三邊，這是當年美國與中國建交的想法，季辛吉並沒有更複雜的理論。也就是說，為了避免見樹不見林，當然要做合理的解釋。政治結盟是有默契的，政客不會昭告天下、也不會正式簽約。要判斷我的分析是否合理，就看民進黨全國代表大會，只要維持以全民調辦理初選，我推測的短期目標就是正確的，其他，還有中長期目標，敬請檢驗。
政治人物的干擾
人都有立場，以及價值觀，這是避免不了的。然而，我也很珍惜自己的專業信譽，特別是從事政治分析之際，事後一定會再確認，如果有差錯，必須檢討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當然，絕不允許盲人摸象或是後見之明。其實，各行有各行的規矩，儘管要求不同，卻還是有相對的客觀標準。
許多年前，我被某團體要求做政治情勢分析，在政治老前輩之前班門弄斧，最大的挑戰是有不少政治運作是密室進行，只能做合理的假設，再根據可能變動的部分去推論。報告結束，眾人紛紛發問，主要是討論前提假設，或是論理是否合宜。不過，有一位學法律的長輩質疑，很多事情都還沒有發生，怎麼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律師的責任講求證據，目的在於罪行認定的攻防，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頂多是選擇性呈現。這是法律系畢業的職業性反應，卻未必適用在一般的行為分析。
然而，政治學的功能不同，除了要解釋已經發生的行為，還要做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對於社會科學家而言，我們的政治觀察透過媒體的報導，會進一步左右輿論，這時候，政治人物考量得失之後，極可能會調整既定的行為。如果政客因此改弦更張，再來沾沾自喜挑戰我們的預測不準確，只能說，那是自欺欺人，因為，我們至少達到嚇阻的效應了。
以外交政策而言，除了採取行動，還有可能決定不為所動（decide not to act）、緩兵之計（no decision），或是猶豫不決（hesitation）；問題是，在沒有具體的行為時，很難判斷是哪一種動機，這時候，就看觀察家的經驗及能耐了。拿到國際場域來看，外交本來就是爾虞我詐的，而軍事上也有欺敵戰術，一般的說法是聽其言、觀其行；然而，當對方出兵的時候才猛然大悟，這時，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以希特勒為例，為了全力攻打法國，先跟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等到攻下巴黎，沒有半句廢話，馬上出兵打史達林格勒，史達林啞巴吃黃蓮，只能自認判斷錯誤，可以要求日耳曼人因為食言而肥而道歉嗎？
順便揭露一個密辛。我在二○○四年秋天於《聯合報》寫了一篇「陸委會的整併，蔡英文為甚麼反對？一人決策？制高點決策」（編按：本書改題為『蔡英文安什麼心』），一大早，到淡水就接到電話，質疑為何要在「匪報」修理她？接著是，這些她都還沒有做，憑甚麼做這樣的推測？其實，動機論是很無聊的，因為我的立論很簡單，純粹是從憲政原理的總統職權切入：
蔡英文認為，一人決策是危險的，如果是指總統的話，他／她至少還有民意基礎做後盾，難道，部會首長一人定案就會比較英明？其實，以美國來看，總統好比是腳踏車的中心軸承，而部會有如不可或缺的輻射形支條，也就是說，總統的決策一定要根據相關部會提出的政策規劃，不可能只是由總統府的幕僚來做準備工作。
不過，令她耿耿於懷的是下列政治判斷，彷彿洩露了不可告人的天機：
令人好奇的是，已經當過政務官的蔡英文，究竟只是單純的為舊日部屬爭取高級文官出路的保障，或者是總統府與行政院的仍然步調不一，又或者民進黨內部盍各言爾志，只是為了年底的選舉策略中的中國政策做定調的先聲，也就是新潮流的對中鴿派姿態，為全面接班打基礎呢？
或許是因為法學與政治學的專業訓練差異，彼此對於事後追究犯行、事先的政治情勢估計有不同的重視、或是純然是個人氣度的問題？總之，這是第一次碰到政治人物有這樣不可理喻的反應，可以說是嘆為觀止，因為不管是藍營或是老共，即使立場不同，至少表面上還要客客氣氣地講點道理，更何況是不應罪及妻孥！
政治學的訓練告訴我們，政治行為往往是隱諱的，必須抽絲剝繭、旁敲側擊，絕非人云亦云，更不能當政客的傳聲筒，那是丟臉的事。我們有義務把觀察到的分享給其他人，如果因為戳破政客苦心所包裝的美好形象，惱羞成怒要告誹謗，更是匪夷所思。坦白說，我們的民主迄今還停留在投票主義，選民要負很大的責任。一些人事不關己，一些人則崇拜英雄，四處拜神、找神、甚至於造神，看法不同的就打成異端，宛如中世紀歐洲的獵巫。
感謝與期待
在這二十年當中，總共寫了大約五一○篇篇，我先選了三○○篇左右，之後篩選到一七○篇，最後定稿成一四七篇。首先，我要感謝多年來安排我寫稿的朋友；我也要感謝我的讀者，尤其是打電話來的朋友。當然，更要謝謝翰蘆圖書出版公司的洪詩棠發行人，若非他的鼓勵，沒有想到會出版這本小品文集。最後，特別要感謝家人的寵愛及包容，這些都是犧牲家庭生活而來的。然妻孥也因為我而在工作崗位上、在學校裡受到特別的「待遇」，因此，這一本書應該要獻給你們。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是建立在有獨立思考、自主判斷的選民，真誠期待那天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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