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是作者史奈德教授在二○一七年的著作。史奈德教授目前擔任耶魯大學歷史學系Richard C. Levin講座教授，他同時也是維也納人文科學學院院士以及美國大屠殺紀念館「良知委員會」的委員。史奈德教授專精二十世紀中歐及東歐史，而他的研究領域也成為他撰寫公共論述的主要啟發。 《暴政》這本小書並不是鉅細靡遺的歷史考掘，而更像是寫給民主社會公民的抵禦暴政指南。對史奈德教授來說，歷史並不只是埋藏於文獻史料中的過去，也是我們正在生活於其中的當下以及對於未來的指引。換句話說，人類過去的政治生活往往可以提供我們對於當下甚至未來政治實踐的反思。在這本書中，史奈德教授預設的讀者是生活在民主社會之中的公民。對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人們來說，納粹崛起、掌握政權，進而發動世界大戰以及種族屠殺的這段歷史已經遙遠，記憶早已不復清晰。在那些民主的樂觀論者看來，暴政早已走入歷史灰燼，永久絕跡，自由民主成為今天的普世價值。然而，從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這樣的觀點不僅過於自大自滿，更忽略了在歷史中民主與暴政相生的事實。 早在一八三五年，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queville）在到美國考察這個當時年輕的民主國家後，出版了《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在書中，他便已觀察到民主政體並不能免於暴政的威脅，甚至本身即可能成為暴政的溫床。托克維爾觀察到，在民主社會中，雖然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若是每個人都只關注自己的私利而不關心公共生活、只在意自己的小確幸而不願參與公共事務，將導致人人都勢單力薄，甚至開始不假思考地盲從社會公眾的多數意見—無論這些「民意」是否合理或是否侵害了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托克維爾稱這種民主社會中可能出現的暴政形式為「民主式的暴政」（democratic despotism）或「多數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他認為要對抗這種暴政，身為公民，我們必須時時對於任何暴政的種籽保持警醒，我們必須透過關注公共生活、與他人對話、參與公民結社並適時挺身而出，為自己的自由奮戰。 然而，歷史事實證明，人們並未從托克維爾的洞見中學習到這寶貴的一課，而是在數百萬人無辜的犧牲後，才終於醒悟。在二戰前的歐洲—特別是德國—我們見證到了極權政體如何在民主社會中利用群眾的支持攫取一切政治權力，最終導致了慘無人道的大規模種族滅絕。在《暴政》這本書中，史奈德教授運用他的專業，信手拈來許許多多的歷史事實，告誡我們前人曾經犯下的過錯，並且一項一項地提點我們應如何預防再度犯下一樣的錯誤。 不可諱言，史奈德教授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出於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擔憂，他的行文之中也頻繁的以二○一六年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的言行為例，指出像川普這樣的領袖，挾著民意支持、使用浮誇的政治語言、在國家內部將少數族裔妖魔化、不斷攻擊自己不喜的媒體為「假新聞」，並且數度試圖超越憲政規範的政治強人，極有可能就是美國民主制度開始崩壞的跡象。然而正因為如此，史奈德教授正好就是他這門民主課最好的表率。他振筆直書，正是希望鼓舞人們，切莫在這樣的時代反而對於政治冷感退卻，如同他在本書中簡短卻極具力量的第二十課所說：「如果沒有人願意為了捍衛自由而死，所有人都將死於暴政。」 回顧臺灣，這本書的出版也是適逢其時，在我們之中，許多人似乎開始對於公共事務感到冷感甚至反感、似乎對於民主體制喪失了信心；有些人開始懷念，甚至全心擁戴威權體制、開始滿足於政府偶爾施捨的小確幸、開始相信除了投票之外，政治與自己無關。史奈德教授提醒我們，我們不應該因為習慣了民主生活，就開始卸下心中的防禦，開始遺忘歷史的教訓。相反地，我們應該時時警醒，監督政治領袖的言行，警戒政府或民意機關是否任意擴權。 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五十一篇中曾說：「若每個人都是天使，政府也不再是必要的了。若由天使們來統治人們，那麼任何對於政府的內部或外部監督其實都是多餘的。」然而正因為沒有人是天使，我們需要透過制度來制衡權力，需要透過公民的參與來監督權力的濫用。 民主社會不需要聖君賢相，不需要永遠不會犯錯的英明偉大領導人，民主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對於手中握有權力的人永遠保持懷疑，嫻熟史奈德教授這二十門寶貴課程，並且隨時有勇氣站出來捍衛自己自由的偉大公民。
歷史與暴政 歷史不會重複，但它為我們燃起提點的明光。當我們的開國元勛們在論辯憲法內容時，他們從歷史中尋求提示。由於憂心他們擘畫的民主共和國可能會頹亡，他們反思了過去民主與共和政體淪為寡頭政治與帝制的過程。 正如他們所知，亞里斯多德認為社會上的不平等會造成政治不安定，柏拉圖則相信政客會踩著言論自由的階梯、煽動民意，登上領導大位，把自己打造成僭主（tyrants）。為了避免國家沉淪為柏拉圖所說的僭主政體（tyranny），開國元勛們因此建立了一套以法律為基礎的民主共和體制，系統中包含種種權力制衡機制（checks and balances）。他們刻意提防，避免單一個人或單一團體獨攬大權或統治者歪曲法律為己所用。美國在建國之後的許多政治爭辯都涉及了其社會中的暴政（tyranny）問題，例如廢奴問題、女權爭議即是。 美國政治的悠久傳統之一，正是當我們的政治秩序陷入危機時，人們就會回溯歷史。如果我們擔憂當下的體制可能受到暴政的威脅，就可以依循開國元勛的腳步，反思其他民主與共和國的歷史，從中尋求指引。對如今的我們來說，追溯歷史汲取教訓有其方便之處，那便是與遠古的希臘羅馬先人相比，我們擁有許多晚近的相關事例可供學習；困擾我們的，則是現代民主的歷史也和過去一樣充滿著失敗與傾頹的事例。 打從北美殖民地脫離開國元勛眼中的英國王室「暴政」（tyrannical）宣布獨立，歐洲先後經歷了三次重要的民主時刻，分別是：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落幕，最後則是一九八九年共產政權瓦解。在這些關鍵時刻建立的民主體制中，有許多以失敗告終，且其中某些重要的部分與我們當下的狀況甚為相像。 歷史可以讓我們熟悉當下的脈絡發展，也可以就相似的情境提出警告。在十九世紀末的情況與二十世紀末相仿，全球貿易的發展讓人們對進步抱持期待。而二十世紀初的處境與二十一世紀初相似，這些對進步的期待受到群眾政治新發展的挑戰，因為某些政黨與政治領袖聲稱自己直接代表大眾民意。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歐洲的民主崩潰，陷入了右翼極權與法西斯統治。一九二二年建立的共產蘇聯，則在一九四○年代將其政治模式擴展到東歐。二十世紀的歐洲歷史，讓我們看見了社會會崩毀、民主能衰頹、道德可能破滅，而平常百姓可能會有持槍站在殺人坑之上的一天。正由於有這些歷史的積累，今天的我們才能從中理解此般結果的成因。 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對全球化造成如下問題的反動：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與無助感如此真實而普遍地呈現在人們眼前，而民主政治卻無能處理這問題。法西斯以集體意志之名拒斥理性，否認客觀事實而喜好領導者們所編織的，將權力還於人民的光榮神話。他們讓全球化的問題浮出檯面，聲稱當時社會的諸多複雜困境皆因全球化對國家不利的陰謀而起。法西斯主義因此成功引領歐洲潮流長達十至二十年，日後其遺留的完整思想遺緒，更隨歷史的腳步日復一日竄長茁壯。共產主義位居要位的時間比法西斯更久，在蘇聯引領潮流近七十年，在東歐則有超過四十年的歷史。共產主義者相信歷史有固定的規律，會引領社會航向固定的未來，故認為須由一群有紀律的政黨菁英引領社會航向既定的方向。 也許我們會傾向於相信，坐擁民主能自動讓國家免於上述威脅，但這是個常見的誤解。事實上，開國元勛的例子讓我們了解到，必須檢視歷史、理解暴政的發生根源，才能找出真正的因應之道。現今的美國人民並不比二十世紀曾目睹法西斯、納粹、共產主義摧毀民主的過程的歐洲人更有智慧。我們的唯一優勢是得以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而現在正是反思歷史教訓的好時機。這本書呈現給各位的和我們現今情勢息息相關，是自二十世紀提煉出的二十則歷史教訓。
歷史與暴政 歷史不會重複，但它為我們燃起提點的明光。當我們的開國元勛們在論辯憲法內容時，他們從歷史中尋求提示。由於憂心他們擘畫的民主共和國可能會頹亡，他們反思了過去民主與共和政體淪為寡頭政治與帝制的過程。 正如他們所知，亞里斯多德認為社會上的不平等會造成政治不安定，柏拉圖則相信政客會踩著言論自由的階梯、煽動民意，登上領導大位，把自己打造成僭主（tyrants）。為了避免國家沉淪為柏拉圖所說的僭主政體（tyranny），開國元勛們因此建立了一套以法律為基礎的民主共和體制，系統中包含種種權力制衡機制（checks and b...
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是作者史奈德教授在二○一七年的著作。史奈德教授目前擔任耶魯大學歷史學系Richard C. Levin講座教授，他同時也是維也納人文科學學院院士以及美國大屠殺紀念館「良知委員會」的委員。史奈德教授專精二十世紀中歐及東歐史，而他的研究領域也成為他撰寫公共論述的主要啟發。 《暴政》這本小書並不是鉅細靡遺的歷史考掘，而更像是寫給民主社會公民的抵禦暴政指南。對史奈德教授來說，歷史並不只是埋藏於文獻史料中的過去，也是我們正在生活於其中的當下以及對於未來的指引。換句話說，人類過去的政治生活往往可以提供我們對於當下甚至未來政治實踐的反思。在這本書中，史奈德教授預設的讀者是生活在民主社會之中的公民。對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人們來說，納粹崛起、掌握政權，進而發動世界大戰以及種族屠殺的這段歷史已經遙遠，記憶早已不復清晰。在那些民主的樂觀論者看來，暴政早已走入歷史灰燼，永久絕跡，自由民主成為今天的普世價值。然而，從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這樣的觀點不僅過於自大自滿，更忽略了在歷史中民主與暴政相生的事實。 早在一八三五年，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queville）在到美國考察這個當時年輕的民主國家後，出版了《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在書中，他便已觀察到民主政體並不能免於暴政的威脅，甚至本身即可能成為暴政的溫床。托克維爾觀察到，在民主社會中，雖然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若是每個人都只關注自己的私利而不關心公共生活、只在意自己的小確幸而不願參與公共事務，將導致人人都勢單力薄，甚至開始不假思考地盲從社會公眾的多數意見—無論這些「民意」是否合理或是否侵害了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托克維爾稱這種民主社會中可能出現的暴政形式為「民主式的暴政」（democratic despotism）或「多數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他認為要對抗這種暴政，身為公民，我們必須時時對於任何暴政的種籽保持警醒，我們必須透過關注公共生活、與他人對話、參與公民結社並適時挺身而出，為自己的自由奮戰。 然而，歷史事實證明，人們並未從托克維爾的洞見中學習到這寶貴的一課，而是在數百萬人無辜的犧牲後，才終於醒悟。在二戰前的歐洲—特別是德國—我們見證到了極權政體如何在民主社會中利用群眾的支持攫取一切政治權力，最終導致了慘無人道的大規模種族滅絕。在《暴政》這本書中，史奈德教授運用他的專業，信手拈來許許多多的歷史事實，告誡我們前人曾經犯下的過錯，並且一項一項地提點我們應如何預防再度犯下一樣的錯誤。 不可諱言，史奈德教授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出於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擔憂，他的行文之中也頻繁的以二○一六年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的言行為例，指出像川普這樣的領袖，挾著民意支持、使用浮誇的政治語言、在國家內部將少數族裔妖魔化、不斷攻擊自己不喜的媒體為「假新聞」，並且數度試圖超越憲政規範的政治強人，極有可能就是美國民主制度開始崩壞的跡象。然而正因為如此，史奈德教授正好就是他這門民主課最好的表率。他振筆直書，正是希望鼓舞人們，切莫在這樣的時代反而對於政治冷感退卻，如同他在本書中簡短卻極具力量的第二十課所說：「如果沒有人願意為了捍衛自由而死，所有人都將死於暴政。」 回顧臺灣，這本書的出版也是適逢其時，在我們之中，許多人似乎開始對於公共事務感到冷感甚至反感、似乎對於民主體制喪失了信心；有些人開始懷念，甚至全心擁戴威權體制、開始滿足於政府偶爾施捨的小確幸、開始相信除了投票之外，政治與自己無關。史奈德教授提醒我們，我們不應該因為習慣了民主生活，就開始卸下心中的防禦，開始遺忘歷史的教訓。相反地，我們應該時時警醒，監督政治領袖的言行，警戒政府或民意機關是否任意擴權。 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五十一篇中曾說：「若每個人都是天使，政府也不再是必要的了。若由天使們來統治人們，那麼任何對於政府的內部或外部監督其實都是多餘的。」然而正因為沒有人是天使，我們需要透過制度來制衡權力，需要透過公民的參與來監督權力的濫用。 民主社會不需要聖君賢相，不需要永遠不會犯錯的英明偉大領導人，民主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對於手中握有權力的人永遠保持懷疑，嫻熟史奈德教授這二十門寶貴課程，並且隨時有勇氣站出來捍衛自己自由的偉大公民。
歷史與暴政 歷史不會重複，但它為我們燃起提點的明光。當我們的開國元勛們在論辯憲法內容時，他們從歷史中尋求提示。由於憂心他們擘畫的民主共和國可能會頹亡，他們反思了過去民主與共和政體淪為寡頭政治與帝制的過程。 正如他們所知，亞里斯多德認為社會上的不平等會造成政治不安定，柏拉圖則相信政客會踩著言論自由的階梯、煽動民意，登上領導大位，把自己打造成僭主（tyrants）。為了避免國家沉淪為柏拉圖所說的僭主政體（tyranny），開國元勛們因此建立了一套以法律為基礎的民主共和體制，系統中包含種種權力制衡機制（checks and balances）。他們刻意提防，避免單一個人或單一團體獨攬大權或統治者歪曲法律為己所用。美國在建國之後的許多政治爭辯都涉及了其社會中的暴政（tyranny）問題，例如廢奴問題、女權爭議即是。 美國政治的悠久傳統之一，正是當我們的政治秩序陷入危機時，人們就會回溯歷史。如果我們擔憂當下的體制可能受到暴政的威脅，就可以依循開國元勛的腳步，反思其他民主與共和國的歷史，從中尋求指引。對如今的我們來說，追溯歷史汲取教訓有其方便之處，那便是與遠古的希臘羅馬先人相比，我們擁有許多晚近的相關事例可供學習；困擾我們的，則是現代民主的歷史也和過去一樣充滿著失敗與傾頹的事例。 打從北美殖民地脫離開國元勛眼中的英國王室「暴政」（tyrannical）宣布獨立，歐洲先後經歷了三次重要的民主時刻，分別是：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落幕，最後則是一九八九年共產政權瓦解。在這些關鍵時刻建立的民主體制中，有許多以失敗告終，且其中某些重要的部分與我們當下的狀況甚為相像。 歷史可以讓我們熟悉當下的脈絡發展，也可以就相似的情境提出警告。在十九世紀末的情況與二十世紀末相仿，全球貿易的發展讓人們對進步抱持期待。而二十世紀初的處境與二十一世紀初相似，這些對進步的期待受到群眾政治新發展的挑戰，因為某些政黨與政治領袖聲稱自己直接代表大眾民意。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歐洲的民主崩潰，陷入了右翼極權與法西斯統治。一九二二年建立的共產蘇聯，則在一九四○年代將其政治模式擴展到東歐。二十世紀的歐洲歷史，讓我們看見了社會會崩毀、民主能衰頹、道德可能破滅，而平常百姓可能會有持槍站在殺人坑之上的一天。正由於有這些歷史的積累，今天的我們才能從中理解此般結果的成因。 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對全球化造成如下問題的反動：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與無助感如此真實而普遍地呈現在人們眼前，而民主政治卻無能處理這問題。法西斯以集體意志之名拒斥理性，否認客觀事實而喜好領導者們所編織的，將權力還於人民的光榮神話。他們讓全球化的問題浮出檯面，聲稱當時社會的諸多複雜困境皆因全球化對國家不利的陰謀而起。法西斯主義因此成功引領歐洲潮流長達十至二十年，日後其遺留的完整思想遺緒，更隨歷史的腳步日復一日竄長茁壯。共產主義位居要位的時間比法西斯更久，在蘇聯引領潮流近七十年，在東歐則有超過四十年的歷史。共產主義者相信歷史有固定的規律，會引領社會航向固定的未來，故認為須由一群有紀律的政黨菁英引領社會航向既定的方向。 也許我們會傾向於相信，坐擁民主能自動讓國家免於上述威脅，但這是個常見的誤解。事實上，開國元勛的例子讓我們了解到，必須檢視歷史、理解暴政的發生根源，才能找出真正的因應之道。現今的美國人民並不比二十世紀曾目睹法西斯、納粹、共產主義摧毀民主的過程的歐洲人更有智慧。我們的唯一優勢是得以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而現在正是反思歷史教訓的好時機。這本書呈現給各位的和我們現今情勢息息相關，是自二十世紀提煉出的二十則歷史教訓。
歷史與暴政 歷史不會重複，但它為我們燃起提點的明光。當我們的開國元勛們在論辯憲法內容時，他們從歷史中尋求提示。由於憂心他們擘畫的民主共和國可能會頹亡，他們反思了過去民主與共和政體淪為寡頭政治與帝制的過程。 正如他們所知，亞里斯多德認為社會上的不平等會造成政治不安定，柏拉圖則相信政客會踩著言論自由的階梯、煽動民意，登上領導大位，把自己打造成僭主（tyrants）。為了避免國家沉淪為柏拉圖所說的僭主政體（tyranny），開國元勛們因此建立了一套以法律為基礎的民主共和體制，系統中包含種種權力制衡機制（checks an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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