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般起伏的紀錄片運動
自從本書出版後，至今四年間，台灣紀錄片又歷經了一次激流般的起伏。首先在電影院放映方面，二○一○年有七部華語紀錄片作商業放映（其中一部《音樂人生》是由一群台灣人組成的紀錄片NGO組織CNEX製作的香港紀錄片）；全年台灣自製紀錄片在台北地區的總票房約為新台幣一千多萬元。《音樂人生》由於獲得二○○九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及打敗所有劇情片獲頒最佳剪輯與最佳音效兩個獎項而讓CNEX（視納華仁）大出風頭。（次年CNEX又再以台灣紀錄片《街舞狂潮》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而更受矚目。）二○一一年台北市共放映四部台灣出品的紀錄片以及以台灣現代文學家為記錄對象的「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紀錄片影集（共六部紀錄長片），總票房比二○一○年增逾百分之廿五。二○一二年台灣紀錄片在院線上映的數目雖然大減，但因為一部CNEX發行的《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破了台灣先前的紀錄，全台票房逾三千萬元，而讓台灣紀錄片商業映演在二○一二年達到新的高峰。一年後這項紀錄又被超越，因為二○一三年有破紀錄的十三部台灣紀錄片上院線，其中一部跨越二○一三與二○一四年放映的《看見台灣》全台票房竟然破兩億元（台北市票房近九千五百萬），此外還有全台票房超過六千兩百萬的《十二夜》與台北票房一千八百餘萬的《五月天諾亞方舟》，而讓紀錄片再度取代劇情片，成為台灣最亮眼的電影類型，可說是舉世罕見。（李道明）
■寶島大崩壞，環境臨界量
從一九六○年獎勵投資條例，到一九九○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五十年來政府一貫圖利財團的兩把大刀，就是不當減稅和土地徵收。二○一○年產業創新條例，賦予地方政府、公民營事業及興辦工業更大的徵收權力；接下來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財團正展開野蠻的圈地競賽。從直接賣斷到設定地上權或是BOT，政商正聯手以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方式，掏空賤賣國家資產。全台灣從北到南三、四萬公頃的工業區和科學園區，都是以國家整體利益為名，直接或間接徵收自人民的私產，然後半買半相送給財團營私。為了追求超額利潤，企業持續逼迫政府開闢低廉的新工業區，或是政府主動開闢沒廠商要去的工業區長期閒置，導致弱勢的人民和環境成為被犧牲的受災戶。
中部科學園區在魚米之鄉胡亂圈地，官員私下都坦承「廠商就是看中這塊地」，即便友達最後放棄在彰化設廠，國科會依然不願放棄抓到手裡的土地。出現在《看見台灣》電影結尾的苗栗縣後龍鎮灣寶社區，是政府數十年投注大筆經費重劃的特定農業區，水源乾淨且灌溉系統完善，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定期組團帶社員體驗。但縣長前腳才大力推銷西瓜節，後腳卻計畫徵收良田，名為後龍科技工業區，污染性傳統產業卻超過六成，甚至打算「輔導」違章工廠集體遷入。經過長年抗爭，此案的環評與區域計畫變更才雙雙遭到否決。同在苗栗的竹南鎮大埔、崎頂則沒那麼幸運，和林口A7合宜住宅、淡海二期、台南鐵路東移等各地反徵收的社區，持續串連奮戰中。（潘翰聲）
■教改運動的驚奇冒險
這篇文章主要關切資源分配的方式，是左與右的對抗。但是台灣教育爭議的另一個軸線是獨與統，也就是說我們的教育到底是要培養「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抑或是愛台灣的本土認同？在二〇一四年，這個議題意外地成了公眾注意的焦點。首先，國民黨政府試圖「微調」高中歷史課綱，一些急統人士宣稱要「撥亂反正」重新恢復大中國史觀，例如將台灣原住民改稱為中國少數民族。由於課綱修改主導者中沒有任何人具有台灣歷史研究的專長，這項變更被批評為政治扭曲教育專業。其次，由於國民黨強行通過服務貿易協定，引發了太陽花學運。在占領立法院的二十四天中，反對者強調服貿對於台灣產業的衝擊，同時也凸顯了台灣人民對於中國「以經促統」的疑慮。有些支持學運的評論指出，正是由於教育改革強化了本土內容，這一代的學生才會勇敢地採取這種公民不服從的行動。可以預期的，也會有一些學運的批評者更加堅信，亂源就出自於教育，因此課綱一定要修改。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教育是否能打造國家認同，為特定的意識型態服務？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人本主義者向來堅持「教育應正常化」，在他們所構思的教改藍圖中，沒有強調要建立新的國家認同，來取代舊的中國民族主義。黃武雄很早就認為，真正的認同是自發的，而不是被灌輸的。而且他也擔心，認同如果用簡單的多數決方式來決定，少數派一定無法心服口服，如此反而複製了壓迫性的同化主義。因此，八○年代末期，台灣統獨爭議浮現時，他倡議先擱置這個問題，等到二、三十年之後再進行公投決定台灣未來。（何明修）
■全民健保的道德共同體
為何二代健保改革最後還是失敗了？追根究柢，是台灣的民主體制無法解決健保改革牽涉的利益衝突。首先，取消論口計費，使得多眷之家負擔減輕，但也意味許多單身者的保費會調高。據估計，沒有扶養眷屬的單身勞工，二代健保財務方案通過後，保費會增加將近一倍。目前全民健保的全體被保險人，有三分之一是單身者；單身者之外，高所得家戶的保費也可能提高。所有國民，約有九百萬人的保費會增加。他們對保費調漲的反應，被視為「政治地雷」。有國民黨立委不諱言，以家戶總所得計徵保費的二代健保若過關，「選舉不用選了」。
為了避免單身者保費調漲過高，解決方案是擴大費基，降低費率。有人認為，二代健保的財務方案未必公平，因為新制以家戶總所得作為保費計算的基礎，而家戶總所得是以綜合所得稅為範圍，因為所得稅制並不公平，使得立基其上的保費新制，雖比現狀好，但還不夠公平。有些社會團體和民進黨立委，主張將免繳所得稅的土地、房屋、股票交易所得等資本利得，也納入健保的費基，這不僅可以擴大負擔的公平性，也可以降低費率，減少部分民眾保費調整的衝擊。但是，向資本利得動刀刮肉補健保，政治阻力過大，在修法過程遭到國民黨立院黨團反對。
無法打開富人口袋多要點錢來擴大費基、降低費率，行政部門竟把腦筋動到窮人身上。當時衛生署認為，一些帳面上看不到所得的民眾，像攤販、地下經濟業者等，實際上是有所得的，因為財稅機關查不到，實際所得無法列入家戶總所得來計徵健保費，這並不公平。有些帳面上看不到所得的民眾，是有參加社會保險的；衛生署打算以他們參加社會保險的投保金額作為「虛擬所得」來計算保費。如果一來，沒有實際所得，但依規定必須參加國民年金保險的家庭主婦、失業者，就以投保金額推定他們每月有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元的收入，以此來計算保費。在即將完成立法的協商階段，行政部門為了降低費率的考量，突然提出「虛擬所得」的政策，引起強烈反彈。學者專家、社會團體和民進黨立院黨團和黨中央，紛紛跳出來，指責「虛擬所得」是「濫殺窮人」的荒謬政策；為了降低費率，竟從窮人下手，搞個虛擬所得來擴大費基，這不啻是劫貧濟富。備受各界詬病的虛擬所得，就連有些國民黨立委，也「吞不下去」。（林國明）
■第三種中國想像
世界上沒有恆久不變的政治體系，中國亦然。可見的未來，中國會往哪條路走？革命運動，政權崩潰，軍事政變，持續的威權統治集體領導，政權局部開放，有限度的自由化，民主選舉，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衡量諸多因素，只要中共核心領導集團內部沒有出現不可妥協的分裂（例如一九八八至八九年間的情勢），則中期內持續威權統治加上局部而低程度的自由化，或許是最大的可能。二○○九年底，領導「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重判、Google與中國政府對網路資訊審查的爭議，都顯示中共統治菁英仍然緊抓住「威權發展主義」這條路線。其讓步是極其有限的：當社會力持續集結成熟，在不威脅中央政權存亡的大前提下，統治集團似乎願意以其可掌控的、緩慢的速度，放鬆社會控制。
二○一二年，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出走」成都美國領事館，薄熙來遭到整肅，其妻薄谷開來以「謀殺」外國人罪名被判處「死緩」。二○一二年底，中共十八大接班與權力分配，全世界都在關注。
習近平上台後，左右開弓整肅，大小貪官（包括習的政敵）都抓，逮捕無數公民運動者，並創設新機構將國家頂端權力（包括國安委主席）一把抓，而被暗喻為「新皇帝」。短期內的中國政局，朝向威權統治的集中化。習近平在意識形態領域倡導「中國夢」。大國崛起符合中國人一百多年來富國強兵之夢。然而進入撞牆期的經濟，讓「中國夢」遭遇阻礙。如何克服、超越？中共二○一三年十一月公布的《深化改革的決定》，大致是以更深入、細膩的中央集權為手段，由上而下，聲稱把中國帶向「效率與公平」的市場體制；並向「地方」開刀，節制地方政府的濫權與揮霍。至於該拿「權貴資本集團」怎麼辦？這問題仍留白。（吳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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