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五年秋天，美國大學生這種病態性的顧影自憐，在運動產業找到了潛藏的毀滅性新力量。密蘇里大學的校長提摩西．沃爾夫（Timothy Wolfe）因為橄欖球校隊黑人球員威脅要抵制出賽而辭職。沃爾夫的罪行在於，對於該校有色人種學生所經歷「在體制下的壓迫」沒有足夠認識。一名研究生宣布絕食，聲稱自己遭到白人學生毆打，並在他的門上塗上「黑鬼」一詞。他說，校方允許這些攻擊發生。
學校監委會在緊急會議上討論了這個橄欖球抵制事件，而沃爾夫在與他們會面之前就已請辭，並簽署了標準的道歉聲明：「我對學生的挫敗感負起全責，也對校方不採取任何行動負起全責。」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密蘇里大學若放棄與楊百翰大學的足球比賽，損失可能超過一百萬美元。一個名為「相關教師」的團體聲援學生維權人士，發起罷工，並呼籲其他教師加入他們的行列。
沒有證據顯示，密蘇里大學否認黑人學生享有平等機會。黑人學生與校園中其他學生一樣，都被大量的教育資源所包圍，只要他們開口，這些資源都可供他們使用，不論膚色為何。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該研究生確實遭到聲稱的襲擊；他並沒有向大學或市政府執法部門提報任何遭襲的情況。該校教師和校方人員無疑是地球上最沒偏見、最善意的成人。不用懷疑，只要有機會被密蘇里大學的超強實驗室和研究經費「體制性壓迫」，會有千名以上的中國學生甘願做牛做馬。
但是，密蘇里州的政治階層相信這種顯而易見的妄想，認為大學正盛行著種族歧視。州長傑伊．尼克森（Jay Nixon）呼籲大學官員，「確保密蘇里大學是個讓所有學生都能在被尊重、寬容和包容多元的環境中實現夢想的地方」。實際上，實現這種理想的唯一障礙是學生自己的學術準備不足，我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討論這部分。沃爾夫辭職後，密蘇里大學總校區所在的哥倫比亞市（Columbia）市長鮑勃．麥克戴維（Bob McDavid），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他恭喜「學生達成了他們的目標」。麥克戴維堅信，我們需要「處理少數族裔的痛苦」，只有當「每個學生都不再受到種族稱號的阻礙，擁有能實現自己夢想的自由時」，我們才「完成該做的事」。
這裡破天荒開了先例，任何學生示威者若能說服大學橄欖球隊或籃球隊罷練，就有辦法比平時更快使校方屈服。行政的貪婪和校友的狂熱，使得大學運動產業成為校園中最強大的力量。一旦最新的種族煽動能說服這個龐大勢力的支持——通常是眾多黑人運動員現身訴求——那麼軟弱的領導階層就會徹底拋棄現實原則。
然而，即使不利用體育校隊做為抵制工具，透過用種為族藉口，鬼話胡說一番的方式來接管大學校園，看來也是無往不利了。在一段惡名昭彰的影片中，耶魯大學一名黑人女學生於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對她的舍監尖叫詛咒，令人對學生狹隘自我中心的特權感不寒而慄。然而，這種情況從未被真相給撥亂反正，他們更是從不克制自己的舉措。「安靜點！」她對快要凍僵的舍監尖叫：「你他媽的為什麼要接受〔舍監〕這個職位，哪個他媽的請你來的？！」她繼續用力地自以為是大嚷：「你晚上不該睡覺！你太噁心了！」
舍監的妻子——兒童心理學家艾瑞卡．克里斯塔基斯（Erika Christakis），最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建議，耶魯的多元文化主義官僚組織無須監督學生的萬聖節服裝。結果，這封郵件引發近千名教職員、院長和學生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指控她種族主義並白人至上，並呼籲學校應該立刻解雇她和她的丈夫，離開校園宿舍。之後，大約一百名左右的少數族裔學生圍堵她的丈夫——著名的醫師和社會學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在大學廣場進行了長達一小時的辱罵，包括尖叫要他「安靜！」以及同樣恐怖的粗魯行為。「你真噁心！」另一名學生尖叫，「我希望丟掉你的工作。你看著我的臉，你要知道對這所大學來說，對學生來說，還有對你自己來說，你都令人萬分失望；你二十秒前、一天前和一個月前都是個噁心的男人。」《時代》雜誌曾評選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為二〇〇九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但學生才不買單。當克里斯塔基斯溫和地告訴學生，他正試著瞭解他們的困境時，一名高大的男人大步走向他，在離他臉只有幾英寸之處，以命令語氣要克里斯塔基斯看著他（其實克里斯塔基斯本來就在看他了）。克里斯塔基斯隨後以安撫的姿態，擁抱了阿卜杜勒—拉薩．穆罕默德．撒迦利亞（Abdul-Razak Mohammed Zachariah），但是撒迦利亞斥喝克里斯塔基斯要明白，「現在的情況不需要你微笑」。另一位女學生亞歷山德拉．齊娜．巴洛（Alexandra Zina Barlowe）則大叫說，克里斯塔基斯對於言論自由的呼求，創造了「校園裡容忍暴力發生的空間」。克里斯塔基斯回答：「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巴洛則對他大喊：「你同不同意並不重要……這不是在辯論。」
沒有一名校方人員因為學生的不服從舉止而譴責他們。
相反地，耶魯大學校長彼得．沙洛維（Peter Salovey）發表一貫討好的遺憾聲明，表達了耶魯少數族裔學生遭受的苦難。他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寫道：「他們擔憂並尋求幫助的呼聲，清楚表明了有些學生在校園裡過得很辛苦。」十天後，他又進一步表示同情：「在這個校園的三十五年中，我從未像過去兩週那樣，對於我們的社群及其體現的所有期望，同時覺得感動、考驗並受到鼓舞。你們提供我從你們身上傾聽和學習的機會。」
萬一有人對校方的同情心產生誤解，那我要告訴你，耶魯大學後來以「為種族和族群關係服務」的成就，在巴洛和撒迦利亞兩人畢業時授予獎狀。耶魯大學稱讚巴洛的「婦女主義、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表現」，以及她教會同儕、教職員和校方的「包容性的領導力」。但很顯然，那種包容性的領導力不需要尊重辯論。
艾瑞卡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夫婦的整個職涯，都致力於促進社會正義。儘管如此，艾瑞卡．克里斯塔基斯辭去了耶魯大學的教職，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則取消了他二〇一六年的春季課程，因為學生到他們家門前抗議，並用粉筆在他家臥室窗外寫下充滿敵意的文字。在一些學生拒絕從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手上接下文憑後，這對夫妻於二〇一六年五月辭去學校舍監的工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效率都還比不上這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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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也發生了屈服於學生的類似事件（但少了咒罵）。當時有數十名學生闖入學校行政大樓要求保護，因為有人在校園人行道上用粉筆寫了「二〇一六川普」的口號。學生表現出脆弱的受壓迫模樣，如今已成了標準的心理劇，屢見不鮮；他們說，在人行道上看到川普的名字，證實了身為少數族裔在埃默里校園內並「不安全」。大二的強納森．佩瑞薩（Jonathan Peraza）帶領據稱受到創傷的學生高呼：「你們沒有在聽！出來和我們對話，我們很痛苦！」
當埃默里示威者進入行政大樓時，他們引用《共產黨宣言》 （可能是他們聽過的唯一政治理論）來表達自己的困境：「為自由而戰是我們的責任，贏得勝利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彼此相愛，相互支持。除了枷鎖，我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
抗議的重點是要顧及感受。「我們有何感受？」抗議領袖佩瑞薩問他同病相憐的受難者，答案與目前在校園占主流的新維多利亞時期感傷主義一致，是「沮喪」和「恐懼」。「我（在這裡）應該要感到舒適和安全才對，」一名學生告訴校刊《埃默里車輪報》（Emory Wheel）的記者，「我不該在學校裡感到害怕。」
埃默里示威者把他們因川普所引發的「痛苦」和「不安全」，借題發揮到雇用更多多元化官僚這個司空見慣的要求。學生還用一個模因來辯解為什麼「平權行動」所招收的學生，在學術表現上不具競爭力——因為他們為自己創造一個安全空間的需求太沉重了。埃默里一位學生告訴校長詹姆斯．華格納（James Wagner）說：「有色人種在學術上之所以辛苦掙扎，是因為他們太過專注於建立一個安全社群。」
撇開學生要求保護、不受政治言論侵害（在人行道上用粉筆寫「二〇一六川普」不能被歸類為挑釁）先不談，他們的自我形象是被弄得可憐兮兮的無產階級，為了安全和支持，大家蜷縮在一起。當然，這純屬幻想。實際上，他們極幸運，享用並接觸到無限的知識、科學和社會資源，這是專制時代的每個君王都稱羨的。任何想讓學生做好準備而能與現實建立起客觀關係的校方人員，都會試圖傳達這個真相。相反地，獎勵學生的妄想與自憐，只會增加以下可能性：他們無法利用垂手可得的大量知識財富帶來的益處，反而懷憂喪志，終日耿耿於懷。但是，華格納校長卻步上幾乎所有大學校長的後塵，在面對學生聲稱「不安全」時，也和其他校長一樣束手就縛。
最初，華格納拒絕寄出電子郵件，批評那些支持「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川普」的人，這點值得讚許，但他終究發了一封公文，證實學生自憐自艾的各個面向。他告訴「埃默里的社群」，學生認為用粉筆寫的支持川普的口號「令人生畏，因此表達了真實的擔憂和痛苦」，而且他「不能以政治偏好或過於敏感為由，忽略他們表達出的感受和擔憂」。
因此，他宣布一項四點計畫，以「體認、傾聽並尊重這些學生的擔憂」。這項計畫包括「以正式程序制度化地針對社會公正的機會和問題加以辨認、查核及解決」。他承諾每年舉行一次種族正義靜修營，並設置更好的偏見舉報和回應程序。根據《埃默里車輪報》，校方會調閱監視錄影帶，來指認用粉筆塗鴉的人，並提交至「違規行為的處置程序」，予以裁定用粉筆塗鴉是否違反需事先獲得批准的規定。如果粉筆寫的換作是「二〇一六希拉蕊」，校方是否會執行同樣的政策和程序？
對於言論自由，華格納不過是在講場面話，只是用「安全空間」的術語來圓場罷了：「作為學術群體，我們必須重視和鼓勵人們表達思想，進行激烈辯論、言論、異議和抗議。與此同時，我們對尊重、文明和包容的承諾，要求我們提供安全的環境來激發並支持人們勇敢地探索。」 為什麼「勇敢地探索」需要「安全的環境」？如果探索是「勇敢的」，想必可以抵擋大學校園那種嬌寵的溫室環境。
所有採用「安全空間」進行巧辯的大學校長都迷失方向了，這樣的巧辯意味著在他們的校園裡，有個地方並不「安全」，而這全是謊言。華格納是受過正規訓練的工程師，這表示即使有實證基礎的科學背景，也沒替他打好預防針，對於學生的神經衰弱免疫。
華格納在他向校園發布的訊息中附和了耶魯的觀點：頌讚示威者，因為他們教會他很多事。華格納寫道：「我從昨天的每一場談話中都學到了東西，並且知道進一步的談話是必要的。」這令人想耶魯校長沙洛維給搗亂學生那封令人作嘔的情書。
顯然，埃默里大學的學生在政治辯論中需要一些入門公民課程。他們在人生旅途中，可能會遇到更多令他們強烈反彈的候選人名字，屆時他們將沒有校園官僚機構可以尋求保護；而這已是當今學生遇到任何令他們不悅的行為時會有的反射反應。對於你不同意的政治言論，成熟的回應應該是論證。不過，我認為比起告訴他們言論自由的價值和民主說服的過程，埃默里大學學生需要的甚至是更基本的東西——他們需要停止為自己感到難過，視自己為優秀大學的一員，並以此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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